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埃德加·艾伦·坡、马克·吐温、凯特·肖邦、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以及兰斯顿·休斯的文学作品。学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时候，我布置他们在课外阅读谭恩美以及其他几位美籍华裔诗人的作品。对学生来说，文学课的主题一开始显得遥不可及——瑞普·范·温克尔、跳跳蛙①，以及兰斯顿·休斯笔下那些遥远的大江大河。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了影片《喜福会》的结局，美籍华裔作者谭恩美以故事叙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见到了她的姐妹们。这是中国这个元素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表演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改写过罗宾汉来到中国的故事，但这一切都不过是在他们习以为常的文化背景下硬生生地学习外国文学课程。至此，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阶段：故事的叙述者紧紧地拥抱着她失散多年的姐妹们。所有女生都哭了，男生则大多在强忍着泪水。

然后，我让学生们写写自己的家庭，描述一下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状况。其中一个名叫蒂娜的女学生写了一首诗：

很多学生都像琳达那样，写到了农村的生活状况：

基本上所有的作文都是这样，我发现我没办法给他们打分——哪怕在作文本的某个角落里做个记号都不行。其中的东西我丝毫不能触碰，有的甚至不忍卒读，因为都太心酸。最后，我决定不下发他们写的作文。我保留了作文本，只是跟他们说，每个人都写得不错。

他们的作文，既让我知道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想起了他们的未来。我看到的，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无言的奋斗历程，正是这样的奋斗使学生们成就了今天。对他们的下一代来说，也许还会如此。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也会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也许会成为大学生，生活得比她妈妈更好一点。我想象着，她会在自己的作文里这样写道：“我妈妈个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

课后，我常去学校后面的乡间散散步。我已经不再跑步，散步其实也很惬意——一切都慢了下来，我可以跟着农民们走上一段路，看他们干农活。通常，他们都会问我是否认识曾经在山上跑步的那个外国人，我则告诉他们，那个人就是我，只是我现在再也不跑了，这感觉像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似的。老往插旗山上面跑，那有什么意思啊。

到了傍晚，或是周末，我会继续遵循我在城里的生活轨迹。星期天上午的路线经过了精挑细选——天主堂、神甫、铁匠铺、茶馆。然后，我会在跟南门山一街之隔的那家餐馆里要上一碗抄手。这家馆子的抄手是全涪陵城做得最好的，我一般会在十一点整准时动筷，小园子里那支十二个人的铜管乐队也会准时开奏。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有人雇请这支乐队为婚礼进行演奏，因为婚礼要办得好就要尽可能多地吸引人们的注意——这样才很有面子。乐队演奏的是《友谊地久天长》和《来吧，忠实的信徒》，而棒棒军们一般都会准时到来，充当起忠实的看客，呆呆地看着化了浓妆、披着婚纱的新娘的到来。

在这家餐馆里，我总是会选择一个固定的座位，既可以斜靠着墙壁，又可以看得见大街和对面的小园子。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芸芸众生比乐队更加耐看——挑着箩筐的农民们、带着小孩的一大家人、出来溜达的年轻夫妇们、撑伞遮阳的老太太们。

平日里，我总会去看望一下春节期间我在小园子里认识的两个朋友：高明和马福来。高明是一位艺术家，二十六岁，几年前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他很有天赋——他的公寓里总是摆满了读大学时画下的一张张油画作品，大多是欧式风格。他在涪陵开了一家公司，主要经营绘有或蚀刻有花、竹、熊猫，以及其他中式图案的磨砂玻璃。一般而言，这样的磨砂玻璃都被豪华餐厅或豪华公寓用作隔断墙，高明十分精于此道，那也就意味着他画出来的磨砂玻璃非常的俗气。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人们要他画什么他就画什么，而人们总是会叫他在一块磨砂玻璃上尽可能多地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还要尽可能多地用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他的客户主要是涪陵的有钱人家，他上门送货或者揽收订单的时候，我偶尔也会跟他一同前往。城里的每个有钱人好像都把房子装饰成了同一个模式，普遍选用了在涪陵被认为能够象征财富的那些东西：高明版的磨砂玻璃、巴罗克风格的石膏板空洞里吊着华丽顶灯、奇形怪状的木头格子覆盖着塑料葡萄枝蔓。还有一种常见的装饰品，就是墙壁上挂着个大大的木框石英钟。当然，顶级电视机、VCD播放机、卡拉OK设备总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人被称作“新贵”，但在涪陵，除非你以分钟为单位来跟踪他们的发展过程，否则这个用词就没有任何意义。涪陵没有“老贵”这样的群体，我也不能因为他们炫耀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富而求全责备。

我喜欢跟着高明来回跑，那些有钱人一点也不在意我的出现，因为你的公寓楼里出现个外国人，总比铺满葡萄枝蔓的木格子时髦得多。但有钱人本身就是他们的公寓里最好的装饰。这些有钱人无一例外地梳着大背头，喷着发胶，穿着亮闪闪的丝绸衬衫，他们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穿着透明衣衫，舒舒服服地躺在松软的沙发里。我一直没搞明白，他们——尤其是那些女人们——一天到晚到底在干些什么。从他们的表情来看，要么仿佛刚刚到家，要么好像马上就要离家出门似的。然而，他们总是躺在那样的沙发里一动不动。

高明每个月能挣到一万多块钱，但他跟手下人的矛盾总也理不清，他自己的生活尤其一团乱麻。他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女儿，跟他那以重庆为根据地的艺术家妻子一起生活，高明本人则利用这种工作造成的分居，在涪陵另找了一位女朋友。他老婆听说了他在涪陵的这档子事儿之后，带着女儿去河南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她威胁说要跟高明离婚，他倒是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很有把握，妻子早晚还会回来，哪怕他丝毫没有抛弃现任女友的意思，因为这个说话很嗲的四川小姐头脑十分精明。高明可不是那种为未来担忧的人，他的目标就是及时行乐，所以他既会赌钱，也会光顾卡拉OK歌厅，我怀疑，他还会找小姐——因为他说起这事儿来显得头头是道。有些时日，他一场麻将下来就要输掉八百块钱。他的麻将水平着实还差了一点。

他很喜欢跟我谈论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我能够理解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那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还不太开放，”他有一次这样跟我说道，“在你们国家，你可以把一个女人当朋友看待，但在这里就不行。我老婆就是那样的人，因为她的思想一点都不开化。”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因为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好处肯定不是指搞婚外情。所以，我通常什么都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洗耳恭听。

气候宜人的夜晚，就着川东人最爱吃的火锅，高明会跟我诉说他的种种烦恼。光说火锅很辣没有任何意义——四川人吃的东西都很辣，上至早餐就着辣椒享用的花卷，下到宫保鸡丁。仅仅因为吃的麻辣食品太多，有些志愿队员都得了溃疡。

即使美食林立，火锅还是因为其独有的麻辣而声名鹊起：热辣的油锅就在眼前，蔬菜、肉食、粉丝轮番烹煮。这样的吃法长年累月，在夏季尤为常见。其中的道理，是火锅吃得大汗淋漓，出汗方才让人觉得清爽不已。

夏夜，涪陵的人行道上摆满了火锅，人们既在吃饭，也在社交——眼前的火锅热气腾腾，边上的行人熙来攘往。高明和我一边慢慢地烫着火锅，一边打望着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孩儿。如果他的心情够好，他还会跟我说起他想买的种种物品。有一两次，他还说到可能要跟老婆离婚。不过，他总把事情往好处想。他不止一次说起了举办婚礼的事情，说如果不离婚的话，他会好好跟老婆办一场婚礼。他们结婚已有五年，但跟涪陵的很多人一样，他们一直没有举行婚礼，说要等攒够了钱好举办一场像模像样的婚礼。就目前来说，高明不缺钱，缺的是老婆。还好，他是个乐天派，常常可以将不好的事情置之脑后，从而津津有味地描述他头脑中盛大的婚礼场面。“我要租十辆车，”有一天晚上，他这样跟我说道，“十辆车哦——至少要租十辆车。先在南门山转一圈，然后经过高笋塘，再开到江东溜达一圈，再开回来。街上的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看一看。”

在有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十分相似：他也有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了个错，把这一切全都汇集到了涪陵，他的灵魂因此备受煎熬，丝毫没有高明那种前景美好的无忧无虑。马福来常常向我寻求对策，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我这个美国人懂得如何化解类似僵局。但我觉得，他之所以愿意跟我说起这些事儿，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外国人，也是个圈外人。城里的不少朋友都对我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知道我跟当地人的飞短流长扯不上边，所以愿意跟我透露秘密，寻求建议。

4月末的一天晚上，马福来来到我的公寓，坐在客厅里抽起了香烟。看得出来，他很沮丧，但就是不说什么事情不对劲。聊了一阵之后，我决定单刀直入了。

“是不是跟老婆有麻烦了？”

他点点头，随即吐了一口烟雾。但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她是不是另找男人了？”我知道这不大可能，但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有可能令他敞开心扉。他马上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他说道，“问题在于，我们合不来。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既缺乏共同的爱好，也没有共同的兴趣，什么都没有。我们老是吵架。从结婚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结婚？”

“还不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她爸爸妈妈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他们为什么要给你压力呢？”

“可能你不懂。这里是中国，跟你们国家不太一样。在我们这里，如果你跟某个女孩儿有了某种关系，那你们就得结婚。”他叹了口气，又抽了一口烟，“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就得结婚。我跟我老婆就是这样。我当时二十四岁，她二十二岁。所以我就跟她结婚了，尽管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根本合不来。”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那个温暖的夜晚，七点钟，我让他坐在逐渐变暗的客厅里想了一想。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问道，“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很复杂呀，也许解决起来很困难。”

“我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头都大了。一整天啊，我想的全都是这个问题。”

“我知道，高明有个女朋友，”我问道，“你也有吗？”

过了一阵，他点了点头。

“谁？”

“她是你们师专的一个学生，还记得我有时候来学校看的那个女孩儿吗？我以前说她是我的表妹，其实不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更喜欢她。”

我已经猜到那个女孩儿就是他的女朋友，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亚当在城里有几个年轻的男性朋友，他们的情形大致相同——要么离了婚，要么即将离婚，带着小孩，不停地变换女友。对学校的老师来说，这样的事情好像还不太常见，也许在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也是如此，但经商的年轻人好像都有外遇。他们有钱，又不受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单位的束缚，单位对他们没有影响，更无从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仍旧遵循了传统的涪陵人的生活模式，早结婚早生子。我问马福来，他老婆是否知道他另找女友。

“不，”他回答道，“她一点都不知道。”

“你确信吗？高明的老婆远在重庆，但她还是察觉了他女朋友的事情。”

“我老婆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要带那个女孩儿出去，我们也是去那些人不太多的地方。”

我在想，涪陵哪有这样的地方。我还想，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我什么时候也想去一下。马福来又叹了一口气。

“我的婚姻糟透了，”他说道，“唯一好说的就是我的女儿——除了她，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我们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吃饭。我们还分床睡。你看到过我的房子——我们各有一个房间，我睡小的那一间。她的父母和兄弟跟我形同陌路。他们知道我不喜欢她。”

“她想怎么办？”

“她什么都不想？”

“为什么？”

“因为她很喜欢我。也许她觉得，婚姻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想怎么办呢？”

“不知道，”他说道，“你有没有什么主意嘛？你们国家那些人是怎么办的？”

“我们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对小孩子来说，离婚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当然，如果没有小孩，他们也会马上离婚的。”

“我们这里不一样，”他说，“婚不好离，哪怕你们之间没有小孩。因为我们这里的思想还很传统，还不开化。可能有点像你们国家的40或者50年代吧。问题是我们这里的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还没有完全的平等。所以，离婚对她们的影响很大。如果女人离了婚，会觉得很没面子。”

“男人呢？”

“也不太好，有人会说你是个坏男人。不过，对男人的坏处没有女人那么厉害。我们这里的观念还很落后，就像人们对性的看法一样——你一旦跟某人上了床，就得跟那个人结婚。你们国家就好多了。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我都不太喜欢，但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中国能够跟美国一样。”

“美国的离婚太普遍了，”我说，“人们觉得离婚太容易了。所以，可能两个地方都不太好。”

一时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天就快黑了，我也替他出不了什么主意。我把经常说的那些话跟他又说了一遍——慢慢来，多一点耐心，多替孩子着想。他之前已经听过了这样的说辞，所以，他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麻烦事儿，”他说道，“年轻人，老年人——大家都有这样的麻烦事儿。因为年轻人早晚都要结婚，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性的自由。也许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跟我一样，感觉不到什么幸福。我所有的朋友对婚姻都觉得不如意，不过他们也知道，离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许你不明白，但这个问题很恼火。”

他问我，可不可以在我的公寓里再坐一会儿，我说没有问题。我随后要给学生上文学复习课，所以只好一边备课，一边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这样的朋友们的事情。我很怀疑，问题仅仅是因为缺乏性的自由。相反，好像正是因为这方面的自由太多，才有了这么多的麻烦。以后，性的自由可能还会更多，但这也不会在涪陵人的身上产生任何奇迹。常常，我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你在哪里生活，有些事情总是难以应付。

说实话，我唯一可以给出的主意是：千万不要结婚。然而，这非常不现实，对我说起来倒是轻松得很。身为外国人，这是我可以超脱的又一件事，反正我不会在涪陵跟人结婚。我从来没有直接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总是远远地看着，就像我观看其他很多事情那样。就像我到那些有钱人的家里溜达上一圈，阅读我自己的学生写的那些作文，或者站在阳台上远眺长江里的轮船静静地漂向某个无名的目的地。那其中当然存在着某种力量，因为很多事情我都没有亲身接触，可哪怕隔了一段距离，我还是体会到了那样的时刻——不管是顺江而下的某次旅行，还是在偏僻乡村度过的某一天——其中的美感鲜活生动地陪伴着我。不过，也总会有无助和悲伤的时刻。我坐在那里陪着马福来，心里在想，我这部分的生活即将告一段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件好事。我看着他又抽了一支烟，然后他就走了。

那个春天，北京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全国上下共同庆祝五四运动七十九周年。电视上播放了一个特别节目，会说汉语的加拿大人大山说了一段笑话，介绍带出了在北大校园举行的舞台文艺表演。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中国对协约国的最终取胜功不可没，但该条约对中国的回报竟然是把原来的德国租借地如青岛转让给日本，这样的不平等条约当然激怒了中国人。学生的抗议活动开启了这一场运动，随后迅速扩展，具有改革思潮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这是一场民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同时也向西方学习，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

涪陵师专也加入庆祝行列，为五四运动的周年庆典举行了一次短剧表演大赛。各系先进行一轮初赛，胜出的节目将会在学校的大礼堂再集中表演一次。我上文学课的一个班根据《罗密欧与朱丽叶》准备了几场戏，另一个班把凯特·肖邦的《德西雷的儿子》进行了一番改编。琳达扮演德西雷，莫·钱扮演铁石心肠的阿曼德。我对这两个小组的排练都提供了一些帮助。

由亚当上西班牙语课的学生忙着准备《堂·吉诃德》。这个班人数很少——总数不到十二，于是从三年级请了几个活跃的学生加入进来。他们以涪陵为场景，根据塞万提斯的小说写出了自己的剧本。堂·吉诃德变成了江东的面馆老板，平时喜欢阅读雷锋的先进事迹。这位革命先烈对毛主席充满了无私的忠诚，从1963年起就成为宣传对象。雷锋精神就是共产主义对平凡人的一种礼赞：他身为普通士兵，一直淡泊名利，从来就是隐姓埋名地默默劳动，直至战友倒车不小心挂倒晾衣竿把他砸死为止（那位驾驶员等了二十五年才最终被批准入党）。

改革开放使雷锋精神沉寂下来，尽管时而还能听见往事回响。在涪陵股票交易大厅的旁边有一座楼，白色墙壁上的那一幅宣传标语虽年久日深，却还能依稀辨别：“学习雷锋精神。”3月是官方规定的学雷锋月，尽管你如果在很多当地人面前提起这种早已过时的习惯做法时，他们只会哈哈大笑。不过，师专却非常在乎这件事，专门给学生安排了纪念雷锋同志的义务劳动。我在那里的第二年，3月的活动之一是由干部带头清扫江东的大街小巷。一边是师专的干部和学生把街道上的垃圾从这一面扫到那一面，一边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们忙个不停地拍摄录像。

江东街道上的大扫除只持续了十分钟的时间，亚当和我坐在“学生食家”目睹了全过程。当时是星期五的下午，我们正一边享用四川版的意大利面条，一边喝着当地牌子的啤酒。我们教的几个学生跑过来，希望我们也能加入义务大扫除的行列，说不定陪着干部扫地的情景还能被录像呢。我们婉言谢绝了，几个学生看起来还有点失望。

“我们正在吃饭，”亚当呷了一口啤酒说道。

“再说，我们不是一直在做义务劳动吗？”我说，“我们本身就是和平队派来的志愿者啊。”

这样的场面肯定没写进和平队的小册子，但我们也只能以这样的玩世不恭来回应雷锋精神。五四纪念活动跟这大同小异，那不过是对理想主义的操控而已。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最终促使西班牙语课的学生排演了《堂·吉诃德》这出戏。但到头来，却无法说明这一出戏到底因何而起，因为是亚当给学生提供了最初的命题——身为江东某面馆老板的堂·吉诃德无比崇敬雷锋。接下来，学生就领会了这一精神，写好了对白，按自己所好加进了一些细节。

英语系进行选拔赛的那天，这个小组最后上场。表演一开始，莫·钱就坐在面馆里看书。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突然朗声说道：

“太好了！看，雷锋做了这么多好事——他每天帮了那么多人！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也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啊！”

他翻了一页，眼睛睁得更大了。他站起身来，一边清扫着面馆的地板，一边这样想着：

“我怎么会把时间拿来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生活多没趣啊！我也可以成为雷锋一样的大英雄啊，就这样把面馆扫过来扫过去有什么意义啊？”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可以周游全国，为人们做好事啊。他把拖把倒了过来，仿佛骑马似的夹在胯下，头上顶了一只旧水桶算是他的头盔。面馆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日本美女身着无袖衫的图片（在涪陵城区，花不到五毛钱就可以买一大堆这样的图片），莫·钱无限神往地看着她：

“我亲爱的杜西尼娅！我一定要去周游各地，直至找到你的踪迹！”

他把这幅图片举起来当做标语，然后直奔乡下而去。很快，他就遇到了一位正在田地里辛勤耕耘的农民，扮演者是那个名叫罗杰的男生。

“桑丘·潘莎！”莫·钱大声喊道，“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冒险啊？”

但桑丘·潘莎只顾着干活：“不去，我有事儿！”

“哎，真傻帽得很！”堂·吉诃德说道，“跟我一起去冒险吧。我们像雷锋那样去跟不道义的事情作斗争，去英雄救美。来吧，别犯傻了，我要介绍你认识我的头号美女杜西尼娅！”

“你才雅虎呢！我忙得很，哪有空跟你一起乱跑！”

“傻帽得很啊！”堂·吉诃德咕哝道。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着该拿点什么甜头给这位农民尝尝。在原著小说中，堂·吉诃德许了一个诺言，他会让桑丘·潘莎到某座小岛担任总督，亚当给学生的建议是在表演中使用南部的海南岛作为奖赏。但对于用什么来奖赏桑丘·潘莎，学生们自有主张。

“我必须得有个仆人，”莫·钱说道，“如果你愿意跟随我，我可以答应把……台湾岛……奖赏给你！我可以让你担任台湾岛的总督！”

听到这话，桑丘·潘莎立马抓起一只拖把，两个人就一起骑马走远了。他们俩策马前行的脚步非常合拍，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莫·钱和罗杰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两人间立马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罗杰是个瘦骨嶙峋的男孩子，眼眶很大，体重可能只有八十多斤。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副手，一直对堂·吉诃德的吩咐听得专心致志。莫·钱好像是从《大独裁者》里学到了一手，所有指令都高声给出，带着一股滑稽的严肃劲。

就这样，他们两人一起在四川的乡村到处溜达，战风车、打老虎、到小酒馆惹麻烦。有一阵子，他们停下来休息，堂·吉诃德吩咐他的仆人给杜西尼娅写一首歌。于是，桑丘·潘莎抱着吉他，站在日本美女图片下唱了起来：

等他们来到重庆的时候，人们早已经听说了他们的英雄行为。路易斯扮演的重庆市长给他们奖励了几把牙刷，同时在他们的背上悄悄地贴上了几张小纸条，上面分别写着“傻帽”、“雅虎”和“牙刷”。两位大英雄非常自豪地把牙刷挂在了脖子上，堂·吉诃德深吸一口气，大声说道：

“我做的这些好事，全都是为了美丽的杜西尼娅！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雷锋那样多做好事！”

观看至此，观众席上的学生们早就已经乐疯了。系里的老师们本来坐在前排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此时也都忍俊不住地大笑起来。观众的热情使演员们更加热情迸发，他们在舞台上一头冲过去又一头冲回来，不断地经历着一次次冒险。毫无疑问，这是全系表演得最好的一出戏——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也踏入了危险的政治领地。部分观众的反应仿佛是在说：简直不敢相信，我还能听到这样的玩意儿。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表演结束之后，我看了看张书记。很难看出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的脸上似笑非笑，不过，我也看得出来，他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着。最后，只有他这位评委才能做出真正管用的评判。

英语系过了一天才做出官方反应，取消了《堂·吉诃德》这一剧目，选中了五出戏到大礼堂上演，其中包括《德西雷的儿子》。对于这样的决定，没有谁提出过任何上诉，系上的态度很明确，政治问题一概不能涉及。

学生们一直都只能私下嘀咕，不知何故，他们这一次公然表示了愤慨之情。就连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一帮学生也在暗自咕哝，他们的剧目被取消是因为两位领衔主演是男女朋友关系，这严重违反了学校禁止学生恋爱的有关规章制度（也是校园里最无人理睬的制度）。不过，上西班牙语课那几个学生的反应最为激烈，他们拒绝接受系里的指令。莫·钱跟政治辅导员大吵了一架，威胁说如果《堂·吉诃德》被列入黑名单，他同时将会退出《德西雷的儿子》。很快，这件事情就变得异常严重起来：头头们不愿意看着这一次比赛泡了汤，他们同时也很中意凯特·肖邦在这个故事中批评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观点。

五四运动的庆祝活动就这样持续着。从很多方面看来，英语系——以及作为它代言人的党支部——纯粹是咎由自取。如果你想把什么事情都政治化，把每一篇文学作品、每一个历史片段都拿来为自己服务，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结局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两年时间过去，我厌倦了不计其数的纪念活动、庆祝活动，我烦透了历史遭到扭曲，也受够了充斥着政治宣传的教科书。

不过，亚当却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没有上那个班的课，但我的心情跟他差不多，因为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受了我们的影响，学生们才惹下了这么大的麻烦。如果没有我们这两个人，他们肯定不会排演《堂·吉诃德》和《德西雷的儿子》（如果不是受了我们的影响，一个学生党员也肯定不会给自己起莫·钱这样的英文名字）。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跟这很不一样，我们是隔着一段距离来观察涪陵这座城市，对学生们却直接地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经常鼓励他们思想要开放，要敢于质问，要不惧权威。这其中有一些是有意为之——比如关于罗宾汉的种种争论，用汉语进行的种种对话——但总体而言，那是我们的身份意识所决定的。我们是外国人，头脑里没有这样的警示声音，提醒我们哪些界限不能跨越。我们在涪陵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有些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到已经把各种规则内化于心的地步。跟大肆庆祝五四运动那半生不熟的历史一样，这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很容易招致政治风险。

似乎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这个剧目涉及的是些不能一笑置之的主题，学生们却没有通过一本正经的方式来把它演砸。莫·钱毕竟既是党员又是班长，他如果违反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能是每个人未能从整体上把握那一部戏所造成的。一时间，来自各个方面的主张汇集成了这部戏的主题：亚当提出要拿雷锋来说事儿，学生们自己想到了台湾，他们喜爱不已的那些傻气台词则来自过去一年在各种环境中接触到的各种东西。他们最大的错误也许在于过分强调堂·吉诃德精神。他们想的是尽可能地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原著，要把他的讽刺意味融进涪陵的生活环境，同时还想着怎样尽量地取悦观众。然而，在党的体制下，讽刺和娱乐这两样都是十分危险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下，它赖以存在的监控和管制只会把任何一部高质量的喜剧作品破坏无遗。

最主要的是，这种不太光明磊落的举动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事件的重要性还不如学生们满怀激情学到的知识——姑且不管那是什么知识，堂·吉诃德也不会引发人们的反革命行为（尽管极为不巧的是，异议分子1989年在北大校园的塞万提斯雕像下面举行过几次重要集会）。不管怎么说，即便是中国要垮掉，也不会开始于有这么一群农家子弟大学生小丑般骑着拖把乱蹿的涪陵城。令人难过的是，有些人无法在观看了这样的戏剧表演后一笑了之。毫无疑问，这场表演具有滑稽的成分，但书读得更多、头脑更聪明的张书记他们却时时刻刻听到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们：我应该大笑吗？真就那么好笑吗？是不是有违规又危险的因素存在？从这些方面来说，这才是我对这个制度越来越憎恶不已的地方。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一旦没有了笑声，中国也就成了个阴森凄冷的地方。

我和亚当给莫·钱和其他学生打气，希望他们做一些修改，不至于引起更多的麻烦。但我们仅限于此，决不会参与学生们的协商过程。那一周，学生们定期把他们开会的情况向我们作了汇报，我至此方才明白，堂·吉诃德为什么捅下了这么个大娄子。他这个穷骑士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式人物，有着金子一样的善良心，但他那样的理想又早已过时。在每一个涉及其中的人身上，我都看到了他的影子：他既是莫·钱和他那一出无可救药的戏剧，同时也是张书记和他那同样无可救药的政治信仰。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就觉得张书记跟其他很多人一样，不过是在尽其所能地坚守原则而已，他自己也许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任务。那一学期的早些时候，他的女儿死了，他妻子刚刚又生了个儿子。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操心，但监管学生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工作，他也只能这么做。尽管每一个人都在责难堂·吉诃德的风车之战，但我真的没法责怪他们。

几天之后，他们做出了让步。《堂·吉诃德》将安排一次专场演出，仅限于英语系，其中敏感的政治素材全部经过了审查和剔除。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德西雷的儿子》可以按照计划继续参赛，学习西班牙语的那一帮学生尽管无法到学校的大礼堂参加决赛，但好歹总可以在自己的朋友们面前表演一番。亚当又帮着学生忙起了重排和修改台词的工作。

那一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全都坐到一起，观看了《堂·吉诃德》剧组的第二次演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这一次演出差强人意，既没了原著的激情，有好几次演员们还变得十分紧张，台词也说得结结巴巴。问题不在于重要的东西已经丧失殆尽，而是太多的东西被加了进去：一周的过程中，这个剧目增加的影射分量简直超出想象。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没有人会多想雷锋和台湾有什么含义。可现在呢，使其成为一场精彩演出的轻装上阵已经荡然无存，禁用字眼因为其缺乏反而变得一目了然。再说，几个学生跟头头们协商了一个星期，早已疲惫不堪。

还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彻底毁坏两个大英雄的这一场插科打诨，这令观众们立刻又喜欢起了他们的表演。表演在忧伤气氛中结束，因为堂·吉诃德决定回去继续经营面馆生意，两人组合终于解散了。莫·钱耷拉着脑袋，骑着他的拖把慢慢地回到了家，作为背景音乐的《泰坦尼克号》忧伤主题曲响了起来。

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担任的是旁白。最后一幕表演结束之后，他站起来朗诵了一段后记。可他一开口，我和亚当立马意识到，他偏离了预先备好的原稿，说了一些他早已想好的话。他总是这样自作主张。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看见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在埋头翻查词典。课间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里，他会悄悄地走到我的身边，字正腔圆地用英语问我：“你早泄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课外学习大致如此，总是想把刚学到的某个下流词语试用一番。这样的行为当然十分幼稚，但他同时也是班上的优秀学生之一。我发现，他在英语方面的技能正来源于他能够如此玩弄所产生的种种乐趣。他以自己的方式学习英语，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我很喜欢这一点。他让我喜欢的另一点是，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跟邓小平的家乡广安离得不远，现在却给自己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姓氏。

《堂·吉诃德》表演接近尾声，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又一次改变了航向。站在全系师生面前，他大声地朗诵起他自己写的总结陈词：

他朗诵的语速很快，干部们一句也没有听明白。说完之后，他抬起头看了我和亚当一眼，看我们是否听清他说了些什么，随即，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就这样，那场戏演完了。

第二天，我和亚当很早就起床进城去拍点片子。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官员来项目院校考察，她便把办公室的摄像设备带了过来，我们有三天的使用时间。医疗官的这次考察，是我们抵达该市那一周以来，志愿者办公室第一次有人来到涪陵。

整整三天，我们尽量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我们拍了学生表演的《堂·吉诃德》，乡下，以及我们很喜欢的老城区。录像带上拍的主要是我们跟各位朋友——“学生食家”一大家子人、神甫、各餐馆茶楼的员工——之间的对话，我们也拍了曾经打发过不少时光的南门山小园子。我们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一边叫司机能开多快就多快，一边把摄像机对着窗外，拍下那些喇叭齐鸣、飞速掠过的各式车辆。

就在医疗官离开涪陵的那天早上，我们决定在把录像机归还之前再出去拍点什么。七点钟不到，我们来到涪陵城区，在南门山小园子拍摄了一帮老头老太打太极拳。然后，我们顺着石阶而下来到了码头，期待着在这里能够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街景画面。

很难拍到通常的街景生活画面，因为我们只要走到哪里，哪里的街景就会立马静止不动。摄像机不光笨拙而且贵重，跟电视台记者可能用到的设备差不多一样大小，因此，总有停下脚步对着我们围观的人群。除了跟朋友之间的交谈，我们在涪陵拍摄的画面主要就是对着摄像机目不转睛围观的当地市民和棒棒军。

快要走到码头的时候，一大群人很快就围住了我们。我和亚当之前很少来这一带，茶馆、餐馆的员工一个都不认识。围过来的人群之前没有见过我们，于是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俩是当地的教师，业余时间喜欢拍摄录像。

亚当决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顺着街道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在一个街边小摊跟前停下来买馒头。他跟摊主砍价，围观人群把注意力慢慢地转向了小摊跟前。随即，亚当跟摊主开了个玩笑，逗得那女人捂住嘴巴笑了起来。我慢慢地往后移动脚步，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使自己摆脱人群的围观。亚当的身边先是围了二十多人，后来又增加到三十多个、四十多个。几辆出租车也停下来一看究竟，交通随即被堵塞，大家使劲地摁着喇叭。我一个人迅速走到街对面，对着被人群围在中间的亚当拍了起来。大家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样的场景曾经令我感到非常害怕——头一年，最为恐怖的事情莫过于身边围着一大群人，被他们从头到脚瞧了个究竟。不过，围观的人群纯粹是出于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亚当跟曾在四川偏远地区居住过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了如何把这样的人群搞定。通常情况下，我会面带微笑，保持镇定，把重心放在某个固定的路人身上：他提问，我回答，其他人旁听。我一般会告诉他们我的薪水是多少，干什么工作，同时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美国的各种问题。为了逗笑众人，我会讲讲当地的土话，或者称自己为洋鬼子。这种情形跟参加慈善活动的政客差不多，记者招待会的主题不过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已。

当然，这样的时刻意味着某种权力，因为你要抓住这三四十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放下手里的事情专门跑来一睹你的风采。那天早上，亚当身边的人围得越来越多。五十多个人紧紧地站在他的四周，被他讲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他把一只馒头递给了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他又从小食摊上买了两个馒头，拿在手里玩起了抛接把戏。几个棒棒军又快速跨过街道，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我变了焦，把摄像机对准了一张张脸——挂着笑容的小食摊贩、从商店里走出来的年轻店员、面带疲态但看到外国人后依然咧嘴大笑的棒棒军。

亚当把一个馒头扔到地上，然后又捡了起来，隔着大街朝我扔了过来。他指了指我。接着，他又开了一个玩笑，人们又转身对着他大笑了起来。我正在把镜头从一张张脸孔上慢慢扫过，取景器突然一片漆黑。

有什么东西把我往后推了一下，我只好退后一步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我的眼睛仍旧对着取景器，眼前突然又暗了下来，这一次又有什么东西更重地推了我一下。我抬起头来，看见面前站了一个人，手里拿着个皮包正在对我挥舞。

“不行，”他说道，“这里不能拍照。”

“你是谁？”我反问了一句。

他把他的命令重复了一遍，我把我的问题也重复了一遍。我的摄像机还在肩头，仍在继续拍。

“我是一个市民，”他说道，“你不能在这里拍摄，这是违法的。”

他又对着我挥舞起了手中的皮包，这次拍打的力气更大，把我惹怒了。

“不要碰摄像机，”我问道，“你是谁？”

“我是一个市民，”他重复了一句。他说话的口音很重。他挑衅地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他腆着个大肚子，头发梳得溜光，一张圆脸带着冲冲怒气。在他的身上，我一下子就看出了很多东西——从口音看，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从穿着和举止看，可能有个一官半职，也许是个小干部，或者是个小老板。他四十好几的样子——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被称作“迷茫的一代”，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时期。

“我是一个市民，”他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

“我也是一个市民，”我说道，“我在涪陵住，我在师专教书。我在这里拍摄不违法。”

他又拍打了一下我手里的摄像机。我也往前迈了一步。

“少管我，”我说道，“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

最后那个字激怒了他，他随即怒目圆睁。

“你说啥子？”

“我叫你滚蛋，”我说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走上来无缘无故地打人吧，你怎么那么粗鲁？”

我用了个很不好听的字眼：粗鲁，这又激怒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高声说道，“你们不是老师——你们是记者。你不可以像他那样把东西扔得满街都是。你们放尊重点，你们不可以来这里。”

“我都来两年了，”我说道，“我们就是老师，我们来拍点东西是想给涪陵留个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此刻，我们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不断地嘀咕着什么，不断地往里推挤。跟这人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她也开始对着我吼叫起来，手指在空中不停地指指点点。摄像机仍在工作，但我把它放下来提在了手里。亚当赶紧从街道对面跑了过来，竭力说明我们俩都是师专的老师。但那一对男女此时正在愤怒地吼叫着，围观人群的嘀咕声也越来越大，我这才意识到，我们遇到麻烦了。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了。我关了摄像机。身边的人越围越多。

回顾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时，我在这一次小插曲上花费的时间最多。这在所难免，这是我在涪陵城里遭遇的最麻烦的事情之一，而且还被记录在了录像带上。

我并不喜欢看这一段录像。每次一看到它，我就感到胃部一阵阵发紧，心跳加快。亚当说笑耍把戏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张张笑脸。看得出来，那些人心里感到很高兴。我回想起了我在城里打发的每一个日子，我遇到过的围观人群，以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每一次经历。我的记忆跳出这一段小插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擦鞋匠找我麻烦的事情，那一次人们全都站在了我这一边。

不过，每次观看这段录像的时候，我都在心里暗暗希望画面快进，等待那个人出现在画面上。他是在亚当成功引来人群围观一阵之后才从左边进入镜头的，但这个人和他老婆跟其他人不同，他们各自站在了人群开外几米远的地方。他们打量了亚当半分钟，然后那个男子才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他跨过街道，向我走了过来。但他故意站在摄像机的取景范围之外，然后，画面上一片漆黑。

录像带上看见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最令人痛苦的是，它清楚地记录了我们铸成的种种错误，而这一切都发端于我们到不太熟悉的地段招来了一大堆围观的人群。录像还显示，亚当太过于吊儿郎当，不断地发酵着人们的注意力。录像上同时还能看出，他隔着街道把馒头扔了过来，显得非常不敬。从录像上看，我过早发怒，而且说话过重。根据录像显示，如果我不用言辞侮辱那个人，他也许会一走了之。

不过，有很多东西是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这也许才是看这段录像的过程中最令人不快的因素。事情的渊源当然看不见——从录像上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曾经跟太多的人堆堆打过交道，以致我们自觉得信心满满。录像带上也看不出来，要在涪陵应对这方面的问题，信心和镇定自若才是不二法门。惧怕人堆堆，或者指望他们根本不围过来，都是最糟糕的反应。你得接受你是异类、你跟他们不是同类这个事实，那么，他们肯定会围过来打量你，听你说话。如果这都令你心烦，那你真的很可怜，这就跟噪音和污染一样，如果你为这些东西操心，不会有任何意义。

一般来说，关键在于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要想成功面对，你就得拿自己取笑一番，言必称“我们洋鬼子”，还得把当地的土话半生不熟地说上几句，这样才能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如果你觉得有耍把戏的必要，那也行，你只管耍一耍就是了。这就像亚当每次为了操练汉语而进城之前说的那样：“哎，又要进城让人当成猴耍上两个小时。”

从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还有外国人在中国手持摄影机时所背负的种种包袱。1972年，全中国上下基本看不见外国人的影子，于是周恩来邀请意大利的电影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前来摄制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遭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其他保守派的坚决反对，但周恩来相信，西方人拍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肯定能够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同情，但他的作品还是惹恼了政府高官，他们指责他故意把中国拍得贫穷不堪。最经典的说法是，江青特地指出，他在拍摄南京大桥的时候，在前景处有一根当地工人的晾衣绳。

这恰恰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参观完现代桥梁，带着晾衣绳意象离开，让国家露穷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外才做得出来。尽管安东尼奥尼极力否认自己有批评中国的企图，但1974年的舆论宣传运动还是把全部焦点集中到了这一插曲上来，进而把它变成了老外来到中国故意寻找阴暗面的经典案例。我在四川和西安碰到过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所以，当我在涪陵用摄像机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有人不止一次指责过我，说我要想方设法拍到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然而，我们在涪陵录像的时候，我和亚当两人的经验还是让我们吃了大亏。摄像机清晰无误却又令人难堪地记录下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但我跟那个人遭遇之前的事情、我关掉摄像机后发生的事情在录像带上都看不出来。最让我郁闷的恐怕是我把那一段录像看了不下几十次，却怎么也无法判断围观人群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我好奇的是，他们肯定有一个转变立场的过程，但这过程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刻里，涪陵的这一群人联合成了一个整体，但他们到底是怎么联合的，至今仍旧是个谜，连摄像机都无法记录下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关了摄像机。亚当站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人都力图跟大家解释。那个人和他的老婆站在人群的中央，我听见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强调，我们是记者，我们对这座城市十分不尊重。不过，此时开口说话的不止他一个人。其他人争着往前挤，生气得又是吼叫又是比划手势，我很难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人群中的喧闹声越来越大，逐渐变成了吵闹。

我感到自己的愤怒正在逐渐被恐惧所取代，我和亚当试图安抚围观人群，一边道歉，一边反复申明，我们两人都是师专的老师，没有什么恶意。但这样的解释已经晚了，没有人听得进去，而路人还在铆足了劲往前推挤，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的背上被人推了一下。我用双手把摄像机紧紧地抱在怀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尖声吼叫，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得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对亚当说道。于是我低着头，紧紧地护着摄像机，打算往外走，但没有一个人让路。那个人的老婆径直站到了我的跟前。我感觉到有人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们该走了，”我用汉语说道。那女人没有反应。她不但没有挪动的意思，脸上反而出现了令人恐怖的笑容——那笑容里既有愤怒，也有看我们落得如此下场而产生的幸灾乐祸。

“天呀，”我说道，“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道。他手里一直拿着那个笨重的摄像机金属盒子，这次他把它抱到了胸前。有人用手去抓他，但被他用力甩开了，然后继续往前走着。他魁梧的身躯，还有那个笨重的金属盒子迫使围观人群让出了一条路。有人又来撕扯我的手臂。我一面紧抱着摄像机，一面紧跟在亚当身后。我先是感到小腿上被人踢了一下，然后大腿上又被人揍了一下。挣脱围观的人群之后，我们就迅速地跑了起来。我快速地扭头看了一眼，希望看清是谁踢打了我，但我看见的，只有一张张模糊的面孔。我们沿着街道迅速往前奔跑着。我再也没有回头。

那一次插曲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有人把电话打到了师专，要他们汇报一下我们发生冲突的全过程，师专外办于是又给“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打了电话。对于我和亚当是否有错，外办只字未提，他们只是问了摄像机是否还好，“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说摄像机没什么问题。医疗官离开涪陵之前，我们早就把这事告诉了她。

我和亚当把这事儿告诉了诺林和桑尼，但我们没有讲给涪陵的其他任何人听。我们一起反复观看了那一盒录像带。基本上所有镜头描绘的都是令人愉悦的日常生活场景——长江、乌江、农村的风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朋友们——但我们主要看的是遭遇围观的那一段。我们仿佛是在其中寻找某些领悟，或是找到能够说明那一次不愉快经历的种种根由，但这一切都显得模棱两可。看得出来的，只有一条真理，它跟我在涪陵生活的经历有关，但价值不大：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是外国人，无论是我们的举止，还是别人看我们的方式。

现在，我们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活。好在我们要离开涪陵好几天，因为我们要回到成都“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完成一些行政方面的事情。回到涪陵之后，我仍旧尽量不去想那件事儿。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件事避而不想并没有比我早先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江城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你知道，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你只要不去过多地想着它就行了。

傍晚时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涪陵城。当人们围过来看我的时候，我仍旧觉得心满意足，他们对我毕竟还是友好如初嘛。没有什么改变。当你弄明白所有事情都还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时候，既会觉得心满意足，也会觉得灰心丧气。

6月非常繁忙，我尽量提前开始跟人们告别，以免事到临头忙不过来。

钱曼丽和王冬梅这两位年轻女子在当地的一家中国银行工作，她们俩一直在帮助我们，于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和亚当请她们一起出去吃火锅。那算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时间里的第一次约会吧。

我们在高笋塘跟她们碰了面。她俩都经过了精心打扮——穿了很短的短裙，化了很亮的妆容，穿了丝质的短衫，头发更是做得别出心裁。我和亚当没有预想到这一点，我们都一身T恤打扮，戴了顶棒球帽。

最好的火锅馆位于兴华路上，往下蜿蜒到了市中心。我们四个人从人行道上那一排排露天餐馆的边上往前走着。那天晚上有些温热，在外吃饭的食客估计有好几百人，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全都盯着我们看个不停。钱曼丽和王冬梅都是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子，好像很享受跟外国人一起出行而受到的关注。实际上，似乎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们才打扮得如此精心。

我们挑了一家馆子，然后在人行道上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静了下来。两个女子点好了菜，亚当和我便开始操练起惯常的中式套路，互称对方为“洋鬼子”、“走狗”、“走资派”。当我们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侮辱用语和排外词汇插科打诨的时候，王冬梅和钱曼丽跟其他人一样哈哈大笑。我们要了一些当地产的啤酒，坐在人行道上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聊天张望，真是美妙极了。

摄像机事件好像已经飘远了。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这座城市无法简单定论，我自己的角色同样无法简单定论。说我想把涪陵当成温暖舒适的家的种种努力已经付诸东流当然是错误的，但要说我完全成功了同样也不准确。日子总是有好有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我最喜欢涪陵的原因：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地方，既闪耀着光彩，又点缀着瑕疵，而这样的城市注定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厌倦过这里。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坐在露天火锅馆，我对人们的语言、来往的人群、席间的两个女子全都感到非常地心满意足。在我家乡的星期五晚上，邀约朋友外出，相互打闹一番，跟这完全没有两样。亚当和我对彼此的中文人格感觉舒适自在，或者说霍伟和梅致远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是如此习气相投，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欣慰。从第一学期以来，似乎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时我们还会为了避免麻烦翻倍而决定尽量不一起进城。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上卫生间。回来的时候，亚当和王冬梅在高谈阔论着。

“你没结婚！”亚当说。

“不，我结了，”她笑着说道，“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说过你结婚的事情！”

“你也没问过我呀。”

“别那么认真了，你肯定在撒谎。”

但她看起来是很真诚的样子。我问钱曼丽：“你结婚了吗？”

“结了。”

“我不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道。她的笑容很甜美，一双黑眼睛十分漂亮。我终于明白，这样的女子在涪陵绝不会过了二十五岁还没有结婚。我之前一直没想到这一点，真是傻瓜一个。

“你丈夫在哪里？”

“在家里。”

“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也许在看电视吧。”

王冬梅同样如此。她俩都是新婚燕尔，却在周五的晚上把自己的丈夫扔在家里，跟着外国人出门。

我看了亚当一眼。那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俩答应她们，一句英语也不说，但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俩都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在这座城市里，无论我们有时怎样地舒适惬意过，但始终没有走上过正轨，今后也永远不会。那一直就是涪陵的部分魅力所在，至此已经不足为奇。

我们又待了两个多小时。吃火锅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拖很久——这样慵懒而节奏缓慢的饮食方式，很适合天气晴好的夜晚坐在人行道上慢慢享用。餐馆供应冰啤酒，我们喝了不少。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吃完了饭，我们把两位女子送到了楼下。我期待着她们会邀请我们上楼去坐一坐，这样我们就能见见她们的丈夫——就像高中时，约女孩出门总免不了要跟她的父母打个照面。但她们只是笑着跟我们挥手道了再见，我们便坐上出租车回到了师专。

廖老师怀孕了，预计在7月份生产。6月，她邀请我和亚当吃了一顿告别饭。她向我们赠送了她公公——毛笔字写得很出名——的书法作品，我们则给她买了几套婴儿服。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师专的领导们请我们四个外籍教师和我们的辅导老师一起出席晚宴。外办的负责人王先生一直喜欢拿我和亚当说的汉语取乐，故意要人领情似的说得很慢，还怪我们听不懂。整个宴会期间，他挨着我坐，对我进行了无情的奚落，最后还是廖老师厉声斥责了他。

“霍伟听得懂你在说些什么！”她说道，“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没必要跟他那样说话！”

跟往常一样，王老师悻悻地笑了笑。但目的已经达到，眼见着这位有孕在身的小个子女人给干部挑刺，让我快活万分。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我在春期的时候就我对外办和英语系的看法跟她做了坦诚的交流。廖老师最后一次布置的课外作业是要我总结一下在涪陵的生活经历，我最后两堂课就在做这个。我很直率——我跟她讲了哪些事情我不喜欢，比如学校管理层的小气，城里人的大呼小叫，而这一次她丝毫没有想要维护什么。不过，我主要还是谈了我在涪陵经历的种种好事情。我告诉她，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经历就是学会了汉语，在城里认识了很多人。我还说，我尤其感谢她和孔老师对我们表现出的友谊和耐心。换了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由于她的怀孕，我们的课在5月份就上完了。因为我的办公室位于教学楼的六楼，我于是向她强烈建议，把最后几节课改在她的家里，或者其他更为方便一些的地方。她的身体并不强壮，让她一路顺着楼梯爬到我的办公室还是很累人的。

不过，直到最后一节课，她始终非常中国——还是在办公室上课比较合适，于是，我们的课一直在那里上到了最后。这跟楼梯和怀孕无关，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正是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5月初，我们上了最后一次课。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完了楼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给了她几分钟的时间才缓过劲来。跟许多的中国女性一样，她的身体在怀孕期间依然单薄得很——那样子就好像有人在她的肚子上硬生生绑了个包裹。她终于不再喘息，我们便开始上课了。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坐直了身体，双颊突鼓，然后夺门而出。我听见她在办公室门外对着痰盂呕吐，然后又顺着走廊走进了卫生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认为她将就此停课，但现在我更了解她了——我们今天的课一定会上完。当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她会有怎样的举动，会说些什么。我还知道，我会永远怀念这个女人无言的自尊和执著，一开始有些令人懊恼，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变得让人钦佩，甚至自在。

五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她的脸上带着羞涩，笑着说道：“对不起。”

“要不要停课？”我问道。

“不用。没事儿——每天早上的这个时候我都感到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真的可以不用继续上课。”

“没事儿，”她语气坚定地说道，“现在——请接着刚才中断的地方往下说。”

我照着做了。

我为《洛杉矶时报》写了一篇稿子，得了些稿费，我把它捐给了涪陵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甫一直盼望着能够有点额外收入，好在院子里那面崭新的墙壁上画一幅大的壁画。当我把那笔钱捐献给他的时候，他非常感谢。

“感谢你一直对我的仁爱宽厚，”我一边握着老人的手，一边说道。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坐着，墙上张贴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画像。李神甫轻轻地抓着我的手。

“你走了之后，我们会想你的，”他说道，“我给你做一场弥撒吧。”

“谢谢，”我说，随即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你能不能为我的外祖父也做一场弥撒？”

“当然可以，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吧。”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在上面写下了我外祖父的名字：弗兰克·安瑟蒙·迭兹。安瑟蒙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的时候选取的圣名。我认真地写好名字之后，就把纸片还给了神甫。

“我外祖父年轻的时候，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道，“他一直很想来中国。”我之前跟李神甫说过这件事儿，但不知何故，我觉得再讲一遍非常重要。

“罗马这个城市很漂亮，”神甫说道。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里。”

“我从来没去过，”他说道，接着他就笑了起来。

“我的外祖父没能当上神甫。但如果你能在涪陵替他做一场弥撒的话，我想他会非常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甫点了点头说道。

“非常感谢你，”我说道，“我会抽时间回来看你们新做的壁画。”

“随时欢迎你回来。”

他跟着我走到了院子里，几面高大的院墙挡住了城市的喧嚣。“四化”标语的四周开满了鲜花。当时已是炎热的下午时分。我一直在思索着我的外祖父和眼前的这位老神甫，突然感到十分悲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默默地握了握神甫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喊道，“慢慢走。”但我很快就走出院子，融入了喧闹的城市之中。

最后一周的时候，我让学生进行了文学课的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病得很重，她提前几个小时进行了考试，这样她就能够赶得上中午时分的客车回家。我让她推迟考试，或者干脆不考算了。她反正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再说，她父亲的病情听说很不好。但她坚持要先考试，然后再离开涪陵。

那天下午，按照早先的安排，我监考了其他学生的考试。跟平常一样，他们非常紧张，做得也很认真。不过，我注意到有一个女生，也就是苏珊，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她脸色苍白，两小时考试的后半程她基本都把头靠在了桌子上。

起先我没多想。那天是亚当的生日，考试完了之后，我们请所有学生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在“学生食家”吐了个底朝天，冯小琴却又给我们拿来了更多的啤酒。

那天晚上，莫·钱告诉我，就在琳达考试的过程中，她的父亲去世了。算命先生说准了，我当时多么希望可以再劝劝她，让她过后再考啊。

第二天，苏珊在师专失踪了。这事儿是一点一点传出来的。四天前，她接受了人工流产，考试前一晚，她因为并发症被送进了急诊室。然而，这件事一直捂得很紧，直到事发。我有一种感觉，她一定是看了非法的个体医生，尽管这事儿一直不清不楚。我们只知道，她被送到急诊室这件事惊动了师专的领导，他们现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她因此也就不见了踪影。学生只要被逮住跟谁发生过性行为，肯定会被开除出校，更不要说还因此怀了孕。他们的档案里还会记上这么一笔——只要身在中国，他们走到哪里，这个材料就会跟到哪里。如果苏珊要到单位谋职——不管哪种单位，只要是单位，她的上级就会知道她曾经干过些什么。

几个女生在走廊上悄声议论，一个个显得脸色憔悴。苏珊离校之后的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外面碰见了萨拉和丽萨两个人。她俩神色严峻，我们就站在可以远眺涪陵主城的楼台上说着中文。我向她们问起苏珊的事儿，丽萨把我认真地打量了一番。

“你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儿吗？”她问道。

“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其他学生告诉我的。”

“你怎么看？”

“我觉得很惨。我觉得应该让她读到毕业。”

“那是不可能的，”丽萨脱口而出。她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也喜欢思考问题。我问丽萨，苏珊是不是回家了，她摇了摇头。

“她不敢回家，”她说，“她爸爸生气得很。”

“他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学校通知了他。学校刚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一开始答应不告诉她的家里人。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还是说了。几年前，苏珊的姐姐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她爸爸知道后，把她姐姐狠狠地揍了一顿。所以，苏珊现在不敢回家。她爸爸很生气——那毕竟是让家里人十分丢脸的事情嘛。再说，这是她们家第二次这样丢脸了。”

“你觉得系里应不应该告诉她的家人？”我问道。

“我觉得这不关系里什么事，这毕竟是个人的问题。”

我告诉她，我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又问，苏珊的男朋友对她怎么样。

“他还行。她跟他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我想他们会帮助她的。也许，她应该是去了他们那儿。但你要明白，她花了几千块钱，在自己的老家找到了当老师的工作，但她现在无法毕业，工作也就搞丢了。当然，钱也要不回来了。”

那似乎不是最大的担忧——实话实说，我最担心苏珊会不会去跳桥。但我什么也没说。

“这种事儿哪儿都有，”我说道，“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也很常见。”

“他们一般怎么处理？”

“跟这里一样，麻烦得很，但一般都会悄悄处理。这也许是最大的差异。”

“应该是那个样子才对。但在我们这里，人尽皆知——全校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大多数人怎么看呢？”

“有些人觉得好玩，还有一些人觉得她很坏，但我们班的学生大多替她感到十分惋惜，尽管我们无能为力。”她远眺着江面，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没办法。”

第二天，我二十九岁了。以往，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就要过生日了——又长大了一岁呢，我曾经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我知道自己就要年满二十九岁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更加成熟了。漫长的两年过去了，我竟然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西部。

上午，我和亚当，跟着莫·钱一起去了车站，因为琳达让我们去车站接她。她戴着黑纱，眼圈红红的。下了车之后，她竭力地想要挤出一丝笑容，也就是中国人那种勇敢的微笑，掩藏了所有的感情，受着压抑，受着控制，被挤进了边沿——也许是嘴角一翘，也或许是眉头一皱。然而，今天的忧伤似乎太多了，她眼睛看着别处，嘴角颤抖着。

那天晚上，我批阅了学生的文学试卷。我想起监考的时候，我在教室里踱着步，一排排的学生全都低着头，拼命地答着题，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愉悦啊。我喜欢被他们这样无声而专注的神情包围着，我喜欢看着他们那一个个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这场景里有一种质朴，他们的考试同样有一种质朴，这样的质朴跟涪陵的生活无关，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无关，跟全国上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无关。这纯粹就是一次文学课的考试。

我在试题的最后一部分让学生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美景易逝》：

我们在5月份学过这首诗。我当时对它的节奏做了详细的讲解——我总是这样做，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诗句的朗读节奏。我把诗歌这样分拆开讲解，还能够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厌倦。大多数学生听懂了我对弗罗斯特所作的分析和讲解，这也是我在涪陵所上的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文学课之一。考试的过程中，我一边在课桌之间的通道上来回踱步，一边看着他们埋头作答，感受相同。

但现在我才明白，这种质朴一直恍如海市蜃楼。琳达进行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苏珊一直在跟恐惧作斗争，可她还是被逐出了校门。涪陵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连看起来应该开诚布公的教学工作实际上也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外界，尤其对于外国人，人们普遍贴上了一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诸事的运作规律已经略有了解的话，这一层假面会让你愈加难见真相。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生活都会遇到这样的麻烦——我在涪陵生活期间，两个学生去世了，一个学生堕了胎、辍了学，一个学生的父亲去世了，一个孩子去世了，也许更多人的婚姻破碎了。这样的事情哪里都会发生。但我在涪陵花了更多的时间才看清了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这个外国人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当这样的距离不复存在的时候，问题反而更难应对。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

我对于参加“和平队”前往中国服务不曾有过任何理想主义的幻想。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在这座城市留下什么不可磨灭的印迹。如果说真留下了什么的话，那么在这两年里，我非常高兴我在涪陵没有建立什么东西，没有组织什么东西，也没有对这个地方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我的身份是老师，而我在课余时间里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我的工作范畴仅此而已，我既满足于这样几种角色，也意识到了各种角色所具有的局限性。

不过，我现在思忖起来，我上的那些课会不会留下点什么印迹呢？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会记得弗罗斯特的那一首诗，或是我们曾经学习过的别的什么东西。那也许是某篇小说里的某个小角色，又或许是莎士比亚某一首十四行诗里的某一个片段——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记住点什么。我希望他们会把这一点点东西藏在记忆的深处，并从那质朴的美感中找寻到一点永恒的真实。这就是我对文学的信念：真实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当然，现实相关性的问题永远存在，在涪陵这样的地方，面对着种种严峻的现实困境，《美景易逝》这样的诗歌有时候也许会显得毫无用处。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批阅考试试卷。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答案，因而只能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他们大多会没事儿，我就是这样想的。琳达肯定会没事儿，莫·钱肯定会没事儿，威廉·杰斐逊·福斯特会没事儿，远在深圳打工的安妮也会没事儿。城里面的很多事情终究会没事儿的。神甫会没事儿，我的两位辅导老师会没事儿，“学生食家”那一大家子人也会没事儿。大多数人会一如既往地随遇而安，小孩子们大多会过上比自己的父母更好的生活。真的，你只能有这样的期待。也许苏珊不会没事儿，但对此谁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于简奈尔和瑞贝卡，以及其他诸位迷途之人，谁都无能为力一样。没办法。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盒录音带，问我是否可以把我们曾经学习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跃的男生之一，但成绩一直不是特别优秀。他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的后排，只要别人说点什么，他就一个人在那里不停地嘟哝着“雅虎”、“牙刷”这几个词。不过，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因此，他的这一请求打动了我。

“我尤其想你把爱伦·坡的《乌鸦》，还有莎士比亚的诗录进去，”他说道，“这样，我就会记得我们在文学课上学过的东西了。”

我对他说，我当天晚上就为他读录。

“还有，录完诗歌之后，”他笑着说道，“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知道的英语脏话都录进去。有些词你没有教过，我也希望你能够录进去。我很喜欢学这些脏话，也许其他学生还可以来我这里转录过去。”

我坐了两个小时才录完了我们学习过的全部诗歌。录完之后，我和亚当又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对着录音机大声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还给了吉米。他也会没事儿。他们大多如此。他们坚韧、可爱、有趣、忧伤，像他们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没事儿的。人生不一定处处是美景，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永存下去。

我乘坐快船，逆江而上到了重庆。那是6月末的一个早晨，天气温暖，下着濛濛细雨——江面上浓雾弥漫，仿佛铺了一条肮脏的灰色丝带。师专派出的轿车把我和亚当送到了码头上。小雨中，灰色的、熟悉的城市一闪而过。

前一天晚上，我们去“学生食家”吃了最后一顿饭。就为了我们两个，他们很晚才打烊，因为我们整个晚上都在东奔西跑，跟每一个人说再见。终于坐在这里吃上了面条，感觉好极了。我们跟几个女服务员开起玩笑，说秋期就有新的洋鬼子将要取代我们的位置，他们应该很好骗。

几天前，黄能，那家的祖父，跟我说到了离别。

“你知道，”他说，“你回到你们美国之后，就不像在我们这里了。你不可能走进别人的餐馆，说：‘来一碗抄手。’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是的，”我说道，“再说，我们美国也不卖抄手。”

“你得用英语点菜吧，”他说，“你不可能跟那些人用我们的中文交谈吧。”然后，他笑了笑——一想到这就真觉得滑稽，还有这样的国家，既不讲中文，也不卖抄手。我们吃完最后一顿饭之后，一大家子人在门口站成一排，依次跟我们道别。他们全都直直地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中国人那种忐忑的笑容。我猜想自己看起来估计也是那副模样——两年的友谊多少掩藏在了我的嘴角边。

桑尼和诺林上午都有课，我们一大早就跟她们道了别，然后来到了码头。不少学生那天上午都有空，他们便跟着傅主任来码头给我们送行。中国人的道别从来就没让人自在过——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我们跟大家生硬地握了握手，然后就上了趸船。

水翼飞船十分拥挤。我们在趸船上等了三十分钟，电视屏幕上一直在播放着卡拉OK。趸船外面正下着雨，但学生们依旧在那里等待着。为了表示对好友的尊敬，不管天气如何，作别的时候你应该目送他直至完全看不见为止。

他们大多盯着江心，哭了起来。莫·钱蹲在船舷边的一只黑色缆绳塔架旁。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凝望着白山坪，罗杰蹲在一圈缆绳边上。卢克靠着一面墙。其他人也来了——查克、迪亚兹、路易斯、理查德、DJ。他们的眼圈红红的，可他们都尽量让自己的表情保持着平静。

我看着他们在雨水里站立着，想着他们会有怎样的未来。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将到东部浙江省的一所私立学校任教，莫·钱会在涪陵寻找从商的工作，路易斯即将回到偏僻的乡下任教。卢克会在10月份的国庆节这一天结婚。婚姻是包办的，他跟自己未婚妻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他是个孝顺的农家儿子，绝不会违背父母的任何意愿。

飞船驶出了港口。学生们仍旧站在码头上。在他们的身后，灰蒙蒙的城市拔地而起，在迷雾中看起来脏乱不堪。跟以往一样，我在江上总是以外人的眼光来看涪陵：宏伟、冷淡、难以理解。难以置信，这个地方两年来竟是我的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她，她又会经历怎样的变化。飞船迎着水流，驶向了长江的江心。

这条江河一如往常。它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在两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在我的眼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即将各奔东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尽管他们已经凝固在我的脑海，被一连串的回忆定格——包抄手、上课、在码头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样，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我终于不再担忧未来或者过去，我于是看了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建筑物灰蒙蒙的。由于夏季洪水的到来，乌江江口的江面变得宽大起来。一艘小舢板在靠近岸边的水面上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插旗山隐藏到了迷雾中。我们的飞船加了速，迎着江流逆水驶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