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身大汗。不是因为热，躺在床上就能看到风扇的扇叶在头顶旋转，也能感觉到凉风吹到脸上。流汗是因为恐惧。他从未体验过此刻这般的恐惧，至少他不记得有过，即使在得知元首遇刺身亡当天也没有。也许正是因为那次刺杀事件，他的命运才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此不得不担惊受怕地过日子，还要逃亡海外。但那次事件带给他更多的是悲伤、愤怒和孤独，而非恐惧。可是他现在感受到的分明是恐惧，这种恐惧足以让他直冒冷汗。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和内裤，他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有时他甚至怕得缩成一团，得付出很大努力才能控制住自己不哭喊“救命”。向谁求救？向上帝吗？难道他相信上帝、相信克里斯托瓦尔修士说过的话？

天渐渐亮了。一缕蓝色的光线从地平线上升起，慢慢扩大，照亮了他位于佩蒂翁维尔的住宅，也照亮了门前的花园和花园中的果树、蓝花楹及蔓生植物。很快，母鸡们就会咯咯叫了，狗也快要狂吠了。随着白日逐渐来临，他的恐惧慢慢减退。上午十一点去多米尼加大使馆赴约前，他一定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大使会亲自接见他吗？还是说他依然要和那位穿着紧身西服、戴着大圆眼镜、声音尖细的领事交谈？巴拉格尔给他答复了吗？他有些羞耻地想到自己从未料到有朝一日会因为恐惧而向那个令人恶心的小个子求助，那个人现在成了华金·巴拉格尔总统，他求总统救救自己、救救自己的妻子希塔和他们两个女儿的性命。巴拉格尔会亲自答复吗？他会不会展现风度地“原谅他”，允许他和家人回到祖国？巴拉格尔可能是叛徒，但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对历史很敏感，想流芳百世；也许这会促使他决心把这个“多米尼加共和国最招人恨的男人”从残酷的死亡边缘拯救回来，就像他当年在特鲁希略城编了个故事让他去日本当领事、命令他离开祖国的那次对话中所表示的那样。

“真是个编故事的好手！”他想道。那只是一个邪恶的谎言，他记起了自己在东京度过的那段可怕的日子，他们连办公室都不给他。他和希塔住在昂贵的酒店里，外交官的安家费从没拨给他，他连一笔工资都未领到过。过了短短几周，那位商务参赞就通知他，“因为预算问题”，他的任命被中止了，因此日本方面只留了两周时间让他和妻子收拾行囊离开这个他还什么都没做的国家。他们不得不返回巴黎，在那里生活了近一年。希塔是在巴黎生下他们第一个女儿的，也是在那里，他们花掉了他存在瑞士银行那一百多万美元中的大半。那笔钱存着不用的时候看起来很多，还能赚利息，可是当他们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那笔钱生活时，那些钱就只是杯水车薪了。

流亡的那些年里，阿贝斯·加西亚都做过些什么？策划阴谋。他给所有认识且被他视为朋友的多米尼加军人和警察写信、打电话，试图说服他们发动颠覆巴拉格尔的政变。他们嘴上答应得好，却一根手指都没动过，倒是都想让他出钱给他们买去欧洲或加拿大和他见面的机票。不过那些密谈没起到任何效果。某天，阿贝斯·加西亚突然发现，如果他不能先搞定拉姆菲斯·特鲁希略，一切都将是白费功夫。于是他厚着脸皮给拉姆菲斯写了封信，让他惊讶的是，当时已经定居西班牙的拉姆菲斯竟然回复了，还飞到巴黎来见他，表现得很亲切、健谈。他对巴拉格尔的仇恨不亚于阿贝斯·加西亚。他发现就连他——特鲁希略的大公子！——都被巴拉格尔那只狡诈的老狐狸耍了。拉姆菲斯极度渴望权力，想成为那个背弃了他父亲和他家人所给予的恩德的那个小国家的主人。阿贝斯·加西亚策划数月的阴谋现在得到了元首长子的支持，他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就在他们即将实施行动之际，情况却急转直下，那些本来答应参与政变的军人退缩了，声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政变是不会成功的。他们最后全部退出了。当然，阿贝斯·加西亚依然幻想着独自实施计划。他试着节省花销，因为才过了两年，那一百多万美元的存款就只剩一半了，而且他很清楚自己是永远找不到工作的——他只懂得折磨人、扔炸弹、监视人或杀人。在欧洲，谁会雇用像他这样的人？

当他们于一九六四年决定搬去加拿大居住的时候，希塔怀上了第二个女儿。他希望她把孩子打掉，但她拒绝，最后他遂了她的意。在多伦多的开销不像在巴黎那么高，但他只获得了六个月的居留许可，申请延长居留期限的时候被拒绝了。他们认为他手头的钱不足以支撑他在加拿大再生活半年。

在这种情况下，阿贝斯·加西亚出人意料地接受了移居海地的建议，摇身一变成了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在多伦多，他在几个朋友家里认识了一个海地人，那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还曾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居住过。那人立刻认出了他：“您怎么在这儿？堂乔尼·阿贝斯·加西亚上校在多伦多做什么？”“做生意。”他回答道，想转移话题。那个海地人名叫弗朗索瓦·德洛尼，朋友们都说他是个记者，其实他是为“医生老爹”工作的。“医生老爹”自一九五七年起成了海地无可争议的主人。德洛尼要了他的电话，几天后打了过来，请他共进午餐。德洛尼带他去了一家海鲜餐厅，给了他一个令他当时有些茫然的提议。

“我对您做了许多调查，阿贝斯·加西亚先生。我知道巴拉格尔总统把您从您的祖国赶出来了，从那时起，您就满世界流浪，像被遗弃了。我有一个很严肃的建议，您看看是否感兴趣：搬到太子港去住，为海地政府工作。”

阿贝斯·加西亚吃了一惊，隔了几秒钟才作出回答。

“您是认真的吗？”最后，他说道，“我能问一下这是不是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总统的邀请？”

“是总统亲自发出邀请，”德洛尼点了点头，“您感兴趣吗？您的职务将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他立刻接受了，连工作条件和报酬情况都没问。“我真没用。”他想道。天已经完全亮了，母鸡开始咯咯叫了，狗也开始狂吠了，三个用人在厨房里来回走动，发出各种声响。

一周后，他、希塔和两个女儿一起来到了太子港，住进了大使酒店。阿贝斯·加西亚还记得刚到那里的前几天是最美好的。气候温暖，阳光明媚，能闻到海水的味道，植物茂密，还有梅伦盖舞，到处洋溢着加勒比风情。他本以为那里的人都会讲一口甜美的多米尼加口音的西班牙语，然而那些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只会说克里奥尔语和法语，这两门语言他一个字都听不懂。两天后，有人带他去总统办公室拜见了杜瓦利埃总统。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总统本人，也是最后一次。总统身上透着一股神秘气息，他曾当过医生，但是所有人都说其实他是个巫师。他曾经展示的神迹折服了所有海地人，因此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至高权力交到他手上。他个子很高，很瘦，衣着优雅，很难判断多大年纪。接待穿着深色西服和锃亮鞋子的阿贝斯·加西亚时，总统表现得十分亲切，用流利的西班牙语与阿贝斯·加西亚交谈。总统感谢他愿意前来与政府合作，为国家安全问题建言献策。关于这方面，总统对他说，他知道他是“专家”。总统说了元首特鲁希略的许多好话，还说幸运的是，他和巴拉格尔总统相处得也很融洽。此时总统说了一句略显神秘的玩笑话。

“现在，要是他得知您开始为我的政府工作，巴拉格尔总统怕是要紧张起来了，您说是吧？”

他那深沉的面孔上快速闪过一丝微笑。在厚重的镜片后面，他深邃的眼睛中闪烁着某种光芒。然后他对阿贝斯·加西亚解释说，政府里的某位部长会全权负责和他联系的相关事宜。他站起来，与总统握手道别。

后来生活在海地的两年里，阿贝斯·加西亚再也没能私下见过总统，只在官方活动中远远地看到过他两次。他曾不下十次请求拜见总统，但是据那位部长所言，总统一直十分忙碌，没有时间见他。也许那正是导致阿贝斯·加西亚愚蠢地和杜瓦利埃总统的女婿，也就是“医生老爹”之女“黛黛”玛丽-丹尼斯的丈夫马科斯·多米尼克上校一起密谋造反的原因之一。想到“黛黛”，阿贝斯·加西亚不禁感觉下体有些瘙痒难耐。他几乎从未见过像她一样高挑又高傲的女性，她的体形如此匀称，目光坚毅冰冷，所有人都说她身上的那股霸道气质和她父亲一模一样。但想到马科斯·多米尼克上校，阿贝斯·加西亚就想起了自己当下的处境，于是极度的恐惧再次袭来，使他从头到脚战抖不停。

他是在佩蒂翁维尔的军事学校里认识马科斯·多米尼克的，当时他还在那所学校教授国家安全方面的课程。由于与“医生老爹”的政治姻亲关系，所有人都很妒忌上校，上校却对他这位初来乍到者表现得很友善，甚至有一天还请他到家里吃晚饭。阿贝斯·加西亚就是在那里认识上校那位有着修长双腿的美艳妻子“黛黛”的，这位女主人让这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欲火难耐，一吃完晚饭就跑去市中心的低级妓院随便找了个妓女。他和马科斯·多米尼克上校之间的联系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慢慢地，他秘密参与了——“太蠢了。”他想——由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总统的女婿领头的阴谋，阻止“黛黛”的弟弟“娃娃医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在“医生老爹”死后继承大位，“医生老爹”已经把此人指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了推动那个荒唐、诡异的阴谋，阿贝斯·加西亚参加了多次秘密会议。支持马科斯·多米尼克的那几名军人只是自说自话，没有确定日期，也没有提前勘查地形，更没有准备武器或考虑可能引发的政治风波，好像一切还只是处在萌芽阶段。直到突然有一天，虽然报纸和官方通报中未提一字，却出现了种种传言，说“医生老爹”的政府枪决了十九名军官，因为他们密谋发动政变。

阿贝斯·加西亚冷静了一点儿，下了床，冲了澡。他在水柱中站了很久。水并不凉，只是有些浑浊。他又刷了牙，还仔细地刮了胡子。最后他换好衣服，穿上最好的西装和有领衬衫。如果是多米尼加大使亲自接见他，他就得给大使留下好印象。就连吃早饭的时候——他没吃水果，还说不想吃鸡蛋，只喝了杯咖啡，吃了一小块黑面包——他也忍不住一直想着多米尼加大使和巴拉格尔。由于最近这些天他几乎什么都没吃，不得不让女佣给他在皮带上打了几个新孔。那时是早上七点钟，于是他准备翻看一下女佣给他放在桌子上的报纸。

报纸上既没提及政变也没提及枪决了十九名涉案军官，更只字未提马科斯·多米尼克上校被任命为新任驻西班牙大使并于前一天携妻子玛丽-丹尼斯赴马德里上任。

为什么杜瓦利埃总统放过了政变主谋，没有像对待其他军官一样把他杀掉，反倒把他派去西班牙当大使？毫无疑问，因为他太爱自己的女儿玛丽-丹尼斯了。难道“医生老爹”不知道正是“黛黛”往她丈夫的脑子里灌输了除掉总统并取而代之的想法？他肯定知道。弗朗索瓦·杜瓦利埃什么都知道，不可能觉察不到“黛黛”的不满和痛苦——整个海地都在讨论此事——因为他选择了由她的弟弟继承权力而不是她。尽管如此，巫师还是原谅了他那残暴的女儿，把她和马科斯·多米尼克派去西班牙当外交官。在那之前，他已经把那些参与此事的军官都秘密处决了。

为什么杜瓦利埃还没有来处决他？难道是要来点儿特殊的惩罚，让他体验一下他从两年前开始在佩蒂翁维尔的军事学校里给“通顿马库特”[又称海地国家安全志愿军，由弗朗索瓦·杜瓦利埃于1959年建立。]的学员们教授的酷刑吗？他又忍不住从头到脚发起抖来，牙齿直打战。他又出了一身冷汗，汗水浸透了新换的衬衫和裤子。他必须平复自己的紧张情绪，被多米尼加大使看到他这副样子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肯定立刻会向巴拉格尔总统汇报。如果巴拉格尔得知阿贝斯·加西亚因为参与杜瓦利埃的女儿女婿策划的阴谋而即将受到严惩，会多么心满意足啊！

早上八点钟，他走进了希塔和两个女儿睡觉的房间。他的妻子已经醒了，正在吃用人送去的早餐：一杯茶、一盘菠萝加番木瓜，还有几块抹了黄油和果酱的饼。她看上去是多么平静、镇定啊。她发觉他们正身处险境吗？肯定已经发觉了，只不过她对他有一种盲目的信任，认为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真是个可怜的女人！

“姑娘们怎么还没起床？”他没说早安，只是这样问道，“她们今天不用去学校吗？”

“是你不让她们去的，”希塔提醒他，“你不记得了？我只希望你的动脉没再硬化。”

“对，我想起来了，”他说道，“事情解决之前，孩子们最好留在家里。你也一样。”

她点了点头。他有点儿嫉妒她。他们随时有可能凄惨地死去，而她却还吃得下水果，好像这只是极为寻常的一天。他也有点儿同情她。每次他去“黛黛”和马科斯·多米尼克的家里参加那些秘密会议时，她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安；得知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枪决了十九名参与叛乱的军官之后，她也只是保持沉默，没作任何评论。她以为他是超级英雄，一定能保证他们毫发无损地摆脱眼下这种危机局面吗？直到目前为止，说实话，尽管他们遇到过不少麻烦，但他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阿贝斯·加西亚预感到这次自己找不到任何逃出生天的法门了。他无奈地想起了墨西哥的克里斯托瓦尔修士讲述红玫瑰十字会的历史时的场景。他很怀念那些时光，每次听克里斯托瓦尔修士传教，他都能感到自己的内心变得无比宁静、平和。

“你要到大使馆去？你觉得他们会允许咱们回国吗？”她问道，好像自己的丈夫理所当然知道答案。

“当然，”他说道，“我希望巴拉格尔能明白，我肯去求他已经算是作出了巨大让步。”

“如果他们不同意呢？”她不依不饶地问道。

“走着瞧吧，”他耸了耸肩，说道，“你别出门。我会从大使馆直接回家，把消息带回来。”

他出了门，司机不在。这不是个好兆头，他昨晚就吩咐过司机要早点儿来。他已经跑了？有人命令他别来？他只好自己拿钥匙开车。他开得很慢，以防不负责任的行人横穿马路或突然冲到车前，他们总觉得应该是司机而非他们自己要把心思放在避免交通事故上。半小时后，他把车停在位于太子港市中心的多米尼加使馆的门前。还差几分钟才到十一点，于是他在开着空调的车里等了一会儿。当他看到表盘显示的时间是十一点时，就熄了火，走出车子，敲响了使馆的大门。开门的是三天前为他开门的同一位皮肤黝黑的姑娘。

“领事先生已经在等着您了，”她十分和善地笑着对他说道，“请进。”

这么说，这次接见他的依然不是大使。姑娘把他引至他上次来过的那间办公室。领事依然穿着那件灰色西服，太紧了，看上去他很难呼吸。他强挤出一丝笑容，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令阿贝斯·加西亚印象深刻。

“有消息吗，领事先生？”阿贝斯·加西亚立刻问道。

“很遗憾，还没有，上校，”领事回答道，同时示意他坐下，“还没有答复。”

阿贝斯·加西亚感觉自己满头是汗，心脏在胸口剧烈地跳动。

“我想和大使先生谈谈，”他请求道，用了哀求的语气，“我只占用他十分钟，不，五分钟。求您了，领事先生。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必须当面和他解释。”

“大使不在，上校，”领事说道，“我的意思是，他不在海地。他被召回圣多明各了。”

阿贝斯·加西亚知道领事在撒谎。他确信如果自己往大使办公室的门上踢一脚，肯定会看到坐在写字台后方一脸惊恐的大使本人，然后大使会对他说另一番谎言。

“您不清楚我的处境，”他艰难地开了口，“我的性命、我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性命危在旦夕。我在给巴拉格尔总统的信中写得很明白。如果他们把我们杀了，对他而言也将会是一桩国际大丑闻，这桩丑闻将给他的政府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您能明白吗？”

“我很清楚这些，上校，我发誓，”领事点着头说道，“我们把此事详细地向多米尼加外交部作了解释，他们肯定正在研究您的事情。一有消息，我就会立刻通知您。”

“您要么没搞清楚，要么在对我撒谎，”阿贝斯·加西亚忍耐不住了，“您认为我还等得起？他们可能今天就会把我们杀掉，很可能是今天下午。我们是多米尼加公民，理应受到保护，也有权立刻回国。”

领事从写字台后方站起来，过来坐到了他身边。他似乎在纠结着要不要说些什么，但是没敢说出口。他那双小眼睛透着惊恐，左看看，右望望。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竭力压低了嗓门。

“请允许我给您一个建议，上校，快逃难去吧，别再等了，例如逃到墨西哥使馆去。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而非以领事的身份对您说这些话的，您写给巴拉格尔总统的信永远不会收到回复，我十分清楚。我是冒着被罢免的风险告诉您这个情况的，上校。我这么做纯粹是因为我主仁慈，因为我清楚您和您家人的处境。别再等了。”

阿贝斯·加西亚试着撑起身子，但又浑身战抖起来，因而再次跌坐在椅子上。这个建议有什么意义？也许有，但是多年前他就被墨西哥驱逐过，还被列入了不受欢迎之人的名单。那就去阿根廷或者巴西，或者巴拉圭。尽管他的腿抖得厉害，可是第二次尝试时还是站了起来。他没向领事告别，像个机器人似的往正门口走去。他也没有回应那位黑皮肤姑娘的道别。他坐回车子上，没有发动车子，剧烈的战抖终于停止了。没错，就这么干，到某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使馆去寻求庇护，除了墨西哥。巴西，对，就去巴西使馆，或者巴拉圭使馆。那些国家在太子港有大使馆吗？他得翻翻电话黄页。那个婊子养的巴拉格尔收到了他的信却故意不回，还拐弯抹角的。巴拉格尔当然希望“医生老爹”把他杀掉，也许杜瓦利埃总统早就询问他的意见。“我要怎么处置他，总统先生？”那只老狐狸肯定会这样回答：“任您处置，陛下。”巴拉格尔害怕再次看到他出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土地上，因为他有能力动员那些依然对元首十分忠诚的人，那些人不仅仅分布在军队里。巴拉格尔希望“医生老爹”干这脏活，结果了他。

路过佩蒂翁维尔军事学校时，他回忆起两年来在这里干过的工作，也回忆起自己对士官生们发表的那一场场关于国家安全、令人难以置信的讲话。他曾给那些官员、那些曾是登记在册的囚犯如今却成了“通顿马库特”辅助人员的人讲过那么多奇特的案例。他总是讲得很慢，口译员会根据笔记把他的话翻译成克里奥尔语。那些课程能起到什么作用？至少士官生们、官员们和辅助人员们看上去都挺感兴趣。他们就如何让囚犯开口招供问了他许多问题。那就要靠恐惧了，他给他们解释过无数遍这个道理。必须让囚犯感到极度恐惧，比如把他们阉了。再比如把他们活活烧死。又比如挖掉他们的眼睛。再比如把木棍或酒瓶插入他们的屁眼。他甚至曾经给他们买过一把电椅，那把电椅和特鲁希略城夸伦塔监狱里的电椅以及拉姆菲斯将军放在空军基地里的电椅非常相似，只有一个区别：佩蒂翁维尔的这把电椅从没展示过它的真正威力——这把电椅那么贵，却不能调节电量，因此不能被用来慢慢地折磨那些囚犯直到他们招供；这把电椅一下子就把囚犯烤焦了。他不自觉地笑了，他记得当时他的学生们也都笑了，因为他给他们讲了个故事：以前在特鲁希略城，在审讯过程中，每当犯人们发出尖叫或向他摇尾乞怜，他总会想背诵几首阿玛多·内尔沃写的那些感人诗句，或哼几首阿古斯丁·拉腊的曲子。

他真是疯了才会和马科斯·多米尼克上校搅在一起。愚蠢又可悲的疯狂，这可能会让他坐上佩蒂翁维尔军事学校里的那把电椅。那把电椅不会慢慢折磨犯人，只会使他们在电流通过身体的一瞬间就立刻死去。真是大错特错。来到海地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自从来到这里，在他身上就没发生过好事。为什么“医生老爹”还没像枪决那些军官那样把他杀掉？他想用怎样的酷刑对付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和朋友巴拉格尔谈过了。回到佩蒂翁维尔的家中，阿贝斯·加西亚的裤子、衬衫、外套和领带全被汗水浸透了。

希塔正在客厅里给两个小姑娘读故事书，一看到他的样子，她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了。他摇了摇头，表明了事情的结果。

“大使没有接见我，还是上次那个小员工。”他的声音在颤抖。他想，如果自己哭出声来，妻子肯定会害怕，女儿们也一样。他努力调整着情绪，冷静了一些，然后慢慢说了句话，声音揭示了他的恐惧：“巴拉格尔没回信。咱们得逃难去了，我现在就给巴西大使馆打电话。帮我把电话黄页拿来吧。”

希塔去找黄页时，两个女孩依然坐在沙发上，很安静。她们俩更像妈妈，而不像他。她们穿的衣服很漂亮，还戴着蓝色围兜，小鞋子则是白色的。她们发现爸爸一动也不动，还很严肃，这意味着发生了某些不好的事，还是别问爸爸比较好。

希塔回来时，阿贝斯·加西亚发现她手里没有电话黄页，正要责备她，却发现妻子的脸色不对，眼神中满是惊恐。她原本高大而结实，但是最近这些日子里消瘦了许多。她抬起一条胳膊，指向窗户。“怎么了？”他嘟囔了一句，然后往朝向花园和街道的大窗户走过去。几辆卡车刚刚停在他们的花园门口，一共是三辆卡车。现在第四辆也挨着它们停了下来。一群男人从卡车上跳下来，一袭黑衣，帽子也是黑色的，是“通顿马库特”的制服。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和匕首，他确信——尽管并没有看到——他们宽大的黑色腰带上一定别着手枪。他们在围栏前排成一列，却没有闯进来，明显是在等待命令。“到底来了。”他想道。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你还在等什么，乔尼？”希塔在他背后喊道。他转过身，看到妻子已经抱起了两个女儿，她们正靠在妈妈身上哭泣。“做点儿什么，做点儿什么啊，乔尼。”

“我的手枪。”想到这里，他立刻向卧室跑去，从上锁的床头柜里取出了手枪。他要杀死希塔，杀死女儿们，然后自杀。

但是，他从卧室窗户向外望去，“通顿马库特”的兵士们（这里面有多少人曾是他在佩蒂翁维尔军事学校教过的学生？）依然站在那里，齐齐围住了围栏和花园大门。为什么不干脆冲进来？对了，现在要进来了。其中一名兵士一脚踢飞了花园的小木门，其他兵士纷纷踹倒围栏，成队地向鸡舍逼近，完全不理睬冲着他们吠叫的两条看门狗。不管他是否相信，握着手枪的阿贝斯·加西亚还看到“通顿马库特”的兵士们占领了整个花园，肆意践踏着鲜花及其他植物，还乱棍加乱刀杀死了两条狗，此时正在屠杀鸡舍中的母鸡。羽毛漫天飞舞，鸡叫声和入侵者的吼叫声夹杂在一起，震耳欲聋。

“他们杀了狗和鸡，”他听到希塔喊道，“要轮到我们了。”

三个用人跪在地上，边哭泣边祷告。这场屠杀和这些喊叫声似乎永无终结。阿贝斯·加西亚荒唐地命令三个用人把大门钥匙扔掉，但他们根本没听到他的吩咐，又或是已经没力气照他说的去做。

他看到房门被踢开，紧接着看到几颗黑脑袋和几双呆滞的眼睛（“他们被下蛊了。”他甚至这样想）。他举起手枪开始射击。他没听到枪响，只听到撞针撞击空弹夹时发出的干涩响声。他忘记装子弹了。他连自卫都没做就要死了，甚至连一个令人作呕的对手都没能杀死。这些兵士就像是在严格地执行命令，他们没有冲向他、希塔或两个小女孩，而是先用粗棍和匕首猛敲、捅杀三个用人，嘴里喊着些没人能听懂的话，肯定是在咒骂。他抱紧希塔和女儿们，她们把头埋进他的胸口，一家人都在战抖，连哭的力气都没了。

“通顿马库特”的兵士们此时像跳舞般在三个用人的尸体或残骸边跳来跳去。阿贝斯·加西亚看到他们的手上、脸上、衣服上、棍棒上都是血，这不像是一场屠杀，更像是一场野蛮而又原始的庆典或仪式。哪怕是在最可怕的噩梦中，他都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死去：被一群发狂的野蛮人屠戮，尽管带着手枪，却更喜欢用棍棒和刀杀人，像遥远的从前，像那些居住在史前洞窟和丛林中的野人。

无论是乔尼·阿贝斯·加西亚、希塔还是两个小女孩都没能看到那场惨事的结局，却有一位目击者见证了一切：多萝西·桑德斯嬷嬷。她是他们的邻居，尽管大家都住在同一条街上，却只有见面打声招呼的交情。后来她只能靠服用镇定药来控制紧张情绪，最后终于决定辞去传教士的工作，尽早返回美国。据她所言，那场可怕的屠杀结束后，那群黑人四处泼洒煤油，最后点了火。她亲眼看到那幢房屋被烧成了灰烬，还看到那些杀人凶手、纵火犯跳上卡车，扬长而去。他们肯定认为已经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