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甫

江城  作者:彼得·海斯勒

天主教堂位于涪陵老城区,在教堂的院墙上有四行标语,每行四个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化”指的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涪陵的这座天主教堂由法国传教士修建于1861年,很难看出它跟“四化”存在着什么关系。“服务大众”的是李海柔神甫,他已经八十六岁高龄,是“四化”年龄的四倍还多。

李神甫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那头发花白的头上常常戴一顶黑色的无檐软圆帽。他的高鼻子很显眼——这个身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甫长了一只意大利人才有的高鼻子。他的眼珠是黑色的,有时候会充满感情地倏然一闪,但他那低沉而沙哑的嗓音丝毫不带感情。有时候,参观者会说起他光洁的牙齿,李神甫回答说那是“现代化”的产物,花了他两百元钱,让他喝了两个月的稀饭。他很爱笑。他拄着一根龙头拐杖。他的肾不时发痛,膝盖也是,每当这些疼痛发作的时候,他就用拉丁语做弥撒,因为这样更快一些。如果疼得实在有些恼火的话,他就不做弥撒,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他的身体还算强壮,尽管步子很慢,但他走路的样子明显地透出一种威严。中国的老年人大都有这样的威严,因为他们生活在老年人应该受到绝对尊重的文化氛围里。像李神甫一样,很多老年人还表现出另一种自豪感,这样的自豪感不仅跟年龄相关,而且跟他们经历过的艰辛岁月有关。那些艰辛岁月就隐藏在他们倏然一闪的眼神后面。

整整半个多世纪以来,李神甫一直在涪陵做神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五十年的神甫都算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就是一辈子。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9世纪早期跟随法国传教士皈依了天主教。李氏家族住在离重庆不远的大足,李海柔排行老二,他父亲是一个小店主。李海柔十一岁的时候被送到了法国人在重庆开办的一家教会学校,后转到成都学习,然后当上了神甫。他学习过法语和拉丁语。跟其他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一样,他也梦想着能够到罗马进行学习。其他人都去了意大利,但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也就是他二十九岁那年——当上了神甫。三年之后,他被委派到了涪陵——一个贫穷省份里面更加偏僻、落后、遥远、闭塞的地方。如果换个年代,这个职位也许会非常清静平和。但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什么职位都不可能清静平和,先是抗日战争,随后又打起了内战,直到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一系列的斗争几乎涉及重庆地区的每一个人。李海柔的哥哥死于战乱年代,他的弟弟在解放战争中站错了队,只好逃去新加坡,结了婚当了老师。但李海柔留在了涪陵,为三千余教民提供服务。跟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两个法国神甫,他们本来是要等着革命的涟漪顺着长江河谷慢慢地蔓延开去。后来,法国人走了,革命的涟漪则涌上河岸,李海柔没盼头了。

“在50年代,”他说道,“一开始的麻烦是他们认为天主教就是教外语。后来,在‘文革’期间,更多的麻烦事来了,因为他们要破除封建迷信——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他们是不让教外语,所以在解放后,我就被派到了乡下。那是1953年的事情。我被派到了涪陵的北边,离涪陵有一百一十几公里远。那儿的条件很艰苦。吃的东西总是不够,很多人都饿死了。那个时候吃的是‘大公饭’,只有一口锅,一个人放点胡萝卜进去,一个人放点大米进去,另一个人再放点其他蔬菜进去。但还是不够大家吃。跟大跃进一样,那也是很大的错误。全都是毛主席的想法。他不像邓小平那样懂经济。毛主席喜欢的就是革命,他喜欢搞斗争。人们都给搞穷了。而你越穷,就越容易让人控制。”

李神甫此时坐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教堂边上的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跟中国许许多多的起居室一样,这个房间的装饰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一个空空如也的玻璃鱼缸、一只塑料唐老鸭、一小尊圣母马利亚塑像、一小幅圣诞老人画像、一只用普通话报时的石英钟。可最奇异的装饰还是挂在李神甫对面墙壁上的一大幅照片,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在这张黑白画像上,两个人端着茶杯,脸上带着微笑。他们两个人的椅子斜着摆放,那样的场景很像四川的茶馆。这幅照片摄于毛泽东的晚年,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在他身旁这位老人的政策中吃够了苦头。毫无疑问的是,相机没能拍下他们两人这次会面所怀有的一些感情。同样,在李神甫对过去的轻描淡写中,他内心的感情也没有流露出来。不过,在他抬头瞥见那幅照片的时候,他的眼神为之一闪,然后他摇了摇头,继续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我在乡下没有法衣,没有《圣经》,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串念珠,于是我每天用念珠做三次祈祷。我是1955年回到涪陵的,但我没有回教堂,因为教堂已经关闭了。我做不成神甫,于是被派到码头上去劳动。我的工作是扫地——拖地、扫地,把码头清扫干净。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四元。你知道,那点钱根本不够。”

“我常常给自己做弥撒。不让我们有教堂,但我可以给自己做弥撒。不过,等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连给自己做弥撒都不行了。红卫兵把教堂改成了袜子厂,他们还常常监视我。我没有坐牢,但常常有人看管着我,红卫兵经常让我干很多事情。他们总是让我戴着高帽子,然后批斗我。他们还让我下跪,腰要弯成这样——”他把头弯下去,然后笑了笑。当他回忆着“文革”中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总会这样轻声地笑一笑。“他们把我弄去游街,还给我戴了个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忠实走狗!’。他们让我戴着这样的牌子,前后各有一个,都写了字。”

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他面前的一张小桌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十个字。这是中国人跟外国人交谈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因为有很多同音字,我们的谈话总是要时不时地暂停下来,以便说话的人把某个词语写下来,让外国人能够明辨意思。他们要么在空中比划着、要么写在自己的掌心上,或者用茶水写在桌上。看着中国人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种语言是多么独特,每个字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它们不仅有读音、有笔画,还能代表或触动很多有形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字更加有形,竟然可以在公开场合戴着它游街示众。不过,李神甫没说这些,他只是在小桌子上写下了那十个字。随后,热腾腾的茶水蒸发到了空气中,那些文字消失不见了。

“那三年尤其糟糕,”他说道,“其中有三个月更是糟糕透顶。在这三个月,每天都有四个红卫兵整天看守着我,他们每天都要带我出去游街示众五次。”

访客问他,那是哪一年的事情,李神甫停下话头,望着空中,轻轻地嘟囔着什么。但他没能想出具体的时间来,他只好摇了摇头。“我记不确切了,”他说道,“但那段时间最糟糕。每次斗我的时候,那些红卫兵都会用东西扔我——有水果,也有其他的硬东西。那都是些学生——还都是些孩子。他们觉得这很好玩。”

这一次,他没有笑。他的眼神里仿佛有一种硬实的东西,只见他抬起头指了指照片中的毛泽东。“那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是他的错。邓小平上台之后,事情才变了样,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真是糟糕得很。我倒没怎么受伤——那算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我没有东西吃。每天,他们只给我两碗稀饭。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神甫都死了。大多是因病而死的,我们没有吃的,整天都不能休息。在重庆,很多神甫都死了。”

他又停下话头,数起数来。这一次,他很快就数清了。他想起了老朋友们,想起了一起念过书、做过祈祷、受过苦的人们。因为这个,他的记忆清晰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停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也许,在他的记忆里,他看见了他们的面容,他们死去的样子,和他几乎死去的样子。当他回忆着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神好像很遥远。过了一阵,他终于说道。

“六个,”他说,“重庆死了六个神甫。”

李神甫并不愤世嫉俗,那也许是他长命的原因吧。对于正在执政的共产党,他没有任何怨言。当他嘴里说着现在的政策是如何好的时候,那仿佛是他的肺腑之言。实际上,现在的各方面肯定比原来好多了。教堂得到了合理的修缮,政府给予了免税政策,每个月还给李神甫两百元钱的生活补助。他又可以做弥撒了,他的教友们也可以无忧无虑地参加他的弥撒了。周末的弥撒用拉丁语,星期天的则换成了当地方言。

星期天一般有五十个信徒,大多是妇女,全是老人。很少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教堂不办婚礼,也不做洗礼——只做葬礼。

当然,规矩还是有的。在中国,官方也不许跟罗马天主教会有任何联系——这一纷争的焦点使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了五个世纪,看来要得到解决远非易事。

“我们可以以私人的身份承认教皇,”李神甫解释道,“在我们的脑子里,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都可以承认他。如果我们不承认他,我们还叫什么天主教徒呢?我们每天都要为他祈祷。但我们跟罗马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他们不给我们提供经费。我们跟他们没有政治关系,教皇也不能来中国。他想来,但是来不了,因为他承认的是台湾。如果他承认大陆,他就可以来了。不过,还是有中国神甫到罗马去拜见他。今年,教皇去了古巴,离他上次去古巴又有好多年了。那次访问很成功。也许在将来,他也可以来中国看看。”

这些都是远虑,李神甫好像更关心他在涪陵遇到的各种近忧。他很担心他那些日渐衰老的教友们,他担心四川的传教士数量奇缺,目前有一百二十间教堂,但只有七十位神甫。他还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教友大都很穷,给不了多少经济支持。自从他远在新加坡的弟弟五年前去世之后,外国援助也日渐减少了。

不过,他也不算太担心,因为跟他曾经见过的苦日子相比,这些只能算是小问题。他见过抗日战争,也见过内战,还有解放战争。从他个人来说,他经历过反对教外语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他也见过法国人修建的教堂被改造成了织袜厂。他见过挂在自己肩头上那些丑陋不堪的文字。他见过教堂在1981年重新开张。那年的第一个星期天,不到二十个人诚惶诚恐地前来听他做弥撒。现在,涪陵及其周边地区的天主教徒已经多达一千多人,虽然每次弥撒的参加者很少超过五十人。对李神甫这样的老神甫来说,一生能够看见这么多东西,已经非常满足了。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幸运。

不过,在他的办公室里,抬头就能看见毛泽东像,似乎有些奇怪,因为这个人在他的神甫生涯中曾经留下了三十年的空白。在四川,受过“文革”之害的人们如果在自家的墙壁上挂着邓小平的画像,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自己也是那场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很少会挂毛泽东的画像。李神甫这么做,也许有他自己的政治原因——也许他是想宽宽干部们的心吧,就像外面院墙上的“四化”标语一样。在中国,很多官员把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会——看成是祸患无穷的东西。李神甫挂上这么一幅画像,也许意在让他们感到放心吧。

李神甫常常会抬头把这幅画像看上一眼。说到过去的种种烦心事,他会反复地抬头看这幅画像。每看一次,他的眼神就会为之一闪,仿佛画像里有什么东西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回忆。故事讲完的时候,他又抬头看了一眼。他再次用手指了指毛泽东。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他不再说话,仍旧凝视着那幅画像,画像里那两个面带微笑的人物懵然不知“那一切”所包含的东西:破旧的教堂、佩戴红袖箍粗野而残忍的孩子们、失去的岁月、失去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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