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播放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一辆汽车用来开出租。他想要投更多的钱到股市。他想要增加收入，让跟他一起住的家人——父母、老婆以及两岁的儿子——有更好的房子，过得更踏实。他想要的东西这么多，但他目前所拥有的，只有一家叫做“学生食家”的小面馆。因此，他在面馆上全情投入。

面馆的优势是位置很好。这里差不多算是江东的中心，过一条街就是师专的大门，几个妇女在旁边摆了小摊卖点水果零食。面馆有六张桌子，但差不多总会坐着师专的学生。星期天的傍晚尤其繁忙，学生们开完了班会，纷纷走出校门吃晚饭。“学生食家”的楼上是一家卡拉OK厅，经营目的可疑。傍晚时分，卡拉OK厅的小姐们也下楼吃饭。小姐们配着BP机，化着浓妆，跟刚刚讨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满脸稚气的大学生们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面条，一边高声闲谈。

黄小强认识周围所有的人——中巴车司机、水果摊贩、陶瓷厂[原涪陵建筑陶瓷厂。——译者]的工人、商店老板、学生和卡拉OK厅的小姐们。对于他们的生活节奏、中巴车的发班时间、工厂的交接班时间、学生们的班会时间，他都了如指掌。他用江东人的生活节奏编织起了他自己的生活节奏。面馆的生活节奏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打烊。“很辛苦，”黄小强经常这样说道。但他这话只有一半可以当真，因为帮手很多：他的父母、他二十五岁的漂亮老婆冯小琴都是很好的帮手。有时候，他就在一条街上的陶瓷厂上班的大姐也会过来帮忙。平时，总有帮工、亲戚朋友从涪陵南边的白涛乡下老家赶来面馆帮忙。其实，在所有劳动力中间，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勤快的。他老婆和母亲才是面馆的顶梁柱，因为黄小强一天到晚没事就在抽宏声烟，说是要跟当地人搞好关系。

他二十六岁，五年前从成都坐了一趟长途列车去过新疆，想找一份工作。“好冷啊，”他说，“工作是有，工作还不错，就是气候不好。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第二年，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广州的气候很好，但工作又不对路。

这样的生活模式对四川的年轻人而言是家常便饭。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数量达到了一亿二千万。1997年3月，四川被一分为二，涪陵和其他沿江县市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这样的调整是为了提高人口密集区域的管理水平，同时也是三峡工程的配套举措。但是拆分的决定刚刚才定下来，还没有影响到普通百姓对于四川这个概念的认识，涪陵人还称自己是四川人。世界上哪里都有来自这个地方的男男女女，每五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四川人。

这里的人总在去往别处。长期以来，这里的山峦峡谷蕴含着艰辛和困苦，年轻的人们因此远走他乡。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可能会遇见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口。尤其在餐馆、建筑工地和发廊能够看见他们的身影。城里人总是不太喜欢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员，说他们很勤快但没文化，很聪明但不可靠。有些人还说四川的女人水性杨花，说四川的男人十分狡猾。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勤劳而果敢的流动人员而言，都可能有人用类似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去描述他们。这样的话语——简单地说，根本不能——阻挡四川人的脚步，恰如它无法阻挡任何来自逆境的人的脚步。这也是四川人名声在外的原因，他们吃苦耐劳。他们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不在乎干什么工作，只要是工作就行。就这样，他们持续不断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黄小强回到了家乡。他结了婚，盘下了这家面馆，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上午，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包抄手；中午，他们为吃饭高峰而忙碌着；深夜，等第二天的米线送来之后，他们要捆成三两一把的小球，留作第二天一早使用。日复一日，每天如此。

在面馆里，黄小强极少谈论政治。一天晚上，有人问他对政府的看法，他耸了耸肩，说中国的政治跟他没有关系。“江泽民好大哟，”他说道，“我好小哦。”

他注意到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英文书的封面上印着毛泽东像之后，把那题目琢磨了一阵子，然后笑着说：“看不懂。”但他看得懂那幅图片，他自己家里的墙上就挂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道，“革命战争年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后来……”接着他就摇了摇头。后来就是全中国耳熟能详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几乎让外国人觉得中国已经面目全非。

实际上，那只能算是个短故事。黄小强的爷爷是地主，在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被镇压了。黄小强比划了一下他被镇压的动作——就在后脑勺部位——然后他笑了笑。但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笑容，有些令人不安，跟幽默毫不相干。这样的笑容取代的是纯粹没有说出来的话语。

然而，以近代中国历史上疯狂而匆忙的脚步看来，土改运动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也是类似的故事如此简短的原因之一。故事发生了，又结束了。

“如今的情况好多了，”黄小强紧接着说道，“在过去，都没有说话的自由。不管说什么，总得担心那算不算资本主义或者反革命。现在不同了。自从邓小平上台后，一切都好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我们还可以做生意。我们跟地主差不多，真的。”

几个顾客跟黄小强争论起来，他这番话在餐馆里引起人们又辩论了一小会儿。“地主”这个词仍然具有政治意味，他用得可能有点轻率。但那场辩论持续的时间不久，其他人也明白过来，他那句话指的是机会而不是剥削。再说，那些人谁都不关心政治。跟黄小强一样，他们多是些独立职业者：中巴车司机[当时在附近经营的公交车系私人投资购买。——译者]、小摊小贩、商店老板。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那意味着他们赚钱全凭头脑、努力加运气。

没有单位也意味着相当自由。黄小强不用参加政治学习，没有人告诉他要上几个小时的班，面馆应该卖些什么。他上的税是最低的，实际上和他的赚头没有任何关系。每年都有政府官员前来估算他这家面馆的月平均利润，他只要拿出十分之一来交税就行。目前，估算的月利润是一千元。相应地，他每个月要交的税是一百元。实际上，面馆现在每月的纯利润在两到三千元之间，但不管那么多，上的税还是那个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小企业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遵循市场经济模式，这对黄小强的家庭来说十分有利。

不过，另一个特色就是政府不给没有单位的人提供保险。因此，面馆要把营业时间拉长至十七个小时，黄小强同时还想着别的法子赚钱。不过，他对于经营面馆也很满足。对于中国的政治，他既没有太多的抱怨，也没有宽广的视野。他那些同样没有单位的顾客也大抵如此。他们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好好地过日子。如果能够像他那样全家一起工作，幸福就会翻个倍。

“学生食家”是个小世界，它的界限超不出江东，它的重心是黄家的一家大小。他两岁的儿子黄凯是在面馆中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认的第一个字是菜谱上的简单汉字。他喜欢的第一种食品是抄手。白天的空当里，这个小男孩就坐在他爷爷奶奶的膝盖上，看一些小人书。他的奶奶王朝素是个文盲，但她把书里面的内容记在了心里，可以背着讲给黄凯听。

他们哪里也不想去。“我们就在这里住一辈子，”黄小强说。有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黄小强的父亲黄能经常问，到美国一张机票要多少钱，要飞多久。“十五个小时呀！”有一次，他很诧异地问道，“飞机上有茅厕吗？”

“当然有啦！”他的儿媳冯小琴笑着说道。一个商店老板正在面馆里吃东西，他也加入进来。“从重庆到成都的大巴上就有茅厕，”他很懂行地说道，“还有电话。走高速路，只要四个小时就到了。”

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没想过要出门旅行。“好贵呀，”冯小琴说。如果她有钱了呢？“我要是有了一万块，会还想要四万，”她笑着说道，“我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这样——哪有够的时候哟。你们美国人太爱旅游了。好多麻烦哦：把包一会儿拖到这里，一会儿又搬到那里。我才不去美国，我才不学英语哟。麻烦得很。”

面馆世界内部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1997年秋季，拥有那栋房子的师专突然把租金从每月三百元提到了七百元，黄家人只好节省开支。他们还安了一部公用电话，以增加收入。可第一个月的时候，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没搞懂长途电话的资费标准。第二个月，他们把资费调整过来，才开始盈利。黄小强拿出三千元，花四个星期的时间学习驾驶课程，拿到了驾驶证。驾驶本成了他最自豪的财富，学会开车在中国是一种殊荣，既不容易获得，花费还很巨大。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别人要看你的能力，还要运气好才行。”

所以，他还是没找到工作，但他有驾驶证，那就是机会。当然，他家经营着面馆和公用电话。他家还有一套五居室的房子，以涪陵的标准来看，算是大房子。他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立体声收录机、一部三十五毫米相机。他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家庭，他的家人既有学生和江东居民的惠顾，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他们觉得黄家人慷慨、善良。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精心地呵护着。

一大清早，黄小强正在包抄手。他的面前摆着几样配料：一碗猪肉馅、一盘四方形的抄手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他一只手捏着抄手皮。他用筷子拨出一点猪肉馅放在方形的面皮上。然后，他把筷子放到水里蘸了蘸，再用它把抄手皮的几个角折起来。包好的抄手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包好的抄手摆在了盘子里。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道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另有一种叫法，他们把它叫做抄手——“两只手交叉相抱”——因为抄手也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在四川的大多数地方，你走进一家餐馆，一言不发都能够要到抄手。你只需要交叉双臂，他们保准知道你想吃什么。

黄小强包一个抄手用了不到五秒钟。他又拿起一张抄手皮，放进猪肉馅，蘸湿几个角，卷起来，再把抄手摆到盘子里。跟第一个抄手用时一模一样。他又包了一个，又一个。外面，太阳升起来了，中巴车正在鸣着喇叭，卖水果的妇女已经支好了摊位。橘子上市了。黄小强又包了一个抄手。全部抄手都经过了精心加工，看上去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