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家玉是在二月的最后一天离开的。半个多月之后，在徐景阳的提醒下，端午来到了小区的中控室，要求调看二十八日当天的录像资料。

监控摄像设备完整地记录下了家玉离家时的画面。大约是中午十一点半，下着小雪。妻子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看上去略显臃肿，拖着一只笨重的拉杆箱，在已经变白的路面上走得很慢。快速影像使画面有些滑稽，看上去，就像是民国时代的电影资料：步调僵硬，频率夸张，动作失真。

在小区门口，一个戴耳套的摩的司机走向妻子，向她比划着什么。很快，妻子的拉杆箱，被司机塞进了用铁皮焊成的简易车厢。家玉随后也坐了进去。三轮摩托车奇怪地绕着小区门口的大花坛转了一大圈，最后向东而去，驶离了摄像头的监控范围。

这个多少有点模糊的画面，永远固定了端午对妻子的记忆。仿佛二十年来夫妻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压缩进了这个黑白画面之中。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到家玉，端午的意识总是被这个灰暗的形象所占据：寂静无声。真实而又虚幻。很符合追忆所特有的暧昧氛围。

其实，在家玉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了某些征兆。

孩子熟睡之后，他们在书房的小床上亲热——离婚之后，端午执意在书房支了一张小床，与妻子分床而眠。由于离婚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心理反应，他觉得妻子的身体多少有点让他感到陌生。他开玩笑似的对家玉说，感觉总有点怪怪的，就像是在睡别人的老婆。家玉则一本正经地提醒他，事实本来就是如此。端午感慨说，自己第一次有了偷欢的感觉，有点竭泽而渔的兴奋。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家玉就红了脸，望着他笑。半晌，她又没来由地对端午叹了口气，道：

“你还不如说‘偷生’，更符合事实。”

听她这么说，端午的心情随之变得沉重而又茫然若失。不过，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事后，家玉问他，假如她与“那个人”举行婚礼，他会不会去参加。端午认真地想了想，回答道：“不会去。我可没那么无聊。”

他说，尽管已经离了婚，可一看到妻子与陌生人出现在那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场合，感觉上还是会受不了。看得出，家玉对他的这个回答很是满意。她突然紧紧地搂着他，端午觉得自己后背的汗衫很快湿了一片。端午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这么想，还是故意要说出这番话来取悦“前妻”，他有点轻薄地问家玉，能不能透露一点“那个人”的情况。家玉没有答应：

“不告诉你。你就当他是上帝好了！”

拿走了你两本书。

这是妻子给他留下的唯一的一句话。它写在一张撕下的诗歌台历上。日期是二月二十七日。那张纸片，压在书桌的白瓷茶杯底下。这张日历上，印有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首小诗，是陈敬容翻译的：

黎明时我向窗外瞭望，

见棵年轻的苹果树沐着曙光。

又一个黎明我望着窗外，

苹果树已经果实累累。

可能过去了许多岁月，

睡梦里出现过什么，我再也记不起。

这首诗虽说与妻子的离开没有任何关联，却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浓郁的离愁别绪，让端午瞬息之间五味杂陈，颤肝怵心。端午不由得把脸转向窗户。雪还在下着。雪花在阴晦的天空中缓缓飞舞，飘飘欲坠。街面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除了不知道名字的两本书之外，妻子还带走了卫生间里的洗漱用品。应该还有一些随身要穿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满衣柜的服装，满抽屉的口红和香水，满鞋柜的靴子和高跟鞋，几乎都原封未动。就连摆在床头柜首饰盒里琳琅满目的象牙、绿松石和各式各样的耳坠，也都完好如初。这多少给端午带来了一丝宽慰，仿佛妻子仍然会像往常那样随时回来。

当天晚上，临睡前，眼神有点异样的若若，终于向父亲提出了他的问题：

“妈妈去了哪里？”

端午早早地为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儿子还是将信将疑。第二天，儿子的提问改变了方式：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这也在端午的预料之中。他硬着心肠，为日后对儿子的摊牌埋下伏笔：

“唔，说不好。”

第三天，若若不再为难他。而是一声不响地将自己床上的被褥和枕头与母亲做了交换。端午问他为什么这么费事。若若回答说，他想闻闻妈妈的味道。

泪水即刻涌出了他的眼眶。

父子俩很少交谈。若若成天闷闷的。与妻子一样，他一旦忧郁起来，总爱蜷缩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发呆。

家玉曾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银行卡的账号。

“你在哪儿？”端午一听到她的声音，就亟不可待地问道。

“还能在哪？唐宁湾呗。小东西这两天怎么样？”

“还行。”

端午将工商银行的卡号向她复述了两遍，随后，他又跟家玉提到了儿子换被褥的事。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家玉陷入了漫长的沉默，直到手机中传来嘟嘟嘟的声音。端午以为是掉了线，当他再把电话打过去，家玉已经把手机的信号转到了秘书台。在后来的日子里，端午又尝试着给她打过几通电话。

不是关机，就是“您呼叫的客户，不在服务区”。

三月中旬，在连绵的阴雨中，春天硬着头皮来了。伯先公园河沟边巨大的柳树，垂下流苏般的丝绦，在雨中由鹅黄变成了翠绿。窗外笼了一带高高低低的烟堤。临河的迎春花黄灿灿的；粉白的刺梨和早杏，以及碎碎的樱花，如胭脂般次第开放。如果忽略掉伴随着东风而来的化工厂的刺鼻的臭味，如果对天空的尘霾，满河的垃圾视而不见，如果让目光局囿在公园的这一小块绿地之中，这个春天与过去似乎也没有多少区别。

即便是在夜半时分，当端午坐在北屋书房的写字台前，为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煞费苦心之时，他仍能从慵懒的寂静中，嗅到春天特有的气息。他的写作没有什么进展。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甚满意。

他暂时还没办法使自己安下心来。他低估了妻子离开后可能会有的不适感，低估了共同记忆在漫长岁月中所积累起来的召唤力量。

妻子留下半罐意大利咖啡，让他夜不成寐。

他不安地意识到，庞家玉突然提出与他离婚，或许包含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重大隐秘。他开始为家玉感到担忧，无法不去猜测她此刻为雨为云的行踪。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毫无疑问，这正是一种刻骨的思念。

有一天，他去自动取款机上取钱。银行卡里钱的数额突然多出来的部分，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八千，也不是八万，而是八十万。

一直盘踞在他心头的不祥的疑虑，顷刻间被迅速放大。

他决定直接去唐宁湾，打扰一下他的前妻，以及可能正与她同居一室的“那个人”。

2

唐宁湾的房子还未来得及过户到妻子的名下。出于谨慎和不必要的多虑，他在用钥匙开门之前，足足敲了两分钟之久。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来自于换洗的沙发座套、台布和此刻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客厅墙上，那张裴勇俊的电影招贴画不见了，留下了一块镜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着一大丛杂色的雏菊，只是如今已经焦枯。

家玉其实最不喜欢雏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买花，挑来挑去，最后却总是抱着一大把雏菊回家。由于每次都买回这些廉价的花朵，时间一长，家玉就误以为自己是喜欢它的。从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悖谬。

有一次，端午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厌恶的事情。家玉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就是我的命。”

尽管房间收拾得异常整洁，可餐桌上已经有了一层灰白的浮尘。这至少说明，妻子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儿住了。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芦柑。一只方方的玻璃茶杯里立顿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样。

屋外的花园，被浮薄的朝阳照亮了一角。他还记得，房屋装修时，他和家玉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选蔷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见家玉那么高兴。如今花枝已经盛大，它们攀爬在绿色的铁栅栏上，缀满了繁密的花苞。在墙根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疯长，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将地面铺设的红砖顶翻。

隔壁人家的花园里，有个老太太戴着凉帽，一边捶着腰，一边给韭菜撒草木灰。她是个“自来熟”，而且话特别多。她操着浓郁的扬州口音，骄傲地向端午说起她的儿子。他姓白，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端午不怀好意地问她，她儿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来。她说，儿子还没当上那么大的官。可他寄回家来的明信片上，倒是确实有白岩松的签名。他是个司机，是从部队转业过去的。

端午向她打听妻子的情况。老太太说，曾见她在这里住过几天，不过时间不长。最近一晌没怎么见过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见她在花园里给蔷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着花篱，想递给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谓的“文乎文乎”是什么意思，便笑着安慰她说，妻子恐怕听不懂她的江北话。他又问老太太，是不是见过别的什么人来过。老太太撩起围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摇了摇头。据她说，妻子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金银花底下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从唐宁湾小区出来，端午的忧虑增加了。他没去单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辆黑车，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师事务所。

在六楼的走道里，他遇见了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徐景阳。徐景阳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就长得肥头大耳，去年从一次错误的癌症诊断中幸存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胖了。他们见过不多的几次面，都是在饭桌上。简单的寒暄过后，徐景阳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么样？”让端午吃了一惊。

他愣了愣神，向景阳苦笑道：“我这么心急火燎地赶过来，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呀。”

“朋友，你，什么意思？”景阳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硕大的脑袋里似乎飞快地在想着什么。

“家玉今天没来上班吗？”端午问他。

这回该轮到徐景阳发呆了。

不过，徐景阳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来。”

他们经由厕所旁边的楼梯，上到七楼。徐景阳将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书支了出去。然后，徐景阳十指相扣，端坐在办公桌前，一字一顿地说道：

“年后上班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辰吧，家玉找到我的办公室。就坐在你现在坐着的椅子上。我以为她是来跟我商量润江区的拐卖儿童案，可她张口就说，‘不论我对你说出什么话来，第一，你不要大惊小怪；第二，你不要问为什么。’我当时也没顾上多想，就立刻点了点头。随后，她就提出了辞职，并要求结算合伙的本金和累计的分红。

“我一个人闷闷地想了半天。毕竟，这太突然了。最后只得问她，钱什么时候要。她说越快越好。随后就站起身来。我看见她的脸色，怎么说呢？有点怪怪的，像是出了什么事，就约她中午到她平常最爱去的‘棕榈岛’喝咖啡，希望能够了解她突然提出辞职的缘由。她在门口站了站，淡淡地说了句‘改日吧’。随后就走了。我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老隋。老隋也觉得过于突然。他说，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找家玉谈一谈。我们俩找到她办公室，可她已经离开了。办公桌里的东西都清空了。”

“她后来没来上过班吗？”

“没有。”徐景阳喝了一口茶，抿了抿嘴，将茶叶小心地吐在了手心里。“她来过一个电话，让我把钱直接打到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财务那边的字，还是我帮她签的。”

“多少钱？”

“大约是八九十万吧。除了她应得的部分，我和老隋商量后，又额外多付了她六个月的工资。毕竟在一起合作了这么久，好聚好散嘛。”

“我能不能抽支烟？”端午问他。

“抽吧。你给我也来一根！”景阳拿过烟去，并不抽，只是让它在鼻孔底下，轻轻地转着。

端午猛吸了两口烟，这才不安地向他提到，家玉自从二月二十八日离家至今，已经失踪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暂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端午向他隐瞒了他们已经离婚这样一个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阳的判断。

“从法律的意义上说，这还不能称之为失踪。”景阳安慰他说。

“你觉得要不要报警？”

景阳想了想，说：“先不忙报警。就算你报了警，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她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她出走前，你们有没有拌过嘴？吵过架？或者发生过别的什么事？老实说，她突然提出辞职，让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虽然知道她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可这两天我还是一直不停地给她打。”

端午微微地红了脸。他犹豫了半天，正打算硬着头皮将妻子失踪前后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忽听见景阳道：

“这样，你回去以后，先把小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一下。如果她是带着旅行包出门的，也许问题不大。没准在外面待个几天，散散心，自己就会回来。”

办公桌上奶白色的电话机响了起来。

景阳抓起电话，慢条斯理地嗯、嗯了几句，忽然就暴跳起来，对着话筒大声训斥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随后，啪的一声，就撂下了电话。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景阳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道，“等家玉回来之后，你真该带她去做个心理咨询。”

“你是感觉到，她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吗？”

“也不一定是精神上。”景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问题出在这儿。她当初实在是不该入这个行。干我们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预先就得培养某种超越的心态，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这玩意儿，你懂的！说到底，就是一个Game而已。”

“你指的是法律么？”

“当然。”徐景阳点了点头。

他看见端午吃惊地瞪着自己，又补充道：“同样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来个判一缓二。从法律的意义上说，有经有权，有常有变。灵活性本来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先撇开司法腐败不谈，法律当中的名堂经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想，为什么会有坦白从宽这一说？为什么投案自首或高额赔偿能极大地降低罪责？假如我想除掉你，杀人之后在第一时间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地悔罪，加上高额赔偿，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预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后，因揭发而立功，甚至还可以得到一个更短的刑期。从死者的角度看，这当然不公平。可法律并不真正关心公平。

“我们很可能会误解，认为法律的设定，是以公平和正义为出发点的。家玉不是正规的法律系毕业的，这个弯子，她一直到现在都绕不过来。法律的着眼点，其实是社会管理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自从现代法律诞生以来，它就从来没有带来过真正的公平。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完全一样。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法律的条文本身，而是对它的解释和灵活运用。也可以说，没有这种灵活性，就没有法律。不过，话还是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家玉的情感太纤细了，太脆弱了。她不适合干这一行。直到离职前，她在阅读案卷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这又何必？太多负面的东西压在她心里，像结石一样，化不掉……”

端午离开的时候，徐景阳客气地将他一直送到电梯口。他嘱咐端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端午已经坐在小区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二十八日妻子出门的录像。

他给徐吉士一连打了两个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等到他终于拨通了吉士的电话，他乘坐的出租车，已经来到了《鹤浦晚报》的办公大楼前。

徐吉士满脸怒容，正在办公室里大声地呵斥他年轻的女下属。端午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等候。他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翻了翻，又厌烦地扔回了原处。他看见吉士敲打着手里的一摞文件，对那个女孩骂道：

“‘我好好喜欢’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嗯？你是从哪里学来这种不伦不类的腔调？还有这里，‘谏壁发电厂的这种做法，像极了古语所云的，怎不叫刚刚踏上社会的我们感到纠结？若不限期改正，广大干部群众情何以堪？’你这叫什么他妈的句子，谁能看得懂？你说你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谁能相信呢？嗯？你说古语所云，所云什么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端午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起来。

吉士当上社长，还没两个月，脾气见长不说，在训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见他骂骂咧咧地把对方训斥了十多分钟，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那个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显得十分单薄，但她并不把领导的盛怒当回事。既不声辩，也看不出有任何紧张。她双手反剪在背后，咬着嘴唇，轻轻地摇摆着身体。为了表示自己认真在听，不时发出娇羞的感叹声：

拉得很长的“哦”；

拉得更长的“啊——”

莺声燕语的“是这样啊！”

…………

徐吉士威胁她：“如果再叫我看到这种狗屁不通的文章，你就给老子卷铺盖走人！”女孩只是夸张地吐了吐舌头，挤眉弄眼地向他的上司做着鬼脸。随后，她脚蹬UGG翻毛皮靴，踩着吱吱作响的复合地板，一扭一扭地走了。

办公室里新添了一批家具。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漆味。吉士的办公桌上，居然也已经摆出了两面色彩鲜艳的小国旗。

即便是女孩走后，吉士的一只手仍然叉着腰。原来是昨天晚上去“醉花荫”打网球，不慎闪了腰，并非故意在下属面前摆谱。

吉士从柜子里拿了两条“黄鹤楼”给他。还有一个印着“抢新一号”字样的铁盒，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我在报社待了七八年，你很少到我的办公室来。”吉士笑道，“可最近的一个月之内，你已经是第二次上门了。有什么事吧？”

端午向他说了家玉的事。出走。离婚。从单位突然辞职。年前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她卖掉了那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在小区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画面。

吉士静静地听他说话，手却没闲着。等电磁炉上的矿泉水烧开，吉士开了一包“红顶山人”，熟练地用竹夹转动着青花瓷的茶杯，为他洗杯沏茶。他的脸上倒没有什么惊异的表情，半天，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小心烫。”

端午显得有些尴尬。等到把该说的话说完，他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

“会不会去了国外？”吉士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在腰下塞了一块布垫，眼睛看着天花板。“比方说，她嫁给了一个老外。二十八号离开的那天，是不是有什么人来接她？

“没有。她是坐着一辆三轮摩的离开的。”

“这事真的有点蹊跷。”吉士道，“不过，你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不能登报寻人吧？既然她已经关了手机，说明她此刻不想与你有任何联络。你所担心的碰到坏人的几率，很小。我劝你把这事先放一放。反正你们不也已经离婚了吗？先不去想它，或许过些日子，答案自己就会浮出水面的。你说呢？”

吉士很快就提到了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提到他不久前结识的花家舍商贸集团的董事长，张有德。张有德慷慨地答应提供会议的食宿、交通服务以及每个代表高达五千元的出场费。作为交换，徐吉士在报社提供了一个职位，给张有德从民办大学毕业的外甥女，而且保证不让她上夜班。同时，吉士还许诺不定期提供一定的版面，报道花家舍商贸集团的事务。当然，这些都不过是饭桌上的口头协议。吉士笑道：

“会议一结束，老子拍拍屁股就走人。其又能奈我何？”

会议就定在四月一号到四号。地点就在花家舍。上午开会，下午游玩。吉士已经派人去那里看过了。宾馆就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据说环境相当不错。

“会议通知呢？”

“早发了。”吉士掸了掸身上的烟灰，将烟头掐灭。“与会者名单，是我和晓渡商定的。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沈副市长答应出席。鹤浦的大小媒体全体出动。开幕式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一场研讨会，我看就你来主持，怎么样？”

端午竭力推脱。最后，在吉士的胡搅蛮缠之下，他只答应在第二天上午的会议中，担任讲评人。随后，两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会议的其他细节。聊着聊着，吉士又把话题绕回到家玉出走这件事情上来了。

看得出，即便是在商讨会议的细枝末节，吉士的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你刚才说，家玉还往你的银行卡上打了一笔钱，有多少？”

“大概有八十多万。”

“这他妈的太奇怪了！这哪里是离婚啊？倒有点像是——”

端午大致能猜出吉士想说而又没说出来的话。他的脊背一阵发凉。

端午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儿子若若早已放学。像往常一样，他进不了家门，就坐在门口的一张石桌上，写家庭作业。天已经快要黑了。他的小手和脸颊冻得冰凉。端午一边替他收拾石桌上散乱的书本，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万一儿子问起妈妈哪儿去了，他应该如何搪塞。没想到，儿子猛吸了一阵鼻涕之后，忽然仰起脸来，对他说：“妈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真的吗？她在哪儿？”端午脱口道。

儿子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反问道：“你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你怎么会接到妈妈的电话？”

“她把电话打到了老师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尽管端午盘问再三，还是没能从儿子的口中获悉更多的信息。不过，既然家玉给儿子打了电话，至少说明，她现在的状况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糟糕。端午总算略微放了心。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家里一直电话不断。先是小顾。然后是小秋。文联的老田、小史，甚至就连家玉的前男友唐燕升也来凑热闹。

还有许多陌生人。其中有一个人，自称是去年妻子在北京怀柔讲习班的同学，姓陶。这给端午带来了一个错觉，仿佛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发生在他们家庭的小小变故。或真或假的问候与关切，都一律空洞而程式化，不得要领；一律向他索要令他难以启齿的种种枝节。

端午不免在心里暗暗责怪吉士多事。

唯有小史来电中那句无厘头的“恨不相逢离婚时”，让端午开怀大笑。她还像以前一样傻呵呵的。没心没肺，信口开河。她已经怀了孕，正在学开车。看来心情挺好。她说：“早知道你这样的人还会离婚，我就没必要那么急着离开方志办了。”

端午表示听不懂她的话。

小史笑着解释道：“我是你故意丢失的小女孩呀。”

虽说话有点暧昧，可端午听了，心里倒是抖了两抖。放下电话，端午想着她那高大颀长的身体，还是在书桌前发了好一会儿呆。

“戴思齐的老娘”，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小区的胡依薇，也给他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反复嘱咐端午“要挺住”，“无论如何都要挺住”。没想到，说到后来，她自己忽然哭了起来，让端午颇感意外，只得反过来胡乱劝慰她。可到最后，端午也没弄清楚，她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到儿子放学回来，一打听，才知道，戴思齐自从开学后，竟然一直没去上过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没顾上问。

绿珠给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当时，端午正在前往梅城的途中。因为第二天要去花家舍开会，他打算将母亲和小魏接过来住几天，顺便帮着照看一下孩子。他以为绿珠还在云南的龙孜，其实，她是在上海的松江。她在华东第九设计院所属的一个名叫Speed cape的工作室里挑灯夜战，为他们在大山中的“后现代建筑群”进行最后论证。

绿珠的声音中有一种疲惫的兴奋。她说，她每天都与姨妈联络，对端午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如果像她说的那样，她对家玉的出走不可能不知道，但却奇怪地一字未提。她鄙夷张爱玲，却信奉她的一句名言：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命运。

她说，她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在返回龙孜之前，她打算回鹤浦来休息几天。

“你哪都不许去！等着我！待在家里，老老实实地、乖乖地等着我！”

他很喜欢绿珠撒娇似的命令口吻。

端午“嘿嘿”地笑了两声，还想跟她臭贫几句，可绿珠很不得体地说了句“我现在忙得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就把电话挂断了。

3

出发的时候，天还下着小雨。徐吉士开着一辆丰田越野，据说这是他们报社最好的车。由于中午喝了太多的酒，一路上端午都在沉睡。他的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偶尔睁开朦胧的醉眼，张望一下车窗外的山野风光，也无非是灰蒙蒙的天空、空旷的田地、浮满绿藻的池塘和一段段红色的围墙。围墙上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标语随时可见。红色砖墙的墙根下，偶尔可以见到一堆一堆的垃圾。

奇怪的是，他几乎看不到一个村庄。

在春天的田野中，一闪而过的，是一两幢孤零零的房屋。如果不是路边肮脏的店铺，就是正待拆除的村庄的残余——屋顶塌陷，山墙尖耸，椽子外露，默默地在雨中静伏着。他知道，乡村正在消失。据说，农民们不仅不反对拆迁，反而急不可待，翘首以盼。但不管怎么说，乡村正在大规模地消失。

然而，春天的田畴总归不会真正荒芜。资本像飓风一样，刮遍了仲春的江南，给颓败穿上了繁华或时尚的外衣，尽管总是有点不太合身，有点虚张声势。你终归可以看到高等级的六车道马路，奢侈而夸张的绿化带；终归可以看到一辆接着一辆开过的豪华婚车——反光镜上绑着红气球，闪着双灯，奔向想象中的幸福；终归可以看到沿途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以及它所担保的“梦幻人生”。

吉士一路上都在听Beatles。

端午又试着给家玉打了个电话。

当然，还是关机。

当我发现自己处于烦恼之中

玛丽妈妈来到我身边，为我指引方向

让它去

当我身处黑暗的时间

她站在我面前

为我指引方向

让它去

这个世界上所有心灵破碎的人

都会看到她充满智慧的答案

让它去

即使他们将要分离，仍然有机会看到一个答案

让它去

阴云密布的夜空，依旧有光明

它照耀我抵达明天

让它去

歌词和节奏都适合他的心境。他觉得列侬的这首歌，就是为自己写的。为自己，为此刻。有人将约翰·列侬与马克思和孔子相提并论，他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他的心里涌现出一股久倦人世的哀伤或喜悦，既陈旧，又新鲜。

在窦庄附近，越野车驶下一条狭窄的田间公路。两边都是大片大片的麦地。远处是正在盛开的油菜花地。它们像补丁一样，一小块一小块地晾在翠绿的坡地上，黄澄澄的，水烟迷茫。

雨下大了。前挡风玻璃的雨刷嘎嘎地刮动，剪开一片烟波浩渺的湖面。其实，端午很早就已经看到那片茫苍苍的湖面了，但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越野车才抵达湖上的那条长堤。

吉士说，过去要从窦庄去花家舍，只有坐船。这条长堤，是模仿杭州西湖的苏堤修建的。虽说也弄出了一些诸如“柳浪闻莺”、“断桥残雪”一类的人工汀州，但长堤两边的柳、桃相间的景观格局，却是颐和园湖心大堤的翻版。桃花在雨中褪色。水边种着密密的菖蒲。树下是荫绿的青草。飘浮的柳丝中，隐隐约约地现出一带远山，以及山顶最高处的佛塔。不时可以看见几条渔船在风波中颠簸，偶尔也可以看见飞驰而过的拖着雪白水线的快艇。湖水在风中涌向堤面，溅起碎碎的浪花。

大概是由于下雨的缘故，长堤上看不到什么汽车和行人。只是在一个堆放着黄色游艇的码头附近，端午看到过两个打着雨伞的僧人。越过右侧的湖面，端午可以看见一大片被高耸的网状物围起的高地，好像有人在一望无际的麦地中张网捕鸟。到了近处一看，原来是一家高尔夫球练习场。

“我现在知道，你老兄为什么常常要到花家舍来了。”端午对吉士道，“这个地方果然是另一番世界，果然是名下无虚。”

吉士并不答话，只是嘿嘿地干笑。过了好半天，他才再度转过脸来，对端午笑道：“对我来说，花家舍的妙处本不在此，你懂的！”

汽车在一处祥云牌楼前停了下来。两个女孩，一个稍胖，一个略瘦，挤在同一把伞下，正站在牌楼前的石狮子旁，向他们挥手。

吉士摇下车窗玻璃，招呼她们上车。她们是鹤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被吉士临时抓来做会务。两个女孩都有点腼腆，上了车，谁都不肯说话。汽车咯噔咯噔地在水泥路上往前开，一边临着深涧，一边则是爬满厚绒般苔藓的山壁。

很快，在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附近，越野车驶上了一座七孔石桥。端午看见了不远处的那座小岛。尽管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可还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稔之感。据说，这是花家舍最好的宾馆。整个建筑呈工字形，青砖墙面的三层小楼，屋顶上铺着亮蓝亮蓝的瓦。竹木掩翼，草地葱郁。照例是精致的假山。照例是鱼群攒动的喷水池。汽车经由竹林中的一条小路，拐了一个弯，到了大门口的台阶下。

两个女孩抢着帮他们拿行李。

到了大堂里，她们又忙着去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端午和吉士坐在沙发上抽烟。吉士皱起了眉头。他刚刚收到一条短信，唐晓渡明天来不了了。高大的落地玻璃窗外面，有一个爬满金银花的坡地。地灯已经亮了，把坡地上的青草衬得绿莹莹的。不一会儿，长得稍胖的那个女孩，过来取他们的身份证。笑起来的时候，她的眼神既疑惑又矜持。

“他们都是你的粉丝。”吉士介绍道。

听他这么说，女孩的眼神有点吃惊。她不置可否地冲端午笑了笑。

女孩离开后，吉士续上一根烟，靠在圈椅上，向左右两边转了转脖子，把脸凑过来，在端午的耳边悄声地说了句什么。两个人都纵声大笑起来。

两个女孩都转过身来朝这边看。

他的房间在二楼的顶头。朝北。没有门牌号。房门上镶着一块雕着喜鹊登门图案的石雕，石雕上方是一块铜牌，上写“喜鹊营”三个字。端午看了看隔壁的房间，分别是“画眉营”和“鹭鹭营”。这里的客房，大概都是用鸟类来命名的，倒是有些别致。客房的装饰也十分考究，设施豪奢。卫生间异常宽大，光是淋浴设备，居然就有两套。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房子似乎刚刚装修过，房间里有一股刺鼻的油漆的味道。

最近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鹤浦还是在别的地方，不论是酒店、茶室还是夜总会，所有的房间都有这种令人窒息的味道。久而久之，端午这个习惯于自我幽闭的人，不免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鹤浦人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内，只是乐此不疲地做着同一件事：造房子，装修房子，拆房子；然后，又是造房子，装修房子……

端午痛快地洗了个澡，然后接通笔记本电脑，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收发邮件，浏览当天的新闻。直到吉士来敲门，叫他去餐厅吃饭。

那两个女孩子仍在大堂里忙碌着。她们和几个男生一起，在布置第二天会议签到用的长桌，准备装有礼品和会议资料的文件袋，以及打算挂宾馆门外的欢迎横幅。吉士朝她们招了招手，两个女孩赶紧放下手里的事，忙不迭地朝他跑过来。吉士详细地询问了会议室的准备情况——话筒、桌签、水果、茶歇用的咖啡和点心。最后他又问，会议的日程表和代表名单有没有印出来。

“印好了，就在会务组。”其中一个女孩道，“我一会儿就给您送来，老师住哪个房间？”

“句谷营，就在会务组隔壁。”

端午听她这么说，心里正在犯嘀咕，吉士所说的这个“句谷”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鸟，忽听得那女孩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另一个女孩看上去稍微懂事一点，本来打算忍住笑，可到底也没忍住，笑声反而更加不可收拾。两个人都笑得转过身去，弯下了腰。

吉士和端午互相看了一眼，彼此都有些莫名其妙。

他们两个来到了餐厅。吉士随便点了几个菜，对端午道：“不要一下吃得太多。待会儿，我带你到酒吧街去转转，少不得还要喝。”

“可我不太想去。有点累。”

“累了就更要去。”吉士笑道，“你也放松一下。这一次，我说了算。反正你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服务员点完菜刚走，吉士又想起一件什么事来。

“哎，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两个小姑娘，干吗笑得那么凶？”

端午略一沉思，就对吉士道：“我也在琢磨这件事。有点怪。这样，你把房间的钥匙牌拿来我看看。”

“拿钥匙牌做什么？”

“你拿过来，我看一下。”

吉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带感应钮的长条形有机玻璃，正反两面看了看，递给他。端午见上面赫然写着“鸲鹆”二字，就笑了起来。

“老兄，你把‘鸲鹆’两个字读错了。不读句谷。也难怪，鸲鹆这两个字，倒是不常用。不过，你没读过《聊斋志异》吗？”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鸲鹆，到底是种什么鸟？”

“嗨！就是八哥。”

吉士也笑了起来，脸上有点不太自在。

“操，这脸可丢大了。就像被她们扒去了裤子一样。”

花家舍的灯亮了。那片明丽的灯火，飘浮在一个山坳里，带着雨后的湿气，闪烁不定。远远看过去，整个村庄宛如一个玲珑剔透的珠帘寨。灯光衬出了远处一段山峦深灰色的剪影。在毛毛细雨中，他们已经走到了七孔石桥的正中央。

风在他们眼前横着吹，驱赶着凤凰山顶大块大块的黑云。即便在雨后的暗夜中，端午仍能看见湖水摇荡，暗波涌动。清冽的空气，夹杂着山野里的松脂香。

“你从来就没去过那种场合？不会吧？”吉士低声问他。

“你指的是色情场所？”

“是啊。”

“去过。”端午老老实实地回答。

不过，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年他第一次出国，在柏林。一个侨居在慕尼黑的小说家，为他做向导，带他到红灯区去长长见识。他们去得稍微早了一点。在一个阴暗的门洞前，他的那些同行——几个从国内来的诗人，蔫头巴脑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焦急地等待着妓院开门。不时有德国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不约而同地用迷惑的眼神，打量着这几个急性子的中国人。他们去得也太早了。

路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地剜着他的心。端午和那个来自慕尼黑的朋友，装出从那路过的样子，做贼似的逃离了红灯区。

“这算什么！到底还是没有进去，是不是？可话说回来，我对西装鸡没什么兴趣。”吉士笑道，“正好，我带你去破了这个戒。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当我是靡菲斯特好了。”

随后，他引用了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一名言，怂恿他“对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要细加参详”。

他们先是去酒吧街喝酒。威士忌。生啤。然后是调得像止咳糖浆一样难喝的鸡尾酒。正如吉士所预言的那样，喝着喝着，他的心也开始一点一点地融入了浮靡的夜色，同时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假如吉士执意要带他去“那种地方”，倒也不妨去去。

这个酒吧街，与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更为精致、整洁一些罢了。除了小酒店和咖啡馆之外，也有出售木雕、版画、银器、挂饰的小店铺。还有几处水果摊，几家已经打烊的花店。他们一连换过三家酒吧，端午都嫌吵。

吉士就决定带他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刚下过雨，山道上青石板的路面有点湿滑。喝了点酒，他的双脚仿佛踩在一团松软的棉花上。夜已经很深了，他能听见山谷中奔腾而下的溪水声，听到花荫间布谷鸟的鸣叫。都有点不太真切。

他们上上下下，走了无数级台阶后，拐入一条幽僻的短巷。巷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木门前，亮着浮暗的灯，照出花针般纷乱的雨丝。门里有两个身穿旗袍的女子，躬身而立，朝他们嫣然一笑。

进门后，是一个天井。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太湖石，窍透寒璧，碎影满地。石山旁有两口太平缸，一丛燕竹。天井的后面，似乎是一间宽敞的厅堂，被太湖石挡住了，黑黢黢的。这个院子一看就是新修的，可依然透出些许朴拙的古意。

穿过天井，就是一个临水而建的花厅。池塘不大，却花木扶疏，石隙生兰。围廊数折，叠石夹径，廊外梅、棠、桃、柳之属，笼着一片淡淡的雨烟。门前一副篆书的楹联。白板黑字。

雨后兰芽犹带润

风前梅朵始敷荣

他们在花厅里坐定，吃了几片炸龙虾，就见一个手拿对讲机的女子，款款地走进门来。她的身后，跟着十几个身穿制服的女孩，在花厅前站成了一排。

端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心脏怦怦狂跳，立刻就有点捯不上气来。这些女孩，一律挽着高高的发髻，藏蓝色的制服和裙子，黑色的丝袜，脖子上都系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条纹丝巾。乍一看，有点像正在值机的空姐。大面积的美女从天而降，堆花叠锦，反而有点让人胆寒。

那个手拿对讲机的女子，来到端午的跟前，趴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端午立刻就不好意思起来。见他多少有些忸怩作态，那女孩就捂着嘴笑。

她让他从这些女孩中挑一个。

端午出乖露丑地说了一句：“这，叫我怎么好意思？”

女孩们就全笑了。

端午腻歪了半天，十分狼狈，只是一个劲地嘿嘿地傻笑。连他自己都觉得面目猥琐，令人生厌。最后，还得吉士出来替他解围。

吉士老练地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走到那些女孩跟前，一个一个依次看过去，不时地吸一吸鼻子，似乎在不经意间，就从中拽出两个女孩来。

其余的，都郁郁不欢地散了。

“有点眼晕，是不是？”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的时候，吉士对端午道。

“岂止是眼晕！”端午老老实实地承认道，“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轻声地聊着什么，那两个女孩已经忙着为他们端茶倒酒了。

“你闭关修炼的时间太长了，”吉士颇有些自得，望着他笑，“冷不防睁开眼，外面的世界，早已江山易帜。”

“那倒也不是。谈不上闭关。我不过是打了个盹。”

“什么感觉？”

端午想了想，道：“仿佛一个晚上，就要把一生的好运气都挥霍殆尽。”

“没那么严重。”

端午见女孩给他的杯中斟满了酒，端起来就要喝，吉士赶忙拦住了他：“先别顾喝酒，事情还没算完。这两个女孩都是新来的，我以前没碰过。你从中挑一个留下。剩下的一个，我带走。”

端午飞快地朝面前的那两个女孩觑了一眼。两个女孩子都很迷人，一个稍胖，一个略瘦。一个大大方方，落拓不羁，皮肤白得发青，透出一股俊朗；另一个则面带羞涩，看上去甚至还有几分幽怨之色。尽管是偷偷的一瞥，端午还是一眼就相中了那个较胖的女孩，可嘴上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心头荡过一波一波的涟漪，出了一身热汗。

吉士有点等不及了。

他把烟蒂在香蕉皮上按灭，对端午道：“既然你这么客气，那我就先挑了？”

随后，他一把拽过那个胖女孩，揽着她的腰，去了隔壁的房间。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端午都有点茫然若失。就像二十年前，招隐寺那个阳光炽烈的午后，分厘不爽地回来了。

他怎么也丢不开刚刚离去的那个女孩。她那充满暗示、富有挑逗性的眼神，她那丰满而淫荡的嘴唇，刹那之间，使得面前的这个姑娘无端地贬值。

他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出于礼貌，他搂了一下那女孩的胳膊。她也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本能地夹紧了双腿，柔眉顺眼地望着他。

很快，她脱掉了腿上的网状丝袜，怯生生地提醒端午，让他去卫生间洗澡。

“傍晚的时候，我刚洗过。”端午说。

“那不一样。”女孩勉强地笑了笑，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我来帮你洗。”

端午闻到她嘴里有一股不洁的气味。有点像鸡粪。他心里藏着的那点嫌恶之感，很快就变成了庆幸。他终于有理由什么都不做。他什么都可以容忍，就是不能容忍口臭。

他皱了皱眉，兴味索然地对她说：“不用了，我们聊会儿天吧。”

尽管端午刻意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极力显出庄重而严肃的样子，可他们接下来的谈话，既不庄重，也一点都不严肃。

端午问她，既然长得这么漂亮，为何不去找一份正当的职业？女孩笑了笑，低声反驳说，她并不觉得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有什么不正当的。

端午接着又问她，从事这个职业，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养家糊口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纯粹身体方面的原因？女人是不是也会像男人那样纵情声色，喜欢不同类型的男人，进入她们的身体？如果是，会不会上瘾？换言之，女人的好色，是不是出于某种他还不太了解的隐秘天性……

说到不堪的地方，女孩就装出生气的样子，骂他下流。

当然，端午也问了她一些纯属“技术性”的问题。比如——

“什么叫冰火两重天？”端午有的是好奇心。

“你是从电影里看来的吧？”女孩道，“火指的是酒精。冰呢，当然就是冰块了。都是舌头上的功夫。唉，老掉牙的玩意，现在早就不时兴了！也很少用冰块。”

“那你们现在用什么？”

“跳跳糖。”女孩道，“你吃过跳跳糖吗？”

“没有啊。”

“那我怎么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那种感觉的，不如我们现在就，试试？”

端午犹豫了半天，在最后一刻，还是拒绝了。

她是江西婺源人。说起第一次被人强暴的枝节，听上去更像是炫耀。她又说，其实她在花家舍，也有“正当的”职业。端午已经没有了打听的兴致。为了打发剩下的无聊时间，她教端午玩一种摇骰子的游戏。一开始，端午还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可后来实在是厌烦了，再次向她重申了一遍“钱一分都不会少”，就让她自行离开了。

他蜷缩在沙发的一角，打起盹来。在那儿一直待到凌晨三点。

4

第二天早晨十点左右，端午在睡梦中被手机铃声惊醒了。电话是唐晓渡打来的。此刻，晓渡正在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等候过安检。他先要去意大利的威尼斯参加一个诗歌节，随后访问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最后一站是伊斯坦布尔。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空中飞人。

“你是会议的发起人，临时溜号，有点不够意思吧？”端午笑道。他觉得手机的信号有点不太好，就拉开窗帘，打开了窗户。

“这话从何说起啊？”晓渡在电话那头道，“我出国的计划去年秋天就定下了。元旦前，吉士来北京出差，我请他在权金城吃火锅。他说他刚当了社长兼副总编，手里的钱多得花不了，就和我商量要办这么一个会。我是最怕开会了，只答应帮他请人。喂，你现在在哪里？”

“花家舍。离鹤浦不远。”

晓渡在电话中轻轻地噢了一声：“这个花家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说不好，我也是第一次来。”

“吉士每次给我打电话，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一提到花家舍就兴奋，像打了鸡血一样。恐怕是一个温柔富贵乡吧？”

“差不多吧。”端午道。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晓渡的声音变得有些严肃起来，“花了那么多钱，好不容易张罗起一个会来，你们不妨认真地讨论一些问题。不是说不能玩，而是不要玩爆了，弄出一些事端来。你知道我说什么。现在，屁大的事到了网上，都会闹得举国沸腾。再说，吉士刚当了官。唉，现如今，当官也是一项高危职业啊。凡事还是悠着点好。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这流氓，手机关机。”

作为中国诗歌界教父级的人物，唐晓渡宅心仁厚，素来以老成持重著名。最后，他再三提醒端午，参加这次会议的诗人中，有几个人的身份“有点特殊”，让他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别出事。

天已经放晴了，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空，浮着一层厚厚的鱼鳞云。正对着七孔石桥的湖对岸，是一条年代久远的风雨长廊。它顺着山脊，蜿蜒而上，一直通到山顶的宝塔。看上去，像是一条被阳光晒得干瘪的蜈蚣。花家舍被这条长廊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左侧是鳞次栉比的茶褐色街区。黑色的碎瓦屋顶。黑色的山墙和飞檐。颓旧的院落。或长或短的巷子。亭亭如盖的槐树或樟树的树冠，给这条老街平添了些许活力。

而在长廊的右侧，则一律是新修的别墅区。白色的墙面。红色的屋顶。屋顶上架着太阳能电池板和卫星电视接收器。奇怪的是，每栋别墅的屋脊上都装有镀铜的避雷针，像一串串冰糖葫芦。别墅之间，还可以看到几块天蓝色的露天游泳池和网球场。

端午吃了一个苹果，坐在写字台前，开始阅读邮箱中的信件，浏览新浪网的新闻。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阳光了。窗外的柳枝在风中摆动，湖水层层叠叠地涌向岸边，溅起一堆碎浪。阒寂中，有一种春天里特有的忧郁和倦怠。

绿珠发来了她新写的一首长诗。其余的，都是垃圾邮件：妙男养生，欧洲深度游，贩售香烟，提供各类机打“发漂”……诸如此类。让端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几乎所有向他兜售发票的人，都把“票”写成了“漂”。似乎任意加上一个偏旁部首，就可以使令人生畏的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绿珠的长诗足有三百多行，题目很吓人，叫做“这是我的中国吗？”。有点刻意模仿金斯堡格的《嚎叫》。

他起身去了洗手间。刷牙的时候，他听到笔记本电脑里传来了一连串铁屑震动般悦耳的声音，有点像蟋蟀的鸣叫。它重复了三次。

端午当然知道这种声音意味着什么。

家玉在呼唤他。

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嘴里咬着牙刷，奔到客厅的电脑前，看见电脑桌面右下方的企鹅图标，正在持续地闪烁。

秀蓉：在吗？

秀蓉：你在吗？

秀蓉：在干吗呢你？

看着QQ界面上的文字，看见“秀蓉”这个名字，他的眼睛很快就湿润了。端午赶紧在键盘上手忙脚乱地敲出一个汉语拼音。在。潮水般的激流，一波一波冲击着他的胸脯，堆积在他的喉头。

端午：在。

端午：你在哪儿？

秀蓉：旅行中。

端午：是蜜月旅行吗？

秀蓉：就算是吧。

端午：还愉快吗？你怎么样？

秀蓉：活着呢。

端午：这话可有点老套。

秀蓉：活着，就是还未死去。你小说的开头想出来了吗？

端午：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对劲。

秀蓉：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端午闭上眼睛，把记忆中所有重要的时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些迟疑地在键盘上敲出一行字来：很平常啊！

端午：四月一号，很平常啊！

秀蓉：忘了就算了吧。

端午：要不，你提醒一下。

秀蓉：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日子。我没想到还会见到你。在华联百货的二楼。

端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多少有点模糊的脸来，带着惊惧、疑惑和忧郁。那是二十岁时的家玉。在一面镜子里。

秀蓉：想起来了吗？

端午：你怎么会记得这么牢？

秀蓉：因为恰好是愚人节。

秀蓉：另外，藏历的四月一号，是萨嘎达瓦节开始的第一天。

秀蓉：唉！

端午：叹什么气啊？

秀蓉：现在想想，我们的重逢，更像是一个愚人节开的玩笑！

端午：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儿了！莫非你在西藏？

秀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

端午：你真的在西藏吗？

秀蓉：就算是吧。

端午：四月初的西藏还很冷吧？

秀蓉：草原上的雪，应该已经化了。

在端午的记忆中，家玉似乎一直都在渴望着抵达西藏。他们结婚之后她就去过三次，奇怪的是每一次都功败垂成。

第一次是和她在上海政法学院教书的表姐一起，走的是青藏线。她们在格尔木耽搁了一个星期之后，好不容易搭上了一辆军车。这辆运送大米和面粉的大卡车，在八月中旬的炎炎烈日中行驶了一天一夜，最后坏在了唐古拉山的雪峰下。从理论上说，那里已经属于西藏的地界了。表姐因为高原反应而吐得面无人色，央求她原路返回。家玉匆忙中拦下一辆运马的车，心有不甘地返回西宁。

第二次去西藏，是她刚买车那会儿。她在“绿野仙踪”网站上结识了三个网友，都是男的，组成了一个自驾旅行团。这一次，他们改走川藏公路。出发后的第六天，他们在一个名叫“莲禺”的地方，遇上了大面积的塌方。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喇嘛庙里住了三四天，从一个喇嘛手里带回了那只虎皮鹦鹉。

最接近抵达拉萨的一次，是在一年前。在家玉的怂恿之下，律师事务所的同事组织了一次“纳木错”朝圣之旅。由于兴奋过度，在临出发的前一天，家玉因患急性胰腺炎而住进医院。只能通过徐景阳发回的照片，在网络上追踪着同事们在纳木错的行程。

端午：我有一个藏族朋友，名叫嘉仓平措，在西藏电视台工作。如有缓急，可以找他帮忙。平措的电话是13910815173。

秀蓉：我想恐怕用不着。

秀蓉：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有“命”这回事吗？

端午：说不好。你总爱胡思乱想。

秀蓉：若若怎么样？

端午：还好。

秀蓉：还好是什么意思？

端午：没什么事，就是看上去有点忧郁。

秀蓉：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后悔。

端午：后悔什么？

秀蓉：我们当初根本就不该要孩子。有点太奢侈了。

秀蓉：你到花家舍开会，谁来照顾若若？

端午：我把妈妈和小魏她们接来了。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在花家舍？

秀蓉：鹤浦新闻网上发了消息。那个人，也在吧？

端午：谁？

秀蓉：别装糊涂！

端午：你是说绿珠吗？她在云南。

端午：你在吗？

端午：你还在吗？

端午：随时保持联络。

秀蓉：明天上午十点，如果你有空我们接着聊。

秀蓉：拜拜。

端午：拜拜。

端午泡了一杯Lipton红茶，将他和家玉的聊天记录从头至尾看了两遍。他还是无法确定她现在的状况。她的那些话，充满暗示性，却又像梦一般不可琢磨。甚至就连她现在的行踪，也还大有疑问。当端午问她是不是身处西藏时，她的回答是：“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揶揄的气味十分明显。

他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无法说明缘由的预感。说不定，此刻，家玉就在花家舍！很有可能和他同住在这栋灰蓝色的小楼里。当然，这不过是他的胡思乱想而已，像春天的艳阳一般诡谲多变。

阳光已经敛去了它的笑容。天空陡然变得沉黑沉黑的。湖边的柳丝被东风拉直，虬龙般的闪电跃出花家舍上空的雨云，在灰蒙蒙的湖面上亮出了它的利爪。“轰隆隆”的雷声跟着滚过来。他看见七孔石桥上有人在飞跑。下雨了。湖面上漾出了一片浮萍般的碎花。沙沙的雨声，在窗下的剑麻丛中响成了一片。

十二点半，他下楼去餐厅吃饭。

大堂里，刚刚抵达的三位诗人，浑身上下被雨水淋得透湿。他们正在柜台前办理入住手续。端午认识其中的两位。为了避免寒暄，他装出没有认出他们的样子，远远地从他们身后一走而过。

5

晚上有一个小型的宴会。三十多位诗人、编辑和记者，在二楼的大包厢里挤满了三桌。花家舍的掌门人张有德没有出席宴会，但他派来了能说会道的助手。她的美貌，由于嘴角的一颗不大不小的痦子，打了一点折扣。代表接待方致欢迎词的，是花家舍新区管委会的主任，也姓张。他一开始就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大学学的是英文，硕士阶段读的是比较文学。因此，他在致辞中，夹杂着一些诸如actually、anyway这样的英文单词，还是说得过去的，并不让人反感。但他却刻意隐瞒了自己作为张有德堂弟的事实。他的致辞简短而得体，即便是客套和废话，也使用了考究的排比句式，仿佛大有深意存焉。

端午被吉士强拉到主桌就座。而吉士本人，则谦恭地藏身于包房内的一个角落里；只有在敬酒的时候，他才会在各桌之间来回穿梭。

端午的左手，坐着诗人康琳。他是端午在上海读书时的校友。因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当年他在上海时最大的烦恼，就是很多男性崇拜者锲而不舍地给他写情书。最近十多年来，端午还是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娶了一位法国籍的妻子，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过一年。他告诉端午，在布市的一年中，他从未停止过向每一位阿根廷人打听博尔赫斯的故居。所有的人都语焉不详。这让他既伤感，又愤懑。可就在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巴黎的途中，旅行社替他开车的司机才悲哀地告诉他，其实他所住的那家旅馆，就在“那个瞎子”的隔壁。

坐在端午右边的是诗人纪钊，也算是老朋友了。可端午一直找不到机会与他说话。此刻，他正在与邻座的一位池姓美女诗人，谈论着不久前的“阿格拉之旅”。他是如何夜宿“西克里鬼城”；从孟加拉湾长途奔袭而来的斯里兰卡虎蚊，是如何让他发起了高烧；一天夜里，一只孔雀如何通过敞开的窗户，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到他床前，并试图与他交谈；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中国诗人，又是如何被泰姬陵的美惊得涕泪交流……

如今，诗人们在不大的地球上飞来飞去，似乎热衷于通过谈论一些犄角旮旯里的事来耸人听闻。这是一种新的时尚。也许只有人迹罕至的异域风情，才能激发他们高贵的想象力吧。那些刚刚迈出国门的人，傻乎乎地动辄谈论美国和欧洲，差不多已经成了一件丢脸的事。

徐吉士显得一脸疲惫，可还是举着酒杯，陪着痦子美女，挨个敬酒。同时，他也在物色饭后一起去酒吧聊天的人选。当他来到端午身边的时候，把嘴附在他的耳穴边，低声嘱咐了几句。人声嘈杂，端午几乎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当然，也不需要听清楚。

饭后，他们再次前往湖对岸的酒吧街。

同行的四位，端午都有些陌生。由于大堂的柜台不能提供足够的雨伞，端午只得与吉士合撑一顶。两人谈起昨晚的事，吉士仍在不停地抱怨。昨晚他带走的那个胖胖的“伪空姐”，其实也不怎么样。嘴唇上满是坚硬的暴皮，弄得他很不舒服。

湖中的长堤上亮起了灯。迷蒙的灯光在细雨中显得落寞。吉士说，他本来也叫了康琳，可他推脱说，他现在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形式的享乐。语调中颇有厌世之感。端午想起了家玉，只是不知道她所待的地方，现在是不是也同样下着雨。

他们绕过七孔桥边空无一人的停车场，穿过几条光影浮薄的街巷，来到了一个爬满绿藤的正方形建筑门前。据吉士说，这是花家舍最有情调的酒吧。门外有一个供客人喝啤酒的钢架凉棚，因为下雨，没有一个人。白色的桌椅叠在了一起。

这是一座静吧。人不多。侍者刻意压低了嗓门与他们说话。椭圆形吧台边的高脚凳上，坐着几对喁喁私语的男女。吧台对面，是一个巨大的水车，它并不转动，可潺潺的流水依然拂动着水池里的几朵塑料睡莲。他们由一条铁架楼梯，上到二楼，在被黑色的漆屏隔开的一条长桌前，落了座。

吉士给每个人都点了一盎司威士忌，算是起个兴。随后，他又向朋友们推荐了这里的比利时啤酒。端午注意到，离他们不远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坐在阴影中。她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浅蓝色纱巾，精致的侧脸被桌上的小台灯照亮了，似乎面有愁容。笔记本电脑开着。敲击键盘的声音和屋外飒飒的雨声难以区分。

乍一看，这人还真有点像绿珠。

晚宴的时候，绿珠给他发来两条短信，他还没有顾得上回复。现在，她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鹤浦。端午想给她直接打个电话，可手机的荧屏闪了一下，提醒他电已耗尽。

坐在端午对面的两个人，正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其中的一位，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另一位是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从事诗歌评论，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年龄看上去略大一些。尽管端午暂时还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可他知道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

另外两个诗人远远地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虽说不是刻意的，却与另外四个人隔开了相当的距离。他们似乎正在讨论一位朋友的诗作。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脸显得有点脏；另一个则面庞白净，脑后梳着一个时髦的马尾辫。

“你有没有注意到墙角里的那个女孩？”吉士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斜着眼睛对端午道。

“小声点。”端午赶紧提醒他。

“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如今已经难得一见。”吉士道，“你难道没发现，如今的女孩，一个比一个难看了吗？”

“又是陈词滥调。坦率地说，我倒没觉得。”端午轻声道。

“这个女孩让我想起了韦庄的一句诗。”

“不会是‘绿窗人似花’吧？”端午想了想，笑道。

“此时心转迷。”

他嘿嘿地笑着，声音有点淫秽。端午正想说什么，忽见对面的那位教授，猛然激动起来，突兀地冒出了一连串极其深奥的句子：

“网球鞋的鞋带究竟是从上面系，还是从下面系，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问题。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询问。Asking。阿尔邦奇的回答，让他的妻子陷入到了语言的泥淖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非同一般的询问，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日常语汇的分叉或偏离。也就是说，实指功能与修辞功能是如何地不成比例。是语法的修辞化呢？还是修辞的语法化？OK？”

教授极力试图控制自己的音量，可楼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还是纷纷转过身来打量他。端午把教授刚才的那番话琢磨了好几遍，最终也没搞懂他在说什么。他不知道“阿尔邦奇”是谁，为什么要系网球鞋，更别提他的妻子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他，大学里的所谓学问，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精深的程度。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两位年轻诗人，也谈兴正浓，状态颇显亲密。教授的那番话不过使他们的交谈中断了半分钟而已。随后，两人又开始交头接耳。他们频频提到潘金莲、西门庆或武松。起先，端午还以为他们是在讨论《水浒传》。可后来，络腮胡子又两次提到了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端午又觉得，他们正在谈论的，似乎是《金瓶梅》。

其实，两者都不是。

因为，端午听见那个脑袋后面扎着马尾辫的诗人，忽然就念出下面这段诗来：

他要跑到一个小矮人那里去

带去一个消息。凡是延缓了他的脚步的人

都在他的脑海里得到了不好的下场

他跑得那么快。像一只很轻的箭杆

…………

马尾辫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能够随口背诵诗人的原作，让端午颇为嫉妒。他有意加入两人的谈话，便端着啤酒杯，朝那边挪了挪，与两个人都碰了杯。两个年轻人也还友善，他们亲切地称他为“端午老师”。络腮胡子更是自谦地表示，他们都是“读着端午老师的诗长大的”。这样的恭维，虽说有点太过陈腐老旧，可端午听了，也没有理由不高兴。

端午问他们正在聊什么，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笑。马尾辫道：“嗨，瞎侃呗。”

他们之间已经热络的谈话一旦恢复，似乎也不在乎把“端午老师”抛在一边。端午坐在那里根本插不上话，立刻离开又显得很不礼貌，只得尴尬地转过身来，再次把目光投向桌子的另一端。

两位学者之间的谈话，已经从高深莫测的修辞学，转向一般社会评论。两个人都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感到忧心忡忡。其间，徐吉士不无谄媚地插话说：“杞忧，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听上去，有点不知所云。

教授喜欢掉书袋。学院的严格训练，使得任何荒谬的见解都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却没有对他言谈的逻辑性给予切实的帮助。他的话在不同的概念和事实之间跳来跳去。他刚刚提到王安石变法，却一下子就跳到了天津条约的签订。随后，由《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通过“顺便说一句”这个恰当的黏合剂，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法、美于一九四六年签订的某个协议的阐释上。

“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协定的签署，导致了日后的‘新浪潮’运动的出现……”

研究员刚要反驳，教授机敏地阻止了他的蠢动：“我的话还没说完！”

随后是GITT。哥本哈根协定。阿多诺临终前的那本《残生省思》。英文是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接下来，是所谓的西西里化和去文化化。葛兰西。鲍德里亚和冯桂芬。aura究竟应翻译成“氛围”还是“辉光”。教授的结论是：

中国社会未来最大的危险性恰恰来自于买办资本，以及正在悄然成型的买办阶层。他们与帝国主义主子沆瀣一气，迫使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一点残菜剩羹，加紧榨取国内百姓的血汗……

问题在于，端午并不知道教授是如何从前面那些繁复而杂乱的铺陈中，推导出这一结论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教授还引用了一句甘地的名言。可惜，他那具有浓郁河南地方特色的英文有点含混不清。

另外，端午的注意力，再次被两位年轻诗人的谈论吸引住了。

她累了，停止。

汗水流过，落了灰，而变得

粗糙的乳头，淋湿她的双腿，但甚至

连她最隐秘的开口处也因为有风在吹拂

而有难言的兴奋

…………

诗中的那个“她”，指的也许就是潘金莲。端午紧张地朝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女孩看了一眼，所幸，她的耳朵里已经嵌入了白色的耳塞。白皙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敲击着，为了驱散越来越浓的烟味，她开了窗。她的头发微微翕动，因为窗口有轻风在吹拂。

吉士在烦躁地看表。他走到那个马尾辫青年的身边，手搭在他肩上，与他耳语一番。马尾辫仰起脸来，笑了笑，说：“那不着急！”

研究员显然不同意教授的观点。

“社会已经失控了。”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从桌上的玻璃盅中抓出几粒花生米，放在手里搓了搓，吹掉了浮皮，放在嘴里咀嚼着，接着又道：“这种失控，当然不是说，权力对社会运转失去了有效的管制或约束。我的意思是，这种失控，恰恰是悄然发生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他们，也许我应该说我们，我们已不再相信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不再认同任何价值。仿佛正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每一个人都不能连续思考五分钟以上，都看不到五百米之外的世界。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

“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攻击美国；而自由主义者则把矛头指向体制和权力。在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中，双方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权力，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论是中石油，还是世界银行，生来就彼此抱有好感。它们之间有一种，怎么说呢？天然的亲和力。甚至都用不着互相试探，一来二去，早就如胶似漆了。在国内，你如果在四十八元的价位上购买了中石油的股票，只能怪自己的祖宗没有积德。几年下来，股价已经跌到了可怜的十二块钱。可中石油在美国仅仅融资二十九亿美元，给予境外投资者四年的分红累计，竟然超过了一百一十九亿美元。很多人还抱有天真的询问，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要说的是，这种改革，并非没有开始。依照我的观察，它已经在内部悄悄地完成了。它已经是铜墙铁壁。事实上，任何人都已经奈何它不得。

“而保护这一壁垒的，不是防弹钢板，甚至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合谋和沆瀣一气，而是让人心惊胆战的风险成本。为了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维持现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的后果，同时又在堆积和酝酿更高层级的风险，如此循环下去而已。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只有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当这个社会被迫进行重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个代价还不仅仅是环境和资源，也许还有整整几代人。当然，GDP还不错。据说马上就要超过日本了，是吗？”

教授笑了笑，插话道：

“不是马上，而是已经。有时候，我们很世故，有时候似乎又幼稚得可笑。一头狮子，如果说自己长得有多肥，炫耀炫耀，那倒也不妨事的；如果是羊或猪一类的动物，整天吹嘘自己长得有多胖，前景反而有点不太妙。”

随后，他又补充说：“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说的。”

研究员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的思路似乎也被正在朗诵的诗歌片断打乱了。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漩涡

和一份末日的倦怠

脸孔像睡莲，一朵团圆了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我这活腻了的身体

还在冒泡泡，一只比

一只大，一次比一次圆

研究员把目光转向端午，问道：“诗人有何高见？你怎么看？”

“我是个乡下人。没什么可说的。”端午笑道，“电视、聚会、报告厅、互联网、收音机以及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说话，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结论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每个人都从自身的处境说话。悲剧恰恰在于，这些废话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声音到处泛滥，所以，你的话还没出口，就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故作姿态或者陈词滥调……”

“我同意。”研究员道，“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处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言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无言状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沉默，反而恰恰是说话。”

端午觉得研究员多少有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正想申辩几句，就看见吉士已经哈欠连天地站了起来，从椅背上取下夹克。

他们已经打算离开了。

端午没有与他们一起去夜总会。

吉士暗示他，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点特别。和昨晚大不一样。女孩们都穿着红卫兵的服装。他许诺说，在灵魂出窍的疯狂中，还有浓郁的怀旧情调。不过，吉士见端午主意已定，也没有怎么去勉强他。倒是教授轻佻地冲他眨了眨眼睛，说了一句老套的俏皮话：

“形固可如枯槁，心岂能为死灰乎？”

他们就在酒吧门外的濛濛细雨中分了手。

6

上午九点开始的开幕式很简短，不到十点就结束了。据说是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接下来，照例是代表们与当地领导合影留念。端午随着人群来到了宾馆门前，差不多已经到了他与家玉约定的聊天时间。

天虽然已经晴了，可空中依然飘洒着细碎的雨丝。端午利用照相前互相谦让位序的间歇，悄悄地离开了那里，打算溜回自己的房间。他穿过大堂，走到楼梯口，一位长发披肩的旅德诗人拦住了他的去路。那人微笑着给了他一个西方式的拥抱，然后递给他一份不知什么人起草的共同宣言，让他签字。端午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姓林。那年在斯德哥尔摩，他们在森林边的一个餐馆里，品尝北欧风味的猪蹄时，两人匆匆见过一面。端午有些厌恶他的做派与为人。

“老高问你好。”他笑着对端午道。

“谁是老高？”

“连老高都不记得了吗？七八年前，我们在斯德哥尔摩……”

端午很不耐烦地从他手里接过那份宣言，也没顾上细看，就心烦意乱地还给了他：“对不起，我不能签。”

旅德诗人并不生气。他优雅地抱着双臂，笑起来的时候，甚至还带着一点孩子气：“为什么？我能将它理解为胆怯和软弱吗？”

“怎么理解，那是你的事。”端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

家玉已经在线上了。

她给端午写了一大段留言，来讲述昨天晚上做过的奇怪的梦。

她梦见自己出生在江南一个没落的高门望族，深宅大院，佣仆成群。父亲的突然出走，使得家里乱了套。时间似乎也是春末，下着雨。院中的荼䕷花已经开败了。没有父亲，她根本活不下去。一直在下雨。她每天所做的事，就是透过湿漉漉的天井，眺望门前无边无际的油菜花地和麦田。盼望着看到父亲从雨中出现，回到家里，回到她的身边。直到不久之后，一个年轻的革命党人来到了村中，白衣白马，马脖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他的身影倒映在门前的池塘中……

端午：你马上就和那个革命党人谈起了恋爱，对不对？

秀蓉：终于回来了。你不用开会吗？

端午：我溜了号。能不能再说说你的那个梦？

秀蓉：干吗呀？

端午：或许对我正在写的小说有帮助。

秀蓉：早忘了。还有别的梦，你要不要听？这些天，我除了做梦，基本上没干别的事。多数是噩梦。

端午：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秀蓉：你不是说我在西藏吗？你真的那么关心我在哪里吗？

端午：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秀蓉：好吧。告诉你，我现在就站在你身后。听我说，你现在就闭上眼睛，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一定要慢。在心里默默地数十下，你就会看到——

端午明知道她又在作怪，但还是按照她的指令闭上了眼睛，慢慢地转过身去。他在心里默念着阿拉伯数字，不是十下，而是三十下。

果然，他听见有人在敲门。

端午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面无人色。他冲到门边，猛地一下拉开房门，看见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服务员，推着车，正冲他微笑。

“您说什么？”他问道。

服务员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黄黄的四环素牙，把刚才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请问，现在方便打扫房间吗？”

端午赶紧说了声“不用”，就把房门关上了。

电脑中QQ界面上出现了妻子刚发给他的贴图：李宇春的脸，一刻不停地发生变化；一刻不停地扭曲、变形，最后，终于变成了姚明。

看着那张贴图，为了缓解刚才的紧张，端午有点夸张地开怀大笑。

秀蓉：怎么样？好玩吧？

秀蓉：跟你说正经的。

端午：说。

秀蓉：不说也罢。挺没劲的。

端午：说吧。反正没事。

秀蓉：二十年前，在招隐寺的池塘边的那个小屋里，我发着高烧。你后来不辞而别。呸，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临走前，还拿走了我裤子口袋里所有的钱。你还记不记得？

端午：当然。

秀蓉：现在可以告诉我原因了吧。

端午：车票是预先买好的。

秀蓉：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想了解的是，你当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自打你见到我的第一眼起，直到你上了火车，整个过程，怎么回事，原原本本，告诉我。

端午：现在再说这些，你认为还有意义吗？

秀蓉：有意义。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秀蓉：怎么不说话？

秀蓉：干吗呢你？

秀蓉：是不是有女诗人来拜访？

端午：吉士刚刚打来了电话，问我为什么逃会。我还是今天会议的讲评人。不管它了。

端午：怎么说呢？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再次回到鹤浦。一九八九年，命运拐了一个大弯。这是实话。

端午：火车开往上海。窗外的月亮，浮云飞动。我一直觉得车是倒着开，驰往招隐寺的荷塘。

端午：我希望去北京，或者留在上海工作。没想到会回到鹤浦。你明白了吗？

秀蓉：不明白。

端午：可后来，我居然放弃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这样待遇优厚的单位，去考博，将自己交给不确定的命运。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秀蓉：不知道。

端午：唉，你是在装糊涂啊。事实上，考博失败后，我还是有机会留在上海，比如说宝山钢铁公司，比如说上海博物馆。我却莫名其妙地与导师决裂。不是与他过不去，而是与自己过不去。现在我才想明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暗中作祟。可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甚至，当我提着行李到距鹤浦十多公里外的矿山机械厂报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端午：直到有一天，我在华联超市门口遇见你。那一天是愚人节，没错。但命运没有开玩笑。它在向我呈现一个秘密。

秀蓉：干吗说得那么可怕啊？

端午：因为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两年中的一连串荒唐的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当时，我的心头只有憎恶。不是憎恨你，而是憎恶我自己。

秀蓉：就算是恨我，也没关系。

端午：在上海时，我曾尝试着给你写过一封信，但它被退回来了。我在学校的办公楼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就是为了打通吉士的长途电话，想知道一点你的消息。

端午：我还去了一趟华东政法学院。你信不信？我想去那儿找你那根本就不知道名字的表姐。我在苏州河边的大门口转了半天，最终没敢进去。

秀蓉：看不出，你还是蛮会煽情的。

秀蓉：那天晚上，我半夜里醒过来一次，见你不在，我还以为你是帮我去买药去了。

端午：我们换个话题吧。

秀蓉：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我要下线了。

端午：最后一个问题。

秀蓉：你快说。

端午：我们还能见面吗？

秀蓉：那要看他是否允许。

端午：你是说，你丈夫？

秀蓉：不是。

秀蓉：是上帝。

端午：不懂你在说什么。

秀蓉：你会懂的。我下了。

端午：再见。

秀蓉：再见。

7

下午，会议安排去花家舍的老街参观。

女导游嘴里嚼着口香糖，斜挎着一只电声喇叭，手里摇着一面三角小旗。她给每位代表发了一顶太阳帽，红色的。帽舌上面绣有金黄色的盘龙图案。

起风了。天色昏黄，像熟透了的杏子，又有点像黄疸病人的脸。七孔石桥的桥面上铺上了一层砂土，厚得足以留下行人的鞋印。空气中有呛人的浮土和沙粒。他们一行人穿过停车场，沿着陡峭的山壁向东走。最后，在风雨长廊的入口处，汇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踏青者的人群。

长廊一看就是新修的。大红的水泥廊柱。深绿的水泥栏杆。它沿着山道，曲曲折折蜿蜒向上。黑色的雨燕，三三两两在廊下斜穿而过，似乎正在寻找筑窝的理想位置。前行百十步，有一个供游人嬉戏的凉亭，雕梁画栋，极尽夸饰。穹顶上画有芭蕉、丛竹和散发着袅袅烟雾的香炉，一副宝鼎茶闲、静日生香的情调。不过画工粗率，一无足观。更为奇怪的，是那些用细线勾勒的女体，蜂腰肥臀，一律取跪姿奉茶的图式。男人则静卧足榻，手执蒲扇；肚皮外露，体态慵懒。端午总觉得有点像傣族的风情画，又像日本的浮世绘，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导游介绍说，凤凰山上的这座长廊，最早是由一个名叫王观澄的人，于同治十一年（端午很快就将这个年份换算成了一八八五年）修建的。王观澄是为了追随一位隐者的遗迹，从江西的吉安一路寻访，来到了花家舍。当被问到这个一心访仙问道的王观澄，是怎么成为了声名显赫的匪首时，导游说，这个，她就不知道了。

“那位隐者是谁？”诗人纪钊忍不住问道。

“他叫焦先。是花家舍最早的居民之一。”导游笑道，“他的骨殖，就埋在你们住的宾馆地下。说不定，就在哪一位的床底下。”

听她这么说，住在一楼的康琳就接话道：“怪不得！我昨天一个晚上都在做噩梦。”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半山腰。由一条悬浮于深涧溪流之上的小板桥进入了村庄。

这个村庄，建在山坳里的一片缓坡上。村子里庭院寂寂。家家户户的房舍式样都是一样的：灰泥斑驳的山墙，灰黑色的鱼鳞状碎瓦露出屋檐外煤黑的椽头，小巧玲珑的庭院，被绳子磨出深槽的水井。东一处、西一处的油菜花，长势不良。青草池塘早已见底，浮着一层厚厚的绿苔。透过树篱和漏窗，可以看见摩肩接踵的游人在院中出没，或者在井栏边打扑克，或者举着照相机东游西荡。

遗憾的是，村中几乎见不到一个居民。

导游介绍说，村子里绝大部分的本地人，早在两年前，就被迁到了十公里之外的窦庄。当然，他们是“自愿的”。

绕过一个倒塌的碾坊，一座残破的古庙，端午很快就看见一座巍峨的高大建筑，出现在不远处的桃花林中。这幢楼宇的式样别有风致。重重叠叠的马头墙，显得高大凌厉，完全遮住了屋脊和灰瓦。一带粉白的护墙，探出了香樟和银杏的枝干。如意门楼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棵支着铁架的蜀府海棠。

这大概就是导游一路上津津乐道的王观澄的故居了。

花家舍方面特意为诗人们准备了一场演出。地点就在一个墙身歪斜的旧祠堂里。

那里光线很暗。从楼廊上端的天窗里，斜斜地射进来一束光柱。正在布置舞台的演员们，从大幕背后“咚咚”地跑过，扬起一片尘埃。吉士说，这座祠堂，是王观澄召集手下的匪首们议事的地方，同时也是存放枪械和战利品的仓库。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一度成了“花家舍人民公社”的食堂。

端午果然在戏台边的墙角里，看到一个卧虎般的大灶台。锅盖上，瓢、勺、钵、碗，一应俱全。灶台上方的墙上，有一扇镂空的窗户，透出屋外竹园的浓荫。墙面上的宣传画早已黯然褪色，模糊一片，倒是像“小靳庄”“狼窝掌”“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一类的字样，也还历历可辨。

就在静静等候演出开始的间歇，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端午转过身去，看见一个名叫于德海的矮个子，正追着旅德诗人老林满屋子乱跑。

“老林让你签字了吗？”吉士一脸坏笑地问他。

“那还用说！不过，我没搭理他。”

“德海也挺可怜的。老林骗他说，所有的代表都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他还真的信了，第一个签了字。到目前为止，我敢断定，那份宣言上，只有于德海一个人的名字。他一路上追着老林，要求把他的名字涂掉。那怎么可能？老林那个人，你是了解的——就像一个幽灵。只要他一回国，所到之处，难免就有人会倒霉。”

后台一阵锣鼓响。大幕徐徐拉开。

一个道士模样的人，脸画得像五猖鬼，手摇龟壳扇，出现在舞台的中央。他清了清喉咙，用戏谑的腔调自报家门。端午以为他是戏中的丑角，可细细玩味他的一长串念白，才发现他居然是乔装打扮的革命党。这人名叫周怡春，外号“小驴子”。他潜入花家舍的使命之一，就是策反这里的土匪，为革命党人攻打县城的行动计划招兵买马。

他是个六指。

正当他将第六根指头向观众们展示的时候，用口香糖粘上去的那段假指不慎脱落（当然，这也可能是演员的噱头），惹得台下一阵大笑。由新时代的年轻人，来演绎辛亥前夕的革命党人，荒腔走板倒也不足为奇。演员强拉入剧情的台词，比如，比尔·盖茨和周杰伦，博人一笑，也算是时下民俗风情剧的一般特征。何况这个革命党人穿着的道袍下，还露出了蓝色牛仔裤的裤脚和白色的耐克运动鞋。端午感到一阵阵反胃。他怎么也无法让自己进入剧情。

他强打精神看了一段，终于在马弁上场的时候，昏昏睡去。不过，他并没能睡得很熟。台下一浪高过一浪的爆笑，迫使他不时睁开双眼，不明所以地朝台上张望。直到“叭”的一声枪响，让他完全清醒过来。

舞台上花家舍的境况，似乎风声鹤唳，一片肃杀。

一个土匪头子模样的大胖子，躺在舞台中央的竹榻上，亮出了肥大的肚皮，他的两个姨太太跪在竹榻的两边，一个为他打扇，一个为他捶腿。姨太太的一双纤纤玉手“不慎”捶错了地方，惹得大当家的怪叫了一声，双手护住裆部，用鹤浦一带的方言骂道：

“日你妈妈！你往哪儿捶啊？”

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奇怪。”端午悄声地对身旁的吉士嘀咕了一句。

“怎么呢？”

“我怎么觉得戏台上的那个姨太太，我是说胖胖的那一位，怎么那么眼熟啊？似乎在哪儿见过似的。”

“一点都不奇怪，”吉士凑过来，呵呵地笑道，“不奇怪。这么快就忘了？你其实和她们打过交道。很深的交道。不过是空姐的制服，换做了戏装而已。”

端午仍没弄明白对方的意思，怔在那里，半天，才自语道：“怎么会？”

吉士莞尔一笑，没再吭声。

端午站起身来，从人群中移了出来，顺着墙边的通道，走到了祠堂的另一端。

天井旁边的门槛边，站着一个身穿旗袍的服务员。她好心地给端午指了指厕所的位置，可端午说，他并不想上厕所。

天井的青石板上，矗立着一座太湖石。穴窍空灵，上有“桃源幽媚”四字。石畔有两口盛满水的太平缸，一丛燕竹。天井的高墙边有一扇小侧门。

端午猛然记起来，前天晚上，在迷蒙的细雨中，他和吉士就是由这道门进来的。小门的对面，在天井的另一端，有一个月亮门洞。他和吉士从那经过的时候，由于雨后路滑，吉士在那差一点跌了一跤。

现在，月亮门洞前竖着一块“游人止步”的牌子。

端午没有理会它的警告，懒懒散散地走了进去。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临水而筑的花厅。厅前的池塘不大，月牙形的一汪绿水，岸边遍植高柳。池塘对面有一处亭榭，乱石瓦砾中，杂树丛生。

端午往前走了没几步，忽见石舫边的小径上，急急忙忙地跑出一个人来。这是一个剃着板寸头的中年人。他一边挥手让他出去，一边吼道：

“谁让你进来的？没看见门口的牌子吗？出去，快出去！”

端午悻悻地转过身去，正要走，却看见徐吉士正歪在门边，朝他眨眼睛。

“这是私人禁地。大白天的，你怎么到处瞎碰瞎撞的？”吉士笑了笑，将端午遗落在祠堂里的凉帽递给他。

“前天晚上我们来过这里……”

“废话！你才看出来了啊？”吉士往四处看了看，“这里实行的是会员制。就是晚上，也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

见端午仍不时地回过头去张望，吉士又压低了声音笑道：“还不过瘾，是吗？要不今天晚上，我带你再来一次？”

中年人已经离开了。园子里一片空寂。大风呼呼地越过山顶，卷起漫天的尘沙和碎花瓣，在池塘的上空，下雪般，纷纷落下。

“你只要有钱，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干。甚至可以做皇帝！”

“做皇帝？什么意思？”

“无非是三宫六院。你懂的！”

吉士似笑非笑地拉了他一把。

8

第二天，整整一个上午，端午都守候在电脑前。家玉没在QQ的界面上出现，也没有给他留下片言只字。

好友栏目中唯一的图标，沉默而黯淡。

又过了一天。情形依旧如此。

那时，他已经从花家舍回到了鹤浦的家中。

母亲和小魏匆匆返回梅城去了。明天是清明节。她要赶往乡下的长洲，给她的第一位丈夫——那个据说是心灵手巧、百依百顺的小木匠扫墓。她以前从来不给谭功达扫墓，现在当然更不可能。父亲墓园的位置，停泊着一架已经报废的麦道82飞机。那是鹤浦在建的航空工业园的标志之一。父亲的坟墓和尸骨如今都不知了去向。不过，按照他生前一贯的理想和愿望，他的葬身之所为国家的航空工业腾出了位置，尽管尸骨无存，若是地下有灵，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吧。家玉当时就是这么劝端午的。端午也只能这样去思考问题了。

听母亲说，他在花家舍的这些天，家玉从外地打来了一个电话，她和若若磨叽了半天，最后，又让母亲听了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很不对头”。家玉劝她和小魏都搬到鹤浦来住。母亲旁敲侧击地问她，自己和小魏是住老房子呢，还是住唐宁湾。家玉说了句“随便”，就把电话挂了。

充完电的手机上，被阻滞的短信信号当当地响个不停。短信一共有十二条之多。其中的一条是骗子发来的，通知他去法院取一张传票，并诱导他拨打咨询电话。端午当然不会打。另外的十一条，都是绿珠发来的。

端午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鹤浦。电话打过去，信号是通的，可很快就被人为地切断了。再打，电话就关了机。

绿珠的生气完全可以理解。虽然他的内心十分愧疚，可眼下也实在没有多少心力去管她的事了。

他在电脑上把这些天来和家玉的聊天记录反复看了许多遍，不祥的预感愈渐浓郁。最后，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上帝”两个字。他第一次体会到汉语中“心焦”这个词，是多么的传神而恰如其分。

若若放学回来了。乌黑的笑脸上汗涔涔的。湿乎乎的头发一绺一绺的，紧贴在他的额头上。他把书包往地上一扔，把鞋脱得东一只西一只的。

“快，给老屁妈打电话。”儿子似乎面有喜色。

端午本来想把他搂过来抱一下，可儿子像只泥鳅似的，从他的腋下钻了过去，一头冲进了厕所。

在最近一轮的模拟考试中他得了全班第一。数学和英语都是满分。另外，在刚刚结束的班会上，他被姜老师任命为班级的代理班长。他在马桶里叮叮咚咚地撒尿，还说了一句半文不白的话：

“天助我也！”

“班长不是戴思齐吗？怎么又让你代理？”隔着半开的厕所门，端午问儿子。

“她呀！狗屁了，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了。”

“别瞎说！”端午正色道，“你正经一点行不行？她到底怎么了？”

“惨透了。她住院了。”儿子一边洗着脸，一边满不在乎地道。

“什么病？”

“睡不着觉。想死。”

“怪不得。”端午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今天早上去扔垃圾的时候，端午迎面碰上了“戴思齐的老娘”胡依薇。没说几句话，她的眼圈一红，扭头就走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说，戴思齐会不会很快出院？”儿子道。

“我也不是大夫，怎么知道？”端午白了他一眼，“怎么了？你想她了？”

若若和戴思齐从小一块长大。读到初中，也还是同桌。

“想她干吗？我倒宁愿她永远不要出院。”

“什么话！”端午吓了一跳，厉声吼道，“有你这么冷血的吗？你不会是担心她回来后，你的班长就当不成了吧？”

“她的数学超强，尤其是奥数，成绩好得有点变态。她要是回来了，全班的同学就只有被虐的份！”

儿子正在长个子，站在他面前，与自己只差半个头了。端午觉得，儿子的思维方式很有些问题，心态也很不健康，正想和他好好聊聊，若若已经拎着书包，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在关上房门之前，他把脑袋又伸了出来，对父亲嘱咐道：

“七点之前，你别来打搅我！今天的作业巨多。”

“那你让爸爸拥抱一下。”

儿子很不情愿地与他抱了抱。

“好了，好了。你这个老男人，色情狂。”他笑着，用力地推开了他，“嘭”的一声，把房门关上了。

端午呆呆地站在儿子房门前，琢磨着儿子刚才“天助我也”那句话，心里无端地生出一点杞忧来：如果儿子这一代人到了自己的这个年龄，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想给胡依薇打个电话。抓起听筒，想了想，又放下了。

9

秀蓉：真有点不甘心。

端午：你说什么不甘心？

秀蓉：我居然真的就到不了西藏！你不觉得奇怪吗？

端午：什么？

秀蓉：旺堆随便说出的一句话，就像李春霞的预言一样准。

端午：旺堆是谁？

秀蓉：莲禺的一个活佛。就是送给若若鹦鹉的那个人。

端午：你总爱胡思乱想。没关系，以后找时间，我陪你一起去。

秀蓉：但愿吧。

端午：你的手机怎么老打不通？

秀蓉：欠费停机了。

秀蓉：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端午：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秀蓉：戒烟。把烟戒了吧。就算是为孩子着想吧。

端午：我考虑考虑。

秀蓉：别考虑了。赶紧戒吧。你得答应我，保证活到孩子成家的那一天。

端午：这可说不好。

端午：再说了，若若要是不结婚呢？

秀蓉：真想好好亲亲他。搂着他亲个够。他的脸。他的小手。他跳得很急的心脏，像个小鼓。黑嘟嘟结实的小屁股。

端午：你到底是怎么了？

端午：像是要跟整个世界告别似的。怎么了？

秀蓉：你说得没错。就是告别。

秀蓉：昨天上午，我去了一趟植物园，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

端午：哪儿的植物园？

秀蓉：我得去一下洗手间。你等我一下。

下午三点一刻。办公室里光线灰暗。天色阴阴的。本来，透过朝南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看到那条沥青色的运河。看到河汊转弯处堆浮的白色垃圾和河面上的船只。看到凸起的坡岗和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可现在，一座高楼的墙坯拔地而起，挡住了原先就很浮泛的阳光。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朝河里撒尿。

他的新搭档，那个外号叫做“扑食佬”的家伙，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他是个跛子，又有白癜风，这都不是什么秘密。端午近来又从他身上发现了另一桩烦心事：他竟然还有狐臭。现在还是四月份，那股味道还不太明显；可天一旦热起来，你就是把他想象成一位汗腺过于发达的国际友人，恐怕也难以忍受。

端午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叫胡建仓。假如他去做股票的话，大概赚不到什么钱。不过，他对股票没什么兴趣，宁愿把空闲时间，鬼鬼祟祟地消磨在成人网站上。假如端午对他这仅有的嗜好视而不见，“扑食佬”也很少来打搅他。

冯延鹤刚才来过一个奇怪的电话。

他的心脏最近做了五个支架。单位的同事有一种恶毒的担心，担心老冯迟早要死在那个白虎星儿媳的枕头上。

这次老冯打来电话，可不是找他下棋的。老冯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名叫白小娴的人。白小娴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花枝招展的少女。其实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端午曾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她一次。干瘦干瘦的老太太，不过保养得很好。她原来是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老冯打来电话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在冯延鹤的办公室里。她提出来要见见端午，不知为何。端午觉得这件事，不管朝哪个方面想，都有点离谱。

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回绝了。

好在他没去。

秀蓉：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

端午：该不会又是革命党人吧？

秀蓉：我梦见自己被人追杀。在秋天的田野上奔跑。田里的玉米都成熟了。下着雨。

端午：你被人追上了吗？

秀蓉：那还用说！抓我的人，是一个糟老头子。他从玉米地里直起身来，下身光溜溜的，什么都没穿。他得意地让我看了看他手里的铐子，怪笑着问我，是不是处女。他说，他并不是公安，让我不要害怕。他是专门收集处女膜的商人。他用祖传的方法，把它从女孩身上取出，晾干，然后把它制成笛膜。怎么样，好玩吗？他说如果我听从他的摆布，完事后就会立刻放了我。

端午：你乐得答应了他，对吗？

秀蓉：呸！

秀蓉：我的一生，现在看来，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端午：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端午：你说你去了植物园。

秀蓉：对，我去了植物园，但没进公园的大门。在天回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农家小院，我在那儿坐了坐。吃了新挖的竹笋，喝了半杯啤酒。天雾蒙蒙的，什么花草也看不到。但毕竟已经是春天了。

秀蓉：我承认，我的确做了一件傻事。真的很傻，如果让我重新考虑，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真有点不太甘心。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是不会回头的。说到底，人还是太软弱了。

端午：这么说，你现在，在成都？

端午：你在成都，对不对？

秀蓉：是，在成都。

秀蓉：你很聪明。我随手打上了天回山这个地名。

端午：哈哈，终于逮到你了。

秀蓉：本来是想去西藏的。拉萨。那曲。日喀则。或随便什么地方。

秀蓉：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死掉拉倒。

秀蓉：可飞机从禄口机场刚一起飞，我就发起烧来。莲禺的旺堆喇嘛曾对我说，所有的事情在我身上都会发生两次。我又发烧了。旺堆喇嘛那张黑黑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空姐用餐巾布裹上冰块放在我头上降温。随后，她们把我弄到了头等舱。我第一次坐头等舱，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秀蓉：到了成都之后，停机坪上的一辆120救护车，将我送到机场附近的一家医院里。我在那只待了两天，大夫说，我的发烧是肺炎引起的。但我的病却不像肺炎那么简单，他们建议我换一家更大的医院。随后，就被转到这里来了。我住在五楼的特需病房里。

端午：到底怎么回事？

端午：你别吓我！

端午：什么病？

秀蓉：还用问吗？

端午：什么时候发现的？

秀蓉：我在离开鹤浦前，给你写了一封信，当你收到它，就会什么都明白了。别着急。

端午：可我一直没收到你的信。

秀蓉：你会收到的。李春霞说，我活不过六个月。现在已经是第五个月了。心情也还好，这家医院的条件还不错。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叫黄振胜，很有幽默感。他从不避讳跟我谈论死。他说很多像我这样的癌末病人最后都是死于肺炎。他给我用了最好的抗生素，还有一点吗啡。四五天后就退了烧。他说虽然手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所幸肌体还能对药物产生反应。也许情形还没那么坏。乔布斯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秀蓉：每隔一两天，黄振胜都会到病房来陪我聊上一小会儿。他还说，现代医学已经彻底放弃了“治愈”这个概念，它所能做的不过是维持而已。实际上，维持也是放弃。生命维持得越久，离治愈就越远。小黄说，他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维稳”。他厌恶自己的工作，倒不是怕脏。每天和那些癌末打交道，让他觉得生命其实没什么尊严。他负责照料的一个老干部，九十多岁了，在毫无意识反应的情况下，靠鼻饲居然也维持了三年。至少从医学上说，他还活着。检测仪器上各项生命体征都相当地稳定。当然喽，他花的是公家的钱。

端午：你就一个人吗？谁在医院照顾你？

秀蓉：有一个护工。她是湖南醴陵人，昨天就是她带我去植物园的。这些天，她一直在劝我跟她回湖南老家。她有一个堂叔，据说会用念了咒的符水给人治病。好玩。

秀蓉：还有一个坏消息。

端午：你说。

秀蓉：我银行卡上的钱已经快用完了。

端午：我现在就打电话订机票。我马上就赶过来。很快的。一眨眼就到了。

秀蓉：你不要来！

秀蓉：你再快，也没有我快。

端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秀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端午：求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端午：你别吓唬我。

端午：你在吗？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约在半个小时前，胡建仓已经离开资料室，下班回家了。临走时，他顺手替端午开了灯。白炽灯管“嗞嗞”地响着。窗外的建筑工地上，早已人去楼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黑猫，在脚手架上愤怒地看着他，像个哲学家。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机帆船“突突”的马达声。

端午犹豫着，要不要给吉士打个电话。

秀蓉：我还在。亲爱的。

秀蓉：那天我们在天回山下的农家小院，一直待到太阳落山。黄昏的时候太阳才露脸。没有一丁点风。植物园门口的小树林里，有很多老人在健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骄傲”两字。徐景阳的话是有道理的。他们都是从千军万马中冲杀出来的幸存者。活着，就是他们的战利品。

秀蓉：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人的分类吗？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死去的人，还有幸存者。我失败了，并打算接受它。

秀蓉：你不要来！至少现在不要。我要一个人跨过最后的那道坎。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

端午：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端午：你接着说。

秀蓉：熟人。所有的熟人。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做梦能生活在陌生人中。我要穿一件隐身衣。直到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徐吉士。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夏末，他去大学生俱乐部参加海子纪念会。然后就遇到了你。在招隐寺。不说了。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发现原先的那个隐身世界，已经回不去了。怎么也回不去了。我甚至尝试着改掉自己的名字，可还是没有用。

秀蓉：我可以死在任何地方。但死在医院里，让我最不能忍受。那简直不算是死亡。连死亡都算不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端午：晚上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秀蓉：不要来。我要下场了。谢幕了。居然还是在医院里。有点不甘心。

秀蓉：医院是一个借口。它才是我们这个世上最严酷的法律。它甚至高于宪法。它是为形形色色的掉队者准备的，我们无法反抗。我们被送入医院，在那里履行最后的仪式或手续，同时把身体里仅剩的一点活气，一点点地熬干净。

秀蓉：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

秀蓉：去年冬天，守仁被杀的那段日子，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履行了所有的手续，并知道了它的所有秘密。就像我当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舞弊是预先安排的，我提前就知道了答案。

秀蓉：我曾经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陌生人。把隐身衣，换成刀枪不入的盔甲。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好像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什么都不想。渐渐地就上了瘾。自以为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直到有一天，医院的化验单温柔地通知你出局。所有的人都会掉队。不是吗？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秀蓉：如果时间本身没有价值的话，你活得再久，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秀蓉：我已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我出了局，但没想到这么快。被碾压得粉碎。注定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我也不想。

秀蓉：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吧，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

端午：我马上赶过来。告诉我你的具体地址。求求你。

端午：求求你。

秀蓉：关于我的事，先不要告诉我父亲。每年的十二月底和六月初，分别给他寄一次钱，每次六千。不要少于这个数目。要不他会找到家里来的，再有，

秀蓉：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欠任何人的债。

秀蓉：在我们家楼下，有一片石榴树树林。你在树底下挖个坑。你要晚上偷偷地去挖，千万不要让物业的保安看见。最好深一点，把我的骨灰，就埋在树底下。

秀蓉：每天，每天，我都可以看见若若。看见他背着书包去上学。看见他平平安安地放学回家。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平平安安。

秀蓉：石榴花开的时候……

天黑了下来。

端午一刻不停地在网络上搜寻航班的信息。

晚上九点二十分，川航有一班飞往成都的飞机。如果他现在就出发赶往禄口机场，时间还来得及。吉士的手机依然关机。要命。他存着某种侥幸，打通了机场的电话。

值班票务员给他带来了一个坏的消息。由于罕见的大雾，所有的航班都停飞了。“你来了也没有用，机场附近的宾馆挤满了滞留的旅客。”要命。端午问她，航班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票务员回答说，这要看晚上的这场大雨，能不能下下来。真要命。

他给绿珠发了一条短信。他本来是想发给吉士的，可却手忙脚乱地发给了绿珠。也好。短信中只有短短的六个字。

有急事，请回电。

在他打出租车赶往家里的途中，绿珠终于回了电话。

在小区的超市里，他买了两袋速冻水饺。十袋一包的辣白菜方便面。一筒儿子最爱吃的薯片。一纸箱牛奶。但出了超市后，那筒薯片，就被证明是网球。他也懒得去调换。

他去了超市隔壁的菜场。在修皮鞋的摊位边上，他配了两把房门钥匙：一把单元防盗铁门的，一把房门的。

儿子正靠在单元门的墙边背英文。书包搁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即便有人开门，问他要不要进去，他也总是摇头。要是门前的感应灯灭了，他就使劲地跺一下脚。

A friendly waiter

told me some words of Italian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I read few lines, but I don't understand any word

门前那片石榴树静默在浓雾中，端午不敢朝那边看。

晚饭后，端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把正在做作业的儿子叫到餐桌前，尽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他平静地告诉儿子，自己要出去几天，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在家。他把刚刚配好的两把钥匙装在他的自行车钥匙链上。

“要很久吗？”儿子警觉地望着他。

“现在还说不好。也许两三天，也许要久一些。”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端午把手放在他的后脖颈子上，“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姐姐过来陪你，每天晚上都来。”

“我认识她吗？”

“你不认识。她人很好。”

“是你女朋友吗？”

“胡说八道！”

“你是去开会吗？”

“我去把妈妈接回来。”

“那你告诉她我当上代理班长的事了吗？”

“当然。她已经知道了。”

“她怎么说？”儿子的眼睛里突然沁出了一缕清亮的光，“她一定哈哈地傻笑了吧？”

“她笑——”端午略微停顿了一下，试图稳住自己发颤的嗓音。

“你现在就要走吗？”

“对，待会儿就走。”

“今晚我得一个人睡觉，是不是？我有点害怕。”

“你可以开着灯睡。”

“那好吧。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先答应我。”

“我答应你。”

“别跟妈妈离婚。”

“好。不离婚。”

“那我要去做家庭作业了。”儿子长长地松了口气，光着脚，回自己屋里去了。

端午从厕所的柜子里拿出了一把黑伞，犹豫了一下，又换了一把花伞。他的眼泪即刻涌出了眼眶。

端午还是去了一次儿子的房间。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十点钟，他出了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

10

小时候，端午特别喜欢雾。当时，他还住在梅城，西津渡附近的一条老街上。老街的后面就是大片的芦苇滩，再后面，就是浩浩汤汤的长江了。江边，钢青色的石峰，耸立在茂密的山林之表。山上有一个无人居住的道观。墙壁是红色的。

春末或夏初，每当端午清晨醒来，他就会看见那飞絮般的云雾，罩住了正在返青的芦丛，使得道观、石壁和蓊郁的树木模糊了刚劲的轮廓。若是在雨后，山石和长江的帆影之间，会浮出一缕缕丝绵般的云霭。白白的，淡淡的，久久地流连不去。像棉花糖那般蓬松柔软，像兔毛般洁白。

正在上中学的王元庆告诉他，那不是雾，也不是云。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岚。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正是“朦胧诗”大行其道的年月。在端午的笔下，“雾”总是和“岚”一起组成双音节词：雾岚。这是哥哥的馈赠。这个他所珍爱的词，给那个喧阗的时代赋予了浓烈的抒情和感伤的氛围。

那时，文学社的社员们时常聚在电教大楼一个秘密的设备间，通过一台二十九寸的索尼监视器，欣赏被查禁的外国电影的录像带。阿伦·雷奈拍摄于一九五六年的那部名闻遐迩的短片，第一次将雾与罪恶连接在了一起。端午开始朦朦胧胧地与自己的青春期告别。雾或者雾岚，在他的作品中一度绝迹。他不再喜欢朦胧诗那过于甜腻的格调。

如今，当雾这个意象再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时，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物理反应。只要他提起笔来，想去描写一下周遭的风景，第一个想到的词总是“雾”，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与此同时，雾的组词方式也已悄然改变。对于生活在鹤浦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岚”这个词的意思，被禁锢在了字典里，正如“安贫乐道”这个成语变成了一种可疑的传说一样。

雾，有了一个更合适的搭档，一个更为亲密无间的伙伴。它被叫做霾。雾霾。它成了不时滚动在气象预报员舌尖上的专业词汇。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

在无风的日子里，地面上蒸腾着水汽，裹挟着尘土、煤灰、二氧化碳、看不见的有毒颗粒、铅分子，有时还有农民们焚烧麦秸秆产生的灰烟，织成一条厚厚的毯子。日复一日，罩在所有人头上，也压在他心里。雾霾，在滋养着他诗情的同时，也在向他提出疑问。

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作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仿佛它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仿佛它不是对自然的一种凌辱，而就是自然本身；仿佛它未曾与暗夜共生合谋，沆瀣一气，未曾让阳光衰老，让时间停止；仿佛，它既非警告，亦非寓言。

现在，端午拉着行李，正在穿过灯火暧昧的街道，穿过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俗艳的广场。即便是在这样的雾霾之中，健身的人还是随处可见。他们吭哧、吭哧地跑步，偶尔像巫祝一般疯狂地捶打自己的胸脯、肾区和胰胆。更多的人围在刚刚落成的音乐喷泉边上，等待着突然奏响的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等待一泻冲天的高潮。

那灰灰的、毛茸茸的脏雾，在他的心里一刻不停地繁殖着罪恶与羞耻，在昏黄的灯光下铺向黑暗深处。而在他眼前，一条少见人迹的乱糟糟的街巷里，浓雾正在酝酿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它所阻断的，不仅仅是想象中正点起飞的航班与渴望抵达的目的地。它顺便也隔开了生与死。

11

绿珠在英皇大酒店的大厅里等他。这是鹤浦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离端午居住的那个街区不远。绿珠穿着一件半新旧的黑色外套，白色的棉质衬衣。大概是龙孜的日照较为强烈，她比以前更黑了一些。不过，人看上去，却沉稳了许多。

她默默地从端午手中接过拉杆箱，带他去了商务中心边上的一家茶室，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窗外是下沉式的庭院，对面就是宾馆的别墅区，亮着灯。端午把钥匙交给她，并让她记下了自己家的楼号和房间号码。

一段时间不见，两个人都有点生分。

“我可不会做饭呀。”绿珠打开一个红色的夹子，将钥匙别在铜扣上。“带他到外面去吃饭行吗？他叫什么名字？”

“若若。你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他还算能够将就。”端午黑着脸低声道。

他又嘱咐了一些别的事：早上六点一刻之前，必须叫醒若若。六点四十五分之前，必须离开家门。如果早自习迟到的话，他将会被罚站。面包在冰箱里，牛奶是刚买的，得给他煮一个鸡蛋。还有，得看着他把鸡蛋吃完。否则，他会趁人不备，将它偷偷地塞进衣兜，拿到外面去扔掉。

“你现在就要走吗？”

“就算是去了机场，恐怕也得挨到明天早晨。”端午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又道：“明知道去了也没用，只是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我给常州的机场也打了电话。同样是大雾，航班取消。上海的浦东机场，飞机倒是能正常起降，不过你现在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绿珠给他倒了一杯冰啤酒。“随便你。你现在走也可以。我替你叫了一辆车去机场。师傅姓杨，车就在门外的停车场等着。机场那边，现在一定也乱得很。”

端午没做声。茶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六角形的吧台里，一个脖子上扎着领结的侍者，正在把台面上的一排酒杯擦干。顶灯柔和的光线投射在木格子酒架上，照亮了侍者那白皙的手。吧台的其他地方，都浸没在灰暗之中。

绿珠说，她姨妈还在泰州。两个月来，小顾一直在琢磨着，把江边的那座房子卖掉。由于是凶宅，在交易所挂出后，一直无人问津。绿珠这几天还回去看了一下，到处都是尘土。花园也早荒掉了。

“天气预报说，后半夜有雨，鬼知道会不会下！”绿珠偷偷地打了个呵欠，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本来也是今天下午飞昆明。如果不是这场大雾的话，这一次我们就见不上了。”

“不会耽误你什么事吧？”

“你说什么事？”

“云南那边，你的工作。”

“放心吧。家里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会尽可能地照顾好他。虽说我不喜欢孩子。一直等你回来为止。在龙孜的那份工作，现在已经有点让我厌烦了。”

“怎么一回事？”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再说吧。”绿珠看上去又有点抑郁。“你去了成都，又不知道你妻子在哪家医院，怎么办？总不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去找吧？”

“她说离植物园不远。我现在也顾不了那许多，只是想早一点赶到成都。”端午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用手背碰了碰嘴唇。“我反而有点担心，担心知道她在哪儿。”

“不明白。”绿珠皱着眉头望着他。

“一旦我知道她住在哪儿，这说明她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了。”

绿珠还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她没有再去追问这件事。侍者拿着一个托盘过来，弯下腰，轻声地问绿珠还要点什么，他就要下班了。绿珠让他给茶壶续上水，又要了两瓶冰啤酒，一个坚果拼盘。

很快，吧台上的灯灭了。一个身穿制服的矮胖保安，手执一根警棍，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来回逡巡。

“如果你想安静一段时间，可以来龙孜住一段。就当散散心。”

“你不是说已经有点厌烦了吗？”

“我说的是那个项目。挺没劲的。不过那儿的风景倒是没得说。第一期工程还没有竣工，我们现在只能暂时住在山上，一个看林人的小院里。坐在门口就可以望得见梅里雪山。就是中日联合登山队被雪崩埋掉的那座神山。海拔倒是有点高，刚去的时候老是捯不上气来，过个两三天就好了。除了山风呼呼地从山顶上吹过，你听不到一丁点声音。真正的远离尘嚣。也不知道那对孪生兄弟，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山下的村庄里住着彝族人，也有汉人。破破烂烂的印章房。山下还有一条小溪，当地的居民叫它翡翠河。时常可以看到野鹿和狍子到溪边来喝水。天蓝得像染料，星星像金箔一样。

“当地人说，七八月份去最好。山野里、溪边上、草甸子上的花，都开了。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远远看过去，像是给山包和草坡铺上了一层红毡子。如果你偶尔看见一大片白色的花，多半是土豆……”

见绿珠说起来就没完，端午只得打断她：

“具体说来，你们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说穿了，就是给那些半山腰上的十几户人家，那些猎户，很少的一点钱，打发他们走人，然后把整个山都占下来，自己在山上重新盖房子。有五十年的使用权。”

“什么样的房子？是别墅吗？”

“没那么简单。第一期规划主要是生活区。那房子修得像碉堡似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怪里怪气的，一点也不好看，也有点像窑洞。可兄弟俩都说那是后现代建筑。这么设计，主要是为了不破坏山林的原始状态。尽可能不砍树。朝南的一面采光。兄弟俩对环保的要求很苛刻。第二期规划是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筑完全在地面上，用来展览兄弟俩收藏多年的艺术品。大多是一些汉画的拓本，还有一些铜镜、石雕、古器什么的。另外，他们还想在山上建一座全日制的小学。这次去上海，就是为了开论证会。”

“那些山上的猎户愿意搬走吗？”

“我们不和他们直接发生关系。”

绿珠的口中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这个词，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

“我们只和当地政府谈判。嗨，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农民，和动物没什么区别。既木讷又深不可测，既狡诈又可怜。你根本弄不清他们的木鱼脑袋里成天想什么。和鹤浦的拆迁户一样，他们一听说要拆迁，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在山上种茶树；在房前屋后种果树；搭建厢房，扩大庭院；无非是在计算林地损失和房屋面积时，向政府和出资方多讹点钱。

“到了谈判的那一天，两名精干的猎户代表，一会儿说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一会儿说牛圈多少面积，马棚多少面积；刚商定的赔偿数额，一眨眼的工夫就反悔。从早晨一直折腾到天黑，把兄弟俩都搞晕了。

“最后，兄弟俩一合计，给那两个猎户布置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让他们别一根椽子、一颗钉子地算账了，干脆出个价。就是说，十几户人家，在一个月内搬到山下，总共要多少钱。那两个代表你看我，我看你，用当地的土话叽里咕噜地商量了好半天。最后他们犹犹豫豫地说出了一个数目。他们壮起天大的胆子，红着脸，咬着牙，最后说出的那个数额，让兄弟俩目瞪口呆。因为，那个数额，竟然还不到孪生兄弟原本打算赔给他们的四分之一。你说可笑不可笑？”

“你打算在那儿一直待下去吗？”

“听你的口气，好像不希望我在那儿待下去似的！”

“我倒也没这个意思，不过随便问问。”

“我也不知道。”绿珠偷偷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说呢，我当初是奔着香格里拉去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可龙孜这个地方，离迪庆还是挺远的，荒僻得很。当地人也管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香格里拉’。你去过迪庆吗？”

“没有。”端午依旧阴沉着脸，有点生硬地回答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解释说，他不喜欢那个带有殖民色彩，可人人趋之若鹜的地名。香巴拉，或者香格里拉。还有那个希尔顿。那本三流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原本就不存在。它只是被杜撰出来的一个乏味的传说而已。

“正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才叫乌托邦啊。”

“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端午冷冷地道。

绿珠说，她最感到烦心的，是她弄不清兄弟俩的底细。她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要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买上这么大一块山地。他们一会儿说要建立循环生态示范区，生产没有污染的瓜果、蔬菜和烟叶，一会儿又搬出梁漱溟和晏阳初来，说是要搞什么乡村建设，在物欲横流的末世，建造一个“诗意栖居”的孤岛。他们信奉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却时不时喝得酩酊大醉，半夜发酒疯。

他们也很少在那里住。

在绿珠抵达龙孜后的三个月中，兄弟俩已经去过一次迪拜，两次尼泊尔。如果说他们实施这个乌托邦计划的最终目的只是巧立名目，为了替自己建造一个息影终老的私人居所，那么，绿珠和这个团队的另外七八个人，立刻就有了管家或杂役的嫌疑。

这是绿珠最不能接受的。

兄弟俩表情刻板，行为乖张，眉宇间时常含着忧愁，可彼此之间倒是十分亲昵。平常话很少，偶尔阴阴地笑一下，能把人吓个半死。他们时常宣布“禁语”。他们在的时候，一个星期中，总有一两天是禁语的。他们自己不说话，也不让别人说话。绿珠她们只能靠打哑谜的方式与兄弟俩交流。据说这是他们“领悟寂静和死亡”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绿珠抱怨说，她有时甚至有些暗暗怀疑，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孪生兄弟。会不会是假扮成兄弟的同性恋？因为团队里的人私下里议论，都说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绿珠一直在滔滔不绝。可是，当端午问她，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妖人”的时候，绿珠却三缄其口：“这是我的秘密。至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忧郁的人，总是能够互相吸引的。”

端午只是静静地听着，不再随便发表什么意见和评论。无论是兄弟俩，还是龙孜，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当然，所有的人也都在变成同一个人。新人。尽管他对龙孜的这个项目了解得还不是很多，可他总觉得，它不过是另一个变了味的花家舍而已。

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告诉绿珠。

两点刚过，等待已久的一场大雨终于来了。

突然刮起的大风吹翻了桌布。终于下雨了。

重重叠叠的闷雷，犹如交响乐队中密集的低音鼓。终于下雨了。

雷声余音未消，窗外的庭院里早已是如泼如泻。终于下雨了。

在等待大雨过去的静谧之中，绿珠没怎么说话。仿佛远在龙孜的兄弟俩，向她下达了封口令。不过，端午喜欢她这种静默的样子。喜欢与她两个人静静地坐着，不说话。

一个小时过去了，雨还没停，端午只得决定在雨中上路。

绿珠说，待会儿等雨停了，就去给若若做早饭。她嘱咐他，到了成都之后，给她发个短信。

她没有送他到门口，一个人独自上了楼。

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端午从漆黑一片的雨幕中再次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

差不多也是在同样的时刻，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招隐寺池塘边的那个小院，赶往东郊的火车站。当时，秀蓉正在高烧中昏睡。在离车站不远处的广场附近，他让拉客的三轮车停了下来。马路边有一个卖馄饨的摊位。他在那儿吃了一碗小馄饨，用的还是秀蓉的钱。他的脑子里一刻不停地盘算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回去？

在清晨的凉风中，他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有点发烫。车站古老的钟楼沐浴在一片暗红色的晨曦之中。天空彤云密布，曙河欲晓。

由于旅客的积压，端午乘坐的那个航班直到早上八点才获准起飞。登机后，他一直在昏昏欲睡。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的时间，是上午十点零二分。

他在排队等候出租车时，手机上一下出现了好几条短信。

欢迎您来到成都！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祝您一切顺利！

若若已去上学，诸事安好。勿念。随时联络。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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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玉是在这天凌晨离开的。院方所推测死亡的时间，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

护工小夏夜里起来上厕所。她坐在马桶上，无意间发现，卫生间上方吊顶的铝扣板，掉下来两根，露出了里面的铁柱水管。她没觉得这事有什么蹊跷。回到钢丝折叠床上，继续睡觉。

黑暗中，她听见家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夏就问她想不想喝水？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叫大夫？家玉只回答了一个字：

闷。

当小夏再度从床上醒过来，特需病房已经挤满了大夫和护士。她看见卫生间铁管上悬着丝带，地面上有一摊黄黄的尿迹。已经太晚了。

由于长途奔波的疲惫和缺乏睡眠，端午显得格外的平静。倦怠。麻木。轻若无物的平静。他的泪腺分泌不出任何东西。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这样一件事：如果医生的推测是准确的话，家玉踮着脚，站在浴缸的边沿，试图把轻若无物的丝巾绕上铁管的时候，正是在他赶往机场的途中。

他来到妻子生前住过的那个病房。由于床位紧缺，那里已经住进了一个干瘦的老头。他是邮电局的离休干部。目光已是相当的微弱和胆怯，可仍在床上和护士、家人大发脾气。强行注射的镇静药，显然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骂人的话从他那衰败的声道中发出来，带着嘶嘶的痰音，听上去反而像温柔的耳语。原来，他不喜欢这个房间号。514的谐音，就是“我要死”。他坚决要求更换房间。一辈子烂熟于心的唯物主义，拿他的恐惧没有办法。住院部的一位主任赶到了现场。他想出了一个“人性化”的处理办法，当即命人更换门上的铁牌，把514换成了555。老头这才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小夏仍然留在那个房间，不过是换了一个伺候的对象罢了。见到端午，她只是默默地流泪，让端午既惊讶又感动。端午给了她五百块钱，她怎么也不肯收。

黄振胜大夫上午有两台手术。直到下午三点，他们才在住院部对面的一家“上岛咖啡”见了面。

黄大夫是一个直率的年轻人，说话有点啰嗦。他向端午表示，病人在他们医院自缢身亡，院方和他本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告诉端午，既然他当初决定收治这样一位没有亲属陪伴，且户籍又不在本市的危重病人，就没想到过逃避什么责任。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家属，和院方大吵大闹，甚至于为此提起诉讼，也并非没有理由。

但他希望端午不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当初拒绝收留她的话，她很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已告别人世了。你恐怕也知道，作为一个医疗机构，院方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救人，而是法律上的免责。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果在美国，你即便想做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医患之间的协议，可能会长达五十多页。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完全有理由拒绝她，让120急救车带着四十度高烧的病人，去下一家医院碰运气。”

黄振胜劝端午换个角度，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换个角度，即便黄大夫不说，端午也能想象出来：

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三到四个不同的部位。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按最为乐观的估计，也不过半年。抛开代价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医疗费不说，作为大夫，他当然知道，这最后的半年，对病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家玉这样一个希望保留自己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的病患……

“也许作为大夫，我不该说这样的话。眼下的这个事情，显然让家属难以接受，但作为病人来讲的话呢，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结果。”

端午一脸麻木地听他说完，中间没有插一句嘴。似乎黄大夫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最后，端午感谢黄大夫在最近一个月中，对妻子给予的救治和照顾。至于说追究院方的责任，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何况，他也从来不认为院方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

听他这么说，年轻人一激动，就把脸凑了上来，压低了声音，用十分欧化的句子提醒他，在听到自己下面的一段话时，不要感到吃惊：

“我也许在三天前，就已察觉到她自杀的迹象。当时，她已经开始向我询问，倘若在网上购买氰化钾一类的药物，是否可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暗示她，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可能会在医生的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内，给她加大吗啡的剂量。今天凌晨，我在家中被特需病房的电话惊醒了。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和他告别时，黄大夫告诉端午，他已经嘱咐院方，在为她开具死亡证明时，忽略掉“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端午在办理异地火化的相关手续时，也许会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此，端午没有表示异议。他还向黄大夫透露了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他和家玉实际上已经离婚。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也无权处理她的遗体。

黄大夫笑了一下，道：“这个不碍事。火葬场的人，是不会提出来查验你们的结婚证书的。”

家玉在医院留下的物品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仿蛇皮的GUCCI包，一枚成色不太好的和田玉手镯，一个苹果iPod。还有两本书。这是她临走前，从自己的书架上随手取下，准备带在路上看的。一本是《海子诗选》，另一本则是索甲仁波切写的《西藏生死书》。

端午没能找到她留给自己的那封信。

她的遗体在第二天傍晚火化。那时的殡仪馆已经没什么人了。工作人员正把一个个用过的花篮往垃圾车上扔。

在空荡荡的骨灰领取处，在已经有点变了味的浓郁的百合的香气中，他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江为的两句诗：

黄泉无旅店。

今夜宿谁家？

端午回到鹤浦的家中时，绿珠正在洗澡。她从卫生间里跳出来，光着脚替他开了门，并嘱咐他数到十，再推门进屋。

端午就在门外抽了一支烟。

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卫生间里已经传来了吹风机的声音。

绿珠告诉他，从早上起来，她就在替若若整理房间。出了一身臭汗，头发都沤了。她希望若若在接下来几天中，看到漂亮的房间，心情会好一些。

“你的书架，我昨天也帮你整理了一遍。”绿珠拢了拢湿漉漉的头发，看上去有些疲倦。“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看了一宿的书。不好意思，也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端午不知道她所指的不该看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的日记，也没有心思去问。她身上那件白色的浴衣是家玉平常穿的，也许她不知道；也许她知道，却并不忌讳。

那个枣红色的骨灰盒，就搁在客厅的茶几上。绿珠蹲在茶几边上，对着它端详了半天，用手摸了摸，然后转过身来，对端午吐了吐舌头：“我能不能打开看看？”

不过，她终于还是没敢看，只是随手在上面盖了一块蜡染布。

“我简直有点爱上你儿子了！”绿珠说。

昨天晚上，她带他去餐馆吃饭。在等候上菜的那段空隙，若若还趴在桌前做数学题。她问他为什么这么用功，小家伙就吸了吸鼻涕，对她说，每次考出好成绩，妈妈都会像疯子一样地狂笑；就算是当着同学的面，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揽入怀中，在他的脸上亲个没完。

“简直就是蹂躏。”若若笑道。

他刚当上代理班长。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对绿珠解释说，代理班长，实际上就是班长。“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她知道我当上了班长，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那时，绿珠已经从端午打来的电话中，知道家玉不在了。听若若这么说，绿珠赶紧起身，装出上厕所的样子，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了一场。

“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这件事？”

“我还没想好。”端午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仰起脸来问她：“或者先不跟他说……不行，他早晚会知道的。等会儿他放了学，一进门，就会问。第一句话，就会问。”

两个人把接下来要发生的场景模拟了好几遍。

绿珠一直在流泪。

不到四点，绿珠就早早地离开了。她说，她实在不忍心看到若若放学回家时那兴冲冲的样子。

可是，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儿子放学回家后的实际情形，完全出乎端午的预料。

“我回来啦！”若若仍像往常那样跟端午打招呼。他在门边脱鞋，把书包随手扔在地上。也许感觉到了端午严峻的表情有点不同往常，他又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他父亲一眼。他的目光甚至掠过了茶几上的骨灰盒，但又迅速地弹了回去。那是一种目光先于心灵的直觉。他似乎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个不祥之物。

他进了厕所。他待在厕所里的时间要比平常长得多。

随后，赤着脚，咚咚咚地走到餐桌边喝水。

“老屁妈呢？”他故意不去看那骨灰盒，故作轻松地问了一句。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是什么。你别说了。”儿子立刻严厉地制止住他。“好吧，我要去做作业了。今天的作业巨多！要背《滕王阁序》。还有两张启东的数学卷子，一篇作文。”

他居然快步离开了餐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端午的头皮有点发胀。他坐在餐桌前，对儿子怪异的举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的工夫，儿子眼泪汪汪地从屋里奔了出来，赌气似的大声地向父亲宣布道：

“假如你们一定要离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跟妈妈一起过。”

端午从餐桌边站起身来，朝他走过去。将他的头用力按在自己的胸前，贪婪地吮吸着他头发的汗骚味，轻轻地对他说，他刚才所说的那个“坏消息”，比离婚还要糟。

还要糟上一百倍。一千倍。

儿子推开了他，目光再次掠过他的脸，掠过沙发边的落地灯，最后，落在茶几上的那个骨灰盒上，终于不动了。

端午知道，自己无须再说任何多余的话。

因为若若目光最终停留的地方，就是全部答案。

确凿无疑。

无可更改。

直到凌晨一点半，若若才迷迷糊糊地在小床上睡着。一阵阵袭来的困倦，让端午睁不开眼睛。可端午仍然不能上床睡觉。

得知了消息的母亲和小魏，正在连夜赶往鹤浦的途中。

稍后，他从自己的邮箱中，看到了家玉发给他的那封E-mail。

它写于一个半月前。唐宁湾的家中。那是她准备出发去西藏的前夜。端午在阅读这封电子邮件时，时间上的小小混乱，给他带来这样一种错觉：就像时钟可以拨回，就像家玉还活着——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以她充满哀怨的口吻，跟他说话。

13

去年元旦的前一天，在南郊的宴春园，我们请小秋他们吃饭。守仁也来作陪。席间，不知为什么，守仁向小史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她，是否曾在梦中见过下雪的情景。小史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守仁又挨个地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没有。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能说实话。因为我不仅时常梦见下雪，盖了三床被子，都觉得冷，而且在梦中，雪下起来就没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可我隐约感觉到，梦见下雪，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第二次胸部的穿刺。一直没敢去询问结果。可医院还是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问他们，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对方迟疑了一下，说，他也不清楚。只是嘱咐我尽快去医院。我知道有点不太好。

那天晚上，当守仁端起酒杯，站起来，要跟我一个人喝一杯，并开玩笑地说，我和他同病相怜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感激。也多少有了点安慰。可没想到，他竟然死得比我还要早。

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一直熬到下午三点。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撞撞运气。其实，我也知道，答案几乎是铁板一块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吴的老大夫。是个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她问我家属怎么没有来。我的心就不由得往下一沉。为了早一点知道结果，我就骗她说，父母早已不在，而且没有成家。大夫又问我多大年纪，在哪儿上班，随后犹豫了一下，将CT的光片，一共四张，依次贴在隔断的玻璃上。她耐心地告诉我，肺部的那些浸润性的斑影，在医学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她说的是可能，但又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她担心肺部的病灶并不是原发的。我就壮着胆子问她，这么说，是不是就意味着细胞已经转移。吴主任再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她的结论是：有点麻烦。她嘱咐我尽快办理入院手续。越快越好。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梯口的。我只知道，电梯上上下下，在六楼停了七八次，我都忘了上去。尽管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可当时心里还是很害怕。害怕极了。最后，电梯再次停了下来，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春霞。

她怀里抱着一大摞病历，一见到我，似乎也被吓了一跳。很快，她定了定神，冷冷地笑了一下，用地道的北方话对我说：

“呦，庞大律师，怎么了这是？怎么有空亲自来敝院指导工作？”

春霞站在电梯口，足足看了我半分钟，然后轻轻推了推我，笑道：“你到底是怎么了？傻啦？”

又过了好一阵子。她问我，愿不愿意去二楼她的办公室坐坐。我答应了她，甚至心中还生出了些许暖意。我对人的邪恶总是估计过低，由此犯下了一生中可能是最严重的过失。她让我稍等她一下。她要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我真的在楼梯口等了她十分钟。随后，我跟她下到二楼，走进了护士站旁边的一个值班室。

她让我把大夫的诊断书给她看。很快，她就仰天大笑起来：“呦，恭喜你呀，你这是中了大奖了呀！”

她问我是哪个大夫给瞧的病。我告诉了她。纯粹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她立刻就给吴主任打了电话，嘴角一直挂着笑。等到她放下电话，就装模作样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胸部不适的，肋间的疼痛感，一般持续多长时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已经明确地察觉到她说话时语调中所隐藏的喜悦与快意，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猎物任人摆布的事实，可我还是对她最终的悲悯抱有希望。

另外，我也本能地意识到，既然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段中，我还得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接受治疗，必须尽一切可能马上与她和解。所以，我还是认真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毕竟，第一人民医院是鹤浦最好的医院，也是我的合同医院。我怎么都无法逃过她的掌握。

软弱和幻想，当然也有恐惧，让我乱了方寸。春霞把一包打开的话梅递给我，问我要不要吃，我正有点迟疑，她的脸突然又变得狰狞起来。

她说，真是苍天有眼！

她说，她的预言从来都丝毫不爽！

她说，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她还说了别的。可我这会儿已经记不清了。她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把椅子拉近了一些，笑着对我道：“不管你的病有多严重，你都无须担忧。”

“为什么？”她的话又让我感到了一丝希望。我像个傻瓜一样地问她。

“你多牛啊！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路子！对不对？上帝也怕你！找你的刑警姘头去啊，实在不行了，你还可以让黑社会老大出面，直接解决问题嘛！”

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仍然把她的冷嘲热讽，理解为房产纠纷的一种自然反应。我当即决定，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忘掉她所有令人发指的卑劣，着脸，向她道歉。把在房产纠纷中所有的过错，都全部承担下来，并乞求她的谅解。

“这话你就不用说了。那是不可能的！”春霞鼻子里吭吭了两声，道：“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风筝》，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对不对？无所谓原谅。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不配！不过，你尽管可以放心，虽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你在入院治疗的过程中，我仍然会以一个医生神圣的道德，给你提供悉心的护理。我也很乐意亲自为你服务。假如有一天，我不得不遗憾地合上你的眼帘，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尽可能让自己温柔一些。”

正好有人敲门进来，病人的家属送来了两箱水果。还有茶叶。春霞笑嘻嘻地让他们把礼品搁在桌上，同时暗示我可以走了。

我就像是被人扒得一丝不挂一样，离开了她的值班室。

临走之前，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是春霞很乐意回答的。

“你这种情况，快的话，两三个月吧。拖得长一点，也不会超过六个月。”春霞道，“这是吴主任刚才在电话中说的。按医院的规定，我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俩是老朋友呢？就算给你开个后门吧。接下来，你可以扳着指头过日子了。”

从医院出来，我看见太阳已在落山。一个淡黄色的火球，挂在高压电线的上端，像是我正在溃烂的胰脏。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黑车司机，手里托着一只保温杯，朝我走了过来。我说，我有车。他就走开了。

可我到了车上，怎么也打不着火。不是平常那样打着了会歇火，而是钥匙插进去，根本没反应。我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钥匙拔出来，再插进去，顺时针转动，它还是没反应。

过了好长时间，那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再次朝我走了过来。他在敲我的车窗玻璃。我想把窗玻璃退下来，由于失去了动力，它纹丝不动。我只得打开了车门。

小伙子笑着问我，出了什么状况。我说汽车发动不了。小伙子犹豫了一下，就把手里的保温杯放在地上，将整个身体压在我身上，转动了几下钥匙。然后他问我，刚才停车拔钥匙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嘭的一声？我说，我脑子里很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推断说，可能是汽车的电瓶爆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蹲下身子，在我的脚边寻找打开汽车引擎盖的连动杆的拉环。

他的嘴和鼻子都挤在我大腿上。就算他是故意的，我也只得由他去。引擎盖打开之后，果然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我看见原先包在电瓶上的塑料套都被炸成了碎片。一股刺鼻的硫酸味。我问他该怎么办。他就转动着手里的保温杯，再次用奇怪的眼神直勾勾地看了我好半天，对我说，得更换一个新的电瓶。可以找人来救援，也可以给4S店打电话。

他问我需不需要送我回家，我明知道他的笑容不怀好意，可脑子木木的，糊里糊涂地上了他的车。

起先还好。当汽车进入车流稀少的环城公路的时候，就开始下雪了。他的话越来越不着边际。可我一点不怕他。他胆大妄为地将右手搭在了我的腿上。我依旧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那只手先是哆哆嗦嗦，迟疑不决，见我没反应，马上就变本加厉。我倒是希望他的胆子更大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唯有那只手，可以帮我忘掉春霞那张脸，忘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算计、倾轧和背叛，忘掉像山一样压下来的恐惧。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某些方面还算正常，还足以对他的冒犯做出反应，心里竟然松快了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说，我那已被宣布无用的身体，居然还能派上用场。假如他要把我带到他的住处，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反抗。可是这个小伙子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把车开到天文台附近的一个松树林里，蛮横地把我的手放在了他的腿间。那儿离招隐寺不远。环城公路上空无一人。当年我就是在那儿遇见燕升的。旺堆说得没错。所有的事，都会发生两次。

三五分钟就结束了。

他可能刚过二十岁。

他把我送到小区的门口，目光就变得躲躲闪闪的，不敢看我。下车的时候，他忽然问我，能不能把车钥匙给他，他会负责把我那辆车的电瓶换好，然后再给我送回来。我想都没想，就把车钥匙交到了他手上，并且告诉了他家里的门牌号码。

“你不担心我把你的车开跑了啊？”他趴在打开的车门上，歪着脑袋对我喊了一句。

“随你便。”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原本打算等孩子熟睡之后，再把去医院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可没想到，我们打了一架。你把我按在地上，骑在我身上，向我的脸上吐痰。我在卫生间的洗脸池边对着镜子，擦去痰迹，与此同时，脑子里就闪现出一个念头来。我想起了你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你说，自打我们结婚的那天起，你就一直梦想着跟我离婚。我知道你不是随便说的。对，我开始有了一个念头。在那一瞬间，它突然变得清晰了。它照亮了我前面阴云密布的道路，并让我感到如释重负。

后来，守仁的死，终于使它变得异常清晰，坚不可摧。

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鹤浦了。趁着我现在头脑清楚，还有力气，给你写下这封信，我不会告诉你我去哪儿。我是在忧愁中死去的，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痕迹。好在我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是知道的。

顺便说一句，春节过后，我不记得是初九还是初十，春霞一连给我发来了好几条短信。她说，她很后悔那天在医院里对我说那样的话。整个春节，她都是在悔恨交加之中度过的。没有得到一分钟的平静。她解释说，那天之所以会如此恶劣地对待我，主要原因，是对我们请来黑社会的人帮忙而耿耿于怀。她说她这辈子，没对任何人低过头。

她的道歉没有什么诚意。因为她说了半天，仅仅是因为担心我做了鬼以后，也许不会放过她。

这个人，在给我道歉的时候，也还是邪恶的。那些短信仅仅表明，她无力承受作恶的后果。她同样虚弱。她说她一连几天都做着同样的梦，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叫她姐姐。

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动机，我都假装相信她的诚意。为了让她安心，我立刻就给她回了信，并且毫无保留地原谅了她。

不过，她的道歉，已经不足以让我改变现在的决定了。

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曾经很可笑地希望他出人头地。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平平安安的，就好。

你也一样。平平安安。

现在，我已经不后悔当初跟你相识。如果你仍然希望我在临别之前，跟你说上最后一句话，我会选择说：

我爱你。一直。

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

14

通常，有许多迹象可以让人清楚地感觉到春天的消逝。杏子单衫，丽人脱袄；梨院多风，梧桐成荫。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刺目的繁华，一旦落尽。可是此刻，即便地处四季分明的江南腹地，岁时的变化也已变得呆钝而暧昧。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天气已变得燠热难耐了。从蒙古国刮来的黄沙，一度完全遮蔽了天空。端午站在卧室的窗前，眺望着节日的伯先公园，就如观看一张年代久远的发黄相片。

在母亲的极力劝阻下，端午没能按照家玉的临终嘱托，把她的遗骨，葬在门口的石榴树下。母亲说，即便不考虑邻居们的感受，将尸骨埋在自己家门口，也是一件很晦气的事。他们在城东的一个空旷的山谷里，为她挑了一块墓地。价格高得离谱。

让人破产的法子有很多，其中连根拔起的最新发明，是无法拒绝的墓地。

落葬那天，吉士、小秋和小史他们都来了。几天不见，吉士已经有了新的烦恼。他在为应该选择进市人大还是政协，委决不下。小秋倒还是老样子。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并注册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早已宣布怀孕的小史，腹部依然平坦如砥。这当然不正常。她举止木讷、神情黯淡，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或许是因为她在窦庄的饭馆经营得不太成功，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烦心事。她称她的丈夫为“狗日的”。

小顾也特意从老家泰州赶了来。让她感到宽慰的是，在那片荒凉的山谷里，守仁总算是有了一个伴。

他们也顺便去祭奠了守仁。

“五一”期间，端午再次前往南山哥哥的住处，劝说他搬回到唐宁湾，和母亲她们一块住。在哥哥手上建造的这个精神病防治中心，很快就要拆迁了。哥哥仍在给他邮寄那些自创或抄来的警句格言。最近的一则让端午过目难忘：

如果粪便很值钱，穷人一定没屁眼。

哥哥还像以前一样自负。他夸张地将自己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细细一想，倒也没什么大错。当天下午，他们就替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周主任笑呵呵地答应，会随时来家中探望他的病况。

那时，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说服保姆小魏嫁给元庆。用的还是老办法。讲故事。

她的故事既雄辩，又富于哲理的光辉。如滔滔江河，奔涌不息，又如西风骤起，飞沙走石。老实巴交的小魏很快就被她搞晕了。她根本无法抵御母亲那些故事的魔力，到最后，只能由她摆布。

这件事，也多少强化了端午的某种直觉：这个世界上，已无任何真理可言。所谓的真理，不过就是一种依时而变的说法而已。

不管怎么说，他很快就改了口，亲热地称保姆小魏为“嫂子”。

他戒了烟。

他终于读完了欧阳修的那本《新五代史》。这是一本衰世之书，义正而词严。钱穆说它“论赞不苟作”。赵瓯北在《廿二史札记》中推许说：“欧公寓春秋书法于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陈寅恪则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

这些都是史家之言。

端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为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话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

呜呼！

端午已经开始写小说。因为家玉是在成都的普济医院去世的，他就让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普济的江南小村里。

两天前，绿珠从云南的龙孜给他发来了一封短信。她在信中问他，如果布法或白居榭厌倦了庄园的隐居生活，希望重返巴黎，去当一名抄写员，是否可行？

端午当然明白其中的弦外之音。

她已经联系了沈家巷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他们欢迎她去那儿当一名老师。绿珠告诉他，几年来的漂泊和寄居生活，让她感到羞愧和疲惫。她希望在鹤浦定居下来，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她还强调说，在当今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

对此，端午没有理由提出反对。

若若已经开始变声。他时常还会从梦中惊醒。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从不忘记去唐宁湾看望奶奶。元庆的病情时好时坏，他总是用同一种魔术逗若若笑。若若为了不让他的“精神病伯伯”感到难堪，每次都会笑。

在父子俩不多的交谈中，如果不得不提及他的母亲，若若还是愿意称她为“老屁妈”。

在整理家玉的遗物时，端午从妻子那本船舶工程学院的毕业纪念册中，发现了自己写于二十年前的几行诗，题为《祭台上的月亮》。

它写在“招隐寺公园管理处”的红栏信笺上。纸质发脆，字迹漫漶。时隔多年，星移物换之中，陌生的诗句，就像是命运故意留下的谜面，诱使他重返招隐寺的夜晚，在记忆的深处，再次打量当年的自己。

他把这首诗的题目换成了“睡莲”，并将它续写至六十行，发表在《现代汉诗》的秋季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