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适。不过，从 “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以及幸运的环境。

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但关于人祭 的消亡，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进 化”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这方面我有点幸运，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 的专业知识：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当时和历史系的 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魏兄，一位是高一级的 林鹄兄，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韩巍的 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里面提到当时的殷 商遗民还保留着“腰坑殉狗”及殉人的传统，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 不同。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商文 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由此推论下来，商人的人祭习俗，也应当是在 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 念的，他认为，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 了他们族姓，这个观点我也用到了本书中。所以，本书的很多缘起可 以追溯到本世纪初。

后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我本想进入上古史领域， 不过最终毕业论文的题目选的却是中古史，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战 争，因此告别了上古史若干年。到2012年夏，毕业论文已经完成， 又想起了昔日关注的上古史的很多问题。有一次，和研究生同窗、对 摄影和影视造诣较深的曲直兄聊天时，又说起了商代人祭，他便推荐 我去看梅尔·吉布森的《启示》（2006）， 一部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人 祭题材的电影。我看了之后的感觉是，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 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周文王 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它让殷墟人 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所以我那时便准备动手写一篇文章， 这便是后来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很巧的是，当时林鹄兄和我住得很近，他那时已拿到芝加哥大学 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西方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正在清华大学历史 系做博士后。所以，那个夏天我们又能常在一起聊了。有一次，我们 一起骑车去韩巍在蔚秀园的家，在颐和园路上又聊起了商周变迁，惊 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想到一起了，都猜测周公在废除人祭的历史转折上 有关键作用。当天，林鹄兄便把他的一篇与此相关的会议报告发给了 我，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被我用到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中。 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读库》第5期。

回想起来，我能进入这个领域，受惠于韩巍和林鹄之处颇多。

博士毕业后，我到新疆大学工作，其间几度想把《周灭商与华夏 新生》一文写成专书，因为我想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展 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 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从头写下来，也免去了每次交代历史背景 的麻烦。我曾写过孔子，写过刘寄奴刘裕，也都算是这个系列中的部分。

按我最初的计划，写上古，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际，要从新石 器开始，把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全过程，以及人祭宗教的来龙去脉都 写出来。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内容会占一大半，难度很大，毕竟进入一 个新领域需要时间成本，像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先贤“触类旁通” 的学科拓荒时代早已过去，现代学术的数量积累已经很大，学者的研 究方向也都变得深而窄，学术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生发、 拓展，进而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换句话说，到中晚年又另起炉灶、 做大跨度跳跃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我曾几度尝试，只感到无暇亦 无力再进入新石器与夏商的考古世界。不过，当时也形成了少量文字 积累，如本书中关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章。

到2019年春，韩巍赠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报告与上古文 献。而在这年，我对《周易》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其中有大量的周 文王个人经历的记录，于是便再度萌生了书写上古史的念头。2020 年疫情初起时，我辞去教职，获得了自由时间，先在安阳、洛阳小住 过一段时间，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 房屋，再次进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

我喜欢一个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游历，让自己融入未曾见识的风 光之中。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会是一趟去往 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 我搞过战争史，史书中固然充满战争、死亡，但文字过滤掉了感性直 观的认知，很难让人产生“代人感”。而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 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 承受。

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那时也经常问自己，用一辈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搞这种阴沉苦 闷的工作，值得吗？无奈中也安慰自己：写史写到这种状态，怕也是 一种难得的经历……

仅凭千载之后的残骨照片、发掘线图和文字描述，做一点设身处地的想象，就已经如此不堪重负，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又会如何？

所以，最后统稿时，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部分， 只用了一章做简短介绍，不然，全书会更漫长和压抑，我可能无法坚 持到最后。

如果是讨论上古时代的人的衣食住行，比如住的房子、使用的器 物、种植的庄稼，会觉得他们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不大；但如果是探究 人祭问题，我总觉得无法理解他们，看得越多，就越是感觉陌生。因此， 关于人祭宗教的起源，以及早商时期人祭规模突然增加的根源，本书 尝试做出的解释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这种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机会 发言，应该能提供更高明的说法。

进入人祭的领域后，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 存，或者比较少。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 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证据也许还不 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之前十 余年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六 经”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总 有难以言表的遗憾。而这次，经过对《周易》的解读，我逐渐推测到， 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儒家“六经”也 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

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 谢。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 明先生：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如邯郸涧 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而且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一一从“大两河”（长江和黄河两大 流域）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这要比文明起源 的“中原中心论”或“多元论”更为深入。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 代部分，但关于夏朝一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 发之处。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 关系，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但回首再看的话，通过大量考古发掘 报告，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也是颇为难 得的经历。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那就是：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 要特点是体量太大，这是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 的；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 缺少参照物，独自“摸黑走路”的过程有点漫长。换句话说，要想从 那个时代走出来，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付出的代价会格 外大。

在本书写作期间，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旧交杜 波兄，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帮助。昔日老杜入蜀为客，今日老 杜蓉城作主，皆令人感喟唏嘘。研究生时的同窗、陕西师范大学的牛 敬飞兄，为我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2020年初，我有缘探 访周原遗址，包括深锁在红砖院墙中的“文王大宅”基址，彼时就投 宿在牛敬飞兄家中。带我观摩周原遗址的，还有陕师大的王向辉兄。 春寒雨雪时节，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切磋上古学问，是写作期 间一掬难得的开心，也让我想起钱钱锤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 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我最大 的支持，其实是心理上的，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这世界 上还有别的东西。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