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星期二，我从尼斯出发，抵达圣加蒂安。16日上午11点45分，我被身着便衣的警卫和巡警逮捕，带到了警察局。

寥寥几行字，写起来很容易。等我在桌旁坐下，看着眼前这页纸，心里好奇，看过这些字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就在不久前，单单瞄上一眼，都会让我心率陡增，恨不得直奔到大街上，待在人群中，吸几口马路上的灰尘，安慰自己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不过此刻，我已经可以做到将这些字写下来，它们再不会挑起我敏感的神经。看来，心病是可以快速治愈的。抑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每一段经历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不是整个人生；今日看来，貌似一段简短、平直的线条，来日再看，不过是整个圆形当中的一小部分？席姆勒先生一定会同意这种说法。不过，他已回德国，且我觉得，恐无缘再见。提及此事，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再见到其他几个人。几周前，我收到其中一人的来信。信件由储备酒店的新任经理转交给我，信中回顾了我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末尾，他请求我借予他100法郎。时至今日，我都没有回信。即便我和这位写信的人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也早就记不得了。再者，我也没有钱借给他。之所以提笔写这篇故事，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缘由。至于另一缘由……还须您自己判断。

从土伦到拉西约塔，绵延数公里的铁路紧靠着海岸线。这一区域的铁路线贯穿了无数条短隧道，火车穿梭其间，在眼帘一闪而过的有下面那片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有红色的岩石，还有那点缀在松林间的白色房屋。仿佛是在观看一场神奇的灯光秀，放着色彩强烈的片子，而且播放师可是个急性子。眼睛根本无暇品味细节。若您听说过圣加蒂安，此刻正要仔细欣赏一番，恐怕除了储备酒店的鲜红色屋顶和浅黄色灰泥墙以外，什么都看不到。

我早就从一位巴黎的朋友那里听闻过圣加蒂安这个地方，了解过那里的食宿费标准。储备酒店的烹饪手艺堪称一绝，听人说酒店的客房舒适，环境宜人。目前看来，还没有多少人“发现”圣加蒂安这个地方。在储备酒店，每天花上40法郎的食宿费，就可以过得很好。

于我而言，每天40法郎可是一笔极大的开销，然而，在储备酒店待过两天之后，我就再也不为自己铺张浪费的行为感到懊恼了。不仅如此，我甚至开始追悔，早知如此，这三周假期都待在这里好了，不用中途再返回巴黎。说来，储备酒店是那种宜人的小型酒店。

圣加蒂安村散落在小岬角的背风侧，酒店就建于岬角之上。与其他绝大多数地中海渔村一样，房屋的外墙涂着白色、蛋壳蓝或者玫瑰粉色的薄层涂料。有一片岩石型高地，遍布松树的斜坡在海湾对面与海岸相接，对小港口形成庇护之势，使其免受密史脱拉风（时而会从西北方向强劲地刮过来）的侵袭。这里人口仅743人，绝大多数以捕鱼为生。有两家咖啡馆、三家酒馆、七家商店，再远些，绕过海湾，还有一处警察局。

那天早上，我坐在露台的一端，从那个位置是看不到警察局和村子的。酒店坐落在海岬的最高处，露台沿酒店南侧而建。露台那边，是一处高约15米的峭壁。长在下面峭壁上的松树挥舞着枝丫拂扫着露台扶手上的栏杆。不过，离这里再远一些，地平面就又升了起来。在那平淡枯燥的绿色灌木丛中，几处红岩裂缝赫然凸显出来。在深蓝色大海的强烈衬托下，几棵在风中摇曳着的柽柳正百无聊赖地摇摆着树枝。海水撞击着下面的岩石，偶尔会激起一片白色的浪花。气氛宁静而安好。

天气已经热了起来，蝉儿们在酒店旁边的梯台式花园中鸣叫。稍一歪头，目光就能越过露台扶手上的栏杆，望到储备酒店的小型海滨浴场。沙滩上支着两顶彩色遮阳篷。其中一顶遮阳篷下面伸出两双腿来，一双女士的，一双男士的。两双腿呈深褐色，看上去年轻而有活力。与此同时，传来一阵微弱的嘈杂声，看来，在视线以外的地方，在浴场某处阴凉下，还有别的客人。一艘小艇倒置在支架上，花园的园丁正在给小艇舷缘的周围描画蓝色条带，只见他戴着一顶硕大的草帽，头和肩膀都可以躲在里面避开阳光。一艘摩托艇正从海湾的远端朝海岬这边驶来，就要到达浴场。等它再近一些，我才看清楚艇上那个又瘦又高的人，原来是科赫，储备酒店的经理，他正伏在舵柄上。艇上还有一个人，他穿着赤褐色的帆布裤子，我猜，应该是村里的渔民。看样子，他们应该是天刚亮就出海了。或许，今天午饭能吃上羊鱼。远处海面上，一艘从马赛开往维勒弗朗什的“荷兰-劳埃德号”班轮正驶了过去。

我在想，明晚我就得打包行李，星期六一大早乘公共汽车到土伦，再去赶乘前往巴黎的火车。火车将在一天之中最热的时候驶进阿尔勒，到那时，我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三等车厢那硬邦邦的皮座上，而且到处都会落着一层尘土和烟灰。到了第戎，我怕是会又累又渴。千万要记得随身带一瓶水，或许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酒。这样一来，我就能一路畅快地到达巴黎。可是，畅快不多时。因为从里昂火车站站台到地铁站台，我要走很长的路。到时候，行李箱会很沉。先乘坐从讷伊开往协和广场的地铁，然后换乘。乘坐从伊西开往蒙帕纳斯的地铁，再换乘。再乘坐从奥尔良门开往艾雷西亚的地铁，最后出站。接下来，便是前往蒙鲁日宫廷大道的波尔多酒店。到了星期一早上，东方咖啡厅餐柜里摆好了早餐，接着，又一次地铁之旅开始了，从丹费尔-罗什洛到埃图瓦勒，然后是沿着马索大道步行一段距离。马西斯应该早就到了。“早上好，瓦达西先生！看上去气色不错。您这一学期要教授的科目有初级英语、高级德语和初级意大利语。我本人教高级英语。这学期新来了十二名学生。三名商人，九名餐厅人员（他从不称呼他们为服务员）。都是来学英语的，没有人愿意学匈牙利语。”又一学年开始了。

不过，此时此刻，有松林和大海，有红岩和沙滩。我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正巧，一只蜥蜴从露台的瓷砖地面上横穿过去。只见它骤然停下了，在我椅子投射的阴凉之外晒太阳。我甚至都能看清它喉咙处跳动的脉搏。蜥蜴的尾巴卷成了一个标准的半圆，正好跟两块瓷砖之间的分割线相切。蜥蜴的设计灵感还真是奇妙。

正是这只蜥蜴，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些照片。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两件值钱的东西。一件是一架照相机，另一件是戴阿克[费伦茨·戴阿克（Ferenc Deák，1803—1876），匈牙利政治家、改革运动领袖。——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在1867年2月10日写给冯·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Friedrich Ferdinand von Beust，1809—1886），萨克森首相和外交大臣，后为奥匈帝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的一封信。如果有人愿意出钱买那封信，我应该会欣然地接受；但那架相机，我太喜欢了，除非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否则我是不会让它离开我身边的。我倒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摄影师。的确，巴黎“年度摄影”展曾经收录过我的一张作品；但是，每个搞摄影的人心里都清楚，只要有一架优质的微型照相机、足够多的胶卷，再加上少许专业知识，哪怕是业余摄影师，迟早也能拍出好的照片。就像他们在英国会展中心参加的其他技巧类活动一样，这种事主要是看机遇。

在储备酒店这几天，我一直在拍照，而且就在前一天，我还将一卷已经曝过光的胶卷带到村子里一家药店去冲洗。现如今，按常理讲，我不应该心心念念地想着让别人给我洗胶卷。作为业余摄影爱好者，一半的乐趣来自自己冲洗胶卷。但是，我一直都在做着某种尝试，如果离开圣加蒂安之前连结果都没看到，恐怕今后就不会有实践运用的机会。那么，结果到底如何，就要看药剂师的了。他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还仔细地把我的要求记录下来。到11点钟，底片就能洗出来晾干了。

我看了看表，时间是11点30分。如果现在动身去药店，还有时间赶回来游个泳，午饭前来点儿开胃酒。

我起身下了露台，绕过花园，又踏上石阶，到了马路上。此时，烈日当空，万物经受着暴晒，柏油路上方的热气流徐徐地向上飘。我没戴帽子，伸手一摸，才发现头发被烤得滚烫。我只好把手帕拿出来盖在头上，先走上山，而后又来到通往港口的主街上。

药店里很凉快，有一股香水和消毒水混在一起的味道。还没等门铃声息止，药剂师就来到柜台前招呼我了。我与他目光相接，只是他似乎没有认出我。

“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他用法语问道。

“我昨天拿了一卷胶卷来您这里冲洗。”

他缓慢地摇了摇头。

“还没洗好。”

“说好11点钟来取。”

“还没洗好。”他语气沉稳地重复道。

我沉默了一会儿。药剂师的神情举止让人有点儿捉摸不透。他戴着一副眼镜，一双眼睛被厚厚的水晶镜片放得老大，一直盯着我。眼神着实古怪。后来，我才明白那眼神的意思。原来，他是害怕。

我还记得，发现他惧怕我之后，连我自己都被惊到了。他居然害怕我——活了这么多年，都是我惧怕别人，如今，居然有人惧怕起我来！我真想开怀大笑一番。不过，我心里还是有些恼火的，因为我自认为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原委。他把我的全色胶片放进了普通的冲洗机里，给搞砸了。

“底片还好吗？”

他猛点了几下头。

“再好不过了，先生。就是还没晾干。先生，如果您能行个方便，请把姓名和地址留给我，等一切妥当了，我立马让儿子把底片给您送去。”

“没关系，我再打电话跟您约吧。”

“不费什么事的，先生。”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怪异的急迫感。我倒觉得无所谓。即便他把胶卷弄坏了，又像个孩子一样不愿亲口将坏消息讲出来，那都是他的事，问题不在我。听天由命，这次尝试，我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好吧。”我把姓名和地址留给他。

他一边写一边大声重复着。

“瓦达西先生，储备酒店。”他的声调降了一些，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接着又说，“照片一洗好就给您送去。”

谢过他之后，我就朝店门走去。这时，一个人迎面站在我跟前，只见他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一套不合身的黑色礼拜日套装。道路狭窄，我见他没有让路的意思，就小声表示了一下歉意，打算从他身边挤过去。可正当我要过去时，那人用手拉住了我的胳膊。

“瓦达西先生吗？”

“有什么事吗？”

“您得跟我去一趟警察局。”

“那是为什么？”

“只是护照手续出了点儿小问题，先生。”他的语气既客气又严肃。

“那么，不是应该回酒店去取护照吗？”

他没有回答，而是朝我身后递了个眼色，又略微点了一下头，几乎让人察觉不到。这时，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另一只胳膊。我回头一看，身后的店门口站着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卫。药剂师早就没了踪影。

两人用手推着我往前走，力道并不十分轻缓。

“我不明白。”我说道。

“你会明白的，”便衣人撂给我这么一句，“快走！”

终于，他不再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