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浆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分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

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乡村在动荡中……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

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嬉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多少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了飞，没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着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嗡嗡声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导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一旦嘴这种武器不得力的时候，就开始打肩胛、动拳头，直到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理的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的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是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的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掼板凳、摔茶杯，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口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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