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告灾的百姓，粮长们也是这种“刁民猜忌”的牺牲品。

《御制大诰续编》第四十六条讲述的“唐谦案”，是一个与“陆仲和案”高度相关的案子。与陆仲和一样，唐谦也是一名粮长，也曾被朱元璋召见训话然后派回本乡查勘灾情。略有不同的是，唐谦被朱元璋当成害民者抓起来的时间，要比陆仲和早一些——唐谦是在赈灾过程中被抓的，陆仲和则是在灾后受了“苏州府吏杨复”被抄家的牵连，被朱元璋知晓曾有人告发他是胡惟庸余党，然后才给他扣了一顶“其粮一万石，上仓止该七百石”的罪名。

朱元璋关于“唐谦案”的叙述，无意间透露了陆仲和为什么只给朝廷上仓七百石粮食。答案是：陆仲和的报灾文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名下负责征收的大部分税粮已被朝廷免去。其原文如下：

洪武十八年水灾，粮长唐谦等拨置不良之户，以灾一分，具告十分，中间以荒作熟，以熟作荒，以灾作熟，以熟作灾。其状首已被拘拿，本人暗中使钞买嘱官吏，亦用钱物买嘱该收粮卫分，不行具奏。本人粮未至，朦胧直待农忙，见将吴江县粮长葛德润准灾，又顾常、陆仲和准灾，唐谦等才方出奏。万石之粮，止纳一千者有之，二千者有之，余有八千九千不纳者。为此刁顽，拿下鞫问情由，却乃从实供招在官，以致罪发云南。[《御制大诰续编·粮长妄奏水灾第四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824页。]

粮长报灾的主要动力，是希望朝廷能免除受灾农田的税粮。否则，粮长便只能去压榨百姓，压榨不出来则只能由粮长自己“出血”将税粮补足。朱元璋笔下的“陆仲和准灾”五个字，指的便是陆仲和上报的灾情得到了朝廷批准，这部分受灾农田至少可以得到免除税粮的待遇。他负责征收的一万石税粮只上仓七百石，正是“准灾”的直接结果。只不过，到了《御制大诰三编》里，朱元璋推翻了之前的“准灾”，将陆仲和与唐谦等人归为一类，说他也干了将一分灾情夸张为十分的坏事。

除了披露陆仲和的报灾文件曾得到朝廷批准外，“唐谦案”的记录还就民众向官府告灾一事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朱元璋说，民众向官府告灾之事，发生在粮长唐谦等人负责的征税区域。带头告灾的百姓被官府抓了，唐谦等人花钱买通相关人员，包括衙门的官吏和负责收粮的相关人员，让他们不要将百姓申诉之事汇报上去。此事发生后，唐谦等人既没有向朝廷汇报其负责区域的灾情，也没有将税粮缴上去，一直以农忙为由拖延。直到他们听说吴江县粮长葛德润、顾常、陆仲和等人的报灾文件得到批准，税粮也获免除，才跟进向朝廷递交了报灾文件。他们的报灾文件描述的情况，与陆仲和等人的差不多，皆是一万石该征税粮里，有八九千石因为遭灾无法缴纳。

按朱元璋单方面的说法，这些向官府申诉灾情的民众，都是些“不良之户”（陆仲和案里称他们是“无藉之民”）。唐谦这些坏了心思的粮长把他们找来，目的是向朝廷谎报灾情，谋取私利。

但笔者以为，此事的真相未必如此，至少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为了便于说明，先补充两项背景。第一项背景，是《大明会典》里载有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颁布的一项新政策：“灾伤去处，有司不奏，许本处耆宿连名申诉，有司极刑不饶。”[《大明会典》卷十七“灾伤”。]意思是地方上如果发生了天灾，官府不向朝廷奏报，允许当地的“耆宿”联名向朝廷申诉，隐瞒灾情的相关部门官吏将被处以极刑。显然，该政策正是洪武十八年江南百姓向朝廷申诉灾情的法律依据。

第二项背景，是洪武时代百姓向官府申报灾害时，往往很难得到受理，有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的原话为证：“自朕即位以来，各处水旱灾伤，虫蝻生发，民人告灾，有司多不准理”[《御制大诰·水灾不实第三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763页。]，“各处有司，每逢人间水旱灾伤往往不受理”[《御制大诰·妄告水灾第六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78—779页。]。为什么很难得到受理？朱元璋解释说，这是因为“刁诈之民”太多，朝廷的本意是“赈济佃户，有产之家罢给”，只给佃户提供救助，有田产之家没资格领取，结果却是许多有产之家跑来向朝廷告灾。这导致官府不敢轻易相信百姓——如前文所言，真正有告灾动力的，本就应该是田主而非佃户。朝廷不允许、不接受有产之家告灾，其实就等同于不受理绝大多数告灾。除此之外，地方官府不肯接受告灾百姓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担忧朝廷派人下来勘察灾情。如果勘察结果与百姓的告灾不合，允准告灾的地方官府要承担责任，受到惩罚。为了不受惩罚，地方官府宁愿选择不作为。

这两层原因，都与朱元璋的“刁民猜忌”有关。《大诰》里的“曹定妄告水灾案”，便是这种“刁民猜忌”的产物。据朱元璋讲，镇江丹徒县百姓曹定名下拥有万亩耕地（元代对江南实施轻徭薄赋和不抑兼并政策，故产生了许多巨富大家）。洪武十八年（1385），曹定作为“状首”（带头者），与一批丹徒县百姓联名向官府申诉，上报灾地两千三百七十亩，朝廷派人下去勘察后只认定了一千六百五十亩。被否决的七百二十亩中，有四百七十三亩归属于曹定。朱元璋说：曹定拥有这么多田地，镇江又是靠近京城的地方，这几年多次获得免征税粮的优待，“今年妄告水灾，竟不知奸出何意”，真搞不懂他们今年为何要假报灾情。最后，曹定被朱元璋罚去“修城一百五丈”。[《御制大诰·妄告水灾第六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79页。]

仅就本案的案情而言，曹定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刁民。他是一个万亩田地的拥有者，对他来说，刻意向朝廷谎报四百七十三亩灾田，是一件收益很小但风险很大的事情。他遭逢厄运的缘故，也不是谎报灾田，而是朱元璋对百姓报灾之事缺乏信任，派了调查组下去勘察。既然调查组的成立缘于朱元璋的猜忌，成员们下去后多多少少必得查出些东西，才好向朱元璋交代。所以，调查组的成灾标准一定会高于百姓自报灾情时的成灾标准。考虑到这一点，再来看调查组最后的结论——他们认定曹定所报灾田中有七成属实，相当于是在说曹定基本上没有刻意谎报灾情。

两项背景介绍完了。很容易看出，它们其实是互相冲突的。曹定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允许耆宿联名申诉灾情的律条也出台于洪武十八年。前者是在批判明帝国的刁民太多，导致官府不敢受理百姓的报灾。后者是不满地方官府消极于上报灾情，所以赋予百姓向官府报灾的权利，还威胁要以极刑处理那些拒绝受理报灾的官员。政策上的这种互相冲突，显示朱元璋在处理政务信息时，已经陷入一种不知道该相信谁和谁也不愿意相信的困境之中。他不信任官员的汇报，也不信任百姓的报灾，他对自己接收到的一切讯息都充满了猜忌。

如此，再去回看“唐谦案”，便能从完全相同的情节里，体察出一套逻辑迥异的故事：

一，唐谦等粮长之所以迟迟没有向朝廷报告灾情，很可能是因为害怕。报了灾，朝廷如果派人下来查，不去找调查组“沟通”，勘查标准与自报标准便很难一致，容易弄成“谎报灾情”；找调查组“沟通”，又容易弄成行贿谋私（在遍地举报者的洪武时代，这绝非好事）。无论怎样干，都容易给粮长带来灾祸。但查勘灾情是旨意，不提交汇报做不到，最合理的选择，便是先观望一段时间，看看那些先提交灾情汇报的人是什么遭遇。[此说并非凭空猜测。被朱元璋派下去调查灾情的进士与监生们，便刻意集体拖延汇报的时间，朱元璋骂他们“坐视过期，动经旬月”，众人皆不愿意做汇报灾情的先驱。见《御制大诰续编·查踏水灾第八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53页。]

二，百姓联名向官府申诉灾情，其法律依据是朱元璋“许本处耆宿连名申诉”的新政策。百姓们这么干，有两种可能。一是粮长们消极观望，受灾百姓坐不住（农田未经确灾，不便启动救灾与重新耕种），于是撇开粮长去官府告灾；二是如朱元璋所言，鼓动百姓告灾者正是唐谦等粮长，他们犹犹豫豫不敢向朝廷汇报灾情，但底层民众又会给他们压力，于是就将告灾的难题推给了民众。

三，按朱元璋的说法，百姓去官府告灾后，带头的“状首”便被抓了。唐谦等粮长于是“暗中使钞”买通官吏和收粮卫分，求他们不要把告灾之事“具奏”上去。这里有个疑问：综合《御制大诰续编》和《御制大诰三编》中朱元璋的叙述，可知百姓自发告灾也好，被众粮长暗中鼓动告灾也罢，无论哪种情况，“粮长竟不出名”，都没有在告灾文件中署名，他们本不必担忧被告灾百姓牵连——如果告灾成功，粮长们倒有可能会得一个消极勘灾的罪名，但朱元璋说得很清楚，此次告灾没有成功，带头者被官府抓了。既然不是担忧被告灾百姓牵连，粮长们为何还要给官府送钱贿赂？

笔者可以提供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官府抓带头告灾的百姓，是一种常规动作，也就是前文所引朱元璋提到的“民人告灾，有司多不准理”[陆仲和案里，地方官吏报告说告灾者全部是有田产之人——“据各户所申，人各有田不多，皆非无田之户。系是有产之家，不敢受赈”。曹定案里，朱元璋说地方官府拒绝受理告灾的主因是告灾者多是有田产者——“（朝廷）意在赈济佃户，有产之家罢给，岂期刁诈之徒有此。所以各处有司，每逢人间水旱灾伤往往不受理者，为其刁诈之民相累也”。这两段材料内容相近，皆是事实，可以给唐谦案里的地方官府抓告灾“状首”提供最为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朱元璋被强烈的“刁民猜忌”所控制，选择性地否定了前一段材料，却肯定了后一段材料。]。抓了人之后，自然要调查告灾内容是否属实，找来当地粮长询问情况是必然会做的事情。这等于是在逼着粮长们立刻提交灾情勘察报告。为了规避朝廷的“刁民猜忌”，粮长们本来一直在拖延观望，希望等别人踩完雷之后再依样画葫芦出具报告。如今被官府逼上门来要求表态，便只好贿赂官吏求他们不要“具奏”，也就是把百姓告灾之事压下来。事情压下来了，粮长们便不需要就告灾内容的真实与否出具意见。至于是否释放带头告灾者，粮长们好像并不关心，《御制大诰续编》和《御制大诰三编》里，朱元璋都没提到这一点。

四，后续发生的事情，与上述解释也是契合的。首先，花钱让官府把百姓告灾之事压下来后，粮长们没有向朝廷汇报灾情，也没有按常规年景的惯例去替朝廷征粮，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本人粮未至，朦胧直待农忙”。这“朦胧”二字用得传神，将粮长们进退两难不得不拿农忙来含糊其词拖延时日的情状，形容得很贴切。其次，当唐谦等人得知葛德润、顾常、陆仲和等粮长的灾情汇报已获朝廷批准后，马上依样画葫芦也提交了灾情汇报。而且，他们的灾情汇报——“万石之粮……余有八千九千不纳者”，与陆仲和的“其粮一万石，上仓止该七百石”，几乎完全一致。

五，遗憾的是，尽管这般小心翼翼，此事不知因何缘故仍然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其“刁民猜忌”心理也再次发作。在朱元璋的“圣明烛照”之下，唐谦等粮长被定性为恶意谎报灾情的腐败分子，参与告灾的百姓则被定性为刁民。

以上，是在不否定朱元璋提供的所有“事实判断”的基础上，通过补充时代背景、重组逻辑链条，得出的关于“唐谦案”的另一种可能。笔者认为，相比朱元璋的叙述，它更符合常情与常理，更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