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朱升一案》曾提到，朱元璋为洪武时代制定的胥吏配备标准过低，由正规渠道招募的胥吏人数严重不足，导致地方官员必须私自雇佣临时胥吏，才能完成朝廷摊派的汲取与控制任务。这些临时胥吏，很快便引来了朱元璋狂风暴雨般的打击。

“抓害民者运动”开启后，朱元璋在《大诰》里以物资赏赐来鼓动百姓，号召他们将这些临时胥吏抓捕入京：

今所在有司，故违法律，滥设无藉之徒。其徒四业不务，惟务交结官府，捏巧害民，擅称的当、干办、管干名色，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今再《诰》一出，敢有仍前为非者，的当人、管干人、干办人，并有司官吏，族诛。《诰》不虚示。设若《诰》不能止其弊，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御制大诰续编·滥设吏卒第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804页。]

“的当人”的意思，大概相当于值班者、轮值者，“管干人”与“干办人”可以简单理解为“管办某司公事者”“干办某司公事者”[龚延明：《简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的当人、管干人与干办人，皆是明代以前便有的名目。]。在洪武时代，这类名目往往指衙门招收的临时工。朱元璋不许衙门招收临时工，遂鼓励乡村良民里的“豪杰者、高年者”，若发现有这类临时工，便可将他们抓捕起来送入京城。抓住一人，赏银钞二十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朱元璋宣布临时工要被诛族，招募临时工的“有司官吏”也要被诛族，但他鼓励民众抓捕的对象仅限于临时工，奖赏政策也只针对抓捕临时工。

《御制大诰三编》里记载了一桩颇有助于理解上述政策的案子。据朱元璋讲，案件发生在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该县主簿汪铎等人“妄起夫丁，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向民间征召壮丁，有人不想去便需缴纳五匹绢。结果派下去征召壮丁的“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也就是那些临时工，皆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给抓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半路，何浚等十名临时工幡然悔悟，与抓他们的三十四名乡民结成合作关系，转而前往县衙“将害民工房吏张进等八名绑缚起行”。于是，乡民加临时工共计四十四人，押着八名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衙门工房胥吏，浩浩荡荡启程往南京走。走出县城四十里，县衙主簿汪铎等人追了上来，对众人说：“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结果自然是恳求无效。胥吏们最终被绑送到了南京，案子也被送到了朱元璋的面前。[《御制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904页。]

这桩案子有两处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处是衙门招收的临时胥吏被民众抓捕后，转而投靠了民众，而民众也愿意接受这种投靠。这大概是因为临时胥吏来自民间，与这些民众本就存在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乃至宗族关系——为了保证税赋和壮丁的汲取，衙门选派去征税征丁的临时胥吏，往往便来自征税征丁地区。第二处是众人冲入县衙后，只抓捕了负责摊派劳役的工房胥吏，没有去碰县衙主簿汪铎这些基层官员。显然，以“耆民赵罕辰”为首的这批百姓，深入领会到了朱元璋《大诰》里的政策细节，知道胥吏可以直接抓，但官员还不能碰。

那么，是不是洪武时代的百姓，便绝对无权抓捕官员呢？也不是。朱元璋很谨慎地开了一道小口子，允许百姓在特定情况下抓捕官员：

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御制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805页。]

洪武年间，朱元璋长期实施“不许官吏下乡”的政策（与之配套的是粮长、里长与遣牌唤民等制度）。该政策的目的是防止官吏扰民索贿，避免激化民众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朱元璋希望以粮长、里长等制度，作为沟通衙门与乡民的缓冲。衙门有事便压给由富民担任的粮长与里长，再由粮长与里长将负担压给民众。若是官府发现赋税没有征足、劳役数量不够，也会将惩罚施加在粮长与里长身上，而非直接去压迫百姓。如此，百姓有怨便会聚焦于同属乡民的粮长与里长，而非官府衙门。大体而言，洪武时代的粮长与里长的性质，约等于地方政府的“包税人”和“承保人”。除了粮长与里长，乡村中不被允许存在任何其他权威；而粮长与里长由乡村富户担任，“皆岁更”，也就是每年一换，又排除了他们在基层培植力量的可能性[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69页。]。结果便是粮长与里长只有替官府征税征丁、替官府背害民黑锅的义务，而无其他福利，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理解了“不许官吏下乡”政策的背后存在这样一番“深谋远虑”，便不难明白，朱元璋为何不满足于仅仅用严刑峻法去惩办那些坚持下乡的官吏（就治理地方而言，基层官员其实是有必要下乡的；就收取贿赂而言，基层官吏也有下乡的欲望），还要特意开口子允许“高年有德耆民”（有好名声的老人）率精壮将下乡官吏抓起来绑送京城。允许百姓在村里抓捕官员，不同于允许百姓冲入衙门抓捕官员，朱元璋不担忧明帝国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集团）因此崩坏。

新政策确实产生了一些效果。《御制大诰三编》里总结说：“朕见府、州、县官吏苦民极甚，特不许有司差人下乡，有司官吏亦不许亲自下乡。法已行，官吏守者且有一半，民甚安矣。”朱元璋认为有半数官吏为了保命，遵守了不准下乡的规定。随之而来的，却是税赋与壮丁的汲取发生了困难：“有等恃倚《诰》文，非理抗拒有司，里甲粮长不肯趋事赴工，以致家破人亡者多矣。”[《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63页。]有些百姓仗恃着《大诰》，抗拒官府的征税征丁，里长与粮长也不肯努力替官府去做汲取工作，因此受到惩处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典型者，如“顽民余永延等故行抗拒，不服牌唤，三牌不至者二百五十一户”，“顽民人刘以能，不止三牌不行，倒将承差人绑缚赴京”。[《御制大诰三编·民违信牌第三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918页。]

里长与粮长们“不肯趋事赴工”的做法很容易理解。以粮长为例，他们是乡民的一分子，本无动力去替官府压榨乡民（洪武时代官田的赋税很高，征税形同压榨）。官府逼得紧，不压榨乡民，粮长便需自己出血来补足差额，于是只好压榨；但若压榨过程中造成冲突，粮长又会被扣上“为富不仁”“虐吾良民”之类的帽子，被拿来开刀以安抚民心。做了粮长，便等于被架到了火上烤，无论怎么翻动怎么腾挪，都只有被烤熟一种结局。官吏不再被允许下乡，意味着官府施加的压力变小，本就厌恶承担压榨工作的里长与粮长们，自然就要消极怠工。

里长与粮长们消极怠工，官府的赋税与劳役汲取任务完不成，担忧受到惩罚的官吏们就会忧心如焚。于是，就出现了《御制大诰三编》所载的这种悲剧：

同知王复春，先任宜兴县主簿，言常州府官差人下县及乡，扰害官民，诉甚有理，朕即命礼部差人赍朕制谕及酒醴以劳，即升常州府同知。不半年余，本官奸宄并出，亲自下乡，临民科扰。[《御制大诰三编·沽名肆贪第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92—893页。]

这位王复春，曾被朱元璋树为正面典型，是《御制大诰续编》里点名表扬过的优秀官员[《御制大诰续编·有司超群第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01页。]。他做宜兴县主簿时，因状告上级常州知府衙门存在种种害民行为（其中便包括官吏下乡害民），得到了朱元璋的赞赏，朱元璋让进士拿着美酒前往慰问，将其提拔为常州府同知。孰料，这位先进典型去常州府任职不到半年，竟也犯下了“亲自下乡”的罪行。事情捅到朱元璋跟前，他暴跳如雷，下令将其枷项示众，“遍历九州之邑”[《御制大诰三编·沽名肆贪第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93页。]——给王复春脖子戴上枷锁，来一场全国衙门大巡游。

王复春的幸运是偶然，不幸却是必然——遵守《大诰》的规矩不亲自下乡，里长与粮长们便“不肯趋事赴工”，税赋与壮丁就征不上来。征不上来，王复春自己就要遭受惩罚。亲自下乡的代价，是要承受被人告发的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税赋与壮丁汲取不力无法掩饰，亲自下乡却未必百分百会被告发，王复春只能选择后者。这位曾经的先进典型，实际上是一个被朱元璋的新政牢牢困住的可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