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汩汩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

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五点二十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祇。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这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2

约在两个多月前，家玉去了北京的怀柔，参加律师行业协会的一个司法研讨班。正逢“五一”长假，儿子被送到了梅城的奶奶家。难得的清静，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妙。除了可以无所顾忌地抽烟之外，妻子离开后留给他的自由，并没有派上什么实际的用场。

端午将两个枕头叠在一起，把后背垫高。这样，他就可以透过朝东的窗户，看到伯先公园的溜冰场，看到更远处的人工湖面和灰暗的天空。那些在空中盘旋的乌鸦，铁屑一般。看不见明澈的蓝天并不让他吃惊。偶尔看见了，反而会触目怵心。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将烟灰弹在床头柜上昨晚吃剩的速冻饺子上。

家玉原本学的是船舶制造，但她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却满足于摆地摊，倒卖廉价服装。她还开过一家专卖绿豆糕的小店，很快就倒闭了。谭端午用一瓶假茅台作诱饵，艰难地说服了文联的老田，想让家玉去实际上已摇摇欲坠的《鹤浦文艺》当编辑。家玉最终还是拒绝了。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尽管谭端午至今仍然弄不清律师如何赚钱，但家庭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已达到需要两台冰箱的时候（另一台专门用来储存茶叶和咖啡），端午开始感到了眩晕。

一天傍晚，家玉在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开回了一辆红色的本田轿车。端午按照妻子的吩咐，从楼下的杂货铺买了一大捆鞭炮，在小区门口麻木地燃放。家玉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追赶成功人士的道路上跑得太快了，已经有了跑出他视线的危险。接着，家里有了第一位保姆（家玉习惯上称她为佣人）。很快，他们只用农夫矿泉水泡茶。很快，他们的儿子以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很快，他们在市郊的“唐宁湾”购买了一栋带花园的住房。谭端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似乎这些变化都与他无关。他仍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只要有可能就溜号。每月两千多一点的工资只够他抽烟。他仍然在写诗，却羞于拿出去发表。对家玉骂他“正在一点点烂掉”的警告充耳不闻。

两个多月前，家玉为要不要去北京参加研讨班颇费踌躇。她辗转反侧，依违难决，转而征求丈夫的意见。

端午唔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家玉追到他的书房，明确要求丈夫对开会一事发表意见，端午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不妨去去。”

已经过了上午十点。墙角的矮柜上，搁着一只养热带鱼的玻璃缸。紫色的照明灯一直亮着。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就没给鱼喂过食。换气泵像是被水草塞住了，原本静谧的泄水声中，混入了微型电机刺耳的嗡嗡声。那尾庞家玉特别疼爱的、取名为“黄色潜水艇”的美人鲨已死去多日。

他看了一会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他赖在床上迟迟不肯起身，并非因为无事可干，而是有太多的事等待他去处理。既然不知道先做哪一件，那就索性什么都不做。

4S店的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妻子的那辆本田轿车已经脱保。对方催促他去与保险公司续约。不过，既然妻子已经离开了鹤浦，车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他完全可以对他们的威胁置之不理。

母亲昨晚在电话中再次敦促他去一趟南山。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王元庆，正在那里的精神病防治中心接受治疗。以前母亲每次打来电话，端午都骗她说已经去过了，可这一次的情形有点不同。母亲向他哭诉说，哥哥在春节前，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自残行为。端午当即给精神病院的周主任打电话核实，却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母亲酷爱编故事。

他要去一趟邮局。福建的“发烧友”蔡连炮给他寄来了一对电子管。那是美国西电公司（West Electric）一九九六年生产的复刻版的300B。端午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对声音的敏感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态，却无力自拔。他打算用西电的这对管子，来取代原先湖南产的“曙光”。据说西电生产的300B，能够极大地增加扬声器低中频的密度，并提升高频的延展性。蔡连炮在电子邮件中吹嘘说：

用我这对管子听舒伯特的《冬之旅》，结像效果会让你目瞪口呆！你几乎能够看得见迪斯考的喉结；听海顿的《日出》，你甚至可以闻到琴弦上的松香味。你能感觉到日出时的地平线，晓风拂面。而瓦尔特报纸版的“贝六”又如何呢？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崩崖裂石，高山出泉，宛如风雨夜至。

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不过端午还是宁愿相信他。每天听一点海顿或莫扎特，是谭端午为自己保留的最低限度的声色之娱。

每天堕落一点点。

他还要去一趟梅城，将儿子从母亲家接回来。“五一”长假就要结束了。而在此之前，他还得去同仁堂替母亲买点药。她的便秘已持续三周。端午向她推荐的芹菜汁疗法没有什么作用。

起风了。黄沙满天。屋外的天色再度阴沉下来，似乎又要下雨。他最好立即动身，否则等雨下起来，他也许根本打不到出租车。

当然，在所有的这些琐事之外，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在等着他。

他家在唐宁湾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件事虽然刚刚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足以颠覆他四十年来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在床上，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直到听见有人按门铃。

这是一个冒失的来访者。既按门铃，又敲门，想以此来强调事情的紧迫程度。

3

来人名叫骆金祥，自称是庞家玉的乡下表叔。他来自鹤浦所属长洲新区的官塘镇。此人面容苍老，却又染了一头乌发，使端午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他的一个儿子死了，另外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则被派出所的人抓了进去。

“我那姑娘是一个哑巴，你是知道的（端午其实并不知道）。国胜是从六楼的阳台上摔下来的，他的舅舅是一个杀猪的。而事情坏就坏在那个从新加坡回来的大学生身上。医院的外科主任一口咬定，毛毛处于植物人状态，可以随意处置。毛毛不是别人，正是庞家玉的小学同学。小时候，两家的大人还提过娃娃亲。国胜叫庞家玉的父亲为岳父大人，村里至今还记得这段老话。”

老骆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强作笑颜，把事情说得颠来倒去。他倒不是故意的。

长洲一带是下江官话与吴方言的混合区，老骆的话音很不好懂。他根本不理会端午递过去的餐巾纸，而是将眼泪和鼻涕偷偷抹在自己的裤裆里。为了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原委，谭端午不得不多次打断了老骆的陈述，通过不断的提问，将那些片言只语，小心翼翼地缝合在一起，使它们符合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老骆的二儿子名叫骆国胜（小名或许叫毛毛），起先在长江上经营挖沙的生意。有了一笔积蓄之后，就在长洲镇上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拿钥匙的那天，国胜办了一桌酒席，将父母、哥哥和妹妹都请来吃喜酒，一家人欢天喜地的。饭后，兄弟俩靠在卧室的阳台上抽烟闲聊，趁机消化一下满腹的食物，以及乔迁新居所带来的喜悦和妒忌。国胜是一个大胖子，阳台的镀铬栏杆吃不住他的体重。它悄悄地松动，变形，乃至垮塌。国胜在完成了一套业余的高台跳水动作之后，从六楼栽了下来。他被送到医院后，并未马上死去。医院财务室对账单上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十万，可他还在那硬挺着，不肯离开这个世界。

有点不太懂事。

最后，极富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外科主任也有些看不下去了。他把骆金祥夫妇，还有国胜那过门不到一年的新媳妇叫到了监护室门外的走廊里，对他们暗示说，即便最后能抢救过来（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也是植物人无疑。这样拖下去，银子哗啦啦地流走，什么意思嘛？

听他这么一说，国胜他娘一连晕过去了三次。

最后出面解决问题的是国胜的大舅。他是个杀猪的，心硬如铁。他走到国胜的床边，捋了捋袖子，趴在他外甥的耳边，平生第一次用温柔的语调对他说：国胜啊国胜，你这么硬撑着，有意思吗？俗话说，甜处安生，苦处花钱，你上路去吧。这事不要怨你舅舅，实在是你娘和你媳妇的主意。说罢，他抱住那“讨债鬼”的头和脚，往中间一窝，老二抖了抖腿，这才咽了气。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个大学生从新加坡回来探亲。他听说了这件事，就对国胜的哥哥献计说，新建商品房的阳台栏杆经人轻轻一靠，就塌了个屌了，这在文明程度如新加坡一般的国家，是断然不能想象的。毫无疑问，开发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儿子一听，脑子一热，连夜就叫齐了一百多人，将开发商的销售中心围了起来。他们在门外喊了一夜，也没能见到开发商的半个人影，倒是把派出所的人招来了。

“派出所与狗日的开发商是勾着的，这个你晓得的？”端午摇头，表示他并不晓得。老骆最后道：“警笛一响，一百多号人一哄而散。可怜我那老大，还有哑巴姑娘，都被派出所捉了进去。人到现在还没放。”

老骆的故事，与互联网上类似的社会新闻相比，实在没有多少新意。端午连茶也没给客人泡，心里暗暗盼望着他早点离开。他心烦意乱地告诉老骆，他的妻子庞家玉此刻并不在鹤浦。她到北京学习去了。而他本人，则“对法律一窍不通”。随后，他刻意地保持沉默。一声不吭，是他的绝招。他知道骆金祥支持不了多一会儿。他的冷漠和心烦意乱都不是装出来的，因而更加令人生畏。

老骆带来的礼物，一网兜品相不好的水果、一袋黑芝麻、两瓶“蓝色经典”洋河白酒，庄重地搁在淡蓝色的玻璃茶几上。

两个人僵持了一阵，老骆并没有感到任何不自在。他不无夸耀地提到了农村的新变化。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拆迁。新建的航空工业园外，甚至停着一架报废的麦道82飞机。八车道宽敞的马路，三个小时可达杭州。亚洲最大的造纸厂。镇上的瑞典籍工程师。他甚至还提到了在四星级宾馆门前公然拉客的妓女。说起这些变化，老骆的脸上不无骄傲之色。端午只得明确地提醒他，自己一会儿还得出门办事。

金祥临走前，再次提到了死者的那个舅舅。他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由他（舅舅）出面，将国胜的遗体从医院的太平间取出来，在夜幕的掩护下，将它悄悄地运到派出所，堵在派出所的门口。诈他娘的一回尸。舅舅的见识是：派出所再厉害，也不太可能拘留尸体，等到他们找上门来，事情的主动权说不定会悄然易手。金祥让端午帮他合计合计，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可控制的后果。

端午想了半天，字斟句酌地回答道：“也不妨试试。”

“你确定？”老骆马上反问道。

端午疑心自己一旦说出“确定”二字，对方的“恭喜你，答对了！”就会脱口而出。看得出，老骆对中央电视台“快速抢答”一类的综艺节目，早已谙熟于心。

看见金祥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端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认真地把舅舅的计划想了一遍，建议作出如下改动：

“你们不妨大张旗鼓地为死者办丧事。殡仪馆的灵车绕道至派出所的门口，由母亲出面，恳请派出所准许你的大儿子和哑巴姑娘参加葬礼。必要的时候，可以下跪。只要人放出来，事情就可了结。”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等办完了丧事，我们再把人还回去？”金祥问。

端午的心一下就揪紧了。他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骆金祥们的理解力。

4

两年前，母亲张金芳就正式地向端午提出来，她们要从梅城搬到鹤浦来住。她要让孙子若若在她的视线中长大成人。母亲所说的她们，除了张金芳本人之外，还有一个安徽籍的保姆小魏。当端午试着与妻子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庞家玉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想都别想！你让她趁早死了这个心吧。”

家玉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端午只能劝母亲“缓一缓”。张金芳虽说远在梅城，可她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缓一缓”这三个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关节。她知道，又是“那个屄”在作怪。她并不着急。她有的是修理儿媳妇的祖传秘方。随便使出一两手阴招，庞家玉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要不，我们另买一套商品房给他们住？”家玉终于退了一步，主动提出了她的折中方案。“南京，上海，甚至苏州的房子，都快涨疯了。鹤浦这边暂时还没什么动静。即便从投资的角度考虑，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你说呢？”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去银行办理按揭，以及接下来的装修，都由庞家玉一手操办。她知道端午指望不上。用她的话来说，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这是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刻，她的话往往就以反问句式出现，比如：

“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那样？嗯？”

她所说的老冯，是端午所供职的地方志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是一个鳏夫，有点洁癖，酷爱庄子和兰花。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得首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他自己。句式模仿的是马克思，弹的还是“君子不器”一类的老调。

与谭端午相反，家玉凡事力求完美。她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白天，她忙于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忙于调查、取证和出庭；到了晚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折腾自己的儿子。她逼儿子去背《尚书》和《礼记》，对儿子身上已经明显表露出的自闭症的兆头却视而不见。她自学奥数、华数和概率，然后再回来教他。她时常暴怒。摔碎的碗碟，已经赶上了顶碗杂技训练的日常消耗。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

家玉所挑选的楼盘位于西郊的北固山下。家玉很满意“唐宁湾”这个名称，因为它是从英文Downing演化而来的。另外，她也没来由地喜欢英国。尽管至今没去过，但她已经开始频繁地浏览英国各大学的官方网站，为将来送儿子去剑桥还是牛津犹豫不决。

新房是个底层带花园的单元。没有家玉所厌恶的“穷光蛋回迁户”。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没有化工厂和垃圾焚烧站。楼上的住户姓白，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不养狗，不打麻将，据说儿子还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可惜名字不叫白岩松。

还好，一切都称心如意。

可是，当新居装修完毕，夫妻二人准备将老太太接到鹤浦来住的时候，张金芳却冷冷地要求他们“再等一等”。她的理由合情合理，不容辩驳：装饰材料和新家具里面暗藏着甲醛、二甲苯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七年，“假如你们不想让我早死的话，就将房子空关个一年半载再说”。那些复杂的化学名词与专业术语从母亲的嘴里毫不费力地说出来，让夫妻二人面面相觑。看来，母亲成天躲在阴暗发霉的卧室里，手握遥控器，控制着那台25寸电视机的屏幕时，她实际上也在控制着整个世界。

眼看着就到了家玉去北京学习的前夕。临走前，家玉琢磨着房子空关在那儿有点可惜，就嘱咐丈夫，不如将它先租出去。一个月的租金就按两千五百算，一年下来就是三万。端午把自己的那点可怜的工资与期待中的租金一比较，没有任何底气去反驳妻子的建议。

“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他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在妻子离开后的第二天，就去北固山一带漫无目的地转悠去了。

他还真的发现了一家经营房屋租售的公司，名为“颐居”。就在唐宁湾小区的边上。简易的活动板房，白色的墙板，蓝色的屋顶。几个小青年正在里边嗑瓜子，打扑克。接待他的业务员是个女孩，亲热地称呼端午为“谭哥”。他喜欢她的小虎牙，喜欢她暧昧、艳冶的笑容，很快就和他们签订了代租合同。月租金果然是两千五，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当他办完了手续回到家中，双腿搁在茶几上，舒舒服服地欣赏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时，才猛然想起房产证忘在了颐居公司。小虎牙将它拿去复印，忘了还给他。看看天色还早，他打算听完了贝多芬的那首升C小调的131，就回去取。其间他接到了三个电话，其中两个是骗子打来的，另一个则来自他的同事小史。小史知道他老婆不在，她那轻松而无害的调情，旁逸斜出，没完没了。

当他再次想起房产证这回事，已经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他去牙科医院拔智齿。回家的途中，趁着麻药的劲还没过，就让出租司机绕道去了唐宁湾小区，打算取回他的房产证。可颐居公司忽然不见了。白墙蓝顶的简易房早已不知去向。原先活动板房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块新修的绿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手握橡皮水管，正在给新铺的草皮浇水。看来，社会发展得太快，效率太高，也不总是好事。

当时，谭端午也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脸颊，来到唐宁湾B区的新居前，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无法插入门上的锁孔了。他按了半天门铃，无人应答。他只得绕到单元楼的南边，透过花园的蔷薇花丛，朝里边窥望。

自己家的花园里，齐膝深的茅草已被人割得整整齐齐。花园中央还支起了一把墨绿色的太阳伞，伞底下的木椅上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她正在打电话。

端午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猫下腰来，躲在了邻居家蔷薇花丛的后边，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他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远在北京的庞家玉，而是首先向他在《鹤浦晚报》当新闻部主任的的朋友徐吉士求助。吉士让他不要慌。他在电脑上飞快地查了一下，很快就回电说，鹤浦的确有一家名叫颐居的房屋租售中介公司，只是两个电话都无人接听。公司的总部在磨刀巷2号。

“没什么可担心的。”吉士安慰他道，“你把房子租给了中介公司，公司又将房子租给了别人。这很正常。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我的感觉不太好。”端午道。他又补充说，在这个时代，不好的感觉总是要被应验，成了一条铁律。

吉士拿他的感觉没办法。

傍晚时分，两人心急火燎地赶往磨刀巷，正遇上拆迁户撒泼闹事。一家老小浑身上下浇满了汽油，威胁自焚。大批的警察在巷子口设立了安全线，他们根本进不去。根据徐吉士的分析，既然整个巷子都在拆迁，颐居公司自然也不会正常办公。他们决定重返唐宁湾小区，找租家先问问情况再说。

他们在门口守候了两个小时，堵住了下班回家的女主人。这个女人是个高个子，从一辆现代“索纳塔”轿车上下来，胳膊上挽着一只冒牌的LV坤包。她的态度十分蛮横，根本不爱搭理他们俩。她说，房子是她从“某公司”合法租下的，并有正式合同。她预先付清了两年的房租。

两年。她说得清清楚楚。

徐吉士低声下气地问她，能不能去家里略坐片刻，双方好好沟通沟通，那女人反问道：“可我凭什么让你们进屋？现在的社会治安这么乱，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吉士早已将自己的名片掏了出来，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她。那女人看都不看，眼神中透着嫌恶和不屑。于是，此刻已变得有点气急败坏的徐吉士，觍着脸问她的“贵姓”，在哪里上班，那女人就猛地摘下墨镜，将头发早已谢顶，状态颇显猥琐的徐吉士打量了半晌，用纯正的北方话对他道：

“你他娘的算是哪根葱啊？装他妈的什么大尾巴狼？”

趁徐吉士被吓得一哆嗦，稍一愣神的工夫，那女的早已进了屋，门砰的一声就撞上了。

唐宁湾小区边上，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小馆子。很脏。他们在那吃了晚饭。啤酒泛出杯沿，都是泡沫碎裂的声音。吉士说，那女的长得有点像孙俪，只可惜脸上多了几个雀斑。端午根本不知道孙俪是谁，但他知道吉士喝多了。吉士又问他，有没有留意她臀部很大，腰却很细。他越说越下流，猥亵。他喜欢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他说，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遗憾是，还没有和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上过床。

第二天下班后，端午再次来到了磨刀巷2号。颐居公司所在的那栋老楼，已拆掉了一半。黑黑的椽子外露，像X光片下的胸肋。

5

骆金祥走后，端午把莫扎特的那首《狩猎》又听了一遍。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好。太多的烦心事像枯叶一样堆积在他的内心。他知道，痛苦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清除的，只能用一个新的来盖住那个旧的。为了把自己从这样一个有毒的心绪中解救出来，他决定立即动身去梅城接儿子。

梅城原是鹤壁专区所属的一个县，由于发电厂、货运码头和备战船厂的修建，一九六二年拆县建市，成为计划单列市。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梅城先后更名为永忠市和东方红市。一九八八年，梅城重新划归鹤壁管辖，成为一个新型化工区。鹤壁也和临近的浦口合并在一起，改名为鹤浦市。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岁的谭端午陪伴母亲和哥哥，将父亲谭功达的遗体送去火化。那是他记事后第一次看见父亲。从梅城模范监狱到城外的火葬场，只有不到八公里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滂沱大雨淹没了狭窄的煤屑公路，也多少冲淡了装载尸体的平板车上发出的阵阵恶臭。平板车被一辆熄了火的运煤大卡车挡住了去路。那时，他们已经能够看见火葬场的烟囱了。

它被一道绚丽的彩虹映衬着，显得壮美无比。

端午愿意用他尚未充分展开的一生作抵押，渴望大雨停止，渴望尽快抵达那里，渴望早一点摆脱那具正在腐败的死尸。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他想到火葬场，心中奔腾着的情感竟然首先是渴望抵达的朦胧希望。或者不如说，它就是希望本身。母亲除了用恶毒的语言高声咒骂父亲之外，也显得束手无策。哥哥王元庆尽管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却在关键时刻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他将父亲已经有点腐烂的尸体从板车上卸下来，背在背上，趟水步行，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将父亲送进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王元庆也就此确立了自己作为未来家长的牢固地位。

在他面前，母亲开始变得柔眉顺眼，迅速地蜕变成一个受他保护的小女孩。

这座殡仪馆仍在原先的位置。它位于鹤浦至梅城高等级公路的正中间。高大的烟囱依然摄人心魄，只是记忆中的彩虹不再出现。在殡仪馆的正前方，一座现代化的妇婴保健医院正在拔地而起。虽说殡仪馆早已废弃不用，但尚未来得及拆除的烟囱仍以一个睿智而残酷的隐喻而存在：仿佛呱呱坠地的婴孩，刚一来到人世，就直接进入了殡仪馆的大门，中间未作任何停留。

刚过了五月，天气就变得酷热难当了。出租车内有一股陈旧的烟味。司机是个高邮人，不怎么爱说话。道路两边的工厂、店铺和企业，像是正在疯狂分裂的不祥的细胞，一座挨着一座，掠窗而过，将梅城和鹤浦完全焊接在一起。

金西纸业。梅隆化工。华润焦化。五洲电子。维多利亚房产。江南皮革。青龙矿山机械。美驰水泥。鹤浦药业。梅赛德斯特许经销店……

虽然是晴天，端午却看不见太阳的位置。它在，你却看不见它。也看不到一只鸟。他听见手机响了起来，却未马上接听。他在心中反复斟酌，艾略特那首广为人知的The Waste Land，究竟应该译作《荒原》，还是《被废弃的土地》。好像这事真的很要紧。

庞家玉从北京打来了电话。端午问她，为什么闹哄哄的？他什么也听不清。

“我和朋友正在中关村的沸腾鱼乡吃饭。我出来了。现在听得清楚吗？”家玉似乎有点兴奋。

她提到了上午听过的一个报告。报告人是一个姓余的教授。他讲得太好了。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们在吃饭时仍在争论不休。报告的题目似乎叫做“未来中国社会的四大支柱”。

由于夫妻二人本来可聊的话就不多，再加上庞家玉在明显的激动中情绪亢进，端午只得假装自己对所谓的“四大支柱”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哪四大支柱啊？能不能简单地说说？”

“第一是私人财产的明晰化，第二是宪法的司法化，第三是……后面两个，怎么搞的？我这猪脑子，等我想想。”

“是不是代议制民主和传媒自由啊？”端午提醒她。

“没错，没错。就这两条。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神了，你又没听过上午的报告。”

“狗屁不通的四大支柱。不过是食洋不化的海龟们的老生常谈。”端午刻薄地讥讽道，“你可不要瞎激动，人家余教授的支柱可是美国福特基金会。”

听他这么说，家玉在电话那头立刻就不做声了。短暂的静默过后，家玉问他房子被占的事有没有进展。端午说，他前天下午又去了一趟唐宁湾，那个脸上有雀斑，长得像孙俪的女人威胁说，如果他胆敢再去敲门，她就立刻报警。

就好像那房子原本就是他们家的。

“这事你就别管了，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别忘了去梅城接孩子。早晨要看着他把鸡蛋吃完。还有，你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作业。仔仔细细地检查，尤其是奥数……”

端午告诉她，此刻他就在赶往梅城的出租车上。

若若的肩头站着一只虎皮鹦鹉。绿色的羽毛像铜锈，红色的冠顶像鸡血。它叫佐助。端午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也懒得去打听。若若正在给它喂瓜子。小魏手里捏着一把香葱，从厨房里出来，朝他怯怯地一笑。

这个小姑娘来自安徽的无为，是家玉从家政公司雇来的保姆。端午不能容忍在写作时有人在他眼前晃悠，就在张金芳七十大寿那天，将她作为生日礼物转让给了母亲。每次见到她，端午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怜之感。她伺候母亲还不到两年，孩子气的口吻，眼中亮晶晶的光芒，身体里掩藏不住的活力，都一并消失不见了。嘴角的线条变得僵硬而锋利，小动物般的眼神既警觉又卑怯。

母亲在卧室里用扑克牌算命。电视机开着。桌上的茶盘里放着几块饼干。看到端午走进来，她就用遥控器调小了电视机的音量，立即向他抱怨起自己的肚子来。她的肚子胀得像一面鼓。敲上去咚咚响，拉出来的屎一粒一粒，硬硬的，就像羊屎豆一样。还得小魏一点一点地替她往外抠。除了便秘之外，她也健忘得厉害，刚说的话，一眨眼就忘记了。

“家玉怎么没一起来？”母亲问道。

“她去北京了，还得有一个月才能回来。她刚刚给我打过电话，还让我代她问你好。”

“那就多承她这份好心。”母亲不冷不热地道，“你去看过元庆了吗？”

“过阵子就去。”端午说，“这两天太忙了。”

“总是忙。也难怪，你们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前程。我不妨碍你们。到了我这把年纪，活一天，算是两个半天，迟早是个死。你们不用放心上。就当是家里养了条老狗。有人定时喂点食，我就知足了。”

端午见她越说越不是滋味，眼见得又要哭哭啼啼，只得赶紧找话来打岔。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元庆了，”母亲说，“真是日鬼。他不是你爹亲生的，每走一步，都踩着那个疯子的脚印。人站在地上，脑子却飘在云头里，真是日鬼。当初我就不高兴他出钱去修什么精神病院，结果呢？精神病院盖好了，他自己头一个住了进去。”

母亲说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朝正在门口探头的若若招了招手：“快过来，你老子要带你走了，过来亲亲奶奶。”说着，她扶着桌沿，艰难地站起身来。

若若朝她跑过去，一头扑在她怀里，差点把她撞倒。母亲俯下身子，搂着他，将脸侧过来让他亲了一下。

“不行！两边的脸都要亲。”母亲笑着又把脸转向另一侧。

出租车开出去很远了。坐在后排的若若隔着防护栏，用手指捅他的肩膀。

“老爸，恐怕我们还得原路返回。”

“为什么呢？又要作什么怪？”端午扭过身去。若若肩头上的那只虎皮鹦鹉，正在威严地望着自己。

“我的PSP游戏机忘在奶奶家了。”儿子说。

“没关系，忘了就忘了吧。过几天我们还要过来。你正好收收心。”端午不假思索地说。不知为何，他害怕再见到母亲。

“可是，老爸，你最好还是回奶奶家一趟吧。”儿子不紧不慢地说。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因为，PSP是装在书包里的呀。”

“你是说，你把书包也落在奶奶家了？”

“本来就是。”

端午只得叹了口气，苦笑着，吩咐司机掉头。

当出租车来到母亲家小区的大门口时，他看见小魏正提着儿子的书包，在马路边四处张望。

6

一九八五年七月，谭端午从上海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留在了该校的第三附属中学教语文。当时，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给他的恋爱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不断更换女友的原因，据说是为了找到自命不凡的爱情，可其中夹杂着多少对肉体的迷恋和贪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始终找不到比性交更好的事。

一天下午，他去校门口的银行取钱。在窗口排队等候时，他遇见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所（简称自辩所）的一位教授。谭端午在本科阶段苦读《资本论》时，曾多次登门向他求教。此人已离开了自辩所，成了新创建的哲学系的系主任。他极力怂恿谭端午离开三附中，报考他的研究生。那时的端午还未学会拒绝别人的好意，就一口应承下来，进入了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等到毕业答辩的那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席卷全国的大事。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情绪亢进、眼睛血红、嗓音嘶哑。他以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旋转乾坤，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偶发的例行梦游而已。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就开始了颇为夸张的自我放逐（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此举都完全没有必要）。北上陕甘宁，南下云贵川，折腾了半天，最后回到了他的老家梅城。

母亲张金芳差一点没认出他来。在听了儿子的离奇经历后，张金芳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光，一遍遍地抚摸着儿子的肩胛骨，笑道：“儿啊，你都快要变成姚佩佩那个小瘟屄了。”

当时，谭端午对于母亲口中的这个姚佩佩不甚了了，也根本没有心思去刨根问底。他在鹤浦的诗友徐吉士和陈守仁一路打听，来到了家中，力邀他前往鹤浦暂住。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安全”。陈守仁的母亲是鹤浦园林局的副局长，很容易就在南郊的山坳里为他找到了一处隐身之地。

他所居住的那个行将坍塌的小院，名为听鹂山房，是古招隐寺的一部分。吉士说，一千七百年前，昭明太子萧统也曾在这个小院中编过《文选》。竹篁清绝，人迹罕至。院外有一方宽阔的池塘，养着睡莲，四周长满了芦荻和菖蒲。白天，他在炎炎夏日的蝉鸣和暴雨中酣睡。晚上的时间，则用来阅读他心爱的聂鲁达和里尔克。

吉士和守仁很少来看他。据说也是为他的安全着想。

那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三个月。这种甜蜜和愉悦，不仅来自城市山林的清幽阒寂、风物幽美，不仅受惠于晨昏颠倒的无拘无束和无所事事，也来自于他对人生的全新领悟：他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端午甚至于暗暗期盼着，能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夏去秋来，朝雨暮云；花发花落，直至终老。当然他也知道，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他已经在痛苦地思考这样一个令他震惊的悖论：没有强制，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自由。

仲秋的蒙蒙细雨很快将他拽回到现实之中。离开鹤浦的前一天，徐吉士口袋中揣着一瓶“双沟大曲”，前来向他告别。他的手里拎着一只血水淋漓的芦花鸡，他还带来了鹤浦船舶工程学院的两个女生。一个略胖，一个清瘦。据说，她们都酷爱写诗。

那天下午，端午领着三位客人，把招隐寺所有的遗迹都转了个遍。但端午很少说话，女孩们的出现，使得依依惜别的情感愈发浓郁。另外，仔细地比较这两个女生的气质与长相，也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最后，他们来到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边。徐吉士命令两个女生转过身去，以便他们对着“梦溪秋泛”的摩崖石刻撒尿。两个女生都捂着嘴笑。在她们转过身去的时候，吉士神秘地对端午小声说道：

“如果在这两个女孩当中，你可以留下一个过夜，无需考虑后果，你会挑谁？”

端午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抖裤子的一刹那，未来的命运就此改变，而是虚伪地推托说：“这怎么可以？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还没记住呢。”

两个女孩都很迷人。选择一个，就等于是放弃另一个。他还是更钟情于长得略胖的那个。至少看上去颇为开放，言谈举止有一种成熟的、落拓不羁的美。她穿着暗红色花格子西装短裤。裸露的大腿已无需验证。另一个女孩，一说话就脸红，稚气未脱，面目清纯。哪怕是动一动“不好”的念头，都给人以一种很强的犯罪感。

既然谭端午一直表白自己不好意思，徐吉士只得替他挑选。从端午那些发表的诗歌来看，吉士断定端午对“纯洁”有着非同一般的迷恋。于是，傍晚时分，在浓密的树林中，徐吉士带着胖女孩（后来端午知道，她叫宋蕙莲）“突然失踪”。

后来，端午也知道，徐吉士离开招隐寺后，就带她去看电影了。在光线昏暗的电影院里，徐吉士有些突兀的试探很不成功。看上去“很好弄”的宋蕙莲，在给了他一记凶狠的耳光之后，还用刺耳的苏北话当众骂了他将近十五分钟，迫使印度电影《奴里》的放映一度中断。

与此同时，在招隐寺池塘边的小院里，李秀蓉坐在电炉前，正在为钢精锅盛不下一只芦花鸡而发愁。她一脸茫然地望着谭端午，笑道：“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就借机把脸凑向她的耳边，用一种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的古怪腔调对她说：“我这里，也有什么东西要顶出来了……”

秀蓉一时没听懂他的流氓话。她转过脸来，仰望着他，冒失地问道：“什么东西？能不能让我看看？”

话音刚落，她的脸一下就红了。眼睛里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的表情。端午就把她手里紧紧拽着的一双筷子拔了出来，顺手扔进了墙角，然后抱住了她。

她的挣扎也在他意料之中。他知道，她的羞耻心和道德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紧紧地搂着她，一声不吭。在悲哀和怜悯中，等待着她僵硬的身体慢慢变软。等待着她双唇微启，双目紧闭，喘息声一点点加剧，任由他摆布。

事情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得多。可他并没有就此忘掉另一个女孩。即便是在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仍想象着夕阳中闪闪烁烁的花格子红短裤。甚至，他有些冷酷地想到，要是换成了另一个女孩，会不会感觉更好。

他问她疼不疼，秀蓉的回答让他不由得一阵揪心：

“不用管我！”

事后，她有些撒娇地将手掌摊在灯光下给他看。端午在拔去她手中筷子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竹棱竟然在掌心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好在伤口不深，流出来的一点血，也早已凝固。端午就顺便夸她的手好看。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好不好看，反正它已经是你的了。”

端午听她这么说，猛不丁地吓了一跳。他心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第二天一早离开鹤浦的事告诉她。直到秀蓉再次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要不要出去走走？”

于是，他们出了院门，来到门外的荷塘边。她那只受了伤的手，一直在他的口袋里与他十指相扣。初秋的风，冷却他发烫的脸。他甚至能听见紫色的睡莲在夜间开放的声音。

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一种深深的担忧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无法假装不知道，秀蓉还在发烧。他从她牛仔裤口袋里掏出来的钱，还剩下十二块零八角。他买了一瓶矿泉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从这些钱币中还发现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

昨天下午，他们刚一见面，胖姑娘宋慧莲就向端午索要上海的通讯地址。秀蓉明显地犹豫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似乎有点不太礼貌，就勉强地提出了她的要求。现在，这张写有自己名字和地址的纸条，又回到了端午的手中。这就意味着，假如秀蓉意识到自己被遗弃之后，甚至无法给他写信。

“难道我还希望她给我写信吗？”端午克制不住地一遍遍问着自己。经过意志力的反复作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子。一切都结束了。两个人未来的道路，没有交汇点。

学校里一切如常，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没人追究他长达四个月的神秘失踪；没人向他问起他在那场暴风雨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没有人让他写检查，或协助审查；甚至就连自己的导师，对他的突然失踪，也只字不提，讳莫如深。

又过了两个月，论文答辩在延期了半年后终于再次举行。他顺利地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导师让他在继续攻博，或者去上海教育出版社就职之间做出选择。很不幸，这一次谭端午对导师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准备第二年四月份的博士考试，对师兄弟们旁敲侧击的善意提醒置若罔闻。最后，他以笔试总分第一的成绩，在最后的面试中败北。导师将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女进修教师纳入自己帐下。

不过，导师总算没有忘记他。

在“五一”节的家庭便宴上，已升为副校长的导师又提出两个单位，供他挑选。一个是上海博物馆，另一个则是宝钢集团的政策研究室。谭端午一直都想找个机会与导师决裂，便当着众人的面，坚决地予以拒绝。随后，师徒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端午完全失控，“暮年心炽，不忘荣宠”一类的蠢话，也连带着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导师的脸被气得煞白，训斥他的时候，连脏话都带出来了：

“册那！侬格小赤佬，哪能格能副样子！侬以为侬是啥宁，弗来三格！”

管他来三弗来三，既然端午已决定不食周粟，不接嗟来之食，拂袖而去，只能是最终的选择了。他后来四处投递简历，都没有回音。他还两次去过用人单位的招聘会，都没有获得面试的机会。很快，宿舍的管理员领着保卫处的两个彪形大汉，来到他的寝室，责令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从第一学生宿舍消失。

他偶尔也会想起秀蓉。想起她略带忧戚的清瘦面容。她那清澈的眼神。她那天穿着的红色的圆领汗衫。还有，那只受了伤的手。她在招隐寺池塘边跟他耳鬓厮磨时说过的话，像流水一样漫过他的全身。百感交集之中，亲人般的情愫，哽在他的喉头。

事实上，他也曾给徐吉士打过一次电话，询问秀蓉的近况。吉士因为宋蕙莲的指控（她坚持认为，吉士在电影院中侵犯她的私密之处，并非乳房，而是乳头），在派出所待了十五天。端午一提起秀蓉，吉士就马上用“往事不堪回首”一类的话来搪塞。他显然被吓坏了。端午还尝试往鹤浦船舶工程学院寄过一封信，可很快就被退了回来。

到了这年的六月初，他的桥牌搭档，中文系古代文献专业的唐伯高，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鹤浦矿山机械厂要到他们系来招一位中文秘书，待遇优渥，可没人愿意去。伯高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风雪还故乡，你既是鹤浦人，与其在这里飘着，不如归去来辞个他娘的毬的。端午心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试试看。事情进展之顺利，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一个月后，他已经在学校的办公楼，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转移手续了。所有的人都对他笑脸相迎，所有的办事员都手执圆头图章，身体后仰，随时准备在他送上的表格上给予重重的一击。

只有当他想起秀蓉，沉浸在与她共处一个城市这样虚幻的亲切感之中时，他的心里才略微好受一些。

矿山机械厂位于鹤浦市三十公里外的一个荒僻的小镇上。到处尘土飞扬。除了每天陪厂长喝酒之外，基本上无事可干。他向吉士抱怨说，他来到的这个鬼地方，似乎并不是就业，简直就是被劫持，跟蹲监狱没什么本质的差别。陈守仁和徐吉士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将他的档案关系转到了鹤浦地方志办公室。

端午来到鹤浦之后，并未立即去找秀蓉，甚至也不想这么做。吉士尝试着要给他介绍新的女友，端午也没有拒绝。直到一年后，他与秀蓉在华联百货二楼的周大福金店再次相遇。当时的秀蓉已经改名为庞家玉了。

当时，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

7

这是周末的一天。吃过晚饭，端午将儿子叫到餐桌边坐下，一边抚摸着他那柔软的头发，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自己要出去一会儿，可能很晚才能回来，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勇敢地”待在家中。

“那我能玩PSP吗？”儿子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

“当然可以。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我能不能看《火影忍者》？”

“看吧。”

“那，我能不能带上佐助，去戴思齐她们家……”

“不行，绝对不行！”谭端午斩钉截铁地打断他，“你不能出门，也不能让任何人到家里来。爸爸带着钥匙。无论什么人按门铃，你都必须装作听不见。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咱们小区13号楼发生的灭门案吗？一家五口，包括不到两岁的……”

端午没再说下去，因为他发现儿子下意识地搂紧了那只鹦鹉，眼睛里早已流露出明显的惊恐之色。

徐吉士下午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他晚上在“呼啸山庄”有一个聚会。而且，国舅也会到场。“你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既然你找不到颐居公司，不如让国舅来弄她。”端午不知道国舅是谁，也不太清楚吉士为何要让他们见面。正想问个明白，吉士匆匆就将电话挂了。

“呼啸山庄”是陈守仁建在江边的别墅。离废弃的船坞码头不远。守仁总能窥见市政府的底牌。他知道五年后的船坞码头一带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以极低的价格从江边的渔民手里买下了大片的宅基地，凿池引水，盖楼圈地，忙得不亦乐乎。他和主管城建的一位副市长去了一趟意大利，就异想天开地要让江边肮脏的棚户区变成另一个苏莲托。前年冬天，别墅刚落成的时候，端午和家玉就曾去过。他也时常去那儿钓鱼。不过，那一带暂时还看不出什么灯红酒绿的样子。芦蒿遍地，荒草丛生，加上江风怒吼，野兔出没，让人更觉凄凉。

端午在马路边一连拦了三辆出租车，可没有人愿意去那个“鬼地方”。最后，在一旁窥望多时的一个摩的司机，推着摩托车来到他跟前，阴沉着脸对他道：

“日你妈妈！来噢，五十块钱，阿去啊？”

端午犹豫了一下，只得上了他的车，搂着他那肥肥的啤酒肚，朝江边码头方向疾驰而去。

与前一次来的时候相比，守仁的庄园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呼啸山庄”这个名称似乎可以改成“画眉田庄”了。花园的东南角新建了一座八角凉亭。凉亭边有一座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只是刚栽的紫藤和茑罗还没来得及将它覆盖。凉亭与别墅之间，有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小径旁甚至装上了蘑菇状的路灯。草坪大概刚刚修剪过，端午还能从草香中闻到阳光特有的味道。花园里原先有一个挖了一半的水坑，守仁曾想修一个露天游泳池，现在则在四周砌上了青石，养起了莲花。

紧挨着东边铁门的铁蒺藜院墙边，密密地栽了几排泡桐。虽说才一年多，泡桐已经长得很高了。吉士说，守仁当初栽下这些泡桐的目的，就是图它长得快，希望这些泡桐长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树篱，将他的别墅与不远处混乱肮脏的棚户区隔开。守仁崇尚病态的“唯美”和“虚静”。那些打着赤膊的穷光蛋，让他一看就心烦。这些人的存在，会严重地干扰守仁“静修”时的心境。

园子的西边有一大块空地，一直延伸到过江的高压线塔的边上。守仁将他的乡下老婆小顾，从泰州接了过来，在那片空地上种植“绝对不用农药和化肥”的有机蔬菜。黄瓜、大豆、番茄、扁豆、茄子、大蒜，应有尽有。除了供应一日三餐之外，还能分赠好友。家玉曾用小顾送来的韭菜做了一次春饼，结果由于吃得太多，反而拉起了肚子。

小顾在灯光幽暗的门廊下迎候他。尽管端午再三表示自己已吃过晚饭了，可守仁还是执意让夫人给他下了一碗湾仔馄饨。

下沉式的大客厅里坐了一屋子的人。烟雾缭绕。他们分成几拨在聊天。除了文联主席老田和几位鹤浦画院的画家之外，端午基本上都不认识。其中或许不乏当地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净说一些不着调的废话，末了还感叹：“现在的老百姓，真是不太好弄。”

当守仁向老田感慨说，这年头还是保命要紧时，老田突然把身体向沙发上猛地一靠，笑道：“日你妈妈！这命，是你想保就能保得住的吗？”

他们正在探讨养生经。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用硫黄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β2受体激动剂。癌症的发病率已超过百分之二十。相对于空气污染，抽烟还算安全。老田说，他每天都要服用一粒儿子从加拿大买来的深海鱼油，三粒复合维生素，还有女儿孝敬他的阿胶。

端午问守仁，怎么没看见吉士？

守仁大概是没听见，正向老田推荐他最近研制的养生新配方：用冬虫夏草、芡实、山药、莲子和芝麻磨成粉，用燕窝、蜂浆和骆驼奶调匀了，放在蒸锅里蒸。

老田问他，是单峰骆驼还是双峰骆驼，旁边坐着的一个身穿开襟毛衣的女孩，扑哧一声就笑了起来。她的脸上，有一种令人伤心的抑郁，也有一种让中年男人立刻意识到自己年华虚度的美。

守仁还是听见了端午刚才的问话。因为他此时笑着对那个女孩说：“绿珠啊，你到楼上去，把徐叔叔叫下来。”

原来，吉士正在楼上打牌。

很快，徐吉士醉醺醺地从楼上下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身穿黑西装的人。此人长得又矮又胖，却十分敦实。留着小平头，基本上没脖子。大概他就是吉士在电话中提到的那个“国舅”了。

吉士没有朝客厅这边过来。他站在楼梯口的一缸棕榈树下，向端午招手。

那个叫绿珠的女孩没有跟他们下楼来。

三个人出了别墅的大门，径直走到了对面的凉亭里。吉士让端午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向国舅说一说，让国舅带人“扑过去”，替他把那个长得像孙俪的女人轰走。端午倒不是怀疑国舅的能力，而是觉得这样做过于鲁莽。他犹犹豫豫地刚开了个头，国舅就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这种事情大同小异。你不说吾也晓得呢！不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怎么占了你的房子，吾没得屌兴趣。这样好不好，你直截了当，你妈告诉吾，你想怎么弄她？”国舅手里捏着一支粗大的雪茄，在鼻孔下面转动，手上戴着的那枚方方的大戒指十分显眼。

端午瞅了瞅国舅，又求援似的看着吉士，怔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你妈！这世上就没得王法了。你发个话，想怎么弄她就怎么弄她，吾要么不出动，一出动就是翻天覆地。你发个话唦！”国舅仍在那里催促他。

徐吉士见状赶紧对国舅道：“你妈妈，事情还不曾做，不要先把人吓死掉。房子的事，就由你去摆平，让他们滚蛋就行，以不伤人为原则。”

国舅道：“这个吾晓得呢，有数呢，没得事的。”

正说着，忽然看见小顾沿着鹅卵石小径，朝这边急火火地走过来。小顾说，守仁请了两个评弹演员前来助兴，出租车在经过棚户区的沈家巷时，轧死了一条小狗，被村民们围住了。小顾让国舅赶紧过去看看。“多赔人家几个钱，先把人给领回来。”

“屌毛！”国舅一听，就从石凳上蹦了起来，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一边骂骂咧咧地跟着小顾走了。

“国舅这个人，今天喝了点酒，有点激动。”国舅走后，吉士对端午道。

“这事最好不要让他插手。”端午正色道，“家玉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平常最看不惯吆五喝六的人。她还有一个月就从北京回来了，此事等她回来再做商议。事情还没到那个火烧眉毛的程度。无非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万一火上浇油，国舅这边再生出什么事来，反而不好收拾。”

听端午这么说，吉士又想了想，道：“那就先缓一缓？”

“缓一缓。”端午道，“你们怎么叫他国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嗨，他本名叫冷小秋，是鹤浦一带有名的小混混，近来靠上了守仁这棵大树。平常手下养着七八十号人马，一旦房屋拆迁遇到麻烦，房地产商往往会来请他去‘主持正义’，他就指挥着手底下的那帮小喽啰，一哄而上，见鸡杀鸡，见狗杀狗。当地百姓都怕他。去年，他还被全市的房地产行业评为‘拆迁能手’。其实，地方上有时候也暗中找他帮忙。”

徐吉士笑了笑，又接着道，“他有个妹子，上高中时与我和守仁同班，人长得漂亮，有个外号叫‘杨贵妃’。她既然是皇妃，小秋不就成了国舅了吗？”

“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那个杨贵妃后来如何？”

“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两口子都依着守仁，在他公司里做事。听说守仁还跟贵妃生过一个儿子，也不知真假。”

两个人在凉亭里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吉士起身，仍旧去楼上打牌。

端午很想早一点离开，又苦于打不着出租车，只得回到客厅找老田，想让他的那辆破“奥拓”捎他一段。可老田却没有立刻就走的意思。他眯缝着眼睛，对端午道：

“唱评弹的两个小妞，不是还没到吗？”

不知什么时候，守仁已经离开了。客厅里剩下的几个人，正围着两个军迷，讨论歼14的挂弹量，未来航母的舰载机型号，99型主战坦克的作战性能，以及万一南海发生战事，是先打越南，还是先打菲律宾。端午对军事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兴趣，硬着头皮听他们聊了一会儿，就有点后悔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他给家里打了一通电话，没人接。他只得假设若若已经在床上睡熟了。

国舅已经去了很长时间，可还是没有立竿见影地把那两个评弹演员救回来。可见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通。

8

循着一缕幽暗的桂花香，端午把走廊墙上挂着的油画逐一看了个遍。不觉中，他已走到了大厅西侧的厨房。小顾正在指挥着两个厨子做夜宵。厨房里水汽缭绕。小顾竟然也听说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她熟练地搓着糯米小圆子，裹上白糖和桂花，放到油锅里去炸。随后，又将一只装有酒酿的玻璃瓶子递给端午，让他帮忙打开。

端午一边和小顾说着闲话，一边装出对烹调很有兴趣的样子，不时问上一两个连他自己都深感无聊的问题。比如豆沙馅里为何要拌入猪油？这个季节哪来的桂花？等等。他看见厨房里有一扇通往北边花园的小门，就从那儿踱了出去，来到了屋外。

“呼啸山庄”建在江边一个平缓的草坡上。顺着青石板铺成的小路往前走，可以一直走到草坡底端。那里有一片幽光粼粼的水面。它不过是长江的内江，为泄洪而开凿的人工河。河边有一把收起的遮阳伞，两张木椅。那是平时守仁钓鱼的地方。端午和吉士偶尔也来凑趣，在那儿垂钓、喝茶。

内河中有一道被青草覆盖的拦水坝，通往对面的长江大堤。黑暗中，河水有一股难闻的腥味。他能听见鱼的唼喋声。

端午拂去木椅上的露水，正准备在那儿坐一会儿，忽然看见对面的江堤上站着一个人，正在向他挥手。

当他沿着拦水坝，朝对岸走去的时候，身后的别墅里终于传来了咿咿呀呀的唱评弹的声音。只是琵琶声听不太真切。拦水坝上有泄水漫过，水流的声音把它盖住了。

“你带烟了吗？”那人蹲在大堤上，朝他远远地喊道。

此时，端午已经认出她来，就站在水坝中央，对她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我没有带烟的话，就可以原路返回了？”

绿珠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和守仁沾着点亲。她叫小顾姨妈，却奇怪地称守仁为“姨父老弟”，不知为何。平常聚会的时候，守仁也偶尔带她过来。端午和绿珠从来没有说过话。她有一点目空一切的矜持，不爱搭理人。她眼中的任何人都是另一个人。用守仁的话来说，仿佛一心要掩盖自己的美貌，她总是故意将自己弄成邋里邋遢、松散随便的样子，永远是一副睡不醒的神态。

在点烟的时候，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她的眼眶红红的，似有泪光闪烁。端午只当没有看见。两个人隔着两三米远的距离，并排坐在江堤上，看着江面。地上散落着几只细长的白色烟蒂。

端午问她为何一个人待在这里，她也不答话。

“据说这一带就是过去看广陵潮的地方。”绿珠忽然道，她的声音里还夹杂着童稚的清亮。

“长江从这里入海，”端午道，“这一带，过去就叫海门。”

江面上起了雾。江堤往下，是大片的芦苇滩和几块漂浮在江边的沙洲，似乎一直延伸到江中心的水线处。看不到过往的船只。噼噼啪啪的引擎声和低沉的汽笛，在暗雾中远远地传来。黄色的雾霭隔绝了对岸的城市灯火，甚至就连对岸发电厂的三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也变得隐隐绰绰。

没有月亮。

“你看见前面那片渔火了吗？”绿珠朝远处指了指，“会不会是江边的渔民正在下网捕鱼？”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端午果然看见江堤的西边有灯火闪动。像夏夜的荧光一样，似有若无，闪烁不定。

“想不想去看看？”

“那地方看着近，实际上远得很。”端午道，“都说看山跑死马，说不定走到天亮，我们也走不到那儿。”

“反正也没事嘛。”绿珠此刻已经站起身来，“你要不来，我一个人可不敢去。”

端午听见她说话嘟嘟囔囔的，就问她嘴里吃着什么。

“口香糖，你要不要？”她把口香糖递给端午的同时，顺手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她的手凉凉的。

他们沿着江堤，往西走。

绿珠的老家在泰州。父母都是生意人，分别经营着各自的电解铝和硫酸铜公司。父亲死后，她在十七岁那年与母亲大吵一架，开始离家出走。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她到了甘肃的敦煌。她不想往前走了。她喜欢戈壁滩中悲凉的落日。她唯一的伴侣就是随身携带的悲哀。她说，自从她记事的时候起，悲哀就像一条小蛇，盘踞在她的身体里，温柔地贴着她的心，伴随着她一起长大。她觉得这个世界没意思透了。

那年夏天，守仁利用他从德国拷贝来的技术，在西宁投资了一家生产塑钢门窗的企业。他和小顾处理完西宁的业务，闲来无事，就去了一趟鸣沙山的月牙泉。途中经过一个名叫“雷音寺”的戈壁古刹，无意中撞见了绿珠，彼此都吓了一大跳。当时，绿珠正和一个从峨眉山来的“游方僧”在香烟袅绕的天井里悠闲地喝茶。他们连哄带骗，将绿珠带回了鹤浦。

当小顾喜滋滋地拨通姐姐的电话，向她请功卖好的时候，绿珠的母亲只说了一句“我没这个丫头”，就把电话给挂了。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绿珠囔着鼻子道。

他们已经走到了一处废弃的船坞边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的铁锈味。她随便就能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让端午不由得暗暗吃惊。

“你当时待在雷音寺，是想出家吗？”端午拉着她的手，从巨大的钢梁的缝隙中穿过，以防她不慎掉入深不见底的坞槽之中。她的经历听上去那么荒诞不经，更像是一个传奇。

“我对出家没什么概念，”绿珠道，“我只是想找个干净的地方死掉。我喜欢那里的深房小院，喜欢地上的青苔和大树的浓荫。院子的墙角有一丛木槿花，那不过是很普通的花。在我们老家，家家户户都用木槿来编织院子里的篱笆。正因为它太普通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它，其实它挺漂亮的。乳白色的花瓣，花底有黑斑，像蝴蝶的翅膀。那天下午，雷音寺里正好没什么游人，我就一个人站在那儿傻看。一个光着脚的峨眉僧人打那儿经过。他老得不成样子，忽然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哭了好半天。后来我就想，出家也许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

“那个和尚跟你说了什么话？”

“他先是嘿嘿地笑了一下。我回头看看，发现他嘴里的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嘴巴瘪塌塌的。他说，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我开始没听清楚，想让他再说一遍，那老头早已走远了。”

她说，当她在雷音寺遇见“姨父老弟”时，游方僧已经答应收她为徒，并给了她一个法号：舜华。她特别喜欢这个法号。因为在《诗经》中，舜华正是木槿的别称。

绿珠跟着守仁回到鹤浦。没待几天，冷静下来的母亲还是从泰州赶了过来。她倒没有执意将绿珠领回去，而是将她托付给了妹妹小顾。临走时，给她留了一张银联卡。后来，守仁就和小顾商量，用卡里的钱送她去澳大利亚的一所会计学校读书。绿珠在墨尔本只待了不到半年，就去了欧洲。当她把银联卡里的钱花得差不多时，就又回到鹤浦来了。她说国外也没劲。哪儿都他妈的没劲。

守仁只得给她在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可绿珠从不去公司上班，有兴致的时候，就陪着她的姨妈，侍弄那一园子的花草和蔬菜。

他的手机响了。

虽然端午心里早有准备，可家玉的态度之严厉，还是超过了他的估计。他不想当着绿珠的面与她吵架，不由得压低了声音，故作轻松地与她周旋。这显然进一步激怒了家玉。

“你在哪儿？我是问你现在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什么朋友？叫什么名字？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嗯？你竟然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都快十二点了，还不回家！什么是啊是啊！你别装糊涂。我告诉你，在美国，你这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

最后这一句话把端午惹火了。

去你妈的美国。他在心里骂了一句，对家玉的怒骂答非所问地敷衍着，嘴里说着“好啊好啊，以后再谈”，随后就关掉了手机。

他们已经沿着江堤走了好长一段了。当他们回过头去，已经看不见刚才经过的船坞的铁塔了。很快，他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而且越往前走，臭味就越加浓烈。端午几次建议她原路返回，可绿珠却兴致不减：

“就快要到了嘛！快到了，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我们还能从渔民手里买点活鱼带回去，说不定还有螃蟹呢！”

他们最终抵达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就在长江堤坝的南岸，垃圾堆成了山，一眼望不到边。没有张网捕鱼的渔民。没有鲜鱼和螃蟹。想象中的渔火，就是从这个垃圾填埋场发出的。通往市区的公路上，运送垃圾的车辆亮着大灯，排起了长队。在垃圾山的顶端，几十个人手拿电筒，穿着长筒的胶靴，挤成一堆，在那翻拣垃圾。离他们不远的堤坝下，是一个用垃圾围成的场院，里面有一家小吃店。几个垃圾清运工正在露天围桌而坐，大声地说着话，喝着啤酒。

绿珠并没有显露出大失所望的样子。她向端午要了一根烟，在江堤上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那几个正在喝酒的司机。

端午也只得强忍着难闻的臭气，挨着她坐下来。不知道哪一个念头触动了她的伤情，绿珠的情绪再度变得抑郁起来。端午正想着找什么话来安慰她，忽听见她低声地说了一句：

“妈的，就连这几个非人，也过得比我好。”

“什么叫‘非人’？”

“就是烂人。”

“人家好端端的，又没惹你。”端午笑了起来，“另外，你怎么知道他们过得比你好？”

“他们至少还能及时行乐……”

“难道你就不嫌臭吗？”过了一会儿，端午像哄小孩一样地问她。

“我无所谓。”绿珠说。

“难道我们就守着这个垃圾场，一直待到天亮？”

“我无所谓。真的，怎么都无所谓。”她还是那句话。

“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史湘云？”他开玩笑地对绿珠说。

这时，绿珠抬起泪眼婆娑的脸，飞快地看了他一眼，笑道：

“只可惜，没有妙玉来请我们喝茶。”

9

端午从呼啸山庄回到家中，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五点多了。

守仁亲自开着他那辆凯迪拉克，一直将他送到家门口的单元楼下。守仁还送给他两条“黄鹤楼”牌香烟，一袋黑龙江“五大连池”的大米，当然，也少不了小顾为他准备的一大网兜新鲜蔬菜。他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向守仁道别时，忽然觉得这个呵欠连天的老朋友，也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样俗不可耐。

他在灯下补写昨天的日记。开头的一句竟然是：

美好的事物扑面而来。

紧接着的一句话与第一句毫无关联：

最使人神往的，莫过于纯洁和宁静以及对生死的领悟。

连他自己看了，都觉得莫名其妙。

他在给儿子准备早餐的时候，若若已经刷完了牙，正在给鹦鹉喂食。自从家玉从川西的藏区带回了这么个宝贝之后，儿子就一次也没有睡过懒觉。他担心佐助饿着。他给它喂松仁、葵花子、南瓜子、黄小米，给它喝蔬菜汁。为了给它增加营养，他还时不时在瓜子、松仁的外面裹上一层烤化的黄油。

“老爸，本来，我昨天想替你说谎来着。可惜失败了。”在餐桌上，若若把煎鸡蛋塞在面包里，讨好地对他说。

“什么意思？”

“昨晚老妈九点钟打来一个电话。我撒了个谎，说你正在洗澡。她说那好吧，就挂了。可问题是，她在十一点多又打来一个电话……”

“那又怎么呢？”

“我还说你在洗澡。”儿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老妈就说，嗯？他两个小时都还没把澡洗完吗？”

“然后呢？”端午摸了摸他的头，又替他把脖子上的红领巾拽了拽，问道。

“我说了实话，老妈发了飙。”

儿子的话让他再度陷入到令人厌恶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向家玉解释昨晚的事。虚构故事，已经让他感到深深的厌倦。当然，他也意识到，与绿珠相识所带给他的那种灵魂出窍的魔力，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得迟钝。

送走儿子之后，端午仍然毫无倦意。他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听了会儿音乐。巴赫的平均律。自从换上了蔡连炮寄来的胆管之后，古尔德的钢琴声果然更加饱满，且富有光泽。他甚至能够看见遗世独立的古尔德，坐在一张母亲为他特制的小矮凳上，夸张而古怪地弹着琴，旁若无人地发出多少有些病态的哼唱。端午喜欢一切病态的人。他想起两年前，他曾和欧阳江河去蒙特利尔参加一个诗歌节。旅途中，同行的诗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古尔德。他们最关心的，是寻找白求恩的雕像。

可他没能听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十点多，单位的同事小史给他打来电话。她压低了声音对他说：“刚才冯老头到资料室来找你。他来过两次了，好像有什么急事。我替你说了一个谎，说你去文管会了。”

“别老说去文管会啊。我还可以去别的单位啊，比如文物局啊，计委啊，发改委啊，当然，必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生病的。”端午笑着对她道。

她说的谎并不比儿子高明多少。

“冯老头刚走，老鬼就来了。他中午要请我去天天渔港吃刀鱼，你说怎么办？”

“那就去呗！”端午笑道。

小史呸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10

地方志办公室所在的那栋三层灰色小洋楼，位于市政府大院的西北角。房子年久失修，古旧而残破。不知何人所修，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灰泥斑驳，苔藓疯长，墙上爬满了藤蔓。它是各类小动物天然的庇护所：老鼠，蟑螂，白蚁，壁虎，七星瓢虫，不一而足。自从有一天一条被当地人称为“火赤练”的无毒花蛇被发现以后，原先在这里驻扎的妇女联合会决定连夜搬家，给正发愁无处栖身的方志办腾出了地方。

端午刚来的时候，因单位没能提供宿舍，他被默许临时住在办公室过夜。那年冬天，他用电炉煮面条时，不小心烧穿了木地板。刚刚出生的小老鼠一个接着一个从焦黑的地板洞里钻了上来，一共五只，颤颤巍巍地爬到了端午的棉鞋上。那些肉色的、粉嫩的、楚楚可怜的小家伙，让他彻底改变了对于老鼠的不良印象。他还从中挑了一只最小的，养在笔筒里，每天喂以残菜剩饭，希望它像传说中的隐鼠一样，为他舔墨。明显是营养过剩，小老鼠被他养得又肥又壮。等到它有足够的力气顶翻笔筒上盖着的那本《都柏林人》，便逃之夭夭，不知了去向。

那是一段寂寞而自在的时光。百无聊赖。灰色小楼里的生活，有点像僧人在静修，无所用心，无所事事。在这个日趋忙乱的世界上，他有了这么一个托迹之所，可以任意挥霍他的闲暇，他感到心满意足。唯一困扰着他的，是一种不真实感，他觉得自己有点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

那么，鹤浦市政府到底需不需要一个地方志办公室这样的常设机构？自从一九九〇年八月他从鹤浦矿山机械厂调到这里的那天起，端午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迄今为止，没有答案。

除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和刘侗的《帝京景物略》等有限的几本书之外，端午对于方志掌故一类的文献，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只是隐约地知道，过去的地方志通常是由个人编撰的，如被称为“淮左二俞”的俞希鲁和俞阳。这就给他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调入地方志办公室，是给地方上的某个“村野学究”当助手。完全没想到的是，它竟然是一个地方上的局级单位。在编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十余名。不仅有主任、副主任，还下设编审科、编撰一科、编撰二科、档案科、资料科等诸多部门。

一般来说，地方志差不多三十至五十年才会重修一次，这是惯例。可市政府最近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盛世修志”的设想，将修志的间隔缩短为二十年。但即便如此，在无志可修的年月里，这么多人挤在那座阴暗潮湿的小楼里，如何打发时间？

好在还有“年鉴”一说。

既然中国发展得那么快，新鲜事那么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统计数字，又那么的庞杂和激动人心，社会发展的成就，自然需要在年鉴中得到反映。再说，年鉴的编辑和整理，也可以为日后大规模地重修地方志准备必要的资料。

尽管这里的工资待遇甚至还比不上矿山机械厂；尽管除了他本人之外，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一律在五十岁以上，且心理状态都有些不太健康；在小史调来之前，方志办竟没有一位女性；当他每次去市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组织年鉴编写时，对方的神色既愤怒又不屑；尽管，每当家玉与他吵架时，都会讽刺他“正在那个小楼里一点点地烂掉”，可是说实在的，端午倒有点喜欢这个可有可无、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单位，有点喜欢这种“正在烂掉”的感觉。

他慢慢地就习惯了从堆积如山的书卷和纸张中散发出来的霉味。一到下雨天，当他透过资料科办公室的南窗，眺望着院墙外那片荒草丛生的滩涂，眺望那条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劈波斩浪的船只，他都能感觉到一种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哺育并滋养着他的诗歌意境。

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已换过三个。去年刚来的这一位，名叫郭杏村，原来是市文化局的局长。因为一件闹得沸沸扬扬又无法查证的风化案，他不得已同意了市里平级调动的方案。和他差不多同时调入方志办的小史，虽说人有点笨，但作为这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还是颇得郭主任的青睐。老郭经常来资料科，找她畅谈人生。有时候，据说半夜里还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去茶室打牌。

小史在背地里叫他“老鬼”。

老郭既然是主要领导，当然就有理由什么事都不做。真正业务上的负责人是鹤浦一中的一位退休的语文教研组长。他是方志和年鉴实际上的主编和终审，名叫冯延鹤。这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性格古怪的小老头。

他有一种病态的洁癖。为照料办公室里的几盆兰花，为毫无必要地定期清理他的房间，耗去了太多的精力。他常年戴着一副洗得发白的蓝色袖套，因担心别人将细菌传给他，从不跟人握手。他又担心别人说话时会将唾沫星子溅到他脸上，因此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向他汇报工作的下属走到他身边时，都必须自动后退两步，他才跟人家慢条斯理地说话。端午还曾为他写过一首诗，题为“鹤浦方志办的古尔德先生”。

可惜他不会弹钢琴。

冯延鹤对下属的业务能力很不信任。他从来不屑与端午说话。半年前，趁着一年中最为空闲的夏秋之交，他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到会议室，见样学样地搞了几次“集体学习”。他从鹤浦师范学院请来了一位研究古汉语的副教授，说是要给大家补一补古文字方面的课。没有人把这种小学生过家家似的学习当回事。第一次上课，就有超过一半的人趴在桌上睡大觉。冯延鹤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中断了教授的讲课，亲自走过去，把正在睡觉的人一一推醒，然后，他随手在小黑板上写下了一组古代的人名，诸如伍员、皋陶、郦食其、万俟卨之类，向在场的每一个人宣布说：如果有人全部正确地读出这些人名，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回家睡觉，而且以后也无须参加这一类的集中学习……

在小史的竭力怂恿和推搡之下，在恶作剧的掌声之中，谭端午浑浑噩噩地站了起来，忐忑不安地把黑板上的那些名字读了一遍。他读完了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小史低声地对他表达了自己愚蠢的担忧：

“亲爱的，我怎么觉得你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念错了呀？”

当冯延鹤宣布端午全对，并询问他毕业于哪个大学时，小史的脸红得像发了情的鸡冠，恼羞成怒地在他的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虽然端午获得了立刻离开会议室的权利，可他并不打算将它兑现，而是颇为谦恭地缩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乖巧地望着他的领导。这就给了冯延鹤一个错觉，误以为他是一个谦虚好学、要求上进的好青年，并从此对他关爱有加。

当然，通过这一次集体学习，冯延鹤也确立了自己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仿佛握有别人案底似的，可以一劳永逸地从下属们自惭形秽的银行中，支取稳定的利息。

其实冯延鹤十分健谈，也喜欢下围棋。虽说他自称是业余三段，可谭端午以业余初段的棋力，想要故意卖个破绽输给他，都要颇费一番脑筋。有一次，下完棋复盘的时候，冯老头让他“无所顾忌，直言无隐”地谈一谈对方志办工作的看法。端午头脑一热，就大发了一通牢骚，并认为方志办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应予以取缔。

冯延鹤皱起了眉头。他建议端午好好地去读一读《庄子》。因为，“凡事都是一个‘混沌’，它禁不住刨根问底。”他给端午讲了一番勿必、勿我、勿固、勿执的大道理，随后，又开始大段引用庄子的语录。什么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啦；什么醉者坠车，虽疾不死啦；什么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啦，诸如此类。

尽管端午是中文系毕业的，对他的那些话也听得似懂非懂。但最后那句话，他听得十分清晰，而且悄悄地将它记在了心里：

“无用者无忧，泛若不系之舟。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

冯老头六十多岁了，可记忆力却十分强健。每次端午去闲聊，老冯都要跟他谈上半天《庄子》。奇怪的是，冯老头每次所引用的内容都不一样，绝少重复。这样一来，不到半年，端午等于是将《庄子》重读了一遍。

依照端午的观察，尽管冯老头嘴上说得好听，张口闭口不离《庄子》，可圣贤的那些话对他做人的修养，却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效用。这也是让端午感到绝望的地方。下棋的时候，每当端午吃掉他三五个子，要将死子从棋盘中提去的时候，冯老头就会本能地去抓端午的手，不让他动，好像是挖了他心肝似的。至于悔棋，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在食堂打饭，端午借了他两块五毛钱的菜票，冯老头两个月之后竟然还记得催他还钱。

不过，端午还是很喜欢这个精瘦的小老头。

他隔三差五地不去上班，躲在家里读书、写诗或干脆睡大觉，冯延鹤从来不闻不问。而郭主任因为常常要去找小史谈理想，嫌他碍手碍脚，因此对他的无故旷工，也乐得视而不见。即便是碰到负责考勤的副主任来查岗，小史只要替他撒个谎，事情就对付过去了。

每年的年终考评，端午竟然都是“优秀”。

久而久之，在县志办，端午渐渐就成了一个地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

11

谭端午走进那座灰色的砖楼，正碰上小史和“老鬼”从楼上下来。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看来他们正打算去天天渔港吃刀鱼。“老鬼”拿着手机，正和什么人通话，端午就有了不和他打招呼的借口。小史却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眼睛中露出了猎物落入陷阱时的那种恐惧的清光，仿佛在无声地央求他一块去。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上楼的时候，端午又回过头去打量了小史一眼。他发现，至少从她颀长而性感的背影来看，“老鬼”不惜花费巨资，请她去品尝刚刚上市的刀鱼，还是有些道理的。

他没有去资料科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二楼的总编室。

冯延鹤站在书架前，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将书架上那些厚重的书籍取下来，用湿抹布小心地拭去灰尘。他听不清冯老头呜噜呜噜哼着什么曲子，反正十分难听就是了。似乎是淮剧，仔细一听又像是沪剧或扬剧，可当他走近了才发现，原来他们领导唱的，竟然是“洪湖水浪打浪……”。

端午担心吓着他，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没想到，还是把冯老头吓得直打哆嗦。

“鬼呀！一点声音都没有。吓我一跳！”冯老头将手里的抹布向他挥了挥，“你先坐。我这里一会儿就完事。”

他将最后几本书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不紧不慢地将抹布放在脸盆的清水里搓洗，然后平平整整地将它摊在窗台上去晒。他在放了一个婉转的响屁之后，端起脸盆，拿了一块肥皂，去了盥洗室。

冯老头做事自有他刻板的节奏，不允许有丝毫的苟且和纷乱。但在端午看来，这也未尝不是强迫症的某种症候。

“你是抽烟的吧？”冯延鹤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两条装在塑料袋里的“苏烟”，推到端午的面前，“拿去抽。我不懂烟，也不晓得这烟好不好。”

“您这是干吗？这怎么好意思？”端午慌忙道。

“我们都是南方人，你也就别跟我您您的！听了让人别扭。庄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藏，这烟也是旁人送我的，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不过呢，烟你也不能白抽，得帮我点小忙。”

冯延鹤笑了笑，将茶缸里泡着的假牙拿出来，甩了甩水，塞到了瘪塌塌的嘴里，猛地一下，那张脸又恢复了往常的尊严。端午忽然明白过来，刚才冯老头唱歌跑调，除了天生的五音不全之外，大概也与他没戴假牙有关。

“是不是最近又写诗了？”端午一脸茫然地望着他的领导。

他想起冯延鹤曾经给过他几首古体诗，请他帮忙介绍出去发表。那些诗在好几家诗刊社转了一圈，最后又给退了回来。最后，端午只得求徐吉士帮忙，后者从中任意挑出两首，替他登在了《鹤浦晚报》的娱乐版上。

“最近可没心思弄那玩意。不如这样，我们先去吃饭。最近刀鱼刚刚上市，我听说，人民路上有家天天渔港……”

“不了不了。我昨晚一宿没睡。现在就想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端午不得不打断了他的话。他担心，假如他们真的去了天天渔港，就有撞见老鬼和小史的危险。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冯老头想了想，笑道，“是这样的，我呢，在乡下有一个儿子，去世好几年了。几天前呢，我那儿媳妇带着我那小孙女找到城里来了。我知道她们大老远来找我，准是没什么好事。果然。孙女去年小学毕业，成绩在班上不说太好吧，也在十名之内，排名在她后面的好几个人，都上了重点中学，我那孙女呢，竟被分到了一个野鸡学校。这倒也不去说它了，没想到上学第一天，她就被学校高年级的几个捣蛋鬼带到操场边的树林里，将她身上的几个零用钱都摸了去。你说什么事啊！我那小孙女，平常胆子就小，经这么一吓，就再也不敢去上学了。我那儿媳妇，就带着她找到鹤浦来了，让我无论如何，在鹤浦一中替她想想办法——”

“你原来不就是从鹤浦一中出来的吗？”端午不解地问道。

“问题就在这。”冯老头苦笑了一下，又接着道：“都以为我是鹤浦一中出来的，还当过语文教研组长，如今呢，不管真的假的，又被返聘到市政府工作，好像我有什么通天的能耐！其实呢，你知道的，我有个屁办法！鹤浦一中的校长是新调来的小年轻，我觍着这张老脸，去找他求情，你晓得那畜生跟我说什么？他说，你也是做教师的出身，竟如此为老不尊，带头坏了学校的风气。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还谈什么公平公正？谈什么教书育人、师道师德、和谐社会？这畜生，呸！也配跟我谈师德！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排比句，刀刀见血，扎得我浑身上下都是血窟窿。后来就有那晓事的跟我说：这事也怨不得校长，找他通门路的条子，装了满满一抽屉，他也没得办法。这事要能成，你这张老脸没用，非得有狠人出面不可。”

说完，冯延鹤眼巴巴地看着端午。

端午被他盯得莫名其妙，尴尬地低了头，不无讥讽地对老冯道：“你看我这样一个人，够得上你说的‘狠人’的级别吗？”

“这个我自然清楚。”冯延鹤忙道，“你跟我一样，都是这个社会的绝缘体，百无一用。不过，若是尊夫人肯出面帮忙，打个招呼，也就一两句话的事。”

“要说狠人吧，她平常在家，对我倒是挺狠的。”端午其实已经提前知道，冯老头要说什么了，甚至也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去说。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勉强笑道：“她不过是一个律师，你让她跟谁去打招呼？”

冯延鹤的眼神飘忽不定，渐渐地就生出一丝同情来。他的眉毛轻轻往上一挑，笑道：“你懂的！”

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有太多的皱褶需要展开。像松松垮垮堆在腹部的脂肪，藏污纳垢。仿佛他略过不提的那个名字，是一个人人都该明了的平常典故。笑容像冷猪油一样凝结在端午的脸上。

这一类的话端午倒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徐吉士曾收到过一封蹊跷的读者来信，写信人指名道姓地检举家玉为了让儿子进入鹤浦实验学校，“用金钱或金钱以外的特殊方式”，向教育局的侯局长行贿。这封信当然被吉士压了下来。不过，同样的话，被这个成天嚷嚷着“修德就贤，居于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的冯延鹤暗示出来，似乎更为猥亵。端午不免惭怒交加，没有理会冯延鹤递过来的饼干桶。

略微定了定神，端午还是故作轻松地向他的上司表示，他可以给家玉往北京打个电话。试试看。

片刻的沉默过后，冯延鹤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是在他办公室睡一会儿，还是回资料室去睡？

这个问题，倒是很容易回答的。

回到资料科的办公室，端午拉上窗帘，将几张椅子拼在一起，在脑袋底下垫了两本年鉴，躺了下来。可他一分钟也没能睡着。满脑子都是家玉一丝不挂的样子。

他想起了那年在华联百货再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时，她的一只手插在别人的口袋里，脑袋撒娇般地靠在那人肩头，在一种静静的甜蜜中，打量着玻璃柜中琳琅满目的珠宝。她的脸比以前红润了一些。马尾辫上扎着一条翠绿色的丝绸缎带。她身边的那个男人，长得十分彪悍，即便是背影，也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也许正在挑选结婚用的戒指。男人搂着她，手里举着一枚铂金戒指，在灯光下细细地察看。家玉忽然就僵住不动了。她从墙上一块巨大的方镜中看见了端午，惊愕地张大了嘴。然后，那个男人缓缓地转过身来，也看到了他。他的块头那么大，而家玉的身体却是那么单薄。

一种他所谙熟的怜惜之感攥住了他的心。

端午看着镜子中的那张脸，看着她那疑惑、明亮而惊骇的眼神，同时也看到了命运的玄奥、诡秘和壮丽。

他装出没认出她的样子，迅速转过身去，消失在了自动扶梯旁拥挤的人流中。

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夫妻二人对这个邂逅的场景很少提及。端午还是忍不住会让自己的回忆一次次停留在那个时刻。因为正是在那一时刻，他的世界再次发生了重要的倾斜、错乱乃至颠倒。其实，不论是庞家玉，还是从前那个羞怯的李秀蓉，他都谈不上什么了解。前者因为熟悉而正在一天天变得陌生起来，而后者，则在他的脑子里蜕变为一个虚幻的暗影……

一阵劣质香水的气息，漂浮在午后滞重的寂静之中。他知道，小史回来了。她捏他的鼻子，歪着脑袋，望着他笑。

她告诉他，单位又发食用油了，她刚才路过工会，帮端午也领了一桶。

“怎么样？全身而退？”端午从椅子上坐起来，对她道。

他让小史赶紧去把窗帘拉开。要是老郭冷不防闯进来，感觉就有点暧昧。

“暧昧一点怕什么？”小史咧着嘴傻笑，“反正你老婆也不在家。”

这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傻丫头。喜欢跟他逗闷子。她跟端午几乎无话不谈。比如，在一次关于伟哥是否有用的争论中，小史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得意地向端午炫耀说，她的第二个男朋友，绰号叫“小钢炮”的，因为服用伟哥过量，一个晚上与她“亲热”的次数竟达六次之多。她这样说，多少有点让人心惊肉跳，从而生出不太健康的遐想。虽说她有口无心，但这一类的谈笑，使本来轻松无害的调情，有了腐败变质的危险。

“怎么这么高兴？不会是老郭又给了你什么新的许诺了吧？”

“你还别说。”小史已经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手里举着一面小圆镜，正在补妆。镜子反射出一个圆圆的光斑，在墙上跳动着。她侧了一下脸，又抿了抿红红的嘴唇，接着道：“我问老鬼能不能借钱给我开饭店，他说，可以考虑考虑。”

“你要真的能把饭店开起来，我就辞职跟你去端盘子，怎么样？”

“端盘子这样的事，哪舍得叫你去做？”小史道，“不如跟我合伙吧。你出一半的钱，坐地分赃怎么样？我在大市街还真的看中了一间店面，月租金只有四千多一点。我想把它盘下来，可以先开一家鱼餐厅，你晓得我爸爸……”

“端盘子还可以接受，”端午打断了她的话，笑道，“合伙当老板就算了吧。”

“那有什么分别吗？”

“这年头，做个小老板，基本上跟判无期徒刑差不多啊。”

“那你在这个单位死耗着，就不是无期徒刑啊？”

“那不一样，”端午成心逗她，“至少，从理论上说，我还是自由的，可以随时辞职啊。”

“你是说，从一所监狱，跑到另一所监狱？”

端午一时语塞，倒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驳她。她能说出这样的话，证明小史或许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傻。

自从来方志办上班的第一天，小史就嚷嚷着要在鹤浦开一家饭馆。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她的家在江边的渔业巷。父亲是个打鱼的，每天出没于长江的风波浪尖之上。如果能开一家餐厅，至少鱼是不用发愁的。开饭店的念头，在她的心里扎了根，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曾发誓赌咒般地对端午说，如果哪位有钱人愿意给她的饭店投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可在端午看来，她显然把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弄反了。因为，对于有钱人来说，“嫁给他”，早已不是一种恩惠，反而成了一种威胁。而且，嫁给一位有钱人，要比在鹤浦开一家饭馆困难得多。

“噢，对了，冯老头今天早上那么着急上火地找你，到底是什么事？”小史剪完了指甲，用指甲刀的反面锉着手指的棱角，不时地用嘴吹一下。

“一个老鬼还不够你烦的吗？别管这么多闲事行不行？”端午沉下脸来，语调多少有点生硬。他抓起电话，让楼下的“永和豆浆”店给他送外卖。

包子。油条。还有豆浆。

“你说冯老头那个人，这么大岁数了，真能干出那样的事来？”半晌，小史又道。

端午一愣，转过身去，吃惊地望着她：

“你是说什么事？”

“妈的，你也有好奇心！是不是？”小史冷笑道，目光有点锋利。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看他病怏怏的，连撒泡尿都费劲，真不信还能生出儿子来。”

端午被她一激，终于没好意思再问。不过，他对于正在单位风传的那些闲言碎语，也并非没有耳闻。

12

转眼间就到了六月中旬。阳光并不是很炽烈，太阳被云层和烟霾遮住了，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底片。空气污染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视太阳而不必担心被它灼伤。

天气仍然又闷又热。

大概正是麦收时节，郊区的农民将麦秸秆烧成灰做肥料。烟雾裹挟着尘埃，笼罩着伯先公园，犹如一张巨大的毯子，悬停在旱冰场的上空。伯先公园内仅有的鸟类，乌鸦和麻雀，在肮脏的空气中飞来飞去，坚忍不拔地啁啾。蝉鸣倒是格外地吵闹，在散发着阵阵腥臭的人工湖畔的树林里响成了一片。

假如是在冬天，每当西伯利亚的寒流越过蒙古草原和江淮平原，驱散了鹤浦化工厂那肮脏的空气，扫荡着数不清的灰尘、烟霾和悬浮物，送来清冽的寒风，伯先公园的天空将会重新变得高远，将会重现绿宝石般的质地。

现在是夏天，他能指望的，只有天空滚过的雷声和不期而至的暴风雨。暴雨过后，烙铁般的火烧云会将西山衬得轮廓分明，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

在那个时刻，即便站在自己卧室的阳台上，端午都能看见山上被行人踩得白白的小径，看见上山烧香拜佛的老人。

每当这个时候，端午总会贪婪地呼吸。仿佛长久憋在水中的泳者，抬头到水面上换气。他的内心，会涌现出一种感激的洪流——那是一种他习以为常的偷生之感，既羞愧，又令人庆幸。

这天傍晚，儿子从学校放学回来，一进门就对他说，他们的班主任鲍老师想请他去学校做一次演讲。

“这么说，你们的班主任也知道我？”沉睡在他心底的虚荣心，再度苏醒、泛滥，令他感觉良好。

“那当然！”儿子此刻已经把佐助脚上的铁链子解了下来。他让鹦鹉趴在自己的肩头，轻轻地拍打着它那绿松石一般的羽毛。“是暴君亲口对我说的。”

他们的班主任姓鲍，学生们都管她叫暴君。

“那么，什么时间呢？还有，你们老师让我讲什么题目？”端午想搂住儿子亲一下，却引起了佐助的嫉妒心，它的尖喙毫不犹豫地啄向端午的手背。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给暴君打个电话问问？”有一种亮晶晶的光芒，在儿子的眼中飞快地闪了一下。

可若若并不知道鲍老师的手机，他只记得办公室的电话。

因担心老师们下班，端午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往办公室打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头。他说鲍老师正在隔壁的会议室，给参加全省奥林匹克竞赛的队员们作报告。不过，他还是决定去隔壁叫她。

“您哪位？”鲍老师的声音冷冰冰的，为自己的报告被打断而露出明显不悦的口气。

“我是谭良若的家长，我叫——”

“您有什么事？”她的声音明显更为严厉，而且不客气地打断了端午的自我介绍。这清楚地表明，她对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兴趣。

端午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不由得回过头去，打量起自己的儿子来。若若此刻正在用一种崇敬而期盼的目光望着他。他的眼珠黑黑的，亮亮的，眼神中半是畏葸，半是狡狯。端午只得硬着头皮和暴君周旋，一心盼望着，尽快结束与她的通话。

“没有哇，我们何曾请你来演讲……这孩子，没影子的事，怎么能胡编乱造？再说了，现在学校都快放假了，我这边又要忙着送孩子去南京比赛，没有时间安排你来演讲。我忙得，唉，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不过——”

“大概是孩子弄错了。”这一次轮到端午打断她的话了。“那就算了吧。鲍老师，再见。”

“哎，你等等——”在电话的那一端，暴君试图阻止他挂断电话。与此同时，她的声音也变得稍微柔和一些了：

“你孩子无端说谎，这可不是小事！这学期，我们的确邀请了几位家长来学校演讲，可那都是成功人士。你不在被邀请之列，也许你儿子会觉得受到了冷落。他希望你到学校来露露脸，这可以理解，但不能无中生有。我明天会找他来办公室谈话。如果有必要，他还得写检查。关于这一点，希望家长配合我们。不过，虽然我们事实上没打算请你来演讲，既然您自告奋勇地打来了电话，我们倒不妨给你安排一场演讲。我想问一问，你是学什么的？”

尽管端午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既羞愧又愤懑，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儿子的班主任。他必须克制自己，忘掉他那个自命不凡的自我，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我是学文学的。”他嗫嚅道。同时，他龇牙咧嘴，使得整个脸部的肌肉彻底变形，借此自我解嘲，缓解压力。

“我的意思是，你能讲什么？你来给孩子们讲讲童话怎么样？等等，让我再想想，孩子们都喜欢张晓风和郑渊洁，你选一个，给孩子们谈谈你的阅读体会可以吗？喂，可以吗？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十点半，我把我的一节语文课让给你。因为要准备期末考试，我们只能给你一节课的时间。”

“可是，我，鲍老师，本来——”

“你就别谦虚了。明天上午见。我这里正忙着呢，对不起，我先挂了。”

晚上，庞家玉打来电话检查儿子的家庭作业，并让他在电话中背一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端午跟她说了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事。

“那多好啊！”家玉兴奋地对他喊道，“你终于肯出山了。太好了。正好借机与鲍老师沟通沟通。几次开家长会，你都不肯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太好了。颜颜的爸爸刚去过，他是个大画家，上星期去讲过人物素描；淘淘的爸爸是工商银行的副行长，刚开学的时候，他就去学校作了一个关于如何使压岁钱增值的报告；丫丫的爸爸是博物馆的馆长，他将孩子们带到博物馆参观，给他们讲解青铜器；露露的爸爸是国资委的……哎，他们请你去讲什么呀？不会是诗歌吧？这至少说明，你还是有点影响的，是不是？”

端午只得将傍晚与鲍老师通电话时极为尴尬的情景，向家玉说了一遍。

他不想去。因为这种自己找上门去的感觉太过恶劣。更何况，他既不喜欢张晓风，也不喜欢郑渊洁。没什么道理。就是反感。他们的作品，他连一个字也没读过。家玉半天没说话，她在想什么，端午并不清楚。过了好一会儿，他听见妻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对他说：

“你这个人太敏感了。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要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你必须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变得像钢筋一样粗。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不要老想着你的那点面子，那点自尊心。它像个气球一样，鼓得很大，其实弱不禁风，一捅就破。既然鲍老师跟你说定了演讲的时间，你得去。无论如何都得去。俗话说，宁可得罪十君子，不能得罪一小人，宁可得罪十个小人，也不能得罪孩子的班主任。学期快要结束了，今年上半年的礼还没送，我担心等我回来，学校大概早已放假了。趁着明天去演讲，你快想一想，给老师带点什么礼物好？”

庞家玉提到了几个化妆品的名字。CD。兰蔻。古奇和香奈儿。可她又担心，像鲍老师那样死抱住韩国品牌不放的人，不一定能知道这些化妆品的真正价值。既然鲍老师那里要送，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也不能怠慢。否则的话，万一穿了帮，就不好办了。可数学老师是个男的，送他香水和化妆品，显然不合适。所以，还没等端午发表什么意见，家玉自己就把香水方案否决了。

那么，送加油卡又如何呢？

鲍老师开着一辆“奇瑞”，送加油卡倒是挺合适的。可问题是，另外两个人是否开车却不很清楚。如果他们没车，加油卡还得设法变现，这等于是给人家添了一堆麻烦。他们心里一烦，礼物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所以，这个方案也不太可行。当然，直接送钱也不太好。因为，在这三位老师之中，假如有一位道德感尚未最终泯灭（家玉补充说，这样的可能性事实上很小），那么，在面对赤裸裸的金钱时，总会或多或少地有一点犯罪感……

家玉提出了她的最终方案：去家乐福超市购买三张购物卡，每张卡充值一千五百元。

“家乐福超市九点钟要关门，你得赶紧去。如果你放下电话就打车去的话，应当还来得及。”

既然端午已打定主意不去家乐福，也不打算给暴君他们带什么礼品（因为假如是那样的话，演讲反而就变成了一个送礼的借口，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她。

吃过晚饭，他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张晓风和郑渊洁的作品。儿子竟然不用人督促，自己就去洗了个澡，还把自己最喜欢的SNOOPY图案的T恤衫从衣柜中翻了出来，穿在身上，对着镜子，梳了半天的头。

好像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正是他本人。

端午的感受正好相反。他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变成瘦弱的儿子。想象着儿子对这个世界所抱有的小小希望和好奇心像泡沫那么璀璨而珍贵，他只能徒劳地期望这些泡沫，至少晚一点碎裂。

当他坐在电脑前苦读张晓风的作品时，儿子早已歪在床边睡着了。他张着嘴，鼾声应和着海顿四重奏的节奏，使一种神秘的寂静，从潮湿而闷热的夜色中析离出来。他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就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海顿的音乐再好听，也比不上儿子在黑暗中绵延的呼吸让他沉醉。

他觉得自己为儿子付出的所有的煎熬、辛劳乃至屈辱，都是值得的。

这样一想，就连张晓风或郑渊洁的文字，仿佛也陡然变得亲切起来，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般不可卒读。

直到海顿的那首《日出》放完，端午才意识到，自己在床边看了儿子多久。

第二天上午，下起了小雨。他乘坐16路公共汽车来到儿子的学校，在门口接受保安礼貌而又严格的询问和检查。

这期间，绿珠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约他在一个名叫“荼䕷花事”的地方见面。他听徐吉士说起过这个地方，可从来没去过。他简单地回复了一个“好”字，就把手机关了。

沿着空荡荡的走廊，端午探头探脑地来到了六年级五班的教室门口。鲍老师正在给学生训话。她梳着齐耳短发，脖子又细又长，可脸上的下颌部居然叠着三层下巴。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他站在教室门口，透过窗户，目光依次扫过学生们的脸。在最后一排的墙角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儿子。若若也在第一时间看见了他。为了让父亲看见自己，若若从座位上猛地直起身子，可是他担心这一举动遭到老师的责骂，又迟疑地坐了下去。

他的脸，被前排的一个高个子女生挡住了。

鲍老师终于讲完了话，从教室里走了出来，严肃地将端午从头看到脚，眼神就有点疑惑。她还是冲他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了声：“开始吧。”然后，就抱着她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回办公室去了。

教室里一片静穆。因为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端午临时决定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不乏幽默的开场白省去，开始给学生讲课。

儿子若若突然像箭一般地冲上了讲台，把他的父亲吓了一跳。

原来是黑板没擦。

端午转过身，看见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文单词。若若的个子还太小，就算他把脚踮起来，他的手也只能够到黑板一半的高度。端午朝他走过去，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句“爸爸来吧”，可若若不让。他坚持要替父亲擦完黑板。够不到的地方，他就跳起来。端午的心头忽然一热，差一点坠下老泪。他知道，孩子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可若若还不知道的是，他为父亲感到骄傲的那些理由，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迅速地贬值。“诗人”这个称号，已变得多少有点让人难以启齿了。

在讲课的过程中，他望见儿子一直在笑。儿子不时得意地打量着周围的同学们，揣摩着他们对父亲讲课的反应。他不时地将身体侧向过道的一边，以便让父亲能够看到他——可在讲课的过程中，端午根本不敢去看他。

他的心里沉甸甸的。

等到他终于讲完了课，走到教室外的走廊里，发现鲍老师已经在那儿等他了。端午有些回忆不起来，刚才在他讲课的时候，鲍老师是否一直站在窗外，远远透过窗户，注视着教室内的一举一动。鲍老师说，因为这次演讲是临时安排的，不在学校的计划之内，她无法说服财务科给他支付报酬，不过：

“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你就留着它做个纪念吧。”她把书递给端午，端午赶紧夸张地道谢并佯装欣喜。

书名挺吓人的：“通向哈佛的阶梯”。

雨忽然下大了。

鲍老师又问他，有没有时间听她“汇报”一下孩子最近的表现。鲍老师原本打算请他去办公室谈，端午将手机向她晃了一下，抱歉地对她说，他约了一个朋友，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绿珠一连发了六条短信来催他。

“你见过驴拉磨吗？”鲍老师对他的推脱未予理会，忽然笑着问他。

“没有啊。”端午不解地答道。

即便这会儿没有短信过来，他还是不时地查看手机的屏幕，故意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为什么驴在拉磨的时候，我们通常要给它蒙上眼睛？”

“不知道啊。不过，为什么呢？”

“首先，你给驴子蒙上眼睛，它在拉磨时就不会犯晕。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其次，蒙上了眼睛，驴子在工作中就更为专注。一旦眼睛蒙上了，它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拉磨上，就不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这样，驴子的工作就更有效率。你晓得的，一旦驴子发现自己是在重复地做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它马上就会厌倦的。而蒙上了眼睛，它会误以为它在走向通往未来的富有意义的道路。只要它愿意，它甚至会任意地想象沿途的风景：山啦，河流啦，花花草草啦……”

端午发现，鲍老师的嘴角两侧各有一团唾沫，挤成两个圆圆的小球，浮在嘴角，但就是不掉下来。而且，据他观察，她的脖子特别细长。也就是说，假如有人要去掐它，很适合把握。

他揣摩鲍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在暗示自己，也要像对付拉磨的驴子那样，把孩子们的眼睛蒙上？可又不敢问。

好在鲍老师马上就向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比喻而已。也许不很贴切。但随后，她又自相矛盾地补充说，不仅仅是孩子，其实我们做大人的，眼睛也应该蒙上。

13

“荼䕷花事”是一家私人会所，位于丁家巷僻静的旧街上，由一座古老的庭院改建而成，大门正对着运河。店名大概是取《红楼梦》中“开到荼䕷花事了”之意。

大雨将街上的垃圾冲到了河中，废纸、泡沫塑料、矿泉水的瓶子、数不清的各色垃圾，汇聚成了一个移动的白色的浮岛。河水的腥臭中仍然有一股烧焦轮胎的橡胶味。不过，雨中的这个庭院，仍有一种颓废的岑寂之美。

“荼䕷花事”几个字，刻在一块象牙白的木板上。字体是红色的，极细。门前的檐廊下，有一缸睡莲，柔嫩的叶片刚刚浮出水面。花缸边上，搁着一个黑色的伞桶。墙角还有一丛正在开花的紫薇。院中的青石板，让雨水浇得锃亮。

庭院的左侧是一座小巧的石拱桥，通往西院。过了季的迎春花垂下长长的枝蔓，几乎将矮矮的桥栏完全遮住了。店中没有什么客人，一个身穿旗袍的姑娘替他打着伞，领他穿过石桥，走过一个别致的小天井。

他看见绿珠正趴在二楼的窗槛上向他招手。

绿珠今天穿着一件收腰的棉质白衬衫——领口滚着暗花，衣襟处有略带皱褶的饰边，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的丝质长裙。看上去，多了几分令他陌生的端庄。那张精致而白皙的脸，也比以前略显丰满，添了一点妩媚之色。端午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打量她。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喜欢她过去的那副随心所欲的慵懒样子。

桌上有一盆烤多春鱼，一块鹅肝。几片面包装在精致的小竹篮里。桌子中央有一个青花的香碟，插着一支印度香，香头红红的。袅袅上升的淡淡香气，很容易让人一下子静下来。

“怎么，你要出远门吗？”端午瞅见她身边的墙角里，有一个深黑色的尼龙登山包，便立刻问她。

“和姨父老弟闹翻了。”绿珠纤细的手指捏着一片柠檬，将汁挤在多春鱼上。桌上的一瓶白葡萄酒已喝了差不多一半。“我们昨晚大吵一架。我以后再也不回那里去了。”

“是不是因为，姨父老弟对你动手动脚？”

本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端午就后悔了。刚见面坐定，就和她开这样的玩笑，不免给人以某种轻浮之感。好在绿珠不以为意，她冷冷地笑了一声，给端午斟上酒，然后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道：“他的伪装，甚至没能保持二十四小时。”

端午听出她话中有话，就不敢再接话。朋友间的秘密，总让他畏惧。可绿珠既然开了口，她是没有任何忌讳的：

“跟你说说也无所谓。从雷音寺的僧房里遇见他和姨妈，到他在火车上要搞我，前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晚上起来解手，他就把我堵在了厕所里。我谎称自己来了例假，他说他不一定非要从那儿进去。我说我不喜欢乱伦的感觉，他说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奇妙的。还说什么，越是不被允许的，就越让人销魂。我就只得提醒他，如果我大声叫喊起来并报警的话，火车上的乘警，是不会认得他这个董事长的……”

“这个地方真不错。”端午环顾了一下这个幽寂的房间，有意换个话题，“树荫把窗子都遮住了。要是雨再大一点，似乎更有味道。”

“这是鹤浦最美的地方。”绿珠果然丢下了关于姨父老弟的恐怖故事，忧悒地笑了笑，喃喃道，“深秋时更好。迟桂花的香气酽酽的，能把你的心熏得飘飘欲仙。完全可以和西湖的满觉陇相媲美。人在那种气氛下，就觉得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常常来这儿喝茶，读点闲书，听听琵琶，往往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你打算去哪儿？回泰州老家吗？”

“去你家呀！”绿珠用挑逗的目光望着他，“你老婆不是去北京学习了吗？”

他以为绿珠是在开玩笑。可她那目含秋水的眼睛一直死盯着他，似乎是期待着他有所表示。端午感觉到自己心房的马达正在持续地轰鸣，身上的某个部位肿胀欲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她很快就要回来了。当然，我家也不是不能住。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他的声音很轻，带着让他自己都感到厌腻的羞怯。

“我不会白住的。”绿珠不依不饶。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她更加露骨地对他说：“你也用不着假装不想跟我搞。”

“这地方，还真是不错。”端午再次环顾了一下房间。

“这话刚才你已经说过一遍了。”绿珠诡谲地笑了笑，提醒他。

端午脸憋得通红，有些不知所措。他将那本被雨水淋得湿乎乎的《通向哈佛的阶梯》朝她晃了晃，正打算换个话题，跟她说说去儿子学校演讲的事，手机滴滴地响了两声。

有人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

端午飞快地溜了一眼，脸色就有些慌乱。当然，绿珠也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老婆来的吧？”

“不不，不是。”端午忙道，“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逗你玩的啦。你放心好了。我才不会住到你家去呢！”绿珠咯咯地笑个不停，给他的盘子里夹了一条多春鱼。“刚才我已经打电话订好了一家酒店，你不用担心。我最不喜欢你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帮人。畏首畏尾，却又工于心计。脑子里一刻不停地转着的，都是肮脏的欲念，可偏偏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社会就是被你们这样的人给搞坏的。”

穿旗袍的女服务员来上菜，端午就问她洗手间在哪儿。

“在楼下的花园边上，我这就领你去。”服务员朝他嫣然一笑，声音极轻，听上去竟然也有几分暧昧。

端午从洗手间出来，回到楼上，看见桌上的酒瓶已经空了。绿珠正在吃药。她将抗忧郁的药片小心翼翼地抖在瓶盖里，数了数，又从里边捡出一粒，仍放回瓶中，然后就着杯中的一点葡萄酒，一仰脖子就吞了下去。不一会儿的工夫，她几乎完全变了个人，就像阳光在草地上突然投下的一片云影，笼了一片灰暗的阴翳。

“我现在就靠它活着。”绿珠的眼神有点迷离，“早晨吃完药后，就一心盼着五六个小时的间隔赶紧过去。”

“为什么？”

“好再吃第二次啊。这药和毒品没什么两样。”

“你吸过吗？”

“什么？”

“毒品啊。”

“海洛因之类的，我没试过。”绿珠点了一根香烟，“我只吸过大麻，两三次而已。没什么瘾的。”

“有没有想过试着练练瑜伽？”端午道。

“练过。瑜伽，静坐，泡温泉，包括什么饥饿疗法，我都试过，没什么用。”

“我听说有一个日本人，用行为矫正的方法治疗忧郁症。”

“你说的是森田正马？我试过两个月，确实有点效果。但我没耐心，坚持不下去。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比如说，有一步，你是万万不能跨出去的。跨出去再想收回来，那就难了。我本来也和其他的人一样，假装什么都看不见。安全地把自己的一生打发掉。”

“蒙上眼睛？”

“对，蒙上眼睛。”

绿珠的话，听上去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端午几次想问她，所谓的第一步，是怎么跨出去的。在泰州那样的小地方，她与她的父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他对她其实并不了解。仅仅是在江边的大堤上散过一次步，发过五六封E-mail。如此而已。有过一两次，绿珠把她写的诗发给端午看，都十分幼稚。

雨似乎已经停了。不时有水珠从桂花树上滚落，重重地砸在地面的青石板上，每一声都那么的沉。

“以后打算怎么办？毕竟，你不能一辈子待在酒店里吧？”端午心事重重地看着她，语调中的冷漠和敷衍连他自己都听得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绿珠说，“每天早上我从床上醒来，直到依靠安眠药的作用昏沉沉地睡过去。脑子里一直摆脱不掉一个念头。”

“什么样的念头？”

“你知道的。”

绿珠的声音轻得让人几乎听不到，就如一声叹息。她的目光既哀矜，又充满挑逗。端午误以为她说的是性，其实他想岔了。

“当我把最好的和最不好的死法，全部都想过一遍之后，才会安静下来。不过，我是不会自杀的。最好的死法，就是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下，走着，走着，脚一软，随随便便倒在路边的什么地方，倒在垃圾桶边上，眼睛一闭，就算完事。”

“那么，最不好的死是什么？”

“死在医院里。”绿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的气管被切开了。里面插满了管子，食物通过鼻子流进胃脏。每隔半小时，让人吸一次痰。大小便失禁——哦，那是一定的。可问题是，你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你知道你的亲人，哪怕是最亲的所谓亲人，耐心也是有限度的。最糟糕的，当漂亮的女护士给你插尿管的时候，模糊的欲望竟然还能使它勃起……”

“喂，我说你能不能不用‘你’这个词？”端午笑着提醒她。

“对不起。我说的不是你，而是我父亲。他当时只有四十三岁。我把他那温热的大便从长满褥疮的股沟之间用纸包起来，握在手里，它就像一段刚刚出炉的烤肠。尽管我愿意自己死上一百次，换回他的生命，但说实话，在那一刻，我心里其实在盼着他早点死掉。”

绿珠忽然不吱声了。

她那白得发青的脖子扭向窗外，回过头来，目光迅速地扫过端午的脸。眼睛中的疑惑和惊骇很快变成了燃烧的愤怒。

端午看见小顾和陈守仁各自拿着一把伞，站在楼下的天井里，正朝楼上望。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个司机。

“是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的，是不是？”

绿珠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你刚才接到一个短信，竟然骗我说是天气预报！那时候你已经打定了主意出卖我，是不是？然后你就去了洗手间，你他妈的站在小便池上，一只手忙着手淫，一只手给陈守仁打电话，是不是？你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出卖我，是不是？我甚至已经把你看成是朋友，看成是大哥哥，你心里很清楚。陈守仁是一坨什么样的狗屎，他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很清楚。可是，你还是决定要出卖我，是不是？”

绿珠开始了呕吐，把刚刚吃下去、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的药丸都吐了出来。端午赶紧去扶住她，一边帮她捶背，一边手忙脚乱地从纸盒里取餐巾纸，替她擦嘴。绿珠的脸靠在他肩头。在呕吐物的刺鼻气味中，仍有一缕淡淡的香水味。她脸上的肌肤凉凉的，像绸缎那样光滑。她轻声地朝端午笑了笑：“可你还是想搞我，是不是？最好是我自己扑上去，你不用担任何心事，甚至还可以半推半就，是不是？”

小顾已经上了楼。她将绿珠像婴儿般地搂在怀里，哭道：“珠啊，就为这几句话的事，你就闹成这样！从早上四点到现在，你姨父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人都急疯了呀！珠啊，有话我们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绿珠根本不搭理她。她一动不动地看着端午。一缕乱发飘散在额前，泪水无声地流过脸颊：

“你已经忘了在E-mail里跟我说过的话了吗？你这个犹大！你连西门庆都不如。西门庆乱搞女人，至少还有情有义，你呢？最多一个应伯爵，连陈守仁都不如。还有脸谈什么西比尔的笼子，什么艾略特，什么枯草的歌唱，水流石上的轻响，什么画眉鸟隐隐在松林里高歌，淅沥淅沥，沥沥沥，沥你妈个头！陈守仁至少还有勇气作恶，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一个漂浮在海上死去多年烂得不能再烂的水母！跟在人家后面拣点吃剩的残渣。什么‘命运注定了我们要同舟共济’，你妈放屁！”

小顾和司机一边一个，架着绿珠下楼，可她仍不时地扭过头来冲着端午大骂。两个穿旗袍的侍者傻傻地站在楼梯口，其中的一个用手遮住了嘴。脸上、心里都在笑。

“这丫头，有点不太好弄。”守仁望着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由于他戴着宽大的墨镜，端午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不是跟你们说好，让我慢慢劝她回去，你们不要出面的吗？怎么还是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端午一脸木然。

“嗨，小顾的性子，你又不是不晓得。她甚至已经通知了公安局和刑警大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担心绿珠要是出了鹤浦的地界，这辈子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一得着你的信，就像房子着了火，拦都拦不住啊！”守仁用餐巾纸将登山包上的呕吐物擦掉，将它背在背上，对端午一晃脑袋，示意他下楼。

“到底因为什么事？你们又闹成这样。”

“请你说话注意用词，好不好？不是又。”守仁字斟句酌地纠正他，“其实这丫头一直跟我们处得挺好。以前我们从没吵过架。唉，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我以后再找机会给你慢慢解释。”

他们来到了楼下的院子里，他看见小顾和司机怎么也无法将绿珠弄到车上去。她拼命地用手捶打着车窗的玻璃。

“这车的玻璃，别说是用拳头，就是用锤子砸，也砸不碎。”守仁嘿嘿地笑了两声，朝门口站着的两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努努嘴。他们立即会意，赶紧过去帮忙。

“这么一折腾，你这个青年导师的形象，可算是彻底破产啦。至少，犹大这个恶名，你这辈子就别想洗清啦。这丫头倔得很。”

过了一会儿，守仁又笑着对他小声道：“你也真是的，跟她吹什么牛不好，偏偏要谈艾略特！我提醒你，你这可是班门弄斧啊！这屁丫头，能把《荒原》从头背到尾，不论是查良铮版、赵萝蕤版，还是裘小龙版，都能一字不落，你信不信？”

端午的脑子里空空的。他还在想着绿珠生气时的样子。仿佛从她眼睛里不断涌出的不是泪水，而是她的整个的灵魂。他的心有点隐隐作痛。他看见那几个人已经将绿珠按在了汽车后排的坐垫上。她的双腿仍然在不停地乱踢乱蹬。手忙脚乱之中，蓝色的裙子被搅翻了。端午不经意中看到了白色的衬裙中露出的底裤。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他还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她大腿根部的肌肤，颜色要深一些。

他赶紧转过身去。

几个人已经成功地将绿珠塞进了车里。小顾退下车窗玻璃，把脑袋伸出来，朝守仁喊了一声“鞋”。

守仁在端午的肩上拍了一下，走到车边，捡起绿珠掉下来的那只红色半高跟皮鞋，看了看，又放在鼻子前嗅了嗅，随后打开车门，坐进了前排。

凯迪拉克轰鸣着飞驰而去，溅起了一片泥浆。

端午茫然若失地站在“荼䕷花事”的檐廊下，手里还捏着那本鲍老师送给他的《通往哈佛的阶梯》。

他经过运河边的街角，顺手将它扔进了一个苍蝇乱飞的垃圾桶里。

14

需要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如果我有一天被杀，凶手一定是张有德。

月亮下的金钱，从来未使忙碌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

老实人总吃亏。

幸福是最易腐败的食物，它不值一文。

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15

这是哥哥王元庆在最近给他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话。

每隔一段时间，元庆就会给他寄来一封信。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张宣纸信笺上。竖写。字迹隽秀，一笔不苟。虽说文字之间缺乏应有的逻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动。端午凭借这些警句格言式的疯话，也能对哥哥的精神病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进行判断和监控。

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元庆的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群体性械斗事件中，失足坠崖而死。关于事件的细节，端午所知不多。据母亲说，元庆的父亲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木匠。话不多。一生中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如她一个晚上说的多。出事前不久，他给村里的一户人家打了一张婚床，同时，给另一户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被认为犯了忌。

王元庆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和沉默寡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人有点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竟然与谭功达如出一辙。他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元庆与谭功达也并无太多的接触（后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天的安排。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诅咒那个阴魂不散的疯子，并一直拒绝在清明节给他上坟扫墓。

元庆多少有点戏剧性的经历，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传》。可事实上，端午对哥哥了解甚少。

在寂静而漫长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拖油瓶”这个绰号一直跟元庆如影随形，如音随身，直至被另一个绰号彻底覆盖，那就是“天才”。全县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证书，让母亲高兴不起来，反而让她忧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写的一个独幕剧，被梅城县锡剧团搬上了舞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可元庆不久以后就因肝炎辍学了。

母亲在元庆病愈后，让他跟一个瘸腿的福建裁缝学习缝纫。梅城中学的教导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顾他的裁缝铺。他可不是来找元庆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他重返校园。因为根据他刚刚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断了十年之久的全国高考，将在一九七七年恢复。他甚至向元庆母亲暗示，要将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儿嫁给元庆，以换取她同意元庆参加高考的允诺。见识短浅的母亲当然不为所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庆作为一名裁缝的名望，已经开始给她带来数额不小且相当稳定的收入。母亲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盼望大儿子有朝一日将裁缝铺从福建瘸子的手里盘过来，自立门户。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识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元庆也随之对裁缝这一行当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元庆开始和县城里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邓丽君。有的时候，一连数天夜不归宿。后来，他干脆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机关将他们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秘密组织”一举破获，把他从南京押回梅城。

母亲还得透过那个“死鬼”谭功达的生前好友，去相关部门疏通关节，最后勉强使元庆“免于处置”。

当时，元庆的第一首诗已在《青春》杂志发表。这首诗在端午读书的那所中学悄悄地流传，附带着也使端午异想天开的写诗冲动变得新鲜而迫切。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兄弟俩很少交谈。王元庆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无从得知谭端午对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无从知道弟弟在暗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模仿。

一九八一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母亲一高兴，就有点犯糊涂。她问元庆，能不能抽时间，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学校报到。上海那么大，端午又从未出过远门，她担心他一下火车，就会被人贩子拐跑。元庆倒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竖起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像个小流氓似的向母亲步步逼近。他向前迈一步，母亲就向后退一步。

什么？你是说我？让我？让我陪他？去上海？

一连串的疑问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他性格中的褊狭和强烈的嫉妒心，终于露出了苗头。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从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为他的长诗被编辑退回一事愤愤不平，就低声下气地将蜡印的诗稿拿给弟弟，请他提提意见。端午粗粗地翻阅一遍，很不恰当地直话直说：

“不怪编辑。写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发表。你写的那些东西，确实，怎么说呢？已经过时了。”

“是这样吗？这么说，我已经不行了？确实不行了吗？”

这句话不是当着端午的面说的，而是来自于隔壁洗手间。他一边撒尿，一边发出令人担心的喃喃低语。

从那以后，他日复一日地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王元庆急剧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端午不假思索地说出的这番话，对元庆的打击超过了他的预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说话。等到母亲终于弄清了兄弟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对那首长诗重新估价，“反正说两句好话，又不用花什么力气”。端午违心地使用了“杰作”“伟大”或“空前绝后”一类的字眼，但已为时太晚。

九十年代中后期，元庆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发迹史。他依靠倒卖钢材起家，在梅城拥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栋酒楼。随后他开始涉足印刷和水泥业，公司总部也搬到了鹤浦的窦庄。他每年捐给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款项，动辄数百万，可从来没有给过端午一分钱。用元庆的话来说，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不太入耳。

后来，他遇到了四川人张有德。两人合伙，把窦庄对面的村庄和大片土地整个盘了下来。这个村庄名叫花家舍。南边临湖，北边就是凤凰岭，原本是一个大庄子，可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这个地方日益变得荒凉而破败。两个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它租了下来，打算将它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

元庆与合伙人对重建花家舍这个项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订独立王国未来蓝图并设计它的功能的时候，两个人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甚至连项目名称都无法达成一致。合伙人醉心于水上游乐项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档别墅区，或者干脆开发娱乐业。原则只有一个：来钱快。他从四川招来了大批的川妹子，有意将花家舍改造为一个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张有德还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伊甸园。

元庆更倾向于“花家舍公社”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公社”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元庆秘而不宣，端午也无从知晓。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元庆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说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远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大伯子的话，笑道：“你眼前就有两个穷光蛋在这儿摆着，什么时候也顺便庇护一下子？”元庆自然没有接话。

哥哥和张有德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张有德坚持的，哥哥就坚决反对。反过来，也是一样。元庆的身边，也渐渐地聚起了一班人马，都是当年“秘密组织”的骨干。当时，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满足于在老田主持的《鹤浦文艺》上发表一些“豆腐干”文章，换点稿费贴补家用，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抵抗力。他们很快被张有德悉数收编，对哥哥反戈一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庆终于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谈过一次，劝他离开地方志办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元庆似乎并不把他与张有德的分歧放在眼里。他先后去了安徽的凤阳、河南的新乡和江苏的华西，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对于挂羊头卖狗肉一类的勾当深恶痛绝。最后，他在日本的岩手县，终于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公社范本。当他从日本回来，兴致勃勃地向合伙人展示他所拍摄的照片时，后者已经在考虑如何说服元庆撤资了。

张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在元庆云游四方的同时，花家舍的拆迁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甚至，从新加坡请来的设计师已经画出了施工草图。四川人暗示元庆撤资，但没有什么效果。只得委婉地请出鹤浦市政府的一位秘书长，向元庆明确摊牌。王元庆当然一口回绝。他连夜找到了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庞家玉，请她担任自己的法律顾问，并商量提起诉讼。

眼见得事情越闹越大，张有德便在鹤浦最豪华的“芙蓉楼”，请元庆吃了一顿晚饭，履行“仁至义尽”的最后一个环节。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家玉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饭桌上的一番劝慰之词，日后成了庞家玉训斥自己丈夫时随时引用的口头禅：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

接下来不久，一连串的怪事相继发生。

在戒备森严的公司总部，三个来历不明的黑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了元庆的办公室，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迫使他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他收到一封装有猎枪子弹的恐吓信。

紧接着，王元庆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机关的逮捕，虽说两天后被公安机关以“抓错了人”为由平安释放。

元庆从看守所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给合伙人张有德发了一封E-mail，诚恳地向对方表示，因为“资金周转”及身体方面的原因，他宣布退出花家舍项目。而张有德甚至都懒得去掩饰自己作为幕后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张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早该如此。

据说，公安局的一位警员在送元庆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曾微笑着告诫他：放你出去，是为你好。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起家的。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抓你的问题。你人模狗样，牛逼哄哄，其实算个屌。你想让我们道歉，门儿都没有。公安机关向谁道过歉？你脑子进水了。只要我们想查，你就是有问题的。这一次没问题，不等于说下次也没有问题。好好想想。

哥哥的最后一笔投资后来成了人们长时间谈论的话题。他看中了鹤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的一块地。他集中了几乎所有的资金，与鹤浦市政府和红十字会合作，在那儿新建了一所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

事实证明，他最后的这一决策，颇有预见性。精神病疗养中心落成的同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成了这所设施齐全的治疗中心所收治的第一个病人。

16

早晨起来，端午给若若煮了两个粽子，一个咸鸭蛋。粽子和鸭蛋是母亲昨天特地让小魏送来的。满满一篮子。小魏还带来了一些艾草和菖蒲，让他插在门上辟邪。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双绣有“王”字图案的老虎鞋，显然太小了，儿子就用它来装了硬币。

家玉明天就要从北京回来了。若若一连几天都显得很兴奋。他在出了家门之后，又把门打开，将他那小小的脑袋从门里伸了进来，祝他生日快乐。

端午去单位打了个晃，随后就悄悄地溜出了市府大院。他搭乘24路公共汽车至京畿街，然后换乘特3路环城观光专线，前往南郊的招隐寺公园。他要去那里的精神病疗养中心探望哥哥。

公园南门外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古董市场。地摊上摆着数不清的玉雕、手镯、瓷碗、铜炉、字画以及旧书。卖家和买家都知道，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可并不妨碍生意的兴隆火爆。

穿过古董市场往东，是古运河的一段废弃的航道。那里彩旗飘飘，人声鼎沸。咚咚的锣鼓声震得地动山摇，大概是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当身后的鼓声渐渐地听不见了，端午在路边看到了疗养中心的那个被刻意漆成绿色的指示木牌。

在夹竹桃的树林中，一条柏油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上，在百十米开外的地方，消失在蓊蓊郁郁的密林之中。山路的右侧是一条深达数丈的山涧。由于正逢雨季，层层叠叠的溪水从乱石和倒伏的枯树中奔泻而出，发出巨大的喧响。燕子在涧底来回穿梭，都是黑色的。这一代最有名的白燕，如今已难得一见。高大的树木一度遮住了天空，浓荫间透出铜钱大小跃动的光斑。山涧上偶尔可以看见一两座朽坏的木桥，覆满了厚厚的青苔。

涧流的另一侧，有一道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在葱绿的树木和盛开的夹竹桃掩映之下，很不容易分辨。只有当写有“军事重地，严禁翻越”的牌子出现在视野之内，才会提醒人注意到对面驻军的存在。不过，军分区的营房同样隐伏在密林深处。能够看见的，是山顶上矗立着的雷达站。

除了两个挎着竹篮，头戴绿色方巾的老妇人向他兜售香料之外，端午在这条山路上竟然没有遇见一个游客。山林中有一种神秘的墓园般的寂静。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这片山林被划入了国家森林公园的地盘，这一带成了鹤浦和邻近地区有钱人的集中居住区。数不清的楼盘和私家别墅，挤满了山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附近的几家钢铁厂、焦化厂和纸浆厂迅速完成了搬迁，南郊也从一个污染重灾区，一夜之间变成了“负氧离子”的同义语，变成了鹤浦童叟皆知的“城市之肺”，变成了原生态宜居的“六朝遗梦”。

每次到这里来探访兄长，端午的心里都会时不时涌现出一股不可遏制的羡慕之情。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对哥哥毫无保留的敬佩。元庆为自己挑选地方的天才眼光，足以与军分区首长相媲美。他所看中的窦庄，当初只是一处散发着恶臭的蚊蝇滋生地，如今早已成了高档楼盘的代名词，甚至吸引了不少上海和南京的富商；他对南郊的发现，比起一般社会公众，几乎提前了整整十年。

在他神经系统行将崩溃的前夕，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正确的决定：将自己合法地安置在风光绮丽的山林深处，不受任何打扰地安度余生。在他头脑还算清晰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反常态地与市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并对协议的内容字斟句酌。家玉参与了协议制订的全过程，对哥哥的神秘动机颇费猜测。在这份荒唐而古怪的协议中，将近四千万的投资完全不要任何回报，就连市政府的官员都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在签字之前，他们反过来“好心地”提醒他慎重考虑。

元庆的唯一要求，就是在疗养院给他留个单间，以便“万一哪天得了精神病之后，可以入院治疗”。按照协议，他拥有这个房间五十年的使用权；在他入院后，他将得到免费治疗以及一切相应的照料；即便他本人强烈要求出院，院方亦不得同意。

“这等于说，你哥哥用三四千万替自己买了一个监狱，怎么回事啊？”

那些日子，家玉一直心事重重地对端午念叨着这句话。这件事，已经怪诞到像是霍桑小说中的情节了。等到哥哥真的发了疯，再回过头去琢磨那份协议，倒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元庆不过是提前预知了日后的患病，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容身之地，如此而已。

他的发疯令母亲悲痛欲绝。联想到哥哥在所谓的花家舍项目上所受到的一连串打击，端午不胜唏嘘。家玉却冷漠地将元庆的发病，归因于他的神经系统过于脆弱。她多少有点助纣为虐的口吻，让端午颇感不悦。

穿过一排低矮的松树林，一段深红色的石墙出现在眼前。铸铁的大门两侧各有一块门牌。左边的一块是新加上去的，同样白底黑字：

鹤浦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大门敞开着，院内停着一辆警车。岗亭边的保安无所事事，正在和两位病人家属聊天。他从一位身穿阿玛尼T恤的小伙子手中接过香烟，一个劲儿地向他摆手：“没有床位。等着住院的病人已排到三百多名。什么人都进不来了，除非是市里挂号的三无病人……”

端午从大门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让他登记或要查看证件。

哥哥住在紧挨着职工宿舍区的一栋小楼里。端午必须穿过收治重症病人的第二病区，以及女病人集中的第四病区。树荫底下的长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的，都是正在沉思的病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打量端午，促使端午加快了步伐，尽管遭到他们攻击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他也担心，带给哥哥的一包粽子由于天太热而变了味。

在第四病区的院子里，有一排橘黄色的露天健身器材。他看见几个医生和护士正在围捕一名赤身裸体的中年妇女。她绕着健身器材，与医生们捉起了迷藏。护士手里拿着一件斜纹布的套头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住地用手捶打着胸脯，对她喊道：“你儿子没死，等着你去喂奶呢。”

那妇女一听，将信将疑地站住了。她托起沉甸甸的乳房，轻轻地往外一挤，一股乳汁猛地嗞了出来。

哥哥住在一座白色三层小楼的底层，屋外还有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院子的围墙上爬满了扁豆藤、丝瓜以及蓝色的牵牛花。房门半开着，一位清洁工正在替他清扫房间。她围着红色的塑料围裙，手臂上戴着黄色的橡胶手套，正在费力地拧着拖布。她告诉端午，王董事长刚出去了“没多一霎”。至于去了哪里，她也说不好。可能是到办公楼找周主任下棋去了。端午将手里的粽子放在进门口的电视柜上，随后就去了办公楼。

哥哥没在那下棋。他绕过护士站的蓝色板房，远远地看见周主任正在住院部门口与两个警察握手道别。周主任很快也认出了他，示意他略等一会儿。他一直将客人送到林荫大道的下坡处，才返身往回走。

周主任一脸沮丧地告诉端午，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昨天晚上，一病区有个人自杀了。他是个复员军人，是在去北京上访的途中被人拦住，直接送过来的。这样的事倒不是第一次发生。不过，什么人都往这儿送，也让他感到十分头疼。毕竟，这里不是监狱。

“那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病？”端午问道。

“这话叫我怎么个说法呢？从医生的立场来看的话呢，你就是到大街上随便拉个人来，让我们给他作诊断，你说他精神上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的生存压力这么大，你是晓得的。人这个东西，其实脆弱得很。比方说，前些日子来了一个司机，家人说平常好好的，就是一天深夜开车，压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他以为是压了人，就发了病。

“你哥哥当年建这所医院的时候，我是参与论证的。当时的设计床位六百个，很多人都反对，说太大，可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增加了三百个床位，还是远远不够。每天都有人往这里送条子，走关系，把各色各样的人往这里送。

“可人既然送来了，我们也无权放他走。阿是？前天送来的这位老兄，他的抗拒和不合作，不出我们所料。正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大夫们反而放松了警惕。他是用鞋带上吊的。不过，你哥哥倒是没什么事。”

周主任苦笑着摇摇头，朝远处的一个树林指了指，说道：“他这会儿多半在开放病区打乒乓球呢。要不，我陪你去找他，阿好？”

“不用了吧。我一会儿就得走。”端午赶紧道。

“你哥哥的病，这个东西，叫我怎么个说法呢？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的时候，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前儿个中午，他来找我下棋，让了我一个马和一个炮，还把我赢了呢。发病的时候呢，也还好，不瞎闹。就是有一点，他老是担心有人要谋害他。”

“老母亲总担心他出意外，怕他吃不好。”

“那就请老太太一千二百个放心，没得事，他不是一般的人。再说了，这座医院都是在他手里建起来的。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在他神智清楚的时候，我这块有什么事委决不下，还找他商量呢。至于你说的意外，首先一点，自杀是不会的。他惜命得很。”

端午也笑了起来。

周主任笑呵呵地接着道：“他在食堂吃饭，都担心有人往他的饭菜里头下毒，这样的人怎么会自杀呢？至于说到其他的暴力行为，大不了就是乒乓球打输了，把球踩瘪了撒气。不碍事。他到这里也已经三四年了，从来没打过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性格有点褊狭，这个你是晓得的。”

周主任要留他一起吃饭，见端午再三推辞，也就没再坚持。临走前，周主任叮嘱他，下次来探访的时候，最好多带几本字帖来。哥哥最近迷上了书法。

“他曾经认真地问过我，如果他从现在起就下狠心，每天练上五小时，十年后，他的书法造诣能不能超过王羲之？嘿嘿，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阿是啊？”

与周主任告别之后，端午没有按原路返回山下，而是像往常一样，经由家属区的一个侧门，穿过公园管理处的花圃，进入招隐寺公园。

因为是端午节，窄窄的山道上挤满了去招隐寺焚香的人流。招隐寺的庙宇和宝塔，已被修葺一新，耸立在山巅。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浮在绿色的烟树之上的虚幻之物。

“听鹂山房”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它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三层楼的饭庄。有人在唱卡拉OK。尖利而嘈杂的《青藏高原》。因结尾的高音上不去，照例是一阵哄笑。

门前的那处池塘似乎比原先小了很多。池塘四周的柳荫下，支着几顶太阳伞。一个大胖子光着上身坐在帆布椅上，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在那钓鱼。浑浊的水面上不时有鱼汛漾动。

没有睡莲。

端午呆呆地站在烈日之下，犹豫着要不要在饭庄里吃饭。

他很快就离开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