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桓案”与“空印案”“胡惟庸案”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是此次遭殃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以郭桓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以及他们的亲属，还包括大量的普通百姓。据《明史》记载，此案的结果是：

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二》，第2318页。]

“数万人”被诛杀这个数据，不是文学修辞上的夸张。按王春瑜《简明中国反贪史》的说法，这个“数万人”大约是八万余人[王春瑜：《简明中国反贪史》，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实际上，此案被杀者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连朱元璋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杀了多少人，他只能在《大诰》里说“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御制大诰·朝臣优劣第二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760页。]。《明史》中的“数万人”，或许正是来自《大诰》的这段文字。但有一个数据是大体清楚的，即明帝国自中央六部而下至府县地方官，这套官僚系统的人数，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两万余人。朱元璋不可能将官僚集团杀个干干净净——他至少还需要保留一个比“郭桓贪污集团”更大规模的官僚系统，来替他办理“郭桓案”。所以，可想而知，倒在朱元璋屠刀之下的“数万人”里，大部分属于普通百姓。数万人被杀，入狱、受刑（如挑筋、断足等酷刑，均见于《御制大诰》）、流放者以十倍计之，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普通人，成了这场以反腐为名的政治运动的牺牲者。

“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指的是朱元璋下令追查“二千四百余万精粮”的去向，最后闹到明帝国中等家资之人全部破产。据《御制大诰》，朱元璋制定的追赃办法是这样的：

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其令斯出，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呜呼！君子见而其政尤勤，小人见而其心必省。[《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761页。]

大意是：六部有人贪污腐败，必须追究赃银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发现赃银来自布政司，就将布政司抓捕归案，问出他行贿用的赃银从哪里来，可想而知一定是来自下面的府。再把府里的官员抓来，讯问出他行贿用的赃银来自哪里，可想而知一定是来自更下面的州。再把州的官员抓来讯问，结论一定是更下面的县。再把县里的官员抓来讯问，最后一定会指向百姓。如此，祸害民众的官员，就可以全部都被查出来。全国的所有司法机构，必须严格按照我设计的这套办法去做，要让奸臣们全部无处可逃。

话说得如此漂亮，为何造成的最终结果，却是明帝国的中产之家全部破产？

要解释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介绍一项朱元璋的制度创新——粮长制。

这是朱元璋在传统官僚系统之外另设的一套系统。该制度始于洪武四年（1371）。实施范围包括浙江、直隶（南京）、湖广、江西、福建等地。简要说来，就是以纳粮一万石为标准（也会顾及地理因素，某些地区可能超过一万石，有些地区则不足一万石），来划分税粮缴纳区域，每个区域由政府指定一名大户充当粮长、两名大户充当副粮长，由他们负责税粮的征收与运输工作，但朝廷并不向粮长们发工资，也不提供任何活动经费。

朱元璋发明这项制度，有三个目的。

第一，将朝廷征收税粮的行政成本最大限度地转嫁给地方大户。大户所拥有的资产，也可以成为朝廷税粮征收上的一项“保证”。当税粮无法正常征足时，大户们常被迫以个人资产来抵充税粮。

第二，农户纳税需将税粮运送至州县仓库，每户人家单独运输成本极高，且容易遭遇收粮官吏的刁难盘剥，所以历朝历代都会很自然地出现有背景的“揽纳户”，百姓将税粮交给“揽纳户”并提供一定报酬，再由“揽纳户”将税粮送往州县。但“揽纳户”也存在问题，他们如果与州县官吏勾结，垄断税粮的缴纳渠道，农户有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缴上税粮；而最让朝廷头疼的，是有些“揽纳户”可能会骗粮，收下农户的税粮之后却不将其送往国库，反自己囤积起来贱买贵卖。朱元璋认为，大户“有恒产者有恒心”，让大户担任粮长来取代良莠不齐的“揽纳户”，是一种“以良民治良民”[《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丁丑。]的好手段。

第三，朱元璋希望粮长可以自成一套汲取体系，以替代他不信任的官僚集团。粮长制设立前夕，朱元璋曾对中书省发表谈话，批判胥吏与儒生皆不称职，随后便下诏搜罗“业农而有志于仕、才堪用者”[《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四，洪武四年四月辛卯。]。同年创设粮长制，正是这一用人理念的制度化。[梁方仲认为，朱元璋设立粮长有四个目的：第一，免除胥吏的侵吞；第二，取缔揽纳户；第三，征收手续简化，利便官民；第四，争取富民对政权的支持，主要是指粮长有机会被皇帝直接指派为官。见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8页。]

粮长的主要职责，是催征、经收和解运税粮。催征是挨家挨户向粮区内的农夫催税；经收是农户的税粮统一交由粮长保存管理（如果州县缺乏仓储设施，粮长还要个人出钱负责建设仓库保存税粮）；解运分存留和起运两块，存留是将粮食留在本地，起运则需要粮长个人出钱负责将之运往指定地区，或是京城，或是外地军队驻地。

如果不能足额、按期完成朝廷派发的税粮征收任务，粮长们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山阴人诸士吉，在洪武初年被任命为粮长，结果因催粮问题得罪了人，不但没收到税粮，还被诬告入狱。诸士吉本人被判了死刑，两个儿子也一同连坐。只剩一个八岁的女儿诸娥，由舅舅带着前往南京喊冤。当时有大量的百姓前往南京喊冤，为节省行政成本，官府出台了一项规定，喊冤者必须先滚钉板，否则不受理诉状。诸娥遂“辗转其上”（大概也是被舅舅逼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让案件得到重审的机会。[《明史》卷三○一《列女一》，第7692页。即便没有“郭桓案”，洪武时代的粮长们也始终生活在随时可能家破人亡的胆战心惊当中，具体情形留待后文谈“粮长瞿仲亮案”时，再做介绍与分析。]

粮长们可能得到的回报有两种：一，粮长办差前领取勘合得去京城，收税后送粮也得去京城，均有机会获得朱元璋的接见（朱元璋经常同时对成百上千名粮长实施训话），如果应对得当，有可能直接被提拔为官。像浙江乌程的粮长严震直，被朱元璋相中后一路升至尚书。此外，朱元璋如果心情好，也会给粮长们集体“赐钞”，也就是发奖金。二，粮长拥有法外特权，“杂犯之罪”可以用钱来赎。所谓“杂犯之罪”，指的是与粮长本职工作无关的罪行。此外，粮长还可以介入地方诉讼，向皇帝报告粮区内的荒情与灾情，举报粮区内的贪官污吏与抗拒税粮的顽民等。朱元璋赐予粮长这些权力，目的是让粮长系统与地方官僚系统可以互相监督。

这些回报里，唯一略具实际价值的，是“杂犯之罪”可用钱来赎。洪武时代以严刑酷法治国，这项特权多多少少给粮长们增添了一点安全感。当然，朱元璋也不是平白无故赐予粮长这项特权。他知道，朝廷制定的税赋额度很沉重，粮长去替朝廷征收税赋，但凡认真做事，一定会得罪人。得罪人，大概率就会被人罗织举报。朱元璋既没有天真到相信粮长全部奉公守法，也不愿耗费行政成本去核查每一条针对粮长的举报是否属实。允许粮长拿钱来“赎罪”，就成了对朱元璋最有利的处理办法——既可以维系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方针，对粮长也有约束，却又不至于太过挫伤粮长的积极性，同时还能削弱乃至消灭大户，让明帝国的底层趋于贫困化和原子化。只许赎“杂犯之罪”的意味深长之处，也恰在这里：朱元璋可以容忍粮长们欺压底层百姓，允许他们出了问题拿钱来赎罪，朝廷得了钱，粮长也能保住命；但他绝不容忍粮长们在收取税粮时营私舞弊，因为那会破坏明帝国汲取系统的正常运转，而这套汲取系统，与明帝国的生死存亡直接相关。

“郭桓案”造成“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的空前恶果，与粮长制有很直接的关系——按朱元璋“凡缺额即贪污”的逻辑，自中央到地方到基层，一级级往下追赃，最后追到的终极责任人，一定会是基层人员，其中就包括负责征收税粮的粮长。这些粮长，正是明帝国“中人之家”的核心代表。简言之便是：粮长制是一道桥梁，让“郭桓案”的风暴，以一种非常低的行政成本，从官场直接刮入了民间。

基层官员确实存在贪污腐败。然而，正如前文所言，造成明帝国税粮出现巨大缺额的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制定的官田税额太高，即便基层官员全部化身为酷吏，也难以完成——像苏州知府陈宁那样用烧红的烙铁来逼迫百姓交粮，普及起来行政成本过高，也会损害朱元璋的施政形象。“郭桓案”中，大量的中央官员被捕杀——按朱元璋的统计，至少包括“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阖部等，刑部尚书王惠迪、侍郎葛修阖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阖部等，工部侍郎麦志德阖部等，礼部尚书赵瑁阖部等”，也就是户部、刑部、兵部、工部、礼部的几乎全体官员。这些人在供词里异口同声说，之所以会有巨大的税粮缺额，是因为税粮很难收上来。但朱元璋拒绝承认这一点，他在谕旨里如此定性这批中央官员的供词：

罪已分明，及其问赃下落，尚恶不已，为此掩其杀身之计，不将实寄所在供招，太半妄指平民为实。[《禁戒诸司纳贿诏》，洪武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洪武御制全书》，第265页。]

大意是：这批罪大恶极之人，被追问赃物下落时，仍在继续作恶。为了逃避杀身的惩罚，不但不肯将赃物的真实窝藏地招供，反而集体推脱，说问题出在民众没有把税粮缴上来。

然而，朱元璋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问题确确实实出在了他制定的税粮额度过高，已让民众负担不起。他在追赃问题上一味压迫各级官员，各级官员会去压迫谁，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大诰》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案子：大名府开州的州判刘汝霖，是一名“耆儒”，也就是年高德劭的儒者。朝廷将北平布政司贪污的赃款一级级往下追查，落到开州时，“本州官吏罗从礼等，分寄一万七千贯”，也就是开州的官吏罗从礼等人被认为要负责上交一万七千贯的赃款。刘汝霖在执行追赃工作时，没有直接去找罗从礼等人，而是“帖下乡村，遍处科民，代陪前项钞贯。……甚至禁锢其民，逼令纳钞。其帖之词曰：‘民不以朝廷追赃为重。’”[《御制大诰·开州追赃第二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759—760页。]——刘汝霖的做法，是下发文件到乡村，让民众缴纳钱钞，来补足朝廷的追赃数额；文件里有责备民众“不以朝廷追赃为重”这样的话，还对民众实施逮捕关押，逼迫他们缴纳钱钞。

刘汝霖被朱元璋下旨，公开处斩于开州的市集之上。在叙述这桩案子时，朱元璋一直着力于渲染刘汝霖的罪恶，但从这种渲染里，仍透露出了一些反常的信息。比如罗从礼这些开州的官员既然已被朝廷定性为贪污犯，政治前途已经完了，大概率要充军发配乃至掉脑袋，刘汝霖为什么不选择从他们身上把赃款榨出来？再如，地方政府要敛财，可以捏造许多“合理”的名目，刘汝霖下发到乡村的文件，却公然写明这次收钱是为了补足朝廷的“追赃”，他是白痴吗？《大诰》里不经意存留下的这些反常信息，只有与“朝廷所谓的追赃额度，很大一部分其实属于百姓的未缴税粮”这一事实结合在一起，才能变得合理起来。

“刘汝霖案”中的这类反常情节，在《御制大诰》里随处可见。比如，朱元璋讲，陕西的追赃情况是：入狱的赃官赃吏已经“招出民人官吏，指定姓名，各寄钞银、毡衫、毡条、毡褥、毡袜、头匹等项”，也就是依照朝廷的办案思路与刑讯期望，招出了自己的赃款赃物寄存在哪里。朝廷让陕西方面“各照姓名坐追”，按供出的名单挨家挨户去追缴。结果却是“其布政司、府、州、县闻此一至，且不与原指寄借姓名处追还，却乃一概遍府、州、县民科要”[《御制大诰·陕西有司科敛第九》，《洪武御制全书》，第753页。]——陕西的省、府、州、县官员，并不按招供名单追赃，反向本省百姓要钱。朱元璋痛斥陕西全省官员“害民无厌，恬不为畏”。但问题是：如果照朝廷提供的赃款赃物寄借名单，可以顺利完成追赃任务，陕西的这些大小官员，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在牢里的、在名单上的那些“民人官吏”，他们的人生很明显已经走到了尽头，陕西的大小官员有什么必要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继续维护他们吗？陕西的“布政司、府、州、县”全都脑子不好吗？

再如，在朝中担任通政司经历的张梦弼，被认定与在老家的父亲同谋“私递赃私”。朝廷审讯得到具体的寄借赃款赃物的名单后，就让山西沁水县去追赃，结果却是该县的县官朱坦等人“不于本家追取，一概以为营计，科敛吾民，扰动一县，代奸陪赃”[《御制大诰·张梦弼私递赃私第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755页。]，不但没有按名单去追赃，反向本县百姓摊派。通政司是朱元璋设立的一个呈转四方奏章的中间机构。无论是哪里来的奏章，都送到通政司，再由通政司传递到朱元璋处。这个机构的核心作用，是为了削弱中书省的相权，让朱元璋可以畅通无阻地掌控所有奏章。但是，在整个洪武时代，通政司只有传递奏章的义务，没有拆封任何奏章的权力。所以，通政司并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权力部门，“通政司经历”更只是该部门下的一个很小的办事官。可想而知，沁水县的官员，实在犯不着拿自己的前途冒险，来维护人生已走到尽头的张梦弼父子。那他们为什么不按名单追赃？除非这些官员脑子不好，否则唯一的解释便只能是：按名单追赃，远不能凑足朝廷指定的赃款赃物额度。

朱元璋的权力无远弗届。他能杀掉一个刘汝霖，也能杀掉一千个一万个“刘汝霖”，但他没有办法杀光所有的“刘汝霖”，因为正是他自己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刘汝霖”。于是，结果便成了朱元璋所言的“朝廷著追某人寄借赃钞，皆不于某人处正追，却于遍郡百姓处，一概科征代陪”[《御制大诰·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773页。]——朝廷命令地方政府向某个具体的贪官追赃，然后地方政府几乎全部选择将“追赃”的款项摊派给本郡百姓。自然，这被剥削摊派的本郡百姓，又以具体负责税粮征收的粮长和富户为主。天下中产之家，遂因此全部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