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山有两个名字：桃花山和插旗山。这座绿色的山峦从两江交汇处拔地而起，在学校的后方高高耸立着。在春、秋、冬季，山顶总是被江面升起的大雾遮了个严严实实。在夏季阳光炙烤的日子里，靠近山顶的一株株桃树似乎被热气熏得哆嗦不已。

3月底、4月初，桃花绽放，一片粉红，花期仅有短短的两个星期，这座山的第一个名字由此而来。不过，在涪陵基本上没有人叫它桃花山，尽管另一个名字的缘由更为转瞬即逝——19世纪的太平天国时期，就那么短短的一瞬间，中国历史的车轮开进了涪陵，爬上了这座山峰，接着又继续往前走了过去。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涪陵如此靠近中国历史事件的核心。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余音仍旧萦绕不去，这座山峰的名字不禁让人回想起那一场奇特而又暴力的革命。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发起者是来自广西的一个穷苦人，名叫洪秀全。在参加四次科举考试并屡屡失利之后，他大为沮丧，决定自封为天父之子，是耶稣基督的天弟。自此以后，事情发展得极为神速。到了1851年，洪秀全率领的武装追随者已有二万之众，他由此宣布另立新朝，并自封为天王。他的兵士蓄着长发，作战勇猛，不惧死伤。他们以传教士散发的小册子作为基本教义，信奉一种改头换面了的原教旨主义新教。1853年，他们攻陷了东部的南京城，定都为新耶路撒冷，那时，洪秀全几乎统治了半个中国。

太平天国——太平祥和的天朝王国——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妇女裹脚、禁止娼妓、禁止赌博、反对吸烟，赢得了中国农民的支持，因为他们对于腐败的清朝统治者满怀憎恶。然而，洪秀全和其他革命领导者均缺乏治国的眼光和经验，多数人受不了权力的诱惑，转而奢靡享乐，内讧倾轧。他们开始变得像他们誓要推翻的那个王朝一样：绫罗绸缎、溜须拍马、妻妾成群。不过，他们的势力依旧强大，清政府对他们无可奈何。即便内部的争权夺利和自相残杀之风日盛，他们依旧牢牢地固守着南京城。

洪秀全最伟大的将领名叫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在太平天国所有的开国将领中，他的能耐最大。由于太平天国内讧纷争使他的幻想破灭，他于1857年被迫离开了南京。带领着十万人马，他展开了一场军事运动，历时六年之久，为后来共产党进行的长征行动埋下了伏笔。他率领着太平军辗转穿行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各省，最后来到了长江流域。之后，他们又来到了涪陵。在涪陵，石达开和他的军士们沿着陡斜的缓坡，爬到插旗山顶，插上了太平天国的旗帜。

在晴朗的日子里，从插旗山的山顶可以看见整个涪陵城。不过，到了秋季，有秋雨和秋雾笼罩在两江之上。一连数天，云雾遮住了视线，只能听见乌江对岸的城市传过来一阵阵嘈杂的声音：车船喇叭声、摩托车轰鸣声、建筑工地噪声，全都回荡在一片白雾之中。有时候，雾霭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接着，好似有什么东西扫清了两江河谷——气温回升，微风吹拂——突然之间，视野又被打开了。

往南，山峰陡斜着往河谷那一层层台阶的庄稼地直插下去。接近乌江的地方，点缀着江东的各个居民点：有远处看起来十分渺小的师专，有朝空中喷吐着黄色粉尘的建陶厂，有伸进乌江的混凝土堤坝和破旧的码头。河水悠闲地流淌着，宛如铺展在山峦之间的一条白色丝带。

雾霭之中，这座城市显得肮脏而陈旧。建筑物胡乱而随意地满布在斜坡上，使城市看上去也显得很庞大。如果站在地面上，是不可能看得出涪陵的规模的，但站在插旗山顶上，它的大小就能一下尽收眼底。那些灰蒙蒙的建筑物层层叠叠，一直堆到天际线上，越过了远处烈士陵园那针尖一样的纪念塔尖。然而，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它仍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一座小城——翠绿而雄伟的群山环抱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建筑物。

不过，没有哪座山真正称得上是荒山。站在插旗山的山顶，往哪个方向都可以看出去十来公里远。在这个范围内，每一寸有用的土地都得到了开发利用。山峦本身也是这样：山顶是一个果园，山坡上是一大片庄稼地，顺坡开凿铺设了台阶，一直延伸到山脚的平地位置。

山顶部位的地势陡峭，不适合开垦梯田，便栽种着桃树和橘树。稍往下一点，坡度放缓，农民们把土地开垦成长条块，种上了蔬菜，有卷心菜、土豆、黄豆、胡萝卜。再下去一点，梯状台地更加宽阔，种上了谷物。现在是秋季，差不多到了种植冬小麦的时节。农民们会等到11月和12月才开始播种，每隔两三行，他们就要留出六十厘米宽的间距。到了3月份，离收割小麦还有两个月的时候，他们会在留出的这些空地里种上玉米。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每一个环节都不急不缓，各有自己的时令。每一个时令，都有农民们用手工完成的简单活计。

顺着山坡再往下去，几个星期前就种上了水稻。现在，稻田里的蓄水快干了，泥地里兀立着鹅黄的稻秧。稻田多位于南坡的狭小山湾里。这些地方足够平缓，适合开垦成可以保水的台地。在山坡上种着的所有作物中，水稻的种植程序最为错综复杂。水稻在3月播种，密密麻麻地栽植在秧田里。一个月后，绿色的秧苗由农民们用双手连根拔起，再移植到蓄满水的稻田里。到了七八月份，稻谷收割脱粒之后，干枯的稻田又用来种上了蔬菜和冬小麦。就这样，一季一季、一年一年地循环往复。有时候，在一块地里就可以看见一年四季需要种植的农作物：割了水稻种蔬菜，收了蔬菜播小麦，收了小麦插水稻。

坡底靠近乌江的地方，一条尘土蔽日的公路拦腰穿过。公路下方，山坡又变得陡峭起来。不过，即便这些河滩地也种上了青菜和冬洋芋。这样的狭小地块一直延伸到乌江的岩石岸边，一艘锈迹斑斑的小船朝着两江交汇的地方驶了过去。小船低矮的前甲板空空如也，从船舱里伸出一面鲜艳的中国国旗，猎猎飘动。小船开进长江水域，转头迎向了激流。小船的马达轰鸣着。激流拖拽着小船，短短的一瞬间，小船一动不动——驻停在山脚下、城市前，停在了两江的交汇处。紧接着，小船的螺旋桨战胜如急流般淌过的江水，往上游轰鸣而去。

石达开和他的人马离开涪陵，顺着长江流域，继续西进。他们经过了重庆，经过了泸州。接着，他们离开长江，进入了川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到此，这场行军历时多年，远在南京的天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终，这一次远征竟然变成了军事大撤退。

这支部队顺着川西大渡河的岸边进发，大渡河碧绿的冰雪融水奔腾咆哮。之前，这条河流已经见证了多次伟大的战役——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这里发生过几次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现在，清政府的军队紧追不舍，满心希望将石达开和他的人马围捕在狭窄的山谷里。那是1863年。

在大渡河岸边，他们停留了三天，为的是庆祝石达开之子的降生。仪式非常复杂，因为这个孩子是天朝的王子——“圣神电”、“五千岁”、“翼王”之子。不过，天朝就要在历史的长河里消失殆尽，石达开的“五千岁”封号即将大打折扣。事实证明，在大渡河边的停留要了他们的命。清朝的军队包围了这些造反派，在确保他的五个妻妾和子女已经尽可能毫无痛苦地踏上黄泉路之后，石达开投降了。他要求那些抓他的人只处决他一个，希望以此解救他那些忠诚的追随者。追随他的人马已经从最初的十万锐减到了两千。清军首领耐心地听完石达开的求情，随后集体屠杀了这支太平军，并将“翼王”凌迟处死。

七十二年之后，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他的共产党军队来到了这条河边。国民党眼看就要将红军部队剿灭殆尽，但历史的教训告诉毛泽东，万万不可拖延。他的军队继续北行。来到泸定之后，他们遇到了横跨大渡河上的古老铁索桥，国民党已经在这里派驻了重兵把守。战争情势仿佛毫无转机。

三个红军战士志愿当起了先锋。在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他们在铁索桥上匍匐前行，双手一寸一寸地往前爬过了一根根铁链。经过千难万险之后，他们成功地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共产党的军队胜利地跨过了这条河流。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长征史上最关键的战役之一。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毛泽东率领着八千人马——最初的八万人就剩下这么多了——在陕北结束了这一场艰难跋涉。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一点点积聚起力量，逐村逐省地占领了全国河山。每到一个城镇，他们都要宣扬自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一种改头换面了的马克思主义，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十四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禁止鸦片、禁止缠足、禁止娼妓和赌博。他们得到了农民们的大力支持，因为农民们对残酷剥削的地主阶级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了任何好感。不过，毛泽东也缺乏有效治理国家的眼光和经验。手中的权力激励着他，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对他的极度崇拜。领导干部们面临着来自他们推翻的那个腐朽王朝的种种诱惑。

不过，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官方对于历史的态度依然一成不变。共产党理想化了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起义，即便在涪陵这样的偏僻之地，都在公园里树立了石达开石像。相反，这一场运动的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消退——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那非同寻常的基督教义只字未提，在类似涪陵这样的地方，很少有学生知道，洪秀全自认为是基督耶稣的天弟。不过，学生们都知道，他是个农民革命家。在洪秀全兵败之处，毛泽东一举成功。人们认为这样的重复合理合法，却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迹象——一如这片土地，中国的历史有时候也会遵照同样的循环。

大渡河往南流到了乐山。在世界上那一尊最大佛像空洞眼神的注视之下，它又在这里注入了岷江。岷江往西南方向流到宜宾，又注入了长江。从这里开始，这条河流往西往北蜿蜒流淌近三百英里之后，再从插旗山碧绿的山坡跟前流淌而过。今天，它那浑圆的山顶上再也没有旗帜了。这座拥有两个名字的大山从河岸上拔地而起，它那巨大的山体不禁让人回想起四川诗人杜甫一千多年前写下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