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已经响了半分钟，徐秘书紧裹着被子还在巴达巴达地咂嘴。他和陈政委在这个招待所过了个冷冷清清的除夕夜，没有吃点什么，也没有玩点什么。空军党委办公室曾经送来两张样板戏的戏票，他们也许是忘了，也许是兴趣不大，戏票至今还原样未动地摆在茶几上。看戏的时间被用来谈天了，谈到彭其的撤职和他今后的命运，谈到陈政委的苦恼，一直到零点过后才睡下去。现在已是凌晨四点钟了，年轻的徐秘书连续几天欠了磕睡的债，正在集中偿还，沉睡到九层地下去了。

“小徐，接电话。”

陈政委在里间连续叫了三次，由于隔着一层门，声音不大，未能把徐秘书叫醒。

电话铃歇息了一阵复又响起来，徐秘书这才惊醒，猛地坐起来，拿起了话筒。

“喂！……是啊！……什么？”他的声音突然发生了变化，“没有，没有来过，是什么时候？……”

他放下话筒，一骨碌爬起床，扯亮电灯，推开陈政委的门，急迫地报告说：

“彭司令员失踪了。”

“什么？”

“彭司令员失踪了。”秘书重复一遍。

陈政委早已坐起来了，他知道深夜来电话是必有要事的，正在把毛衣穿上。听到彭其失踪的惊人消息，他加快了穿衣的动作，一边从床上下来，一边问情况。

“是什么时候？”

“晚上十一点左右。”

“过了这样久，怎么才打电话来？”

“不是为了告诉您消息，是问司令员到这里来过没有。电话是监护彭司令员的小崔打来的。”

“还有些什么情况？”陈政委声音有些发抖，穿衣的动作很慌乱。

“没有说别的，小崔急得直想哭。”

陈政委像准备出征一样，连鞋带都特意扣得紧紧的，把军帽戴好，将大衣拿在手上。虽然只有一只手，动作很迅速。徐秘书见政委如此，自己也赶快穿好了衣服。

政委搂着大衣从里间走出来，口里念道：“唉！这个老头子啊！这个犟老头子啊！你又搞什么名堂了？”他急得在房里团团转，而后停下，求救似地望着自己的年轻秘书，好像在期待他拿出最好的主意来。徐秘书能有什么主意呢？首长焦急，他也心慌，直垂着两手，毫无办法。

陈政委忽然想起，是不是钻到哪个老战友那里吐苦水去了？便扔掉大衣，开始打电话。彭其在北京的所有知己陈镜泉一一熟识，多半在部队，也有在国务院的，他首先从部队找起，以职务大小和关系亲疏为序，问了一家又一家，每个接电话的人都很惊奇。

电话查询无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政委和秘书面面相觑，谁也不能启发谁，呆立了半天，几乎连眼都不眨一下。

“你估计他会……？”政委说。

“不会想绝了吧？”秘书猜测着说。

“难讲。”政委沉重地说，“这个人性子暴，宁折不弯，什么都做得出来。”

“唉！……”

“小徐，他要是走了绝路，我回去怎么向许淑宜交代？他跟你一起在北京，他死了，你活着回来……”

“不会吧？不会吧？”徐秘书怀着良好的愿望。

“叫部车来，我们出去一下。”政委决定。

“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他那里下落不明，你在这里睡大觉吧！四十多年，生死与共，到今天，死活都不问吗？”

徐秘书叫来了汽车，政委和他穿上大衣，默默无声地走下楼去。司机问开往哪里，政委说：“出去再看吧！”出了门，他叫司机开慢一点，慢到要能看清街上的每一个行人。所去的目标是不清楚的，一边移动车子，一边考虑去向。

这时风雪已减小了许多，呼啸声没有了，雪片变得稀少零散，显然进入了大风雪的尾声阶段。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遇见一个两个大概都是餐馆工作人员赶去上早班的。有时也遇上不可思议的人，既不像有什么急事，也不像出外旅行，孤零零在大街上闲逛，表情麻木、步履松弛。这么大的城市，可以想见，什么人什么事都会有的，像彭其那样过不了除夕夜的人难道是绝无仅有吗？文化大革命以来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谁也无法估计，大概也不会有人想到要做这项统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死掉相当于一个小国的人口，在这里是不现形的。陈政委不知听谁说过，近一年多以来，火葬场出现了两次忙碌的高潮。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送往火葬场的尸体大都是死于自杀的，往往没有亲人哭送，处理也很草率，有很多是不需要留骨灰的；另一次高潮是去年下半年，死者多半是青年，或者因为中弹，或者捅穿了胸膛，或者砸破了脑袋，或者肢体不全。这些死者大都有很多人送葬，花圈不少，追悼仪式相当隆重，因为他们都是武斗的英雄。每遇上一个奇怪的行人，陈政委都要加倍仔细地打量他一下，哪怕穿着和走路的姿势完全不像彭其。无目的地转了一些地方以后，政委想到了火车站和铁路，于是，车往那里开去。徐凯在各个候车室里转了一圈，摇着头钻进轿车。政委提出要到铁路线上看看，担心那个犟老头子会不会躺在铁轨上。司机说铁路旁边不能行车，政委便叫他把车开到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上去。

铁路线上堆着厚雪，只有铁轨还裸露在外面，此时沿着铁路去寻找一个失踪的人，不但希望渺茫，而且每迈动一步都非常困难。

“政委……”徐凯望望铁路线，又望望政委的脸，意思是说，你看这能走吗？

政委没有吱声，抬腿踩进了深雪中。他穿的是浅口皮鞋，立刻有雪粒灌进鞋里去了，他顾不得，好像彭其就在前面不远处横躺在路轨上，等待他迅速赶去。只见空袖筒在雪垄上飘飘摆摆，两个人影扑扑腾腾地向远处走去。

“政委，”徐凯说，“您看这里并没有什么脚印。”

政委不睬。

“下雪以后还没有人走过。”徐凯又说。

政委像没有听见。

“政委，我们不要走了，他没有到这里来。”徐凯赶上一步，想挡住政委。

陈政委提步一转，干脆走到枕木上去了，徐凯也只得跟随他走上枕木。枕木上的雪层浅多了，但高低不平，走起来仍很困难，陈政委毫不在意，加快步子往前面疾走。

“这很危险！”徐凯气喘吁吁地吐着白雾提醒说。陈政委只有喘气的声音。

远处有火车叫了一声。徐凯警告说：“火车来了，快走下面去。”

陈政委还是没有听见，加快步子小跑起来。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上的病，忘记了这是不许走人的地方，几乎也忘记了跌跌撞撞直往前奔的目的。他怀着一种负罪的心理，一种想通过糟践自己来减轻压抑的心理，麻木不仁地拖动两腿。他丧失了自制的能力，大脑已经休息，代之以一根发条在牵动四肢。他听不见自己走路的响声，感觉不出背后还有人跟着，雪花在鞋里溶化他不知冰冷，寒风削面几乎要撕下他的耳朵他不知疼痛。这有什么意义呢？走了这么远不见有任何踪迹，还走到哪里去呢？你能走到这条铁路的尽端吗？往南一直可以走到海边去，往北可以通过西伯利亚直到欧洲。你有什么根据确认他躺在铁轨上呢？即使真在铁轨上，他也早就分身几段了，你把他找到又有什么用？陈政委意识不到他的行动是盲目的，他的理智冻僵在酷寒的空气里，惟有四肢还在被发条牵动着不住地动弹。火车又叫了一声，距离已经很近了，车灯的光柱照得冰树的枝桠闪闪烁烁，铁轨在脚边震动起来。

“快下去！背后来车了！”徐秘书大喊了一声。

陈政委仍往前走。

“呜——！”火车汽笛在背后长鸣，带着呼呼的风声扑上来了。

陈政委加快了脚步。

“政委！”

徐秘书抢上前去，拽住了政委左边的空袖筒，来不及说明，往路边一拖。政委差一点跌倒，徐秘书将他抱住。火车呼啸着擦身飞驰过去，声浪如天崩地塌从头顶压下来，徐秘书心有余悸，抱着陈政委止不住剧烈地颤抖。

火车过去了，谁也没有看清是客车还是货车，陈政委从麻木中清醒过来，感到全身无力，手指僵硬地散开，发抖。

“政委，快回去，您的病又要发作了。”徐秘书焦急地喊道。

“不，不要……”陈政委把徐凯的手推开，自语道，“是我害的他……”

“怎么是您害他呢？”

“你不晓得，小徐，你还不晓得我们那些事，我们是死结同心一起参加共产的。这个半年，我……我拿刀子杀他。他不晓得我的难处，我跟他没有机会在一起谈谈，他以为我是自己要杀他的，他看到我……我当组长，我喊起来比别人的嗓子还大，我，总是讲‘不老实！不老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不恨别人，恨我，他恨我，他想不通，我刺伤他的心了，是我的罪过啊！我的罪过啊！小徐，你晓得吗？是我的罪过啊！”

“您别想得太……政委，现在还不能断定他是自杀了，说不定是到哪个地方告状去了呢。”徐秘书竭力安慰自己的首长。

“不，他到哪里告状？他又不是不晓得，那些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还难保呢！他不会去找什么人，只好找马克思。我晓得，小徐，你不要宽我的心了。我害了他呀！我害了他呀！我不该到北京来，两次都不该来。”

“不来怎么行呢？”

“住疗养院，早住进疗养院就好了，我不该呀！我害了他呀！”

“政委！”徐凯声音颤抖，流出泪来了，“我们往回走吧！我看您的心脏病……快回去吧！要是您有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政委，您要为我想想，回去吧！我搀着您走。”

陈政委怜悯地望望徐凯的脸，缓慢移转身子，服从了自己的秘书。在徐凯搀扶下，一路往回走，还在不停地重复念叨着：“我害了他呀！我害了他呀！”

将要回到轿车去以前，徐凯提醒说：“政委，上车以后不要再念这些话了，压一压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呀！你知道司机是什么人呢？咱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果他是带任务来的……现在处处都要注意，没有必要多陪进去一个人，一点好处也没有。您看呢？政委，您要控制，有话回招待所再说吧！”

陈政委到底是能忍耐的人，听徐凯一说，将利弊一权衡，觉得在理，便点了点头。

轿车开动了。根据陈政委的要求，暂不回招待所去，至于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实在没有主意，只好叫司机决定，认为哪里应该去看看就往哪里开。一路上，徐秘书与司机多说了几句话，内容大致是：彭其失踪所以能叫陈政委十分着急，是因为彭其在空四兵团的党羽还没有查清，如果任其隐藏下去，将是后患。不能叫彭其轻易地死掉，必须把他找回来，带回南隅还要继续斗下去。司机似乎不太关心这些，也许是徐凯多心了。

从冰天雪地的夜晚过渡到天明，变化是不明显的，只是在看到街上的车辆和行人逐渐多起来了，才引起了注意。天上不再下雪了，只剩干燥的西北风还在吹得树枝上的冰棍互相撞击发出叮咚叮咚的响声。昨夜大多数人都睡得很晚，因此早起的人不多，使人感到这个新春是懒洋洋来到这座城市的，没有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当然也不会把它拒之于门外，各家各户迟早总有人开门走出来。街上终于热闹起来了。

轿车在大道上缓慢地行驶，好像它是属于去年的，已走到终点了，油尽火熄了，仅剩一点惯性还能使它最后滚动几下。

“停车！”徐秘书突然喊道。

“什么事？”陈政委眼前闪过一道希望的火光。

“我看见一个人。”秘书说。

“是他吗？”

“不是。”

车停了。徐秘书来不及把一切说明，急忙拉开车门跳下去，往车后一阵急跑。陈政委推开车门，看着他跑上人行道，绕到一个穿棉军大衣的空军干部前面，回过头来，两人站住说话。不久，徐凯带着那个军人朝轿车走来，一直来到跟前，陈政委才看清了，他是文工团的造反头头范子愚。

“政委！”范子愚行了一个军礼。

徐秘书抢先报告消息说：“人找到了。”

“在哪里？”陈政委惊喜得不可抑制，居然跳下车来。

“到车上去说吧，外面太冷。”

徐秘书把政委劝上车，又叫范子愚坐进来，再吩咐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去。

“他在天安门跳河了。”范子愚说。

“什么？”陈政委又是一惊。

徐秘书担心着政委的病，便对范子愚说：“快把他怎样得救的过程说清楚。”

范子愚简单地说：“他跳河了，没有死，只摔断了一条腿，遇上一个下晚班的老工人把他救起来背回家去了。”

“在哪里？”政委问。

“在赵大明家里，那老工人正好是赵大明的父亲。”

“现在还在那里吗？”

“可能送医院了。”

“哪家医院？”

“不知道。”

“你怎么晓得这些情况的？”

“我……”范子愚低下头来，因有难以言说之处，踌躇了一阵，“我正好住在他们家里，亲眼看到的。”

“开车！到赵大明家里去。”陈政委命令说，“小范你指路。”

轿车开动了，徐秘书提出异议说：

“政委，先回招待所去吧！反正人已经进了医院，现在可能正在动手术，去也没有用。再说，赵大明和他父亲可能都到医院去了。”

“车子转去看看不要紧嘛！”陈政委坚持。

“不，”徐秘书扯了扯政委的衣袖，“要首先回去把消息报告空军党委，要去就跟他们一起去。”

陈政委想了想，觉得秘书考虑得周到，便同意了。他问范子愚：

“你还有事吗？”

“我想向政委……”范子愚吞吞吐吐地说，“汇报一点事儿。”

“什么事？”

“是……是很重要的事，要慢慢儿说才说得清楚。”

“就让他跟我们到招待所去吧！”徐秘书建议。

陈政委点了头。于是，轿车开回了招待所。

吃过早餐以后，陈政委问范子愚要汇报什么，范子愚仍旧吞吞吐吐，不时望一望坐在旁边的徐秘书。徐秘书领悟了他的意思，知道他是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便找了个借口离开说：“我有点事。”

徐秘书走了，范子愚这才汇报。他有点拘束地打了一阵腹稿说：

“政委，我们那次斗彭的材料有两种，您知道吗？”

“什么两种？”

“交给您的是一种比较真实的，另外还有一卷录音磁带，内容厉害得多，没有给您，是江部长叫邬中送来的。”

对于两种材料的事，陈政委当然早就知道了，他所不知道的是，究竟为什么两种材料内容不同，录音磁带是给谁送来的。范子愚谈到“交给您的是一种比较真实的”，那么，难道那卷录音磁带是不真实的吗？明明每一句话都是彭其的声音，怎么能够假造呢？陈政委疑惑不解。

“你讲什么？交给我的那个是比较真实的，磁带呢？真不真实？”政委问。

范子愚支吾着，表情有些慌张。

“讲嘛！有什么难处？”

“我不知道……”范子愚迟疑着说，“我该不该……讲这样的事。”

“是什么就讲什么，我还没有撤职嘛！彭其倒了，我是代理书记，你不跟我讲跟谁讲呢？不要怕，是什么样子就照实讲。”

“那卷磁带是假的。”范子愚终于下了决心，“是根据原始磁带复制出来的，把当中一些不要的话跟不要的字抹掉了，再一接起来，内容大变。”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听赵大明偷偷告诉我的，他亲自整理过那个材料。”

“磁带也是那个赵大明复制的吗？”

“不是，复制磁带的人不知道是谁，只有江部长知道。”

陈政委已经气得全身打颤了，但他努力控制着，因为面前坐着范子愚。现在不能发火，不能把内心的愤慨表露出来，要冷静，把一切内幕问清楚。

“为什么要搞一种真的，又搞一种假的？怎么不都搞假的呢？”

“那一份真实的材料没有什么油水，打不倒彭其，只能拿来哄一哄您，真要打倒彭其，得靠那卷磁带。”

“这是你们江部长讲的吗？”

“不，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我这么想的。”

陈政委沉思起来，他已透过刚才听说的阴谋，看出了深厚的背景，并已预感到这是个一箭双雕的把戏，首先打倒彭其，然后就要轮到他陈镜泉了。或许不是同样采取打倒的办法，那么，又将是什么呢？

“你们那回绑架彭其，到底是谁想出来的主意？”

“也是江部长，还有邬秘书。邬秘书这个人办法很多，您别看他不怎么爱说话。”

“哦！”陈政委深深点头说，“果真是这样！”

范子愚不断偷看陈政委的表情，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理，不知自己的汇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一见陈政委表情平静，稍微放心一点；但他又想，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是普遍的规律，谁知这个陈政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表面那么和善，肚子里是不是也跟江醉章一样呢？他所以决心把内幕告诉陈政委，一方面是恨着江醉章，担心姓江的过河拆桥，将他摔死在桥下；一方面是想通过此举靠拢陈政委，江醉章真要拆桥时，能得到陈政委的关照。事情做过以后，他又有些后悔了，担心这个陈政委是不忠厚的人。他心里害怕起来，开始发抖，像冷得不行似的，连牙齿都在打架了。

“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讲的吗？”政委问。

“没有了。”

“那你走吧！我安静地想一想。”政委说着，闭上了眼睛。

怎么能就走呢？就这么走了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呢？想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吗？预先想了些什么？哎呀，真糟糕！范子愚由发抖变得开始出汗了，感到自己是在涉水过河，河水茫茫，不知深浅，你看叫人担心不担心？

“你还有什么事？”政委见他迟疑不走，又问。

“政委，”范子愚鼓足勇气说，“我犯了错误，幼稚无知上当了，一开始就把您冤枉斗了一顿……”

“这个不要紧，我不怪你们。”

“不，我自己想起来难过。”范子愚深怕政委不要他讲了，加快了说话的速度，“后来我错得更远，不该相信江醉章。他把我们当枪使，一切鬼主意都是他出的，事情过后他又把我们扔到一边不管了。原来要用我们的时候，又是表态支持，又是蜜糖又是酒，还用什么培养接班人来引诱；事情做完以后他满口官腔，到处捉弄我们。这个人坏得很，他将来一定会反过来害我们的。政委，我很害怕，好像他的影子随时都跟在我后头跑，他要是知道我把内幕告诉您了，一定会害死我，您能不能……您可不能把我说出去，不然的话……”

“他怎么样？”政委气得面部肌肉不停地抽搐，“我今天还是政委，是代理书记。”

“不行啊！”范子愚摇摇头说，“您虽然是政委，但您没有靠山；他虽然是个部长，他的靠山硬得很啊！”

“什么话！”陈政委气得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去，然后回过头来，“靠山靠山，歪门邪道！”

“我说错了。”范子愚后悔地低下头去。

陈政委意识到不该当着范子愚的面冲动起来，便缓和口气说：“你放心，你向我汇报是正确的，江醉章也不能无缘无故地陷害你，还有原则嘛！还有组织嘛！将来到运动后期，你自己要认真，总结一下，有错误要吸取教训，通过运动锻炼，思想上要有提高。回去以后赶快实现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不要东搞西搞，要克服私心杂念。”

“是！”范子愚点头应诺。

“你这回到北京来做什么？”

“是……”范子愚边想边说，“是为了……为了彭其来的。我们想……想请政委同意，彭其回南隅以后，交给我们。”

“做什么？”

“我们这个组织造反不久就开始斗彭了，斗彭是我们的大方向，我们想，要把这个大方向抓到底。以后斗彭的情况，我们直接向政委汇报，再不上江醉章的当了。请政委同意我们的要求，始终抓住大方向，免得江醉章找借口整我们。”

“你这个不对，”政委指示说，“斗彭是大方向，大联合不是大方向？搞好本单位斗批改不是大方向？怎么还要七搞八搞呢！斗彭的事党委要专门组织班子，你们不要管这些。要听话，回去赶快联合，要斗私批修，做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一贯正确。”

徐秘书推门进来了。范子愚似乎还有话说，又觉得政委已经把路子堵死，什么话也说不进了，磨蹭了片刻，不得已站起来。

“政委，我走了。”他垂着手说。

“走吧！快点回去，不要在北京久留。”

“是！”

范子愚两腿无力地移近门边，回头望望，无可奈何地开门走出去。

他这是造反以来第三次上北京了。头一次，他在这里当英雄，树立了崛起造反的雄心壮志；第二次，他被自己的后台捉弄了一番，不得不接受胡连生的施舍，才得以不饿肚子；这一次，又不料遇上一个普通工人打破了他的梦想，他只得反戈一击，把后台出卖了。通过三次上京的不同遭遇，他终于开始认识到，造反恐怕是没有前途的。这个可怜的新兴革命家，从兴起到衰落，前后只有一年时间，多么短暂！他现在已经预感到逃不脱“昙花一现”的命运了。最使他不可理解的是赵开发老头的态度，一个老工人，也就是平常说的那种最可靠的阶级，最吃香的身分，革命性最彻底的分子，对走资派和造反派的态度竟是那样鲜明，毫不掩饰地站在彭其一边，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赵开发不是属于革命的工农兵中的一分子吗？他四十年工龄还不算，谁又能算得上呢？理论和实际有时还存在这么大的距离呀！这可是没有想到的。赵开发那一个重重的耳光，虽然是打在他儿子的脸上，但是范子愚清楚，真应该感觉到疼痛的不是赵大明，而是他这个在赵家做客的人。那一耳光把一切都打乱了，也把他这个处于挣扎线上的造反头头打醒了。但是，初醒的人也还会有一个神智迷糊的阶段，目前范平愚正处在这个阶段。他把斗彭的内幕告诉陈政委了，事后却不知道这一举动应该不应该；他己放弃劫持彭其的计划了，但又不想马上回南隅去；他口头上当着陈政委答应了回去实行大联合，从房里出来立刻就忘了。他昏昏沉沉走出了招待所，想起上次被扒的教训，连忙将手伸进棉衣暗口袋摸了摸，还好，邹燕细心，用针缝上了，可以放心。他现在不想到赵大明家里去，那么到哪里去呢？边走边拿主意吧！

在陈政委的临时卧房里，他和秘书又像往常那样面对面坐着。徐秘书表示吃惊地说了一声：“原来是这样！”显然是陈政委已经把范子愚谈的情况告诉他了。

“我这个政委成了江醉章手上的木脑壳，他想把你怎么玩就怎么玩。”陈政委愤懑地说。

“我看光他自己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这当然。如果上面无人，谁收他单独送来的材料呢！文章啊！文章啊！他靠文章成了暴发户，犯了天大的错误你也莫想把他拉下马。现在是和平年代哟！枪杆子没有用啰！唉！我搞了几十年军队，没有时间学理论，在文章面前你只好投降。枪是硬家伙，文章是软家伙；枪是呆家伙，文章是活的。硬的搞不过软的，呆的搞不过活的，没有办法，只好认输。”

“可是他们这样卑鄙，用伪造录音来打倒一个人，这行吗？还有没有真理？”

“什么真理？哪里有真理！文章能写得像，连撒谎都是真理。”

“我想不通。”

“你以为我想得通？不通又有什么办法呢？”

“政委，您太软弱了！”徐秘书直率地埋怨了一句，将脸侧过去。

陈政委震动了一下，注目望着年轻的秘书。这个秘书跟随自己好几年了，从来还没有这样大胆过。他的批评是对的，只有他最了解你的长处和短处，他是从无数事实中得出来的结论，难道你能否定吗？你自己的女儿也说你是糯米团团长，难道女儿不了解你吗？要感谢小徐，他敲了你一冷棍，把你敲醒了。在彭其问题上，你把自己弄到那样被动，那样尴尬的地步，都应该归咎于你的软弱，从此你应该强硬一点。政委受到徐凯的激将，产生了一种勇气。

“我要揭露他们。”他坚定地说，“靠这样卑鄙的阴谋诡计来整人，不行！开了这个先例，以后还有什么真假是非？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没有事实就给你捏造，这样搞下去，还能剩一个好人？”

“您到哪里去揭露他们？”

“我想……”陈政委郑重地、勇敢中夹着胆怯成分地说，“我早就想去见见林副主席，不晓得……会不会愿意见我。”

“这可是一件大事。”徐秘书语气庄重地说，“不过……”

“我晓得，可能做不到，我的表现肯定汇报上去了，凭我这个面貌，一能去吗？”

“管他行不行，先约约看嘛！”

“对，约约看，如果接见我了……”

“那就说明您还是站得住的。”

“如果不接见我，我就趁早报病退休，不要占住茅坑不拉屎了。”

“要是接见您了，您准备说些什么呢？可得想周到一些呀！”

“到时候再察颜观色，是什么情况讲什么话。主要是把彭其的事讲一讲，把他们伪造录音的阴谋揭出来。这些事，首长不一定晓得，人家不会告诉他的。我要去讲。当然，要想好怎么讲法。彭其……不得了啊！老账还没有算清，又欠新账。跳什么河嘛！将军一跳身败名裂。有了那个反党的罪名就够你背的了，又要来一个叛党行为。唉！要救救他，不然的话，连扣两顶帽子，他会连党籍都保不住。”说着说着，感到刻不容缓，好像林副主席已经来电话召见他了，忽然想起一件事，“哎，小徐，我们带来的那几盒像章还没有递上去吧？”

“没有。”

“决拿出来看看，原先打算托吴胖子转交上去，现在不了，我自己去送，做个见面礼。”

徐秘书打开行李包，拿出两个用金丝绒装饰起来的精制的像章盒，形状像精装书本，上面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金字，打开书本，里面排列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二十四枚，金光闪闪，精巧夺目，制作水平要算全国第一流的了。陈政委摘下一枚翻开反面看看，只见一个空心忠字摆在中央，下面有一排小字：“空军第四兵团宣传部敬献”。他把像章放回原处，说道：“江醉章，到处都是江醉章。”

外间电话铃响，徐秘书跑去通话以后回来说：“他们也把他找到了，正准备接回空军总医院。”

“你问了有大人物去看他吗？”

“问了，接话人觉得奇怪，一个叛徒，谁去看他！”

“我要去看他。”陈政委蓦地站起来，决心不顾一切。

“您想过没有，见了他说些什么呢？”徐秘书提醒说。

是啊，讲些什么呢？陈政委呆立着默想起来。讲些同情他的话吗？你敢！把伪造录音的事告诉他吗？你敢！去批评他几句吗？他会叫你滚蛋。讲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讲。已经决心强硬起来的陈政委，软绵绵地重新坐下去，手指又在发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