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戴·奥纳吸了口气。他正面对疗程中的十字路口，这时他必须做出决定，也已经做出了决定。

“关于你的性欲还有些尚未解决的事。”

患者眼望着他，紧闭的嘴唇露出微笑，眯着双眼，抬起了手，异常细长的手指似乎想去调整直纹外套上的领带结，却没这么做。奥纳注意到这个动作很多次了，这让他联想到打破强迫行为的患者仍摆脱不掉一开始的起始手势，手要去做某个动作却又停下，动作没有完成，但想做什么昭然若揭。犹如疤痕、跛行。犹如回音，提醒你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全消失，凡走过必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留下痕迹。犹如童年。犹如你曾经认识的人。犹如你吃过却难以下咽的食物。犹如你曾经有过的热情。犹如细胞记忆。

患者的手放回到大腿上，他清了清喉咙，声音紧绷刺耳：“妈的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是要来弗洛伊德那套吗？”

奥纳看着男子。最近他看见一部犯罪剧集里警察对人们情绪状态的解读：肢体语言很正常，声音却透露出异常。控制声带和喉咙的肌肉十分细腻，发出的话语能产生可供辨识的不同声波。奥纳在警大学院教书时，常对学生强调说这称得上奇迹，还说人耳是更为敏锐的工具，不仅可以解读元音和子音的声波，还能听出说话者的体温、感觉和紧张程度。比如说侦讯时聆听就比观看更重要，声调的微小升高或极其细微的颤抖都是更具意义的指标，它们比交抱的双臂、紧握的拳头、瞳孔的大小，以及那些新潮流心理医师认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更重要，这些因素根据奥纳的经验通常都只会带来混淆，误导警方。眼前这位患者的确说了粗话，但听在奥纳耳中仍主要呈现压力模式，告诉他这位患者处于防卫状态，而且愤怒。一般说来这不会给经验老到的心理医师带来困扰，正好相反，强烈的情绪通常代表突破即将发生。但这位患者的问题在于事情以错误的顺序发生，他虽然定期来咨询好几个月了，但奥纳却仍未跟他建立联结，两人之间没有亲密感，也没有信任。由于疗程缺乏效果，奥纳甚至考虑要建议中止咨询，也许将他转介给其他医生。若在安全氛围中，愤怒是好事，但在现在的情况下，患者可能只会进一步地封闭自己，而且更为退缩。

奥纳叹了口气，他显然做了错误决定，但如今已然太迟，因此他决定继续前进。

“保罗。”他说。保罗的眉毛经过细心修拔，下巴还有两道小疤痕，显然动过拉皮手术，这些都让奥纳在首次咨询的前十分钟就对此人做出判断。“我们这个社会看起来容忍度很高，但压抑同性恋倾向的状况还是很常见，”奥纳仔细观察患者的反应，“我为很多警察做过咨询，其中有一位跟我说他私底下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十分开放，但在工作上却不能公开，否则他就会被雪藏。我问他确定真的会这样吗？压抑通常来自我们强加给自己的期望，以及我们对别人期望的解读，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亲友和同事。”

奥纳停了下来。

患者并未瞳孔放大、脸面潮红、抗拒目光相触、出现逃避的肢体语言。恰好相反，他的两片薄唇出现一丝轻蔑的微笑。奥纳反而发现自己的双颊温度升高。天哪，他恨死这个患者、恨死这份工作了！

“那这位警察，”保罗说，“他有依照你的建议去做吗？”

“时间到了。”奥纳说，根本没看时钟。

“我很好奇，奥纳。”

“我发誓过要尽保密义务。”

“那我们叫他X就好了。我从你的表情看得出你不喜欢这个问题，”保罗微微一笑，“他听从你的建议，结果不是太好对不对？”

奥纳叹了口气：“X做得太过火，他误判情势，在厕所亲了一个同事，结果遭到雪藏。重点是事情有可能很顺利。下次咨询之前，你可以至少思考一下这件事吗？”

“但我不是同性恋啊。”保罗朝喉咙抬起手又放下。

奥纳微微点头：“下周同一个时间？”

“我不知道。我没有好转对不对？”

“慢慢有进展了。”奥纳说，这句话是反射式的回应，就跟保罗朝领带抬起手一样。

“对，你说过好几次了，”保罗说，“可是我有种白花钱的感觉，妈的你就跟那些逮不到连续杀人犯和强暴犯的无能刑警一样……”奥纳颇感惊讶，他注意到保罗的声音渐低且安静下来。他的声音和肢体语言传达出和这句话截然不同的讯息。奥纳的大脑像是进入自动导航模式，开始分析患者为何会特别拿这件事来比喻，而答案十分明显，根本无须深入分析。自从秋天以来，奥纳的办公桌上就放着报纸，而且总是翻到报道杀警案的版面上。

“保罗，要逮到连续杀人犯不是件容易的事，”奥纳说，“我对连续杀人犯颇为了解，事实上那是我的专长，就跟做心理咨询一样。但如果你想中止咨询，或是你想试试看其他医生，都是可以的。我认识很多高明的心理医生，他们可以帮助你——”

“你是不是想摆脱我，奥纳？”保罗侧过头，有着无色睫毛的眼皮闭了起来，脸上的笑容更大了些。奥纳难以判断这个笑容是在嘲笑他的同性恋理论，还是稍微表露出真实的自己，或者两者皆是。

“请别误会。”奥纳说，心里却很清楚保罗一点也没误会。他的确想摆脱保罗，可是身为专业心理医师绝对不能把棘手患者一脚踢开。但这只是更让他备受折磨对不对？他稍微调整领结：“我想治好你，但彼此信任非常重要，而现在好像——”

“我今天只是心情不好，奥纳，”保罗张开双手，为自己辩护，“抱歉，我知道你很好。你以前为犯罪特警队分析过连续杀人犯对不对？你帮那个警监逮到过在命案现场留下五芒星符号的凶手。”

奥纳观察保罗，看着他起身扣上外套。

“没错，对我来说你已经够好了，奥纳。下周见，我会想想看我是不是同性恋。”

奥纳没起身，他听见保罗在走廊上等电梯，口里哼着歌。这曲调有点耳熟。

的确，保罗说的话有些地方引人注意。他没说一般人常说的“连环杀手”，而是说警方惯用的“连续杀人犯”。他称呼哈利·霍勒为警监，一般人却连警阶都搞不太清楚。民众通常会记得报上写的凶残犯案手法，例如刻在尸体附近的五芒星，不会记得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但其中最引起奥纳注意的是——这点可能对治疗非常重要——保罗把“那些逮不到连续杀人犯和强暴犯的无能刑警”拿来跟他相比。

奥纳听见电梯来了又去。他想起那是什么曲调了。他把《月之暗面》这张专辑找来听过，想看里头是否隐含着任何暗示可以用来解读保罗的梦境。这首歌叫《脑部伤害》，歌词讲述的是疯子。疯子出现在草地上、大厅里，出现在诊疗室里。

强暴犯。

遇害警察并未遭到强暴。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保罗对这件案子没那么感兴趣，所以才把遇害警察跟过去在相同地点遭到杀害的被害人搞混，或是他以为连续杀人犯总会强暴被害人，或是他梦见遭到强暴的警察，这自然可以强化他压抑同性恋倾向的理论，或是……

奥纳的手做出动作却停在半空中，他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正要去调整领结。

安东·米泰啜饮一口咖啡，低头看着睡在病床上的男子。他不是应该感到喜悦吗？就像莫娜说的那种喜悦，她总是称之为“扫去阴霾的日常小奇迹”。是的，医师分析可能死亡的昏迷病患突然改变心意，把自己拖回这个世界，苏醒过来。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这个躺在枕头上苍白枯槁的男子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只代表他的任务即将告一段落。当然这并不表示他跟莫娜的关系也会结束，反正他们从不曾在此处度过亲密时光。如今他们反而不用再担心当她进出病房时，同事会注意到他们注视彼此的温柔目光，也不用担心他们交谈得太久，或是一有人出现就非常突兀地停止对话。但安东有点烦恼，因为这些因素正是这段关系擦出火花的原因。秘密私通、暗度陈仓、看得到却碰不到的兴奋感。他必须等待，必须从家里偷溜出来，必须骗劳拉说他要加班。他满口谎言，谎言说得越来越溜，心里清楚这些谎言迟早会令他窒息。他也知道自己的不忠行为并未让他在莫娜眼中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而且她想象得到未来有一天他也会用同样的借口来欺骗她。莫娜跟他说这种事曾发生在她身上，别的男人欺骗过她，当时她比现在更年轻苗条，所以如果安东想甩掉她这个臃肿的中年妇女，她一点也不会感到讶异。他说你不要这样说，就算是认真的也不要说，说这种话只会让你的魅力打折扣，也会让我的魅力打折扣，这种话会把我变成一个占便宜的人。但现在他很高兴她说了那些话，这段关系总得在某个地方打住，她已替他找好了台阶。

“你是在哪里拿的咖啡？”新来的男护士问道，他拿起挂在床尾的病历，推了推圆框眼镜，低头读着。

“走廊那边有台浓缩咖啡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用，不过你可以——”

“谢谢你拿咖啡来。”护士说。安东觉得这人口音有点奇怪。“可是我不喝咖啡。”护士从外套口袋拿出一张纸看了看，“我看看……他需要一些异丙酚。”

“那是什么？”

“这表示他会睡上好一阵子。”

安东打量这名护士，看着他把针头插进一瓶装有透明液体的小瓶子里。这护士有点矮，身材有点结实，长得有点像一位著名演员。这演员不以英俊著称，是少数不凭长相而闯出名号的演员，他有丑陋的牙齿，还有一个很难让人记住的意大利名字，就跟这护士一样。刚才护士自我介绍过，但安东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脱离昏迷的病人情况很复杂，”护士说，“也很脆弱，所以得小心地让他恢复意识才行，只要打错一针，就可能把他们送回到原来的昏迷状态。”

“原来如此。”安东说。刚才这护士向安东出示证件，说出了密语，并等候安东打电话向勤务中心确认他确实在排班表上。

“所以你在麻醉方面很有经验喽？”安东问。

“对，我在麻醉科服务过很长一段时间。”

“但你现在已经不在麻醉科了？”

“我去旅行了两三年。”护士拿起针筒对着光线，稍微推了推活塞，让针头喷出细小水珠。“这病人看起来像是有过一段沧桑的人生，为什么病历上没有名字？”

“他必须保持匿名，难道他们没跟你说吗？”

“他们什么都没跟我说。”

“他们应该说的，据说有人想置他于死地，这就是我坐在外面走廊上的原因。”

护士朝病人的脸庞倾身弯腰，闭上眼睛，看起来像是在吸入病人的气息。安东看了不禁打个冷战。

“我见过这个人，”护士说，“他是不是奥斯陆人？”

“我发过誓必须保密。”

“我不也是吗？”护士卷起病人的袖子，拍了拍手臂内侧。这护士说话似乎有哪里怪怪的，安东一时之间也说不上来。针头插入肌肤，安东再度打个冷战。在完全的寂静之中，他仿佛听见钢针摩擦肌肤的声音，以及活塞受到压迫，将药剂挤出针筒的声音。

“他在奥斯陆住了好几年，后来搬到国外，”安东说，吞了口口水，“可是又跑了回来，据说是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缘故，那人是毒虫。”

“很悲伤的故事。”

“对啊，不过现在看来这故事会有个快乐结局。”

“现在要下定论可能还太早，”护士说，拔出针头，“很多昏迷病患的病情会反复。”

这时安东听出这护士说话哪里怪了，虽然极其细微，但他的S发音口齿不清。

两人走出病房。护士消失在走廊尽头后，安东又回到病床旁，查看心电图，聆听规律的哔哔声，这声音仿佛深水潜艇发出的声呐声。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么做，但他模仿那个护士，倾身在病人脸旁，闭上眼睛，感觉病人的气息喷在他脸颊上。

阿尔特曼。护士离开前，安东仔细看了一下他的名牌。护士名叫席古·阿尔特曼。安东有个直觉，决定隔天去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他可不想让德拉门事件重演，这次他不想再犯下任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