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宋老师的身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中山北路上的车流不疾不徐地平稳行进着，一辆公车靠站，遮去了我们的视野，然后公车再度前进，相同的景色又无声地浮现眼前。我用很低的音量对自己说：

“舒伯特也有无言以对的时候吧。”

从红砖墙后面露出的一大片芒草茎叶望进去，灰色的屋瓦顶上空，几截断裂的电话线垂落下来，它们的尾端很有力量地向上卷曲成圆弧形，看起来有点像一束倒吊在半空中的黑蛇。冬日晴朗的午后，光线清灵如水，可以让人轻易地看见更远的地方，以及更分明的色彩。深褐色的鱼鳞板上浮出细密爬梳的木纹，日式风味的玄关和纱网依旧完好，至少蚊蝇还是不易从这样严谨的桧木门框上找到缝隙飞进去吧？

已经有十年以上了，我不曾再回到这间朴素而幽静的木造房子；站在这样厚实的木片门外，很难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索然无味的城市。

我站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道上，几分钟之内便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看看远方探出半个身长的办公大楼，和浅蓝无云的天空；洗石子的门柱上一方红色的电铃按钮依旧完整而油亮，我几度深吸一口气，举起手指向前，又放了下来。

“宋老师或许正在午睡吧。”看着眼前如青石般冰凉沉静的山苏和铁线蕨，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背着黑色的大背包，往巷口的方向踅去。

幸好，小公园旁的“芳山杂货店”还在，除了门口右侧多了一架贮放各式冷饮的冰柜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入门的抬头处还是吊着一只圆形的衣夹子卖报纸，阴暗的室内光线透出一股悠然自得的调子；从外边望进去，倒是那个摆设香烟的玻璃方柜子显得最为晴亮。

我走进小杂货铺里，在木头货架前的狭窄过道上东张西望：鹅黄色的鸡蛋面、味全花瓜、苹果面包、红土花生、水晶肥皂、五月花卫生纸、降落伞火柴盒……还有，一整排老玻璃铝圆盖的糖果罐，里面有五彩的金柑仔、芒果干、花生糖、鱿鱼片、白话梅、甜酒李……角落上，理着小平头的年轻人裹在一件草绿色的防寒夹克里，像只猫头鹰似的叼着一支长寿烟，烟头上星火间歇明灭着。小木桌上靠墙放着一台浅绿色的铁皮收银机，找钱的时候，小老板头也不抬，眼睛仍注视着桌上摊开的明星画报，伸手往钱柜上凸出的银色小铁棍一按，发出一声脆亮的“叮——”。

“宋老师的账顺便结了吧。”我打开大背包，把刚买的花生糖和苹果面包塞进去。

“什么？”小平头的年轻人终于抬起头来，他的方形脸上有一双精明的小眼睛，很黑，很圆。

“宋老师，七十八巷的宋老师还是按月记账的吧？”

“谁？”

“宋老师，宋九龄老师，教历史的，住七十八巷五号，一年四季穿蓝色长袍的那个老先生。”

年轻人摇摇头，将手上的一截香烟在玻璃烟灰缸里捻熄，然后立刻又点了一支，继续低下头去看桌上的女明星。

我走出“芳山杂货店”，饥饿、昏眩却吃不下东西的感觉又开始浮现。

这种情形已经维持了一阵子。大约是七天前，因为突然怀念起城中市场鱿鱼羹的滋味，于是在例行的采访会议结束之后，便开车前往重温高中时代的旧梦。在那年纪，饥肠辘辘的我可以一口气吃掉五碗辣鱿鱼羹，一汤匙舀下去，热乎乎的油花围拢过来，油绿的九层塔叶子从碗底绽放开来，世界仿佛就是那样永恒地自给自足。我一个人独自吃着，吃了一碗又一碗，吃饱了，一点也不寂寞。那天，我就如以往那般挽起袖子吃着，第一碗刚吃了半口，便不经意地瞥见墙上白色压克力价目表的一行楷体红字：“廿年老店，独家口味”。饥饿却吃不下东西的感觉便从那时开始。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行小字会引来这样的反应，高中时代热爱的歌曲早已经编成“老歌精选集”了，电影票的价格也从四十五块变成两佰块了，难道鱿鱼羹就不会老去吗？不变的味道还是会老去的，在绿头苍蝇嗡嗡的声音下，老旧的汤碗摔破了一个就少一个。

吃不完一碗鱿鱼羹的感伤让我深深怀念起宋老师。高三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穿着一身卡其制服，徘徊在宋老师家的巷口，左手的大盘帽遮不住右手指间的一截袅袅白烟。几次伸出手想按下电铃，又放了下来，最后，还是到“芳山杂货店”买了一包青箭口香糖，一口嚼上三片，自以为把满嘴的烟味盖掉了，才站在店门外的公共电话前面怯懦地投进一块钱……那一天下午的长谈，让宋老师走进我的历史，而我走进了历史系。

这段历史一直持续到我服完兵役之后的一席谈话而结束。那天，我坐在宋老师的书房里，四壁的书墙苍老而严肃，听完我的话，宋老师手上的保温杯还来不及放下来，便开始厉声斥责：“当然是继续念书考研究所，记者是干什么东西？文化流氓！”宋老师颤抖着上身从藤皮椅上站起来，激动的茶水冒着热气，从杯沿泼洒出来，溅湿了大书桌上的一叠宣纸。褐色的茶水在我眼珠里漫开来，直到整间书房都罩上一层水纹。我还记得那天下午走出书房的时候，宋老师背对着我，从书架上抽出两本书掼在地板上，我尽量放轻脚步往客厅走去，但是老旧的木条依然发出吱呀的摩擦声。我僵硬地跨步往玄关纱门的方向移动，经过那个圆嘟嘟的深蓝布沙发椅时，宋老师的小女儿宋琪坐在地板上，倚在小茶几旁，手上端着一本简明英汉字典，茶几的玻璃桌面上散置着一叠讲义和几支红、蓝原子笔，还有一本英汉对照本的《异乡人》。见到宋琪的时候，我手足无措地摘下眼镜来，用手背在眼角揉了几下，或许我希望宋琪能随便跟我说几句俏皮话，就像往常那样，好冲淡一些感伤的气氛。可是宋琪并没有开口，她憎恨虚伪，或许也憎恨我。那时，她像一个俏皮的小妇人那样嘴角咬着一支刚刚削尖的铅笔，用那双慧黠又天真的半月形眼睛仰头斜睨着我；我低头垂手从她面前走过，仿佛我的袜子上有五六个破洞似的。当我默默推开纱门的那一刻，感觉到宋琪的眼睛从背后逼视着，她的表情丝毫没有松懈下来，嘴唇之间上下摇摆着的铅笔密布齿痕，一声冷冷的“再见”，像一只蚊子在我的耳膜上轻轻叮了一下。

七天前的那个中午，我从鱿鱼羹店走出来，走进一家小咖啡馆，一连喝了两杯浓缩咖啡之后，才决定打电话给宋老师。出乎意外地，接电话的是宋琪，她的声音变了，不再那样娇气，讲话的速度也放慢了，不过我还是立刻就认出她的声音来。

“对不起，我是黄士宏，请问宋老师在吗？”

“谁？”

“黄士宏，我是宋老师从前的学生，黄——士——宏，请问你是宋琪吗？”

“哦，黄士宏啊，我听成王志鸿了，好多年了吧，你现在在哪里？前几年过年的时候，我爸还时常问童敏昌他们说你在做什么呢。怎么样，还好吧，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西门町……哦，我现在在报社当记者，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出息。”

“怎么这样说呢，当记者很好啊，每天都接触新的东西，不像我当老师才无趣呢。”

“现在在哪儿教书？”

“在台大。”

“教英美文学？”

“才不咧，教‘会计’。”

“听起来蛮可怕的。”

“哦，会吗？”

“还好啦，对我来说有点可怕吧。宋老师好吗？”

“我爸啊——你要不要来看看他。”

“好啊，好啊。”

“不过他现在比较不爱聊天了，你要不要采访他呢？”

“好啊，好。”

约好时间，挂掉电话之后，除了饥饿、晕眩之外，心中又多了一分错愕感。或许是喝了太多咖啡的关系，但是，我没有料想到会以“采访”的形式重新面对宋老师。“见了面之后再找适当的气氛解释一下吧。”我在心底这样安慰自己。至少我打了电话，跨出了第一步，想到即将与暌违十载的宋老师见面，心里便被一股浓厚的愁绪所笼罩。

从“芳山杂货店”走出来，我又在七十八巷里来回走了几次，抽了两支烟，再剥了三片青箭口香糖进嘴里嚼，像个高中生似的希望把烟味遮掩掉，留给别人较好的印象。

按下电铃的按钮，我立刻把手抽回来，生怕被老旧的东西给电到。玄关纱门被推开的咿呀声勾起了熟悉的记忆，前来开门的是宋琪，她穿了非常正式的浅紫色套装，膝盖以下露出两截套上茶色丝袜的小腿，脚上趿着一双过大的塑胶拖鞋。

“嗨，黄士宏，好久不见了，快十年了吧？”

“刚好十年了。”

“进来再说，院子变得好乱，我妈过世之后就没人整理了。”

“师母过世了？”

“已经五年了。怎么样，结婚了吗？”

“没有。你呢？”

“我啊，谁要哦？进来再说吧，拖鞋在那边。”

“老师还教书吗？”

“早退休啰。”

讲到这儿，宋琪为我端来一杯热咖啡和一块油黄的起司蛋糕，音量压得很低，俯身说道：“我爸变得愈来愈怪，孤僻得——今年过年，童敏昌来送腊肉，我爸连声招呼都不打，害得我好糗！”

“不会吧？”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坐一会儿，我去书房叫他，就说你来采访，说不定会好一点，试试看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宋琪径自往书房走去，木板地依旧发出刺耳的挤压声。蓝布沙发前面的木条地板断裂了一个缺口，好像已经很久不曾有人坐在那儿了。我环顾客厅四周，许多摆设已经大不相同了；直立钢琴倒还在，只是黑色烤漆已经黯淡了，且添了不少刮痕；木壳落地式电视机也还放在同样背墙的角落，电视机上的大同宝宝胸前还是浮凸着两个粉绿色的阿拉伯数字“57”；饭厅里的老吊钟还挂在墙上，分针已经不见了，斑驳的银色钟摆静静垂悬，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没上发条。

宋琪走进书房好一会儿了，我无事可做，于是便从背包里取出录音机，装上一卷一百二十分钟长度的空白带子，然后按下录音键试验收音的效果。四周静悄悄的，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从桧木大落地窗望出去，大门左侧的那株圣诞红上有几只麻雀轻灵地跳跃着，吱吱喳喳的鸟语被阻隔在紧闭的玻璃窗外面。冬日午后干爽明亮的阳光自围墙上方斜斜照下，我看见微微颤动的树影在红色的木门上摇曳着。找不到一点声音，我对着收音的麦克风轻轻说了一句：“我是王八蛋。”然后连忙按下停止键，饥饿、晕眩，却吃不下东西的感觉再度袭来。茶几上的起司蛋糕泛起油亮而清凉的光泽，完美得如同一个藏书章。宋琪从书房走出来的时候，我正打算喝一点咖啡，听到木板凹陷的推挤声，我又把咖啡杯放回原位。

“唉，没办法，我爸根本听不到我说话，真是的。”

“老师听觉有问题？”

“不是啦，他的听力可好了——对不起，你先坐一下，喝点咖啡，吃蛋糕嘛，你不要跟我客气，我再去跟我爸说一下看看。”

“好，好。”

宋琪转回书房之后，我走到钢琴旁边，轻轻掀开厚重的琴盖，手指在黑白交错的琴键上缓缓滑过，很小心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慢慢走近宋老师的书房，踩踏地板的时候，一面用手倚靠在墙壁上。宋老师的房门是合上的，从房间那头可以听见宋琪说话的声音，她的语调提高了，似乎在跟自己生气着：

“你到底要怎么样嘛你，人家记者在外面等着，你要人家等多久嘛，再这样我不理你了我告诉你——你不要老是气人好不好！”

隔着木门，我似乎可以看见宋琪激动的双手还在胸前比划着。“爸，你听我说话啊，你到底要不要听啊，我不管了……”趁宋琪忙着说话的时候，我又蹑手蹑脚地走回小茶几旁坐下，那杯咖啡已经不再冒出热气。

宋老师的房门被猛力拉开之后又关上，我听到宋琪忿怒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然后四周又安静下来。落地窗外的麻雀还在忽高忽低地弹跳着。我备妥录音机，把空白带倒转到起头的位置，又拆开电池盖，掏出电池握在手心里。

大约过了五分钟，宋琪从她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脸上挂着一丝歉意的笑容：

“不好意思哦，黄士宏，让你看笑话了。直接在书房采访好不好，也许我爸看到你就不一样了，好不好？”

“好，好。”

我干咳了一声，拿起录音机装上电池，假装检查了一下收音的麦克风插座，然后跟在宋琪后面往书房走去。

宋老师的书房已经完全不同往日了，从前环壁的书墙不见了，书架不见了，书桌也不见了。地板上铺着一张灰色的地毯，宋老师盘坐在一只乳白色的圆形沙发凳上，面对着层层架叠的音响器材和纠结缠绕的讯号线、CD架，头上戴着一个罩头的大耳机，右手舞着一支细长的白漆指挥棒。我们走近的时候，宋老师正专注地在胸前比划着，偶尔停下来，用指挥棒在音响外壳上敲几下，然后仔细地调整主机面板上的旋钮，之后再敲几下，然后又开始摇头晃脑地指挥起来。

“那是我爸自己跑去功学社买的指挥棒，一支伍佰多块呢！”

“从前那些书呢？”

“全都卖到旧书摊了。”

“书桌呢？”

“叫厦门街的人开车载走了。”

虽然是背对着我们，我依然可以感到宋老师专注的眼神正盯着全场，像是一个严峻的指挥环伺着他的乐团。从前，宋老师身着一袭素朴的蓝衫，安步当车地打校园里走过的背影，始终是历届毕业生纪念册里不可或缺的一张照片。现在大不相同了。原本短而密、泛着一圈青皮的头发，已经扎成了一束灰丝垂在颈后；厚重的黑框眼镜换成了圆框金丝边的，一身卡其色宽大的衬衫和长裤，身形精瘦，暗赭色的皮肤上皱纹密布，仿佛是在美国某个大城里遇到的印第安人。

我正想开口问候，宋老师忽然猛烈地用指挥棒在自己的膝盖上击打起来，那支细小精致的木条两三下便断成两截，较细的那头弹到半空中，碰到窗帘之后才掉下来。

“慢点，慢点，不要抢拍子，怎么就这样子讲不听呢？怪了。”宋老师怒气未平地摘下耳机放在地毯上，然后一骨碌地从盘坐的沙发凳上站起来，走到床边，抓起单人床沿白床单的下摆，再从床底下捞出一个花梨木笔筒，抽出一把全新的烤漆指挥棒，仔细拣了一支较长的，在空中试挥了几下，点点头，准备继续“排练”。除了那一口山东腔的国语之外，宋老师似乎全都变了另一个样了。

“爸，人家记者已经来了啦——”

听到宋琪不断用“记者”来称呼我，我益发觉得难以启齿。

“宋老师……我是黄士宏……”

“爸，人家记者要访问了啦——”

“哦。”宋老师用老教练打量拳击手的锐利眼神瞅了我一眼，“记者访问？好。访问。好。”说了一连串“好”之后，宋老师安静下来，面对着我们盘腿坐在地毯上，宋琪用眼神暗示我把握机会，并且提醒我备妥录音机。

我面对宋老师坐下来，我们之间只隔了一台小小的随身听，这些年来，我从来不曾离宋老师这么近过。宋老师的披肩长发有部分没扎起来，垂在脸颊两侧，有一瞬间，我恍惚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致力于生态保育的老学者。沉默渐渐形成一股压力，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知道要从何采访起，只能先按下随身听的按钮。录音带开始转动起来，空气中飘浮着马达传动的声音，大约五秒钟之后，随身听的小喇叭传出了我刚才试录下来的话语：

“我是王八蛋。”

等到我会意过来，已经抢救不及了，在我按下停止键的时候，那句简短而清晰的句子已经播放完了。我羞赧地将带子倒回去，宋琪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这使我更加窘迫；我的额头冒出了汗珠，就在我伸手到裤袋里掏手帕的时候，宋老师突然开始说话了：

“音响这玩意儿最怕脏。空气不流通、潮湿、灰尘……都不行，还有蟑螂，蟑螂最糟糕了，下蛋哪——蟑螂蛋你知道吧？三天不暖暖机子蟑螂就来了。讨厌啊！插头、插座、接头统统要清干净，要勤快，用酒精擦。用纯酒精，西药房有卖你知道吧，去渍油不好，用纯酒精。”一串话连着说完，宋老师觑我一眼，然后抽走我手上的手帕，在他的脸上抹了几下，又沉默下来。

“老师的音响怎么没装喇叭箱呢？”我顺着宋老师打开的话匣子往下问道。

“房间太小，太小了。开了窗户也不对的，要用水泥给封掉。买喇叭没有用的，再好的也没有用，听不到‘音场’。‘音场’出不来，你知道吧，还是耳机好，耳机好。”说到喇叭箱，宋老师陡然地又激动起来，使我觉得自己找错了话题。

“问别的事。”宋琪附耳过来悄声说道，“我爸一讲到音响就没完没了。”

“宋老师还记得我吗？”

讲完这句话我立刻便后悔了。我低下头来，看着录音带在随身听里平稳地转动着，又录下了一大段空白的沉默。宋老师皱了皱眉头，额头上，眼角和颧骨上的细纹都往眉心挤去。

“你上礼拜那场我去听了，弹得不好。不好。萧邦不是那样子弹的你知道吧？要再沉，再沉一点，不能娘娘腔的你知道吧？报纸我看了，这个记者说得对，你看看，不是那样子弹的啦——糟糕透了。”

宋老师说着就从台架旁的缝隙中抽出一张去年的旧报纸，用手指指着一篇乐评叫我自己看；我看见那是我的一位同事写的评论，报导的地点在美国芝加哥。

我低头看报纸的时候，宋琪说要去泡壶茶来。宋琪走了之后，我把报纸塞回原先的地方，宋老师盘坐到圆形的沙发凳上，双手垂在膝盖前方，闭着双眼，看起来像是一个沉思中的白眉罗汉。录音带平稳地向前卷动着，过去的声音和现在的沉默一起重叠成了空白的滋滋声。从书房的木窗格望出去，大门旁的那丛圣诞红似乎比刚才又长高了一些，麻雀已经不见了，门板上的树影持续摇曳着。围墙后面冒出来的高楼遮去了远方的风景，忽然间，我对这个房间和窗景都陌生了起来。我抬起头来望着陷入沉思的宋老师，宋琪清洗茶具的碰撞声从厨房那头传来，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次：

“老师还记得我吗？”

宋老师抿动着嘴角，交错的双腿在宽大的卡其裤管里抖动起来；抖动时缓时剧，突然，宋老师睁大了眼，面露惊惶地看着我说：

“布拉姆斯。”

“啊？”

“贝多芬的接棒人是布拉姆斯你知道吧？舒曼知道，贝多芬不知道，我等会儿给他说去。”

“啊？”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宋老师已经一骨碌地从沙发凳上翻下来，伸手往挂衣钉上抓下一顶白色的NIKE棒球帽，匆匆往门外走去；迎面走来的宋琪在走道上及时偏过身去，只被撞落了一个白瓷杯。

“爸，你干吗啦！”

“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我……”

“不关你的事，我爸是不是又说了什么‘布拉姆斯’‘贝多芬’了？”

“你怎么知道？”

“唉，老是这样。”

慌乱中，我匆忙收起地毯上的录音机塞进背包里，然后在玄关入口处套上皮鞋，跟在宋琪后面去追宋老师。宋琪很利落地套上一双慢跑鞋，径自往巷口寻去，走了几步，还不忘回头叮咛我把门带上。我笨拙地拎着背包，加快步伐跟上宋琪；前方的瘦小身影在一袭清爽的套装下，双腿单薄而快速地在裙摆间细碎交错着。我吃力地跟在后面，饥饿且晕眩，走出十几公尺，我蹲了下来，将背包平放在柏油路上；我感觉背脊上冒出湿冷的汗珠，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看着宋琪迅速在巷口拐角的地方消失，若不是因为疲累，我想我可能会哭了起来。

稍事喘息之后，我提起背包，继续向前追赶，又穿过几个巷弄，才在美术馆旁的红砖道跟上他们父女俩。宋琪坐在香枫树下的公园椅上，一只手充当摇扇在领口边扇着；宋老师紧邻着慢车道，站立在人行道边缘望向路的远方。我一时想不出话可说。

我站在宋老师的身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中山北路上的车流不疾不徐地平稳行进着，一辆公车靠站，遮去了我们的视野，然后公车再度前进，相同的景色又无声地浮现眼前。我用很低的音量对自己说：

“舒伯特也有无言以对的时候吧。”

“来了。”宋老师全身的肌肉突然紧绷起来，上身也愈加向前倾。

“什么？”

“贝多芬来了。”

我顺着宋老师引颈的方向张望过去，看见路的彼端有一列迎娶的车队向我们驶来，由一辆白色的宾士轿车前导，车门把手上扎着花饰；其中一辆车里有人点了连珠炮往路上扔，鞭炮的碎纸一路散落。

“不像话，出殡怎么还放鞭炮？不像话。”

“啊？”

“看见没有？”

“什么？”

“舒伯特，看到了吧，被那些家伙挤到后面去了。”

我顺着宋老师的手指，只看到地下道的入口有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走下阶梯。

一阵沉默之后，我走向一堆落叶，拾起一片端看着。宋琪说既然来了，就到美术馆里看看吧，于是拉了宋老师往前走，我赶上去，抢先到售票口买了三张票。

非假日的下午，美术馆内没什么人，显得非常空旷。参观完一楼的展览室之后，宋琪说脚酸，于是在中庭旁的石椅上坐下来；我陪宋琪说话，让宋老师一个人往二楼逛去。

“报社的工作还好吧？”

“还好。”

“至少比当老师好多了。”

“当老师也不错，生活稳定。”

“有什么好稳定的？”

“至少不像我整天不知道在忙什么。”

“都一样啦。”

宋琪见我接不上话，就没再问下去；她看着落地窗外几株修剪精细的盆景，沉默了下来。隔了几分钟，她忽然说道：“我去年离婚了。”眼睛依然注视着玻璃窗外的盆景。

我很想挤出一句话来，可是想不出要说什么，我仿佛只剩下饥饿的感觉了。

“我去找宋老师。”

宋琪沉默不语。

我在二楼的一间“装置艺术”展览室里找到了宋老师。展览室的地上铺满了上万枝各形各色的吸管，左侧墙上挂着一面巨幅的油画，宋老师正踩在满地的吸管之上，抬头看着画框里的列宁肖像。

我走进展览室，地上的吸管发出挤压的声音。

“老师，回去了吧。”

“看到了吧？”

“什么？”

“舒伯特。”

“看到了。老师，宋琪在楼下等我们。”

宋老师仰望着墙上的画像，似乎陷入了沉思，不再回答我的问话。

我踩在塑胶吸管上走出展览室，在一片面向室外的大玻璃墙旁边坐下来，冰冷的石椅坐起来凉飕飕的。

大约过了五分钟，中山北路上一队游行示威的人群从窗外经过，队伍前方的小货车上，一个头绑黄布条的男子大声疾呼着，他的声音被厚重的玻璃墙给隔绝了，我只看到一群人尾随着他激动的手势，舞动着手上的小旗子，一波波的旗海像浪花般起落着。

饥饿却吃不下东西的感觉愈来愈使我难受。我打开背包，取出一片苹果面包，撕下一小角含在嘴里；正当我准备合上背包时，才发现方才慌乱收拾的录音机仍在转动着。面包在我的口里慢慢地溶化开来，就在我把第二块面包剥进嘴里的时候，一百二十分钟的空白带正好卷完了，红色录音键“卡”的一声弹起，在无人的休息室里显得出奇地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