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知丁法配套的是路引制度。

所谓路引，顾名思义指的便是百姓出门所需的通行证。这是一种纸质凭证，采用半印堪合，即路引上有一半印章，官府的存档里有另一半印章。官民申请到路引后出门办事，结束后需拿着路引去官府比对堪合，才算完成一次合法出行。

《文物》杂志曾刊登过一张明代嘉靖年间的路引，系由工部主事发给其下属快手（胥吏的一种）。凭证上写的是：[杨其民：《两张新发现的明代文件——牙帖和路引》，《文物》1994年第4期。]

工部主事沈为公务事除外，今差各役前往北直等处公干，经关津即便放行，毋得在途迁延取究者，须至批者。

（盖有工部主事关防半印）

右批差快手朱鉴、裴荣、张春准此

嘉靖三十六年□月廿三日

洪武时代的路引格式，应与之大体相似。若是发给普通百姓的路引，上面还会载有该百姓的相貌特征、职业与目的地。如是商人，还有记载携带物品的种类与数量。如是工匠，则会记载工种、服务对象与服务周期。

据《明太祖实录》载，至晚在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便已在明帝国实施严格的路引制度。该年七月，常州府的吕城巡检司捕获了一名出门无路引的百姓，将之“送法司论罪”。审问的结果是此人祖母得了重病，急着出远门求医，没来得及去衙门申请路引。朱元璋知晓此案后批示“此人情可矜，勿罪，释之”[《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三，洪武六年七月癸卯条。]。可想而知，更多类似情形者无法得到朱元璋的关注和御批，便只能接受严惩——按《大明律》，“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大明律》卷第十五《兵律三》“关津·诈冒给路引”。]，私渡关津要杖八十[《大明律》卷第十五《兵律三》“关津·私越冒渡关津”。]。八十杖打下来，即便保得住性命，也已是奄奄一息。

与知丁法一样，按照《御制大诰续编》里的公开说辞，路引制度的目的，是打击那些游手好闲、祸害百姓的游民。公开说辞之外的隐形目的（也是主要目的），则是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旨在消灭民众的自由流动——朱元璋是元末乱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深知元朝的灭亡与民众可以自由流动有着莫大的关系。元史学者陈高华也有总结：

严重的流民问题，几乎与有元一代相始终。在大蒙古国时期，流民常达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以上。全国统一后，流民仍然大量存在。进入十四世纪以后，愈演愈烈。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陈高华：《元代的流民问题》，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6页。]

元代流民之所以数量多、持续时间长，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元朝政府对人力和物力的汲取强度过大，导致民众不愿留在土地上做编户齐民。比如，忽必烈为支持对南宋的战争及应付内部的叛乱，在北方占领区频繁高强度汲取人力物力，结果许多地方的百姓便“皆拾业而逃，十室空半”[（元）姚燧：《牧庵集》卷二十一，“少中大夫静江路总管王公神道碑”。]。第二个原因便是元代对秦制政权统治术的吸收有限，没有建立起可有效控制民众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这也与元代重视商税有关）。比如，元朝灭南宋后，对江南地区实施了宽松的统治策略，“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三）·元纪十四》，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741页。]，受压榨更深的北方百姓遂纷纷南下，忽必烈便曾在诏令里提到，北方的“汉儿每”（指原金朝统治地区的百姓）已大批跑到“蛮子田地里去了”（指原南宋的统治区域）[《元典章》第十七卷《户部卷之三·照勘汉儿户计》。]。

流民多了，便会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朝廷。朱元璋曾是元末流民的一分子，自然深知这一点。所以，明帝国建立后便立即吸取前代的亡国教训，实施了路引制度来阻断百姓的自由流动。朱元璋下令在全国各处关隘与交通要道上设立巡检司，专职盘查过往行人，逮捕那些无路引者。洪武十三年（1380）十月，因巡检司设置过多，朱元璋曾“命吏部汰天下巡检司，凡非要地者悉罢之，于是罢三百五十四司”[《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四，洪武十三年冬十月癸酉条。]，一次便能撤销多达三百五十四处非要道之地的巡检司，可想而知当时对百姓自由流动的管控有多严厉。稍后，朱元璋又下令“复置”巡检司，如洪武十四年四月便一次性恢复了三十处巡检司。[《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七，洪武十四年夏四月辛巳条。]

洪武十九年（1386）实行的知丁法，实际上是路引制度的升级版。路引制度不允许百姓在明帝国的大地上自由流动，知丁法则既不允许百姓自由流动，也不允许他们自由择业（自由择业的前提便是自由流动），还以严刑峻法强迫里甲四邻互相监视举报。为了让二者互相配合，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里提升了路引制度的强度：

此《诰》一出，自京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市村人民，舍客之际，辨人生理，验人引目。生理是其本业，引目相符而无异。然犹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虽然业与引合，又识重轻、巨微、贵贱，倘有轻重不伦，所赍微细，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御制大诰续编·辨验丁引第四》，《洪武御制全书》，第796页。]

今后无物引老者，虽引未老，无物可鬻，终日支吾者，坊厢村店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设若见此不拿，为他人所获，所安之处，本家邻里罪如之。[《御制大诰续编·验商引物第五》，《洪武御制全书》，第796—797页。]

这两条规定对明帝国百姓提出了相当严苛的要求：一，左邻右舍除了每天早晚验丁，时刻保持对身边其他百姓的监视外，还负有审查市镇乡村外来人口的义务。本地百姓需核查外来者的本职工作与路引上的记载是否一致，即便一致，仍需核查相关工作与物品的轻重、多少与贵贱。如果轻重有异常，携带物品过于细微，便必是另有图谋。二，坊厢村店的百姓，有义务将那些没有商品可卖且路引已经过期者、路引未过期但无商品可卖者，全部抓起来送官。这些人将被当作“游食者”惩办，重则杀头，轻则刺配流放边疆。如果坊厢村店的百姓不履行这项义务，导致“游食者”被其他人捕获，则“游食者”所寄居的人家及其左邻右舍与里长们，皆要同罪连坐。

以上种种，皆是不惜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朱明政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