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乔木

寂寞像条大毒蛇  作者:季羡林

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儿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难道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怀念不切吗?不,不,绝不是的。正因为我的怀念感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岁,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但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从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乔木(乔冠华,后来号“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十年。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那众所周知的生涯。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到了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平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信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他在信中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我同意了。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到了1951年,我国政府派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乔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两“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但是,乔木却绝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有独自的经历。我们虽然没有当面谈过,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了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儿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

…………

有一次,乔木想约我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去参观。我委婉地回绝了。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我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为好。

最近几年来,乔木的怀旧之情好像愈加浓烈。他曾几次对我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我真是有点儿惊讶。我比他长一岁,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哩。但是,我似乎能理解他的心情。有一天,他来北大参加一个什么展览会。散会后,我特意陪他到燕南园去看清华老同学林庚。从那里打电话给吴组缃,电话总是没有人接。乔木告诉我,在清华时,他俩曾共同参加了一个地下革命组织,很想见组缃一面,竟不能如愿,言下极为怏怏。我心里想:这次不行,下次再见嘛。焉知下次竟没有出现。乔木同组缃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就离开了人间。这也可以说是抱恨终天吧。难道当时乔木已经有了什么预感吗?

他最后一次到我家来,是老伴谷羽同志陪他来的。我的儿子也来了。后来谷羽和我的儿子到楼外同秘书和司机去闲聊。屋里只剩下了我同乔木两人。我一下回忆起几年前在中南海的会面。同一会面,环境迥异。那一次是在极为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这一次却是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乔木仍然用他那缓慢低沉的声调说着话。我感谢他签名送给我的诗集和文集。他赞扬我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我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我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他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一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谈话时间不短了,话好像还没有说完。他终于起身告辞。我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我哪里会想到,这竟是乔木最后一次到我家里来呢?

大概是在前年,我忽然听说,乔木患了不治之症。我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万一。这一次,我真想破例,主动到他家去看望他。但是,儿子告诉我,乔木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去看他。我只好服从他的安排。要说心里不惦念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六十多年的老友,世界上没有几个了。

时间也就这样过去。去年八九月间,他委托他的老伴告诉我的儿子,要我到医院里去看他。我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同我最后诀别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到了他住的医院里。病房同中南海他的住房同样宽敞高大,但我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那一次进中南海相比,我这一次是来同老友诀别的。乔木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床旁还有一些点滴用的器械。他看到我来了,显得有点儿激动,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看来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友的手了。但是,他神态是安详的,神志是清明的,一点儿没有痛苦的表情。他仍然同平常一样慢声慢气地说着话。他曾在《人物》杂志上读过我那《留德十年》的一些篇章。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又忽然想了起来,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我此时此刻百感交集。我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我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这种空洞萦绕在我耳旁,使我自己都毛骨悚然。然而我不说这个又能说些什么呢?

这是我同乔木最后一次见面。过了不久,他就离开了人间。按照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做法,《留德十年》出版以后,我应当到他的坟上焚烧一本,算是送给他那在天之灵。然而,遵照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都已撒到他革命的地方了,连一个骨灰盒都没有留下。他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然而,对我这后死者来说,却是极难排遣的。我面对这一本小书,泪眼模糊,魂断神销。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儿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内地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被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我同乔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很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的生性使然,无法改变。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哀。这就难说是好是坏了。

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人世间,后死者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年岁越大,先他而走的亲友越多,怀念与悲思在他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厚,厚到令人难以承担的程度。何况我又是一个感情常常超过需要的人,我心里这一份负担就显得更重。乔木的死,无疑又在我的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我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份负担呢?我自己说不出。我怅望窗外皑皑白雪,我想得很远,很远。

---1993年11月28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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