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人陈寿六，突然成了洪武时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按朱元璋《御制大诰续编》里的说法，这位江苏的普通农民平日里常受到当地“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的侵害。忍无可忍后，陈寿六与自己的弟弟、外甥联手，将顾英绑起来，手持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来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陈二十锭银钞，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免除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并下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报复陈寿六，我会将其“族诛”！如果陈寿六仗着我的名头横行乡里，我也不会庇护他。但是，“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地方官员无权决断惩处陈寿六的过失，需将他召到京城，由朱元璋亲自审理。末了，朱元璋赞扬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御制大诰续编·如诰擒恶受赏第十》，《洪武御制全书》，第802页。]

如此这般，陈寿六便成了归朱元璋直接领导的明帝国天字第一号百姓。

陈寿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间千万个类似故事中的突出一例。洪武十八年（1385）、十九年，在通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百姓们带着干粮，三五成群或百十为伍，押着几个手脚捆绑结实的富民或者胥吏，匆匆赶路。遇有官吏盘查，便从怀里掏出几本小册子。见到这些小册子，官吏们立刻收起威风，恭请他们过关。

这种场景的起因，是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1385）颁布的《大诰》里，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号召百姓举报贪官并抓捕害民胥吏。采取这种破天荒的做法，或许是缘于胥吏殴打钦差之类的事件频发，让朱元璋深感依赖军队（钦差旗军）与近侍（钦差舍人）去整肃官吏是不够的，运动的规模与深度必须进一步扩大。

朱元璋首次明确鼓动底层民众站起来与害民官吏作斗争，是在《御制大诰》的第三十六条：

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连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凡奏是奏非，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奏。且如府官善政，概府所属耆老，各县皆列姓名具状。其律内不许上言大臣美政，系干禁止在京官吏人等毋得徇私党比，紊乱朝政。在外诸司，不拘此律。[《御制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765—766页。]

大意是：从布政司而下到各府州县，若有官吏在朝廷的名目之外另设项目压迫百姓谋取钱财，允许境内的“耆宿”联名进京告状。地方官吏若是清廉能干爱护百姓，也允许境内的“耆宿”和“士君子”联名进京表彰。无论是告状还是表彰，均不许纠集三五人、十余人便轻率赴京。比如要向朝廷汇报府官的善政，便需有该府下属各县所有的“耆老”联合署名才行，而且不许以朝中大臣为联名表彰对象。

不许百姓们三五人、十余人便进京告状（表彰），是为了降低受理诉状（表扬信）的行政成本。但要取得本地所有“耆老”的签名也很不现实。所以，在《御制大诰》第四十五条中，朱元璋又给出了一项补充规定：

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769页。]

意即，每年年末之时，允许民众以五六十人、百余人、三五百人乃至千余人的规模，赴南京告状揭发祸害民众的官吏。

为免告状者遭到刁难，朱元璋还在《御制大诰》第四十六条里宣布：

凡布政司、府、州、县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务者，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知面奏，即时放行，毋得阻当。阻者，论如邀截实封罪。[《御制大诰·文引第四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770页。]

意思是：但凡集体进京告状者，即便没有文件路引，各处关隘也要放行，否则按“邀截实封”论罪。“邀截实封”即阻截给朝廷的密奏，依律当斩。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允许民众集体进京告御状的政策虽然“官、吏”并提，但这主要是针对官员的。对于胥吏，《御制大诰》制定了更激进的政策，百姓无须进京告状，便可直接将“害民胥吏”抓捕起来，捆绑送入京城：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拿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御制大诰·乡民除患第五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776页。]

总之：一，对于害民官员，百姓只有进京举报的权利，即所谓的“有司不如命者，民赴京诉”[《御制大诰续编·遣牌唤民第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804页。]；对于害民胥吏，百姓则可直接将其抓捕进京。二，举报害民官员，有联名者身份和人数方面的限制；抓捕害民胥吏，“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皆可为之，且无人数限制。

之所以针对害民官员的政策更保守，针对害民胥吏的政策更激进，是因为朱元璋明白，官僚系统是明帝国维持运作所必需的统治基础。放任民众直接冲入衙门抓捕官员，即意味着明帝国的官僚系统会彻底瘫痪。在发动群众这件事情上，朱元璋是大胆的，也是谨慎的。

这种官与吏区别对待，自《御制大诰》一直贯穿到《御制大诰三编》，从来没有变更过。《御制大诰三编》第三十四条写得很明白：

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当者，其家族诛。[《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917页。]

明代衙门有“三班六房”。“三班”指的是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六房”指的是与六部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设衙役，六房设胥吏。朱元璋说，若有官吏害民，百姓可以“旁入公门”，将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胥吏抓起来绑送京城。但百姓们无权抓捕官员，只能进京举报。考虑到官员与胥吏往往一体，必会试图阻碍百姓抓胥吏，所以《大诰》里又威胁说，若有官员胆敢阻挠，必将诛其族。

朱元璋相信自己发现了整顿吏治的绝妙法门。他自信满满地对明帝国的百姓们说：“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917页。]只要百姓们积极响应，用不了一年，天下所有贪官污吏都会被迫改邪归正，成为贤能之士。陈寿六能够成为由朱元璋直接领导的天字第一号百姓，便是因为他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朱元璋的号召，正所谓“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惟常熟县陈寿六”。

破天荒的新政策需要一个鲜活的榜样，陈寿六正好踩在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