再说《御制大诰续编》。

《御制大诰续编》的颁布时间，是洪武十九年（1386）的年中。除了继续痛斥官吏集团，《御制大诰续编》也将洪武时代的百姓纳入核心批判对象当中，意即“洪武时代的百姓不行”。朱元璋在序言里写得明白：

上古，好闲无功造祸害民者少。为何？盖谓九州之田，皆系于官，法井以给民，民既验丁以授田，农无旷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闲食者少。其井闾之间，士夫工技，受田之日，验能准业，各有成效，法不许诳。由是士农工技，各知稼穑之艰难，所以农尽力于畎亩，士为政以仁，技艺专业，无敢妄谬。维时商出于农，贾于农隙之时。四业题名，专务以三：士、农、工，独商不专，易于农隙。此先王之教精，则野无旷夫矣。今朕不才，不能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愚夫愚妇，效习夷风，所以泯彝伦之攸叙。是致寿非寿，富非富，康宁不自如，攸好德鲜矣。考终命寡闻，奸恶日增。[《御制大诰续编·序》，《洪武御制全书》，第789页。]

大意是：上古时代的百姓才是好百姓，明帝国的百姓差得太远。上古百姓之所以好，是因为“九州之田”全归官家所有，全控制在朝廷手中。朝廷按人头将土地分配给百姓耕种，再按人头向百姓征税，所以农夫中不会有游手好闲之人。“士”（读书人）与“工”（工匠、手艺人）也是一样，在朝廷的管控下，他们不会走上“诳”和“妄谬”的歧路。至于“商”，只能在农耕间隙偶尔为之，不允许成为一种独立职业。故此，上古时代的国家里，是找不到游民（旷夫）的。反观我大明朝，情况却全然相反，到处是“效习夷风”的“愚夫愚妇”，自元人处沾染了一身毛病，最后“寿非寿，富非富”，既保不住性命，也保不住财富。总之是寿终正寝者太少，奸恶之徒却一天比一天多。

大明朝的百姓堕落至此，该如何挽救？当然是再度祭出《大诰》这一法宝。朱元璋说：

朕皇皇宵昼，思治穷源。无乃旷夫多，刁诈广，致有五福不臻，凶灾迭至，殃吾民者，为此也。今朕复出是《诰》，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罪罪之，具条于后。[《御制大诰续编·序》，《洪武御制全书》，第789页。]

意思是：祸害我大明朝百姓者，主要是那些刁滑狡诈的游民（旷夫）。这部《御制大诰续编》，便是专为惩治这些游民而作。《御制大诰续编》颁布到全国各个角落后，所有臣民须一体遵从。违者将严惩不贷。

不遵守《大诰》有罪，印制的《大诰》里出现错别字，同样有罪。洪武十九年（1386）冬，监察御史丘野向朱元璋报告说，《御制大诰续编》颁布下去后，各地翻刻印刷，“字多讹舛，文不可读”，许多刻本有错别字。丘野建议“穷治而罪之”，深入调查那些有错别字的刻本，对参与刻版印刷者来一场大整顿乃至大诛杀。朱元璋很重视这件事，下旨说：之前颁布的《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字微画细”，翻刻的时候难免有错，现在再颁布一个大字体版本。此后“敢有仍前故意差讹，定拿所司提调及刊写者，人各治以重罪”，若再被发现有错别字，相关人员就等着被治以重罪吧！朱元璋还说，自己之所以要亲手编写两部《大诰》，全是因为“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这大明朝里不合格的官吏与不合格的百姓实在太多。为了改进大明朝臣民的质量，这两部《大诰》必须做到“家传人诵”。[《御制大诰续编·后序》，《洪武御制全书》，第855—8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