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在四处漂泊的流亡途中，哈科沃·阿本斯的记忆总是会回到他大权在握的那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将会记起其中最重要的执政经历：一九五二年四月和五月的那几周里，他先是把土地改革计划提交部长会议讨论，后来又递交共和国国会审议。他知道这项改革对危地马拉的未来多么重要——关系重大，影响深远——他也想在彻底推行改革之前听听党内人士和政敌公开表达对此次改革的看法。媒体事无巨细地加以报道。他专门在总统府发表多次演讲，每次现场都挤满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台记者。

土地改革让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很兴奋，但最兴奋的人无疑是他自己。他在这件事上倾注的精力是最多的，做了大量研究。据他所言，他想努力实施“一项完满的法令，不能有任何漏洞，必须完美无缺、无可争议”。他怎么可能想到那项法令会导致他的政府垮台，让成百上千的危地马拉人身首异处，让更多人遭受牢狱之灾？甚至连他和家人都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余生无比凄惨。

当时总共召开过三场公开讨论会，每次都持续数小时，第三场更是拖到半夜才结束。参会人员不得不在中午短暂休息，吃了点儿玉米饼或三明治，喝了些无酒精饮料，接着继续投入工作，直到所有议程结束。参会的不仅有党内人士，更主要的是政敌。阿本斯总统的态度很明确：“让他们都来。从联合果品公司的律师到农民总会的负责人、土地所有人代表，当然国家农业协会的人也要来，还有报纸和电台的记者，包括外国记者。”所有人——这是他对党内有些人提的要求，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农工工会总秘书长维克托·曼努埃尔·古铁雷斯，原本希望不要把那项法令向如此广泛的反对者公示，他们担心政府的敌人会借机毁掉整个计划。阿本斯没有让步：“我们必须倾听各方意见，不管是支持我们的还是反对我们的。批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改善计划。”

阿本斯经常进行自我批评，从不为自己犯的错找借口；而且只要人们说服他接受自己犯了错，他就一定会把错误改正。他一向认为自己的缺点不会影响执政。不过冷静下来之后，他也会承认做错了许多事。他对自己在那些讨论会上的表现非常满意，坚定捍卫计划中的所有条款，对所有质疑进行回击。那些所谓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希望能缩小那项法案的适用范围，划出一些特例，企图获得阿本斯政府的承诺以保证几个世纪以来就在危地马拉存在的土地所有权不受本次改革的影响，但阿本斯不允许出现这种特例。遗憾的是，这种坚定的态度没能奏效，反而进一步激怒了他的敌人。

阿本斯确信，这场土地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危地马拉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将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奠定基础，而这一切又会为这个国家带来公平、正义和现代化文明。“土地改革将会让所有危地马拉人都获得机会，而现在那些机会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阿本斯在演讲中无数次这样强调。他的妻子玛利亚对他的言行一向态度苛刻，可这次也无比激动、热泪盈眶地拥抱他，紧紧搂着他的胳膊：“你表现得太棒了，哈科沃。”政府中所有的部长以及他的朋友们都和玛利亚的看法一致，都认为他在那些辩论中的表现无可挑剔。但他始终无法说服那些敌人。从那时起，庄园主们对他的怒意更甚了。

年轻时的阿本斯几乎没怎么考虑过他的祖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印第安人的处境，贫富人口的比例严重失衡，四分之三的国民挣扎在社会边缘甚至填不饱肚子，印第安人和富人、专业人士、庄园主及企业老板之间的贫富差距极大。他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只有一小撮同胞在享受着特权。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只有把特权从那一小撮人手里收回、转交给所有危地马拉人，才算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做成此事的关键就是土地改革。

他毫不羞愧地说，多亏了玛利亚·维拉诺瓦，他才终于明白自己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很美，有悠久的历史，却满是可怕的不公。那个女人既漂亮又优雅，他第一次见到她就爱上了她。发现那个眼神灵动、体形匀称、鼻梁挺拔的年轻姑娘还拥有着极高的智慧与情商之后，他对她的爱意更浓了。尽管她出身于萨尔瓦多上层家庭，却从青年时代起就意识到中美洲国家是多么落后，也看到了阿本斯和他的许多同龄人当时并没有注意到的社会问题。

早在他成为军校里大名鼎鼎的人物之前，玛利亚·维拉诺瓦就帮助阿本斯发现了所有那些他以前视而不见的东西。在那之前，阿本斯和他的战友一样，脑子里只有武器、口号、战术、密码、英雄和战斗，对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偏见等问题完全没有概念，没能看出“文明社会”是怎样歧视着数百万印第安人。

是玛利亚·维拉诺瓦帮他打开了一个他以前完全不了解的新天地——充满着不公、偏见和种族主义，那里的人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这也同时激发起了他的斗志：只要人民觉醒了，行动起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整个中美洲地区的其他国家就一定可以改变落后的面貌。她给他讲述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东西。他认识到拉丁美洲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经济和社会的极度不公，这种不公使得社会各阶层势同水火，穷人想要摆脱贫困、接受教育、改善处境的机会少得可怜，如果不用“压根没有”来形容。那是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这样的现代民主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听了玛利亚·维拉诺瓦的教导，阿本斯抛弃了危地马拉白人在言语和行动中透出的种种偏见——那里的白人，或者说那些自认为是白人的人，完全把印第安人当作动物看待。那时玛利亚和他还没有结婚，不过阿本斯已经开始试着摆脱无知的状态了。他深入社会中的各个角落，学习社会学、政治理论和经济学，也开始积极思考怎样才能把他的祖国——包括中美洲其他国家——从深陷的枯井中拉出来，改造它，使它睁开眼睛，改掉玛利亚·克里斯蒂娜所观察到的种种陋习，有朝一日成为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

那几年，哈科沃·阿本斯刚刚成为军官，通过玛利亚结识了不少朋友。受玛利亚和这些朋友的影响，他得出结论：要让危地马拉社会真正开始发生改变，不可或缺的工具就是土地改革，这也是引导一切变革的密钥。必须改变在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式结构，生活在那里的大多数危地马拉人——农民——手上没有土地，只能为狡诈的白人庄园主做工，收取的报酬少得可怜；大庄园主活像殖民时期的原住民领主，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一切好处。

如何处置绰号“水果摊”的联合果品公司这条有名的“章鱼”？那是一家大公司，靠着危地马拉历届贪腐政府，尤其是独裁政府，获得了损害该国国家利益的众多特权，这些特权是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例如这家公司从不缴税。和许多持激进立场的朋友不同，哈科沃·阿本斯始终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条“章鱼”从危地马拉赶走，应该做的只是让它遵守法律、按规定纳税、尊重工人、允许劳工组建工会。他想把这家公司变成一个典范，吸引更多的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前来投资，这对危地马拉的工业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阿本斯永远记得在玛利亚·维拉诺瓦的促成下，自己与那些朋友进行了一次次无休止的讨论。他们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有时两次，地点是其中某个人的家，有时也会选在哈科沃和玛利亚的家里进行，时间通常是周六。大家参与讨论，聆听别人的观点，连吃饭喝酒时也会谈论书藉或政治事件。那些朋友从事各种职业——记者、艺术家、教师、政治家——都是阿本斯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人。他们向他揭示这个国家不为其所知的各副面孔，让他了解到那里存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内战和独裁者——例如当时大权在握的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带来的苦难，也让他明白了什么是民主、选举自由、独立媒体、批评自由和社会主义。他竭力与那些朋友进行争论，反对共产主义，力挺资本主义民主。“要像美国那样，”他总是这样说，“美国才是这个国家要效仿的对象。”

玛利亚喜欢那些身无分文却过着不羁生活的画家、音乐家和诗人，阿本斯则对他们不那么感兴趣。他更不喜欢的是记者和大学教师，例如那些总和他讨论政治的人。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耶赛尔和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本来也在其列，可后来他们成了朋友，如果说保守、沉默的哈科沃·阿本斯也有所谓密友的话，这两人肯定要算在内。他觉得福图尼和佩耶赛尔跟自己很像，连操心的事情都一样；他能理解他们的直率和对物质生活的轻视，甚至对两人生活方式的散漫无序也不以为意（“生活有条理的人当然更有吸引力。”他这样想过许多次）。阿本斯从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每次都会嘲笑福图尼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来增长见识的举动（那些书在危地马拉是买不到的，只能从墨西哥运来。福图尼把填饱肚子的钱都花在这上面了），还在某日嘲笑了后者希望在危地马拉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想法。可事实上，尽管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存在分歧，阿本斯却不得不承认福图尼的政治眼光更高一筹。阿本斯执政之后，福图尼的主意和建议帮了他很多。

他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革命”期间结识福图尼的，后者比他年纪小一些，当时大概只有二十五岁，是《每日气息》栏目的播音员，那个栏目属于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创办的一家电台，福图尼当时就有了放荡不羁、聪明勇敢的名声。他十二岁就进了声名显赫的师范学校，但他从来没想过要当老师，也没读完在圣卡洛斯大学法律系的律师课程。辍学原因是他想投身报界，认为新闻工作更适合他放浪的天性。他为好几份报纸杂志撰稿，针对乌维科独裁政权的政治活动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他不得不流亡到邻近的圣萨尔瓦多避难，在那里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佩耶赛尔是阿本斯在军校的学生，曾流亡墨西哥。回到危地马拉后，他致力于组建工会和合作社，和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合作颇多，主要负责在农耕区推广文化项目。他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农业问题，后来也帮助阿本斯了解这些问题（多年之后，他成了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甚至为多个军事独裁政府效力）。

聆听这些朋友的想法之后，哈科沃·阿本斯了解到自己以前忽略的很多东西。和他的想法一致，福图尼和佩耶赛尔都认为，若想把危地马拉从泥淖中拉出来，进而把它变成民主社会，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推行土地改革。只有这样，歧视和暴力才会停止。通过土地改革，乡村将满是学校，印第安人家中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学会读书识字，也能用上自来水、电灯，会有公路，有体面的工作，拿不错的报酬，吃得更好，穿得也更好。这是难以实现的美梦吗？不，不，在他的政府成立之初他就说过：这绝对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国家将迎来希望、工作岗位和美好愿景。两年过去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阿本斯特别欣赏福图尼身上那些自己所不具有的特点：放荡不羁、漠视纪律、聪明狡黠，对与文化相关的所有话题都有所涉猎，对演员、思想家、电影艺术和歌手总是兴致盎然，对美食很有研究，酒量也不小。他就像是阿本斯的反面，因为阿本斯守时、严格、有条理、遵守纪律。两人经常会陷入长时间的争论，很多时候——尤其是争论过于激烈的时候——玛利亚会插进来让两人保持冷静。他们时常意见相左，尤其是每次谈论社会主义时福图尼都会说，如果让他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选择，他肯定会选择后者。哈科沃和玛利亚则选择美国，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尽管有很多缺点，美国依然是自由、繁荣的国家，而在苏联掌权的是独裁政权，虽说后者曾在战争中站在了同盟国一方，对抗希特勒的纳粹主义。

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乌维科政府垮台，继任者费德里科·庞塞·维德斯将军不久也失去了权力，胡安·何塞·阿雷瓦洛荣登总统宝座，阿本斯当了他的国防部长，不得不中断对经济的研究，尤其是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因为工作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最根本的任务是避免军队因政治原因而分裂、投效阴谋叛乱者，这在中美洲历史上屡见不鲜。他经常和军方的同事碰头，视察军营，向军人们解释阿雷瓦洛总统推行的改革等举措的重要性。只要发现有人出现叛乱的苗头，他就会夺走那人的兵权。在那些年里，福图尼和佩耶赛尔依然在国会对哈科沃施以援手，彼时两人都被选为议员。私下里，哪怕时间再短，他们也会找机会交流意见。此外，福图尼还负责给哈科沃撰写演讲稿，面对紧急情况也总能提出有益的看法，是他引导了支持阿雷瓦洛的两个政党——人民解放阵线和国家改革党——的走向并促使它们合并成革命行动党。

福图尼尽管倾向共产主义，却很务实。土地改革引发轩然大波之际，阿本斯验证了这一点。这位曾经的记者给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不仅帮他应付农民总会的暴怒律师，还帮他应对左翼极端分子——这些人希望所有土地归集体所有，主张强行把土地从所有者手中夺走，再重新划分国营农场（苏联就是这么做的）。福图尼和阿本斯都认为后一种想法是在胡言乱语，将在国内外引发巨大的反对声浪，尤其是在美国。而且不能保证那个办法一定奏效。他们还一起研究了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在玻利维亚实施的土地改革，阿本斯对此持严厉的批评立场，原因正是他觉得那项改革的主导者是国家而非农民。相反，阿本斯对中国台湾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很感兴趣——蒋介石政权在实行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下把土地分割成小份——阿本斯也想在危地马拉的农民中推广这种做法。

一九五二年四月在总统府进行多场公开讨论会之前，阿本斯从来没说过那么多的话。和他亲近的人都知道他性情温和、沉默寡言，这些人看到他为了捍卫自己的改革计划而与众人唇枪舌战时都吓了一跳。他解释说政府只会征用大农场主们手头的闲置土地，把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却不给他们产权，以防他们把土地转手卖给银行家。分配完土地，政府还会向农民提供技术、财力方面的支持，以便他们购置机器，安心投入农业生产。至于被征用的土地，政府将按照估值向所有者提供经济补偿。

福图尼在议会大力帮助了阿本斯，尤其是在关于改革法的讨论中。经过一些修改，改革法终于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七日颁布实施。当日，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尽管朋友们不断试图劝酒，阿本斯依然恪守总统任期内滴酒不沾的誓言，以果汁和清水代替了酒。

哈科沃·阿本斯没能预料到的糟糕情况是强占土地问题。有人侵入农庄和庄园，把所有者精耕细作的田地占为己有，可法案其实是把那些土地排除在被征收范围之外的。几乎所有反对派媒体，尤其是《时刻报》和《公正报》把这些强占行为描述成了丑闻，夸大了其中的暴力成分，和美国媒体一道控诉阿本斯政府是在效仿苏联模式，唯苏联马首是瞻。尽管民告官的胜率并不大，可那些被侵害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上了法庭要求把入侵者赶走，还要求政府给他们经济补偿。在有些案例中，非法入侵引发的暴力冲突还造成了人员伤亡。农民和工人工会秘书长维克托·曼努埃尔·古铁雷斯保证说，包括他在内的该组织所有领导层成员都没有预料到会出现那种入侵行为，不过警方和军方的调查报告显示恰恰是那些农民组织的领导者怂恿印第安人强占土地。这一问题在人口密集区尤为严重，因为那里的闲置土地很少，而贫穷又没有工作的农民却很多，那些组织还给农民分发棍棒、长矛甚至枪械。报纸和电台把这些当作巨大的丑闻添油加醋，以此作为指控土地改革法“染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铁证，还说这项法案如今已经引发巨大的社会暴力问题，必然会演变成对财产所有者的大屠杀，进而完全消灭私有财产。阿本斯在电台发表过多次演说，还亲自到全国各地处理强占土地问题，不断解释说那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会破坏生产，还说改革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能损害守法公民的权益；他还强调说所有参与强占土地的人都会被送上法庭，受到法律的制裁。可实际情况并不总是按照他的预期进行，有时良好的意愿在无比复杂的现实面前会被撞击得粉碎。

阿本斯永远记得一九五一年五月，当他看到反对派在一份抗议书中征集到了近八千个签名时是多么惊愕，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他的政府决定以社工取代在孤儿院照顾孤儿的慈爱会嬷嬷。此外还出现了指控他的政府在未获得法官许可的情况下就把反对派人士投入监狱的声音，他们甚至声称政府殴打、折磨犯人。一开始连他本人都被这些传言激怒了。他立刻给警备部门长官海梅·罗森伯格将军和治安部门长官罗赫里奥·克鲁斯·威尔下达了命令，让他们小心行事，严禁对囚犯施加暴力。可这些事情还是不断发生，尤其是后来卡斯蒂略·阿马斯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侵略威胁日益凸显之际，关于人权、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等问题与政府的生死存亡比起来已经不再是什么要紧的事了。

一天晚上，睡下之后，哈科沃和玛利亚·维拉诺瓦一直聊到深夜。突然，哈科沃听到他的妻子说道：“一团小雪球从山顶向下滚落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雪崩。”

没错，事情正是如此。印第安人终于觉醒了，但他们没耐心地希望所有的改革都能立竿见影。挑起占地运动的到底是印第安人和农民还是城里的一小撮煽动分子？还是说幕后真凶恰恰是利益回吐的庄园主或联合果品公司，以便在事后控诉政府支持极端主义？

他的朋友们纷纷祝贺他在那三场讨论会中为捍卫改革计划而做出的表现，甚至连敌对媒体都承认他在回答政敌提问时表现得冷静且无畏，但是《公正报》和《时刻报》及其他报纸依然坚称那项法案将是共产主义革命在危地马拉爆发的开端。

经过一些小修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900号法案》正式开始实施，人们都喜欢这样称呼它。也许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最让阿本斯吃惊的事情还得算是境外媒体发起的宣传攻势，尤其是美国媒体，他们指责阿本斯政府把危地马拉交到了苏联人手里并密谋在中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第五纵队，苏联将通过该国威胁巴拿马海峡，那里是美洲大陆自由贸易与航行的战略中心。

除了惊讶，阿本斯心中还充满了没有答案的疑问：这怎么可能？这个国家的媒体不是都很自由吗？他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怎么会和媒体那些扭曲、讽刺的报道扯上关系？他在实践中所效仿的难道不正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吗？难道在美国也存在封建主义？土地改革法所倡导的不正是企业精神、自由竞争和保护私有财产吗？天真的阿本斯一直以为美国一定会全力支持自己的政策，帮他把危地马拉从原始状态中拉出来，继而将之建设成现代化国家。

后来他终于明白一切都是徒劳。他和他的部长们所作的解释压根无法扭转局势，谎言打造的宣传攻势已经压倒了事实。阿本斯开始担心另一个问题：军队。那种宣传肯定为内部敌人引诱军人叛乱提供了方便，他们对政府的忠诚会被动摇，甚至会参与军事政变。可悲的“斧子脸”会是领头人吗？绝不可能，军队里没人瞧得上他，他是个一事无成的家伙，既没有才华也没有领导力，只是个极端分子。银行家们和“章鱼”只不过是把他当枪使。军队长官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是他信得过的朋友，恩里克曾对他保证军方将永远忠诚。可是当那位如飓风般破坏力惊人的新任美国大使接替了温和、有教养的帕特森先生和鲁道夫·E.绍恩菲尔德之后，军队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新任美国大使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曾毫不掩饰地声称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共产主义对美洲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的代表就是哈科沃·阿本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