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和商朝的更迭，在史书中有道德评判色彩很强的记载：末代帝王夏桀胡作非为引起天怒人怨，终于被新兴的有道之君商汤取代。

帝桀之时……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史记·夏本纪》。《史记·殷本纪》：“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 汤乃兴师率诸侯……遂伐桀……桀败于有嫉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 汤既胜夏……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但考古呈现出来的过程更为复杂，一些来源各异的落后人群曾侵入二里头古城，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王朝更迭显得扑朔迷离。

夏朝的敌人来自哪里？这需要从二里头古国的疆域开始考察。

在二里头二期，古城扩张到3平方公里后，已经达到一个早期国家的体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早期国家统治的范围有多大？

从最低标准看，洛阳盆地是二里头都邑能够控制的范围。盆地东西狭长，跨度约50公里。有研究者曾统计洛阳盆地内的聚落数量：在二里头一期，古城之外发现聚落19个，二期迅速增长到83个，到三、四期稳定保持在100个左右，其中，面积在0.5平方公里左右的“乡镇”级大聚落约20个，其余为0.1平方公里及以下的村落。从“王都”到乡镇、村落，等级格局非常明显，显然属于同一个王国政体。[陈国梁：《合与分：聚落考古视角下二里头都邑的兴衰解析》，《中原文物》 2019年第4期。]

至于二里头-夏王朝在洛阳盆地外能够控制的疆域，史书和考古都难以给出标准答案。其一，编写相关史书的主要是战国到西汉时人，他们还没有对早期国家的考古知识，只能按自己生活的世界想象三皇五帝和夏商时代，所以孟子会说，大禹治水的范围遍及江、河、淮、汉：“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范，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这是战国时代华夏人的认知世界，但上古的华夏范围还没这么大。

其二，考古学也很难解答政治史层面的问题。考古的主要对象是古人生产的器物，特别是数量最多的陶器，虽然从陶器风格可以划出“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范围，但陶器分布范围和古国政治体并不是一回事，不然，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都会是地跨上千里 的古国。

以陶器为基础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比较广，从晋南到关中、河南省大部，甚至远及安徽省，但风格并不完全一致，还会按地域分成几个“类型”，所以陶器文化很难和古国的政治疆域等同。二里头人对铸铜技术严格保密，制作的铜器很少出现在外地，也难以作为指标。

关于二里头-夏朝的疆域，日本学者西江清高和久慈大介曾提出一个方法：考察陶礼器的分布[［日］西江清高、［日］久慈大介：《从地域间关系看二里头文化期中原王朝 的空间结构》，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 出版社，2006年。]。二里头文化拥有独特的陶礼器（酒器）群，魏、爵、孟、瞿、鬻等，只有地位较高的人才能拥有成套的陶礼器。如果这些陶礼器群出现在二里头古城之外的地方，就可能是二里头-夏朝的控制范围，或者是夏王室给外地酋长的赏赐，我们由此可以窥探古国的政治影响力范围。

从西江清高制作的分布地图可见，陶礼器出现最集中的地方在黄河南岸以及嵩山东南麓，西起河南陕县，东到郑州，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本书推测，这应当是二里头古国（夏朝）直接统治的区域，比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要小得多。

在较远的外围也有一些零星的二里头陶礼器出土，如河南省南部的方城八里桥和驻马店杨庄，陕西商州的东龙山。这些可能是和二里头古国（夏朝）存在朝贡关系的部落，反映了夏朝的影响力范围。

这个“王朝”疆域要低于战国时人的想象，但已经超过以往中国境内的任何古国。究其实质，二里头-夏朝属于古国和王朝之间的过 渡状态，或者说在前文明与文明之间的门槛上。

古史有“启征西河”的记载，即禹的儿子启曾远征晋南地区：”（启）三十五年，征河西”。（《帝王世纪》）从地理环境推测，夏王朝应当和铜、盐矿产丰富的晋南有密切联系。山西省南部，特别是汾河下游地区，有比较密集的二里头文化聚落，属于晋南本地的东下冯类型。[但也有学者认为，东下冯是独立于二里头的文化。参见张立东《论辉卫文化》， 《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6年；常怀颖《从新峡遗址再论二里 头与东下冯之关系》，《文物季刊》2022年第1期。]

在二里头一夏朝时期，晋南地区的绛县西吴壁出现了冶铜工场，主要是把铜矿石冶炼成红铜，但没有在当地发现青铜铸造技术。发掘者推测，西吴壁可能是二里头-夏朝控制的一处采矿和冶炼基地，生产的红铜供应二里头。但西吴壁尚未发现高规格的城邑、建筑和墓葬等，缺少夏朝统治的直接证据；也许，它是由本地部族掌控的，用铜料和二里头人贸易。

晋南没有发现二里头-夏朝建立的城池，直到商朝早期，商人才在晋南建立了两座夯土小城池，距离西吴壁数十公里，说明商人已经控制西吴壁铜矿。在早商，西吴壁的炼铜炉底部还有人祭遗存[戴向明等：《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 年第7期。]，这似乎是当地族群接受商文化的表现。

在东方，夏王朝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据点——郑州大师姑古城和新郑望京楼古城，距离二里头100公里左右，城池规模不大，边长仅数百米，城内没有发现高等级建筑和墓葬，但抛掷在灰坑里的尸骨较多，显示有较强的权力因素和社会冲突，也可能是和异族之间的战争比较频繁。

这两座小城，意在守卫夏朝的“边疆”。从这两地再向东，是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向北，是辉卫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当然，它们和夏都二里头的关系也难以确定，也许是二里头直接管辖的边疆据点，也许是接受二里头册封的地方自治“诸侯”。

距今3600—3500年间，是二里头文化的尾声——第四期。这一百年又分前后两段：前面半个世纪，二里头人仍旧按照原来的轨迹生活，沿用着三期建成的宫殿和宫城墙，各种手工作坊都在生产，铜器铸造技术稳步提高；后半个世纪则发生了剧烈变化，宫城墙开始塌 毁，几座宫殿逐渐废弃，某些外来者侵入了二里头。

在后半阶段，D1宫殿仍在使用，但明显更换了主人：院落里挖掘了很多灰坑（垃圾坑），有些灰坑破坏了柱廊和宫殿台基；院落围墙下有很多低等级墓葬，有些死者居然被埋在柱廊下；西廊檐下甚至挖出了一座陶窑，说明曾有人在宫殿院里挖土制陶，生产下等人使用的陶器。

种种迹象显示，这座夏都最宏大的宫殿已经成了大杂院，主人不再是显贵豪门，而是一大批外来的乡土民众。此外，D2宫殿院落以及南邻的D4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被外来者粗暴利用，很快就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这些鹊巢鸠占，反客为主的外来者是谁？没有文字记录，考古学者只能从最擅长的陶片分析入手。

在夏朝最后的半个世纪，二里头突然出现了来自豫北下七垣文化和山东岳石文化的陶器，特别是D1、D2宫殿灰坑中的陶片，主要是外来风格。这说明，有大量来自东北方向的人群入主了二里头，他们很多虽只是普通民众，但作为征服者，入住了D1、D2这种高级宫殿。

宫城西南角的两座门楼（D7基址和D8基址）在四期晚段也被废弃，踩踏出的道路覆压在柱洞之上，说明门楼建筑已被夷为平地。宫城东墙也出现了坍塌迹象，有些小路穿过城墙，还有堆积的垃圾。

这一轮变化发生在距今约3550年前；对照史书，这正是东方商族崛起、夏商易代的时间，商汤（武王）带领商人攻灭了夏朝。[一般认为夏商易代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碳十四测年的精度很难体现 50年范围的差别，所以这个小差别目前只能忽略。]

在半个世纪的“占领期”，商人征服者放任二里头的宏伟宫殿逐渐失修、损坏，而新建了两处较大型建筑。其中的一座，在宫城东墙下，D2院落北侧，借用了一段东城墙，同时封堵了东墙最北的一座城门，被编号为D6宫殿基址。

D6宫殿是分三次逐渐形成的，最早在西端建了一座接近方形的建筑，然后分两次向东扩建，最后和东宫墙连接。它没有之前二里头宫殿的宏大和规整，而是更加紧凑和实用。这是典型的商人早期风格： 四合院结构，贴着围墙建房子，不在院落中央建造独立的主体殿堂。

占领者新建的另一座建筑是D10，不太大，在宫城的外侧东南角，恰好占据了宫南路大道。可见，此时宫城南墙已经塌毁，可以随意通行。

商人没有继续把二里头当作都城，而是在二里头以东8公里的偃师市（区）郊建造了一座新聚落，同时，在现今的郑州市区也建了一座。这两座聚落逐渐扩大，并修筑了城墙，被考古学者分别称为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

这说明，商人对二里头的占领完全是实用和策略性的，新建筑也不太重视礼仪性。另一方面，第四期发现的被随意抛弃的尸骨数量大增，其中大部分应当来自商人入侵和统治二里头时的杀戮。比如，一座四期晚段的墓葬（1984VIM5），墓主的胸骨被一枚8厘米长的铜敬射入，埋在宫殿区以北的六（VI）区传统墓地。他很可能就是被商人占领军所杀的夏人，但家人还是尽量按正常标准埋葬了他。[参见中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 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商人占领二里头时期的杀戮还表现在灰坑中，不仅坑中的人骨明显增加，还有长期积累的零碎人骨。比如，有一个深达1.85米的灰坑，在其使用期间，一直有零星的人骨被扔进去，而且坑中其他垃圾主要是各种动物的骨骸以及陶制炊器残片。这很可能是食人者房屋旁边的垃圾坑：

人骨在2000IIIH17的不同层次、不同部位都有出现，似肢解后弃于坑中。出土有包括深腹罐、圆腹罐、鼎、甑、鬲、嬴、刻槽盆、大口尊、躯、器盖等在内的较多陶片，牛、羊、猪、麋鹿、鸟、蚌、丽蚌、圆顶珠蚌、圆田螺动物遗存。[中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一册，第257页。]

再晚一些，作坊区东北侧的一座灰坑（2004VH305）有五具较完整的人骨。这座灰坑边长约2米，深约1.3米，最底部有一名十六七岁的男性，上面是四名女性，其中一名女性（2号）身下铺有约2毫米厚的朱砂。这五人的身体多蜷曲，很可能是死于他杀。

二里头较高级的墓葬中，常给墓主铺垫朱砂，这是自龙山时代已经出现的葬俗；但2号女性是和其他人一起被抛尸灰坑的，不是正常的死亡和丧葬，为何独独她获得了铺垫朱砂的待遇？可能她死前有一定地位，负责抛尸埋葬者对她有些同情且也有获得朱砂的能力，但仍不会（或者说不敢）给她挖一个单独的专用墓穴。这座坑不太像祭祀坑，因为坑中包含较多生活垃圾。[关于2004VH305灰坑，详见中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一册， 第417页。]

存在征服之后的暴力统治，但也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被占领下的二里头的基本状态。

在夏商易代之际，二里头人的青铜冶铸技术堪称独步中原甚至东亚，商族人自然会非常重视。商人从二里头铸铜区调拨了一些人，分配到偃师和郑州商城建立冶铸工场，但二里头铸铜场的主体仍在继续生产。

二里头的铸铜人群和商人的关系似乎不错。在商人占领期间，手工作坊区的北墙也有发生损坏，但立刻进行了重建[新墙编号Q3，详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铸铜场区并未发现太多外来陶片，看来商人占领者比较尊重冶铸场所，没有在这里 建立营地。

这也使人产生了这样一个联想：也许，铸铜族群是灭亡夏朝-二里头的“第五纵队”，他们不甘心宫殿区族群垄断权力，坐享统治收益，便联合外来者商族，一起征服了宫殿区族群。铸铜族群和商人的协作，换来了二里头古城半个世纪的寿命。

但二里头的夏王族群并未被赶尽杀绝。新建的偃师商城发现了一 些二里头风格的陶器，而且二里头宫殿区的某些规划特点又出现在了偃师商城的宫殿区。看来，商人征服者把二里头宫廷人群（或是其中的一部分）迁到了8公里外的偃师商城，让他们参与建设新城。

而在苟延残喘近半个世纪后，二里头的青铜作坊还是被彻底迁移到了郑州商城。从此，二里头古城消失，夏王朝最后的痕迹不复存在。

《尚书·仲虺之诰＞1己载，商汤灭夏之后，把末代夏王桀驱赶到了 “南巢”：“成汤放桀于南巢。”古代注家认为，“南巢”是安徽的巢湖之滨:“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巢湖，在二里头东南方500多公里外，不仅不是二里头文化区，甚至不属于二里头前身（新智人所属的煤山文化分布区）。夏桀的逃亡为何指向巢湖？从史书里再也找不到旁证。

1972年，安徽肥西县的大墩孜村出土了两件青铜瞿和一枚青铜铃，铜铃是二里头墓葬中常见的造型，两件青铜肆也属于二里头晚期特征[程露：《也谈肥西大墩孜出土的青铜壁和铃》，《东方博物》第25辑，浙江大 学出版社，2007年。]。肥西县在巢湖西岸，似乎和夏桀逃亡“南巢”相呼应。

之后，肥西县多次出土二里头风格的青铜器和陶器。在二里头古城之外，肥西是当时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较新的发现是三官庙聚落遗址，有房屋被烧毁后的红烧土堆积，里面有十多件青铜器，主要是钺、戚和戈等兵器。[秦让平：《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发现二里头时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19 年8月23日；方林:《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青铜兵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文 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10期下。]

碳十四测年显示，三官庙遗址距今约3700年，正当二里头古国最鼎盛的第三期，所以，可能是当时二里头铸铜人群曾发生内江，一部分被排挤者被迫南下另谋生路，迁徙到了肥西三官庙定居。从那之后，他们和夏朝的联系似乎很弱，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他们制作的青铜器逐渐和二里头拉开了距离，甚至出现了二里头没有的造型，比如“半月形铜钺“。[这件“半月形铜钺”更像是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的多孔石刀，在南京北阴 阳营和安徽薛家岗都有发现。]

不考虑沿途部落的敌意，从二里头到肥西的交通算不上太困难：先步行到新砦一带，乘坐舟筏先后进入颍河和淮河，再溯泗水而上，便可抵达肥西附近。

目前尚未在肥西县发现冶铸铜的遗址，也没有发现高等级的宫殿和大型聚落，但零星发现的青铜器证明，确实有来自二里头的人长期定居于此。

当夏王朝被商人占领，也许末代王夏桀想起了遥远南方的那批二里头铸铜师，于是南逃寻求庇护，结果商人追踪而至，毁灭了夏人这个南方据点：房屋被焚毁，被杀者的尸骨和兵器被埋在了灰烬中。

至于二里头的征服者，灭掉了夏王朝的商人，为什么他们的陶器分属下七垣和岳石文化，却没有自己的特色？

这群征服者的来历扑朔迷离。

目前已发现的殷商甲骨卜辞从来没有提到过夏朝，这有点不好解释。有学者认为，从来没有过夏朝，所以商人没有记载；也有学者认为，商人肯定知道夏朝，只是甲骨卜辞只专注祭祀神灵和现实问题，不涉及改朝换代的历史，所以不用提及。[戴向明：《夏文化、夏王朝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中国 先秦史学会等：《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尚书·汤誓》是商汤灭夏时的讲话，不过考古学者认为，这篇内容并不可靠，很可能是西周以后的人创作的。

《诗经》里有一组商人的史诗“商颂”，在歌颂商汤功业的《长发》中，出现了一句“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大意是，商汤先讨伐韦和顾，然后又进攻昆吾和夏桀。对于灭亡夏朝的丰功伟业，“商颂”只有这一处。

而且，《诗经》里的“商颂”未必是商朝原创的作品。灭商之后，周朝把一部分商王族分封到了宋国，以传承商朝的世系，但宋国人最

初并没有“商颂”，是春秋初期的宋国贵族正考父从周朝掌管音乐的“太师”那里得到了“商颂十二篇"。[《毛诗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

这组“商颂”的最初作者已无从知晓，也许是商朝的史诗被周朝接收，又保存了三四百年才交给宋国人，这中间，周人很可能对它们进行过改编，原创性打了很多折扣。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编辑《诗经》时，孔子把“商颂”也编了进去，遂流传至今。

在可信的史料里面，最早提到夏朝的是灭商的周人：

其一，《尚书》中周武王和周公两兄弟之间的讲话经常用夏朝做历史借鉴。周人认为，晋南地区是夏朝故地，周武王之子成王分封弟弟叔虞到晋国时曾发表一篇训话，提到当地是“夏墟”；成王还说，应当用夏朝的政治理念（“夏政”）去统治当地土著。（《左传·定公四年》）但在考古中，晋南尚未发现夏朝的高等级城邑。

其二，周人似乎还记得二里头古城的存在。周武王灭商后，准备在洛水边建一座新城，武王说，那里是夏朝的故地:“自洛泗延于伊讷，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解》）所以周朝在这里营建了洛邑（洛阳），位于二里头古城以西20公里处。

在传世古书中，对夏都记载最准确的就是这一处，出自《逸周书》。这部书因没有进入儒家“六经”，长期不受重视，但它的很多信息非常独家，不是毫不知情的后来者能杜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