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代早期的货币政策，是推行铜钱铸币。未称帝前，朱元璋下令铸造过“大中通宝”，称帝的同一年又下令铸造“洪武通宝”——元末滥发纸钞引起民众恐慌，群雄发行铸币实为一种政治对抗。但铜钱的铸造只持续了数年。洪武八年（1375），天下渐趋稳定，朱元璋便改弦更张，诏令天下改用纸币“大明宝钞”，理由是铜钱多有盗铸者，且铜钱太重不便于商贾贸易。这种大明宝钞，共分为六种面值：最大者一贯（相当于一千文铜钱或一两银子），纸币上印有十串铜钱；次者五百文，纸币上印有五串铜钱；后面的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面值者，皆依次类推。

与纸币的发行相配套的政策是：一，“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与铜钱一起流通，若有伪造者处以死刑，鼓励百姓告发，告发者不但能获得二百五十两赏银，还能得到被告发者的家产。需要注意的是，这部分文字直接印在了大明宝钞上。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若有以金银易钞者听。凡商税课程钱钞兼收，钱什三钞什七，一百文以下则止用铜钱。”——自此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进行交易，鼓励告发，告发者可获得被告发者的财物。但允许百姓拿金银来向朝廷兑换纸钞。纳税时钱与钞兼收，钱收十分之三，钞收十分之七。不足一百文则只能使用铜钱。[《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八，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条。]

虽然朱元璋宣称“大明宝钞”的发行是一项善政，但洪武时代的纸币制度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便是没有以贵金属或其他物资作为钞本（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准备金），纸币的发行毫无制约。按常理，新印刷的纸币需主要以兑换旧纸币的方式进入市场，而不能由政府直接支取（比如直接印刷新纸币来给官员、士兵发放俸禄，直接拿新纸币向民间购买物资）。若非如此，便形同政府滥发纸币向民间隐性征税，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纸币的价值也会随之下跌。遗憾的是，洪武时代恰恰正是这样干的。有统计称：

洪武时期宝钞的投放分为常规性支出和临时性支出两类：常规性支出额逐步达九百万贯；临时性支出在前期并不高，维持在三百万到五百万贯水平，洪武十九年（1386）达一千五百万贯以上，洪武二十一年及其后三年更达六千万贯以上，然每年的回收额前期似只有商税约十五万贯，洪武二十三年前后才达两千万贯，其投放回收比例不仅极不对称，且其支出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与社会经济生产和流通关系不大。[邱永志：《祖宗成例:“洪武货币秩序”的形成》，《史林》2020年第2期。]

上述统计可能仍太过保守——比如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便一次性“赐北平守御及听征官军，钞五千万八千七百余锭，布帛八万二千余匹”[《明太祖实录》卷一百零二，洪武九年七月丙寅条。]。明代的一锭等于五贯。这巨额的“五千万八千七百余锭”纸币，即是由朱元璋命造币机构印刷出来后直接投入市场，既无准备金为依托，也无任何的物资作后盾，纯属“开动印钞机疯狂收税”[当时的制度是：“其宝钞提举司，每岁于三月内兴工印造，十月内住工。其所造钞锭，本司具印信长单及关领勘合，将实进钞锭照数填写，送赴内府库收贮，以备赏赐支用”。可见年年皆印新钞，且印出来的宝钞主要供朝廷直接用于财政支出。见《明会典》卷三十四“户部十九·库藏三·钞法”，钦定四库全书本，第724页。]。如此这般每年往社会上投入数千万贯纸钞的结果，便是大明宝钞迅速出现了贬值问题——洪武二十三年，官定可兑换一千文铜钱的每贯纸钞，在民间已只能兑换二百五十文铜钱（“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洪武二十三年冬十月戊辰条。]）。再过四年，洪武二十七年，每贯纸钞已贬值到只能兑换一百六十文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条。]）。为了打击民间不愿用钞更愿用铜钱的普遍倾向，朱元璋在洪武末年又出台政策，不但重申了禁止金银流通的规定，还彻底禁掉了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