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需要一点信仰，”孔明说道，“要么是宗教、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或者是共产主义——不管是哪一种信仰，每个人都应该信点什么。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第一次想到入党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但当时没被批准。”

孔老师是党员，从前是农民，现在是涪陵师专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老师。他三十三岁，黑发中夹杂着几根银丝。他脸上时常带着淡淡的笑容，上唇有一绺淡淡的髭须。他对汉代诗歌了解颇多，他那三岁的儿子取名松涛，意为“松林之涛”：风儿吹过，松林便会发出呼呼涛声。

“在中国的诗词中，这个用语非常普遍，”孔老师解释道，“雪莱曾经也用过这样的词语——我读的是译文。他写过一首诗，描述的就是松林，他描述了松林发出的声音。我觉得那片松林在意大利境内，但不太确定。”

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整整十年间，孔老师入党的兴趣一直不减，但在经历了正式申请、持续数月的一轮轮谈话和衡量之后，直到去年才终获批准。“在过去，他们会仔细审查你的家庭背景，”他说道，“家庭背景很重要，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他们现在看你的思想如何，这样好多了。

“我觉得，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帮穷人，求平等——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定得很好。当然，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人入党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是为了要权力，这样的人入了党就一心想着自己的事儿。那很不好——所以我们存在着那么多腐败现象，因为很多人只关心自己的事儿。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糕，老百姓当然不再相信它呀。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仍然会支持共产党，我肯定会同意它的许多主张。问题总会存在，但它的基本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赋予每个公民稳定，这种稳定一向是通过国有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涪陵师专，他的生活中丝毫没有企业家那种混乱状态和不确定性。他的三居室公寓归学校所有，也由学校完成维护，每个月的租金大约是三十元——这点钱不算什么，基本上就是个形式而已。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健康保险和退休金。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不到八百元，不算多，但最大的好处在于它的稳定，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师专开除过某位老师。美国人把孔老师这种情况称作终身教职，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你一参加工作就具有了这样的终身职位。只要是国有单位，每个人都具有终身职位：老师、政府官员、邮局职工、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家的工作都是稳定的——那就是“铁饭碗”。

不过，这个词正在变成过去时，涪陵人说起这个词的语气不外乎以下两种。当强调这样的旧制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时，他们的语气常常带着很浓厚的讽刺意味；可当他们说到某些安逸舒服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往往带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谈论这个词，取决于他们在单位体制中的各自立场，而政府对于铁饭碗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加审慎的观点。这样一来，纯粹打不破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改革，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带上了中国特色，逐渐发展成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怪结合体，不断地改变和重塑着孔老师他们的生活参数。

给他带来冲击的第一个重大变化要在今年晚些时候才会发生，1998年6月，他居住的公寓将会变为私有财产。他再也不能享受每个月象征性收取的三十元租金了，那套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以不到一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这个价格并不高——但考虑到他每个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老婆做自由摄影师赚取的收入更少，那又是很大的一笔钱。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公寓可能会升值，从长远来讲，这就给孔老师带来了收益——但以往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让他把居住的公寓当成投资品来看待。涪陵人从来没有谈论过按揭或者再融资，普通人从银行贷款更是闻所未闻。要买下这么大件商品，你要么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要么从家人和亲戚朋友那里借钱支付——如果实在找不到这笔钱，不买就是了。

铁饭碗上还蔓延了其他的裂纹。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各单位的保险制度要进行改革。这项改革的细节尚未确定，但涪陵师专的老师们恐怕不得不自行到同样才在蹒跚学步的保险公司购买保单了。要不了多久，孔老师和他的老婆徐莉佳还得考虑孩子上学的事情。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按照标准收取费用——每学期一百多元的学费，书本费和校服费另外收取。这笔费用倒是不难承受，但涪陵公办学校的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多收费，给好老师支付高工资。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滑到了后面，师专的老师大多把孩子送到城内的学校读书。但跨区就学的费用越来越高——前几年的费用是八千元，现在的一次性收费涨到了一万两千元。三年之后，等到孔松涛开始上学的时候，还会涨到什么地步？交这笔钱值得吗？一度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体制还会不会冒出别的什么特色来，让每个家庭面临着更多艰难的抉择？这样的变革叠加起来，会不会达到一个点，令孔老师不再觉得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

不过，即便面临如此种种变革，孔老师依然不太担心。到了必要的时候，决定自然会做出。同时，他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成长。这样的平和心态跟孔老师的党员身份、严格遵循国家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他的平和心态跟其他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在外人看来排山倒海般的种种变革面前，他们保持着出奇的平静。原因非常简单，他曾经历过的，比这还要糟糕。

“我小的时候，肚子吃不饱，”孔老师说道，“尤其是在1972年到1973年——那两年艰苦得很。我们居住的地方偏僻，土地贫瘠，这是一方面，但跟‘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很多问题也有关系，那时的生产有问题，农耕方法也有问题。70年代后期稍微好了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很少吃肉，总是觉得肚子很饿。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稀饭，只有这么一点点。很少放盐。我们吃过野草、野花、松针——这些东西我都吃过。

“我五岁的时候，妈妈生下我的妹妹之后就去世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牛奶之类的东西喂给小婴儿吃，她也死了。这件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但在我十岁大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突然就生病了，患了重感冒，三天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情况更糟糕。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没法劳动，我太小，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我的大伯拉扯我们一家人。那个时候，生产队不行，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后来，情况有了好转，生产队才能够给我们一点照顾。但一连多年，情况都非常糟糕。”

孔明老师的早年生活在丰都县的大山深处度过，镇上的人口现在可能有三万。从他的老家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走到公路边，再坐三个小时的汽车才能颠簸到丰都县城，因此，孔明在十四岁之前从没有去过县城。他在家里帮着大伯种地，到山坡上种植小麦和玉米，到水田里种植水稻，还得到处种上蔬菜。“回想起来，那时的劳动并不算苦，”他说道，“可现在就算很苦了，因为我都做不来了。”他看着自己的双手，笑了起来。那是一双教师的手了——沾着墨汁，柔软细腻，灰尘和老茧早就不见了。

“我现在到乡下去的时候，”他说道，“简直不敢相信那些农活有那么艰苦，即便在涪陵周边的郊区，农民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农活依然十分艰苦。我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多来自农村家庭，我要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浪费父母的钱。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跟我差不多，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农村的活儿有多艰苦。一到周末，他们就跑出去，浪费了不少的钱。”

跟他一起读初中的那些人，继续读高中的并不多，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录取到了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学，位于成都，是全省最好的师范院校。1988年毕业之后，他被分到丰都财贸学校教了六年的书，然后调到了涪陵师专。

在美国，任何人如果能够像孔老师这样逐步提升的话，基本上都会满怀着自我奋斗成功的信心——甚至会有一点傲慢自大，但在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里，这样的自豪之情根本看不出来。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从来不说困难有多巨大，因为他知道，情况原本可能更加糟糕。

“在‘文革’期间，我的家庭没遇到过任何麻烦，”当被问及政治方面的麻烦时，他这样说道，“我们家太穷了。地主之后，农民分成三个类型：富农、中农和贫农。我们家很穷啊——当你穷得像我们家的时候，遇到‘文革’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只要你不去偷盗，不去杀人放火，没有其他罪行，就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家谁都没有受过迫害。

“我还记得生产队召开的几次大会，那是‘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74年或者1975年的时候。当然，我什么都不懂，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把某个地主，也有可能是某个走资派——通常就是想方设法卖点柴火或者蔬菜的人——找来，然后开个大会把他批斗一番。他要这样站着。”

孔老师做了个示范：双脚并拢，上身微倾，头要低垂，下巴抵着胸部。前后有几秒钟的样子，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他笑了笑，接着讲述起来。

“他们‘坐飞机’的时候不是很多。多数是站成这个样子，如果头低得不够，其他人会把他的头给按下去。我还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个老头儿，他是个地主，每次开会都要把他弄来站上好几个小时……就这样子，头要低下去。他总要把头歪向一边，因为那样会舒服一些。长久以后，他的头就一直这样子歪着……‘文化大革命’都过去了，但他在生产队走动的时候，头依旧歪向一边。”

孔老师依旧站着，这下子，他把头向左边歪着，在房间里走了几步。然后，他又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小孩子的时候，觉得那些事情看起来很兴奋。当然，这对小孩子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小小年纪就看到这样的事情，思想上肯定会受到影响嘛。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开批斗会的时候，批斗的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爸爸。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开那个同学的玩笑：‘你爸爸是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这么说。”

他又模仿起了小孩子的情形，用手指点着，大笑着，一边大叫着“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一边用手捂住了嘴巴。但突然，他又严肃起来。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会说这很荒唐。是有点滑稽，因为人们做的事情是那么荒唐，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现实生活。那不是闹着玩的。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在将来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都越来越好，而且我们也知道，‘文革’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再也不会重演。但在今后看起来肯定又会不一样。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会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荒唐可笑。也许今后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