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美国在经济持续繁荣的形势下，其政治、社会与文化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大多数人是从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乃至经济环境变迁的角度来追溯该现象的源头的，而桑德尔这本书另辟蹊径，从公共哲学及由公共哲学塑造的管理体制来探究肇始。

主流政治人物及媒体无法理解政治怨恨何以弥漫，以为给这些政治怨恨贴上民粹主义、仇外主义之类的标签就能解释清楚。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严重分裂，首先表现为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在全球化经济中赢家与输家的分裂。赢家与输家的全面分裂，固然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及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按照桑德尔的梳理，优绩至上主义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优绩至上思维深入人心，人们总以为问题在于没有真正做到优绩至上，而很少有人想到优绩至上原则自身具有重大缺陷。

优绩至上主义的核心是信奉自己的命运靠自己创造，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应完全由自己承担。按照桑德尔的追溯，优绩至上主义的观念，无论在基督教传统中，还是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其实都起源甚早，只是到近几十年才占据了主导地位。吊诡的是，优绩至上主义相比世袭等级制度，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但桑德尔引用了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做出的预言：优绩至上的逻辑会助长赢家的狂妄自大，加重失败者的屈辱，导致社会不和谐。迈克尔·扬当初并未预料到近几十年的市场全球化扩张方式，赢家与输家的分裂方式可能因全球化的进程而有所不同，但优绩至上的逻辑本身倾向于带来赢家与输家的分裂，这是确定无疑的。

优绩至上主义允诺了美好的愿景——每个人都能凭自己的天分和努力争取成功，但是，它也容易给在竞争中失利的人带来沉重的羞辱——自己失利是由于自己无能。优绩至上主义要求没有走上成功道路的人为自己的失利负责，削弱了精英设身处地理解弱者的能力，也削弱了整个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联结。

基督教传统中历来就存在对命运的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天命论，即完全由上帝决定人的命运；一种是自力论，即完全由自己的作为与天分决定命运。二者在基督教传统中一直此消彼长，但到了最近几十年，成功神学把天命论与自力论的优绩至上主义融为一体，尽管世俗的自由主义与成功神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同样把天命论与优绩至上主义糅合，但更为常见的优绩至上主义已沛然成为主流话语。然而，优绩至上话语日益盛行之际，正是美国社会分裂加剧之时。优绩至上主义削弱社会的团结，营造文凭主义偏见，损害普通劳动者的尊严，激发了遭受贬损的阶层对精英群体的愤恨，加深了社会对立。

桑德尔着重分析了优绩至上思维在政治、教育、工作三个领域的表现。第一，在政治上，主流政治人物和政党完全没有想到优绩至上主义自身就是政治、社会与文化分裂的渊源之一。面对经济社会问题，从优绩至上主义的角度提出的解决方案，总想将高等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的手段，这不仅无力解决问题，反而还深化了问题。“一门心思想将更广泛地实施高等教育作为解决普通劳动者职位不保的办法”，吟诵“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的咒语，一方面忽视了绝大多数没有大学文凭的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对真正的劳动贡献缺乏理解。优绩至上在政治上的恶果，表现为传统左翼政党逐步信奉优绩至上，结果逐渐背离了历来的社会基础——普通劳动者阶层，把这一阶层推向了民粹主义。第二，在教育领域，优绩至上主义逐步把教育设计成了分类机器，年轻人不断接受分类、筛选、排名，教育逐步异化，分类与争先取代了教育中的教与学，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育功能在衰减，而资格认证功能则不断膨胀。基础教育中的激烈竞争也让优胜者付出了极为残酷的代价，优胜者身心俱疲，被筛选掉的人则蒙受羞辱，陷入沮丧和无力感。优绩至上的教育分类机制并未带来预想中的社会流动性，却在实质上把教育成就与社会价值捆绑在一起。文凭主义由此对共同的公民生活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大学文凭，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成了精英资格的门槛。高等院校投放极大的精力在分类竞争上，反而削弱了其本职所在——教育职能。第三，优绩至上预设的成功伦理，把人区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优绩至上的逻辑直接贬损普通劳动者，判定普通劳动者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价值更小，相应地把对普通劳动者的贬低正当化了。优绩至上的思维鼓励了羞辱普通劳动者的文化，下层阶级的焦虑与抱怨只得到了精英阶层的嘲弄与漠视。十多年来，普通劳动者“绝望而死”的比例大幅上升，反映了优绩至上逻辑剥夺就业市场失利者尊严的黑暗后果。桑德尔顺带批评了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认为这两种自由主义观念都未能有效消除优绩至上主义给精英阶层带来的道德自负。

桑德尔分别从政治、教育、工作三个领域提出了扭转优绩暴政的具体设想。这些设想尽管不无道理，但总显得未能切中肯綮。桑德尔的这本书，从始至终关注精英的傲慢。桑德尔认为要克服精英的傲慢，就需要精英意识到自己的成功有运气、偶然性之类的因素。这一论断可能说服力有限，精英即使意识到自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运气所致，也照样可以表现得傲慢，就像当年的世袭贵族可以表面谦虚，实质上还是傲慢的。要克服精英阶层与普通劳动者阶层的分裂，核心还是要维护精英阶层与普通劳动者的一体感，也就是说，优绩至上问题的核心不是精英的态度傲慢，而是精英阶层在情感上脱离大众，这又与他们的生活经历脱离大众有很大关系。按照桑德尔也多次引用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几乎是社会的惯常趋势；20世纪上半叶贫富差距的大幅缩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规模战争对富裕阶层财富的破坏，而二战后，贫富差距被控制在相当温和的程度内，则拜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所赐。在和平年代，恐怕需要政治上的极大勇气与魄力才能对这个问题采取相应措施。

2004年，我在追溯欧美共和主义思想传统时接触了迈克尔·桑德尔的大作《民主的不满》。该书梳理了美国的公共哲学传统，力陈在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之外，美国共和主义的思想传统其实更为源远流长，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反而是近期才得以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桑德尔在这本书中反复辨析共和主义思想在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隐私、家庭法、经济制度的公民后果这些方面的看法与自由主义观念存在重大差异，重申共和主义思想依然具有合理性，为当代人思考这些主题提供重要参考。该书得到读者广泛关注，2008年以来，其中文译本前后印刷了三次。

2020年11月，周奥扬编辑找到我，说桑德尔教授的新书The Tyranny of Merit 受到广泛关注，中信出版社计划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问我是否有时间翻译该书。我大致看了一下该书内容，觉得挺有意思，值得翻译出来给没有时间仔细阅读原著的读者参考。中信出版社在译著出版上已经树立了很好的声誉，也积累了相当出色的经验。在正式确认翻译合同之前，周编辑发过来一份有关翻译工作的完整说明，其中专门指出，“译文应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避免生硬直译。可适当拆分长难句。对于过于简短的原文语句，可酌情增加翻译词语以使译文更易被理解”，这一规则也非常符合本人的想法。

为了译本的完善，周奥扬编辑付出的心血超出我的预期。之前参加翻译工作，我很少看到编辑对译本的具体翻译语句提出可供商榷的详细建议。本书译稿分三个批次提交，周编辑对每个批次的每个篇章都回复了修改建议，对其中一些句子或词语的翻译做出批注，或是提出改进建议，抑或是询问能否调整。另外，首都师范大学的朱慧玲教授曾赴哈佛大学访学，就如何理解这本书的一些重要概念亲自向桑德尔教授请教，这本书中“merit”等关键概念的翻译，也受益于与朱慧玲教授的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2019级财政学与2017级投资学专业的学生当时正在上我开设的《政治学》课程，得知我正在翻译本书，一些同学很有兴趣参与。其中，2017级投资学专业的龚志强和薛宗岳一起负责翻译了这本书的第2章“‘因践行善德而伟大’：优绩的道德简史”的初稿，2019级财政学专业的许嘉晖和王英建一起翻译了这本书的第7章“认可工作的价值”的初稿，2019级财政学专业的梁书宁和李沐泽一起翻译了这本书的注释初稿。这六位同学又分别通读了本书译稿全文，检查可能存在的漏译、笔误、翻译不当、语句不通顺等问题，龚志强和薛宗岳两位同学特别用心，提出的很多建议得到了采纳。在此感谢这六位同学的热心参与。

最后，我想特别表示对思果先生的敬意。本人在翻译桑德尔《民主的不满》一书时接触了思果先生的《翻译研究》《翻译新究》，大为惊异。思果先生力主“翻译要像中文”的翻译原则，两书细致总结各种翻译错误及失当，说明各种常见的翻译有何不妥，并指出了改进的方法。对照之下，我惭愧地发现，自己之前参与翻译，有相当多的坑都踩过，若不是看到思果先生的辨析，我还会继续把各种“硬译”作为理所当然的标准翻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不时翻阅《翻译研究》《翻译新究》二书，不敢说追求多出色的翻译水平，务求尽量避免思果先生指陈的各种谬误。

思果先生说过，即使对于自己觉得翻译好了的稿子，再重新阅读一遍，也总免不了发现还有些不尽妥当之处。每次翻译完一本书，要将其交付给出版社时，我一方面会期待读者看到我费心琢磨的作品，能从阅读中获得享受，对翻译予以认可，另一方面却又惴惴不安，知道总有不少地方颇有可议之处。如果读者朋友发现这本书的翻译存在应该纠正的地方，恳请来邮告知，所有的批评与建议都是我进步的助力！译者信箱：zengjmao@mail.shufe.edu.cn。

---曾纪茂

---2021年2月26日于凤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