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锜等一行人结束了长途跋陟的旅行，来到东京城。

赵隆在东京别无愿意借寓之处，父女俩就理所当然地在刘锜的寓所中住下来。他们受到居停主妇刘锜娘子殷勤的接待，这种接待是纯粹东京式的：豪侠、好事、热情、包揽兼而有之。

刘锜娘子母家几代都住在东京，在东京扎了根。她本人的足迹最远也没有超过东京郊外几十里方圆的范围。那是和女伴们一起到市郊去踏青、探春，暂时领略一会农村风光，犹如吃惯了山珍海味，偶而也想吃点清淡的蔬菜一样。长期的都市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她满心喜欢地接待了丈夫给她带来的宾客，把接待外路朋友，并使之彻底、完全的东京化，是她眼下最重要的职责。她给赵隆请了安，以她特殊的敏感，马上感觉到这位老世伯不像是个随和的人。可是她不在乎这个，她满有信心地相信到头来总是要让他来适应她，而不是她去适应他。纯粹的东京人，都是这样充满了自豪感的。

然后，她一把拉住亸娘，不住地上下打量她，最后得到结论，断然地称赞道：“好俊的闺女！”

她用了外路人必须认识到一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达到的亲密程度说：“哪阵好风把妹子吹到东京来了！这一来得在这里住上三年五载，这里就是妹子的家，休再想着那边了。”

“多谢姊姊！”被刘锜娘子的这种东京式的速度骇异了的亸娘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话可以回答。

刘锜娘子十分喜欢这个简单的回答和伴随着这个回答的直率的表情。

刘锜背着亸娘，把她此来的任务告诉娘子，这使她更加高兴了。她立刻把亸娘拉进自己的闺房，用了必须经过三年的耳鬓厮磨才能达到的那种亲密程度，小声地告诉她：“咱虽说还没见过马兄弟，你刘锜哥哥一天却要几十回叨念着兄弟，念得咱耳朵也起了茧。这回兄弟回东京来了，好歹要把他抓来，与妹子完婚。这件事就包在咱身上，他们男子汉省得什么？”

亸娘的生活经验是那样贫乏，她认识这个非军事的人间世界，就好像是个刚落地的赤婴一样。她不明白处在待嫁少女的身分上，被提到这种尖锐的问题时，理应红一红脸，忸怩一下，利用这点娇羞来增加客观上的媚态的。

“多谢姊姊！”她还是这样简单地回答。

她简单、直率得使刘锜娘子着迷了，刘锜娘子决没有料到她会得到这样一句回答。她又拉起亸娘的手，继续说：“可是这两天东京的灯市真是热闹极了，普天下哪有这样好看的灯市？咱非先陪妹妹去逛逛不可。逛过了灯市，再办妹子的喜事不迟。”

亸娘也曾在渭州逛过灯市，可是她决不能理解一个东京人逛灯市的重大意义：东京人主要不是以年龄，而是以逛灯市的回忆来划分生活阶段。

一个白发如银的老婆婆可以从六十年前那次逛灯市的回忆追溯到她的无邪的少女时代，还可以从逛灯市的伴侣中追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她们有的墓木已拱，有的已经是子孙绕膝……她们流逝的一生犹如一串用回忆的丝线串成的数珠儿，每一个灯节就是一颗数珠儿。她捻到哪一颗，就会想起哪一年灯市的情况和气氛——它们似乎都是相同的，又各具有特殊性。她想起她和游侣们挤来挤去的那些街坊，如今名称虽还如旧，有一半的房屋已经翻造过，一半的店铺扩大、缩小或者已经打烊了。她还记得跟哪个游伴小声地说过的一句话，这到现在想来，还要为此赧然红脸。她还会想起她第一次穿上身的那件青莲色的刻丝锦袄，当时是怎么哄动了九城阛闾的！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亸娘所能理解。

她惶惑地看看刘锜娘子热情横溢的神情，不可抗拒的建议，她再一次回答道：“多谢姊姊！”

二

刘锜娘子说得不错，普天之下，哪有一所城市比得上东京，哪有一个节日比得上东京的灯节？绝对没有！把人类精心创造的有关的形容词，“繁华”、“缛丽”、“热闹”、“喧闹”、“金碧辉煌”、“光采夺目”等字眼都用尽了，也不足形容东京的灯节于万一。

每天清早就向四面八方重重洞开的各道城门——南薰门、陈州门、戴楼门、新宋门、新郑门，封丘门，陈桥门、万胜门，固子门……都展开笑靥，张开两臂，欢迎一切初来的和重来的客人。它们毫不怀疑人们将带来更多的富足和更大的繁荣，为它添毫增色。它们带着那样的好心好意，站在人们来到东京的第一道关卡上，热情焕发地介绍道：“你们快进城来啊！进城来寻欢作乐，尽情享受。俺这里什么都不欠映，什么都不悭吝，俺代表东京城站到这里来欢迎您老人家进城，祝您愉快，可千万不要给俺带来愁苦和灾难就好。”

陶醉于一切愉快，新鲜、热闹的事物，乐于为居民和客人们提供无穷无尽的享受，这是作为帝京、国都，过着一百多年“熙来攘往”的和平生活的东京城发展起来的特殊的性格。

作为一座城市的东京城有这种特殊的“城格”，而它的居民们，也发展着与此相适应的人生哲学。

东京人总是喜欢把各种色采鲜艳的油漆不断地往它身上涂刷，在没有铲去的老底子上涂上一层层新的，又在新底子上再涂上一层层更加新的漆。在光洁夺目的表面后下面，还可以看到旧的痕迹，因此显得更加绚丽多采。

东京城每天都在踵事增华。

新年春节的本身就是一种矞丽堂皇的橙黄油漆。

去年腊月中，朝廷又玩出了新花样，明令规定把预赏灯节的日期提前半个月，这也是一种投合人心的轻倩的绯红油漆。

而在春节中刚透露出来，几天中就已遐迩遍传，妇孺皆知的征辽消息更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大红油漆。

东京人的生活方式虽是丰富多彩，变幻无穷，他们生活目标却很单纯。他们只追求官能上的快乐和刺激以及达到这个目的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些热闹的节目就是他们的食料、饮料，点心和零食，如果没有这些食品来填满他们饥渴的精神胃口，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将要感到索然无味了。

使赵隆等十分惊异的事情是：在西北军事会议中那么激烈地争辩着的一场战争，在湄河边的小驿站中目击有人那么急如星火地传送出去的战争动员令，反映到东京人的生活中，满不是那回事。现在东京人都知道这场战争即将爆发了，但他们一点也不着忙，更谈不上什么紧张、兴奋，反而感到十分新奇和轻松。征鞍甫解的刘锜甚至觉得今天的东京比几年前，比他两个月前离开它的时候变得更加繁华，更加接近升平时期的颠峰，何况很少到东京来过的赵隆，更不必说从未来过的亸娘了。

东京人引以自豪的见多识广特别表现在他们对战争的无知上——在抽象领域中自命为最渊博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最无知。东京人夸耀他们在市场上看见过的各种加工装饰的武器甲马，他们看见过挎刀带剑的军官们在城门口进进出出，还有，他们在官家的卤簿[官家的仪仗队。]中见识过连人带马都披上铠甲的所谓“具装甲骑”，据说合天下都没有这样精锐的骑兵部队，他们还在“讲史”场中听到说话人讲“三分”，讲“残唐五代”有关的战争故事。这些就是他们对于战争的全部知识了。东京的上层人物和绝大多数的中层居民并不真正明白。或者是不想认真弄明白战争究竟是什么。他们既没有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它，为它作出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也没有从消极的方面想过它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或将迫使他们改变什么？他们对于传闻得来的战争的消息，第一个敏捷的反应就是把它当作一件新鲜玩意儿，当作一个最新加添出来的娱乐节目，当作一种掺和在日常生活中醇冽可口的美酒嘉酿。总之，轻飘飘的东京人不可能持有与战争相适应的刚毅沉着的观念。如果说，他们中间也有少数人想得远些，想到战争不一定是那么轻松愉快，可能有一天会像个不速之客那样挑一担愁苦的礼物，登门前来拜访他们，那么它仍然也是遥远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到战争爆发，时间上还有几个月的余裕，从东京到前线，空间上还有一千多里地的距离，何必过早地、过逞地就为它操起心来？东京人对于时间、空间的概念，一向采取现实的态度，只限于此时和此地。

疯狂地掠夺、尽情地享受、毫无保留地消费、完全绝对地占有。只要今天的这一天过得舒服，那管它明天来的日子是甜酸辛苦？东京的上层人物就是用这样的浅见和短视、这样的豪奢和挥霍、这样的荒唐和无耻来制造和迎接自己的末日，使自己和追随者一起像雪球般地在战争的烈焰中溶化掉，并且祸延到中下层市民，使他们受到莫大的灾难。

这就是从现在到收复燕京（那是使他们的欢乐达到最高峰的日子）的一年多时间中东京人普遍存在着的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

打从去年腊月开始，以州桥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几条最热闹、宽敞的大街，诸如天汉桥街、临汴大街，马行街、潘楼街，界身、桃花洞，炭巷等街道两侧都已搭起采棚露屋，作为临时商场，用来平衡市场上求过于供的拥挤现象。连宣德门外御街两侧的千步廊上也列满了这种临时商场。临时商场里面铺陈着冠子、幞头、衣衫、裙袄、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匹头以及鞍辔刀剑、动用家伙、书籍古董、时果腌腊，鲜鲊熟肴等各种档次的消费商品，达到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程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顾客，每天都挤得水泄不通。在这段时期中，顾客们甚至形成了一股风气，专喜欢在流动的摊铺中去选购货品。他们宁可舍弃百年老店，作成摊铺的交易，认为那里的货品更新鲜、时髦，连越陈越香的老酒和越古越吃价的古董也是从摊铺里买来的好。这样一来，使得久已脍炙人口的李和儿炒栗、王道人煎蜜、孙好手馒头、宋四嫂鱼羹、曹婆肉饼、薛家羊饭、赵文秀笔、潘谷墨、张家乳酪、李生菜小儿药铺等老店，不得不放下架子，随着大流在大相国寺、五岳观和其他庵庙寺院的两庑下租赁了摊铺，开设分店，应市买卖。就中潘谷墨店的掌拒又别出心裁地从老店里搬来苏东坡的赠诗和题跋，用个檀木框子，罩上碧纱，张挂在板壁上，以广招徕。惹得多少风雅之士都跑来欣赏东坡的墨宝、议论它的真伪，从一点一撇一划一钩的色泽光采中鉴定它是否用了潘谷墨，或者是别人的墨。苏东坡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墨迹已经产生了广告的效果。

在自由竞争中的高潮中，老牌子不济事了，做买卖的也要适应时势，别出心裁。

大相国寺是东京第一座大寺院，本京人称之为“相蓝”，不懂得这个简称，还是一板一眼地称之为“大相国寺”的人，一听就知道是个外路来的乡巴佬。相蓝有相蓝的架势，平时每逢初八、十八、廿八以及初一、月半才向外开放一天，一个月内只开放五天。前年冬季，为了配合朝廷的新鲜玩意儿——预赏灯节，居然打破成规，逐日开放。相蓝在东京宗教界中一向居于领袖群伦的地位，它既然带头破例，一马当先，东京城郊大大小小的一百六十八所庵庙寺观也乐得跟进，每天大开方便之门，广结仙佛之缘。人们到这里来，不但要礼神拜佛，烧香求签，同时还忙着讲斤头、做生意，零买趸批，一应具全。更多的人到这里来是为了看杂剧、听说话、赌博弈棋以及观看别人的看戏、博弈，人们的广泛活动，使得这些寺观真正成为东京社会中的宗教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当时全国各地著名的杂剧班子，每到腊月将届，就纷纷涌到东京来献艺。东京是一座“不收门票”的开放性的城市，凡是到这里来消费的人以及为消费者提供愉快和享乐的人一律被宣布为受欢迎的人。这些艺员们有的搬演杂剧、有的玩百耍杂技，有的讲史，有的卖唱，有的相扑，有的弄虫蚁等等。他们一个个来自三江五岳，都是身怀绝技，名播江湖。他们走遍了天下二十四路、二百三十八州、一千二百二十个县。今天好不容易挨到天子脚下，谁都想露一手儿，博得个名利双收。春节前后，他们暂且在寄寓的寺观里逐日就地献艺。其中出类拔萃的节目，到了正月初九以后，就要被选到灯市中心的“棘盆”去连续演出十天，直到灯市结束为止。开封府为了选拔节目，特派乐官孟子书（有人说孟子书是他的艺名，以专讲《孟子》一书中的诨话出名，后来以假代真，就成为他的真姓名）、张廷叟两个主管其事，而当时的开封府长官开封尹盛章本人也是这方面的行家，自然要参加选拔。所谓“棘盆”，就是在禁城口的宣德门外一片大广场上，临时用采缯色绢，芦席竹架围成的大剧场，容得几万观众，可算是演剧界的龙门。哪个节目被选上了，顿时声价十倍，成为事实上的国定节目。以后在外路演出时，就有权在一面两丈见方的锦旗上绣上一副金字对联：“今日江湖卖艺，人山人海。

当年棘盆献技，倾国倾城。”

灯节前在寺观中的演出，实际上只是一种预演，含有互相竞赛的性质。江湖上最讲义气，哪个班子里发生了生老病死、衣食不给等意外事故，大家醵金募捐，演义务戏，十分卖劲。可是在竞赛性的演出上决不含糊，谁都要争这口气，争得在龙门榜上题名，谁也不让谁。他们竞争得越激烈、演出越卖力，就越加饱了观众的眼福，因此内行的观众更喜欢去看寺观中的预演。

亸娘刚到东京的几天，刘锜娘子实践了诺言，每天出来赏灯、逛庙会、看百戏。刘锜娘子不但热情地介绍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在这类事情上她几乎是无所不知的，并且坚决相信她感兴趣的一切也必然是亸娘感到兴趣的一切——她几乎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兴趣。

在最初的周旋中，她根本没有考虑到亸娘是否希望知道这些，是否对它感到兴趣？好像热情的主人摆出丰盛的宴席来招待客人，没有考虑到这些酒菜是否配合客人的胃口。

相蓝是不必说了，她好像是长期预订着座位的。可也不能忽略比较偏僻处所的寺观，譬如说，远在水西门口的醴泉观就是个例子。刘锜娘子指点亸娘道：在相蓝的演出甭说是好的了，可是醴泉观里却也常有出人意外、爆出冷门的节目。到相蓝去看戏，为的是“温故”，到醴泉观去是为了“尝新”。

她们到醴泉观先去东大院欣赏张金线夫妇演出的悬丝傀儡。张金线练就一套出神入化的指上功夫。他用十根丝线缚在每只手指上牵动着十只木雕傀儡，同时登场。依靠他的灵活的手势，傀儡们不但可以做出同样的、还可以做出各各不同的动作，竖蜻蜒，翻筋斗，扑打扭杀，样样都来，临到大轴戏上场，哑剧忽然变成歌舞剧，男脚色变成女脚色。他的浑家，外号“一条金”的一条金嗓子随着木偶的舞蹈动作抑扬顿挫地伴唱着。她有时唱得响遏行云，有时又轻微得像一缕幽泉在空谷中回旋呜咽。观众的心似乎也被他们用一根丝线悬起来了，上上下下地忐忑着，这才不愧叫做“男舞女歌，妇唱夫随，各擅一时胜场，共树千秋盛名”（这个戏班子刻在海报上的自我宣传）。

接着她们又去西大院看丁仪、瘦吉的“乔影戏”。影戏原是一种利用灯光设备演出的皮偶戏，是一种古老的剧种。丁仪、瘦吉，一肥一瘦的两位艺人推陈出新，首创发明让真人来扮演脚色，代替皮偶的演出。于是一块素幔上出现了亭亭玉立的李夫人和气象威武的汉武帝的影象，同时也出现了肥丁自己扮演的梨园界鼻祖李延年和瘦吉扮演的影剧界鼻祖李少君的影象。可惜他们找不到“一条金”那样的好嗓子为影剧配音，只能出之以哑剧的形式，是一种无声电影。但是银幕传神，栩栩如生，李夫人含颦凝睇，脉脉不语的神情和汉武帝立而望之，内心充满着“是邪非邪？偏何姗姗其来迟”的疑问，都宛庄目前，维妙维肖。无怪东京的观众为它拍掌叫绝。这种新品种，目前虽然还在试演的过程中，肯定不需多少时间，就会风靡天下。

外院连着一片广场搭起一座硕大无比的帐篷，都归“浑身眼”杂耍班使用。“浑身眼”是这个杂耍班的主要演员兼组织者和经理人。凭着他在江湖上饮誉二十年的声望，网罗了当时杂耍界所有的好手，使他这个班子在杂技界中高踞执牛耳的地位。

张七哥吞剑，麻猴子滑竿，董十七、赵七对舞砍刀蛮牌，还有一捻红走钢丝。据说前年春节中，她玩了个新花样，化妆成为仙女，在两所又高又大的住宅顶上系上钢丝，往来行走，还袅袅娜娜地走出各种身段和姿态，惹得人们真以为有这样一位仙女凌虚下凡了。所有这些脍炙人口的节目都是每场必上，每上就会哄动一时，使人百看不厌。

所有这些演员中，也许没有比“角抵李宝”更得人心，更受观众欢迎的了。李宝原是禁卫军步军司的士兵，早以角抵绝技闻名全军，三衙中没有他的对手，大家都称他为“小关索”，这个绰号是对他表示绝大的敬意。殿帅高俅也喜欢这个玩意儿，几番使人示意于他，只要在一场角抵中让他三分，就可提拔他当个教头，他都没有答理。一天，高俅喝醉了酒，当着许多权贵面前，定要跟他角斗。他不容情，一跤就跌翻了高俅。从此高俅对他恨之入骨，他在禁军中容不得身，索性到艺场上来卖艺。高俅三番两次寻他生事，当不得观众欢迎他，掩护他。风声紧了，他到外码头去兜个圈子，不久仍回东京来，照样有人礼聘他登台演出，把高俅气得个瞪眼吹胡子，一时却也奈何他不得。

对角抵一道深有研究的刘锜，虽是高俅的下属，却是李宝最有力的保护人。他曾经表示意见说：李宝有的是真才实学，不是江湖上骗人好看的勾当。刘锜娘子加上自己的意见，评论道：“李宝的玩意儿是实力加巧劲。”这个评语可能是中肯的。李宝每次上场都有禁卫军的官兵们冒着冒犯高太尉的风险，前去为他捧场，这还可以解释为军人们喜欢看角斗，相扑这一类的武技，奇怪的是不少太学生也十分欣赏他的演出，那是为什么呢？据刘锜娘子的分析：官兵们来看他的实力，文人们来看他的巧劲，这样把实力加巧劲的一个混合体截然分家，就不中情理了。人们不禁要问她自己又为什么这样欣赏李宝的角抵呢？她既不是军人，又不是文士，也不像丈夫那样对角抵一道有兴趣、有研究，她只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罢了！

其实不仅刘锜娘子，场子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妇孺老幼，他们也都不是文人武士，可也同样喜欢看他的演出，为他捧场、打气。他赢了对方，大伙儿发疯似地喝彩，偶而失手跌翻，大家叹息惋惜，仿佛丢失了心里的一件宝贝。对于李宝的角抵的癖好，在东京已形成为一种狂热。有一个潜在的原因，人们其实并不是喜欢这个节目，而是敬重他之为人。敬重他不肯在高太尉面前低头的那股刚劲儿，敬重他虽然每天都在高俅的罗织中，险象环生，他却仍然行若无事，并且常在插科打诨中有意挑动、激怒高俅的那副英雄气概，敬重他虽明知刘锜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是他的保护者，他对他们也并不格外另眼看待的那副丈夫意气。

群众憎恨权贵，敢于触犯权贵的人，就是群众心目中的英雄。由于人们尊敬他的为人，连带也喜欢上他的节目了，只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确地意识到这个。

以上这些演出都博得观众的欣赏和赞叹，可是具有最大吸引力的还是台柱子“浑身眼”自己演出的飞刀绝技。浑身眼凭着他特殊设计的一套行头，在镶着金边的黑缎底子的短靠和扎脚裤上绣着几十对闪闪发光的火眼金睛，成为他本人的绝好标志。

浑身眼一天只演出一场，出场前先有四名徒弟分别站定在场于四角，抚弄着八把扎了红绸子的明晃晃、寒飕飕的厚背薄刃柳叶飞刀。他们各自摆好架势，单等师傅出场，刚在中心点站定，八把飞刀就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向师傅身上飞来。浑身眼张开了浑身的眼睛，用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有的正确和速度，先伸出双手接住最先从正面飞到的两把刀子，立刻侧转身子，翻过刀背，把第三、四把刀子敲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锵铿声，接着又掷去手里的刀，同时用两腋夹住从背后飞来的第五、六把刀，稍微偏一偏头，躲过擦耳根飞来的第七把刀，然后转过身子，张开大口，一下就咬住劈面飞来的最后一把刀。飞刀是用纯钢铸就的，浑身眼的牙齿好像是用更高级的、经过百炼百淬的优质锋钢铸造的，飞刀一经他的牙齿咬住，就像落网的鸟儿一样，只有发抖、挣扎的分儿。

紧接着，他以意料不到的神速的动作，把腋下夹着的两把刀子交叉着换到自己手里，只听得刀环叮当，红光飞处，两把飞刀闪电般地向徒弟的头上飞去。两个徒弟急忙歪头缩颈地躲闪，飞刀好像有灵性一样，偏偏向他们躲闪的一边飞来。只听得“嚓”“嚓”两声，两把刀子恰巧钉在他们靠背站着的木柱上，距离头顶只有毫发之差。

“险呀，险呀！这一刀稍微低些，就把徒弟的眼睛戳瞎了！”

“险呀，险呀！那一刀稍微偏些，就飞进人丛，把观众们误伤了！”

但是这些动作都是在观众来不及说句话、来不及喘口气、甚至来不及眨一眨眼睫毛的瞬刻中完成的。这些杞人忧天的议论都是事后的议论。刘锜娘子虽然泼天大胆，在浑身眼表演的过程中，也不禁闭上眼睛，同时推推亸娘，要她照样紧闭眼睛，仿佛这样做了，就可以防止不测，免得飞刀飞上自己头上来的危险。然后在她们还没睁开眼睛以前，听到一阵震天撼地的叫喊声、喝彩声、鼓掌声，人们大幅度地摆动着身体，怪声叫好，几乎要把这座扎缚得十分牢固的帐篷喝垮、鼓塌了。等到她们张开眼睛时，只见浑身眼嘴里仍然衔着那把飞刀，满面含笑，罗圈向三面的观众唱肥诺、道谢。

这时，场子中间忽然涌出十多个执事人抬着大筐箩，一一向观众们收戏钱。当时的剧团还没有进化到按座次发售门票的制度：当时的观众也没有聪明到看完白戏拍拍屁股就溜之大吉的文明程度。他们彼此间成立了“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要看戏就得化钱”的默契。观众们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慷慨程度以及特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表示阔绰的虚荣心慷慨解囊，随缘乐助。有的摸出一文钱，有的摸出十多文钱，有的掏出大把钱，铿然有声地丢进箩筐里，执事人员一律唱诺道谢。

刘锜娘子是老主顾，是剧团收费的主要对象。红演员一捻红托着一张盘子亲自跑到她面前来。刘锜娘子既不吝惜，也不特别炫耀，她按照老主顾的身份，而不是按照她丈夫的身份、地位，从绢包里掏出一两的小银锭，轻轻塞进一捻红的手里。一捻红会意地笑笑，行个屈膝礼走开。

东京的市民们就是这样在街坊、庙会、摊铺、剧场中打发日子。他们一年到头，都有许多闲工夫，而到了节日，就更像一锅滚水似地沸腾起来。

当然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还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到相蓝摊铺上挑购旧书旧画的，固然有宰相的儿子赵明诚夫妇等风雅之士，但主要还是老百姓。那些惊心动魄的杂剧节目，基本上是投居民们之所好，是为了适应他们的胃口、爱恶而设计、编导和演出的。居民们带着欢乐、兴奋以及唯恐它们将在霎那间演毕散场的害怕心理，欣赏这些节目。他们也带着同样的心情赏灯，逛庙会。东京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浮糜的、轻佻的生活方式。社会是一切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能创造出各种生活方式来让各种人适应。

东京一般居民的悲剧在于他们虽然在道义上谴责、在理智上反对、在感情上深恶痛绝当时的达官贵人，而在事实上却跟踪着达官贵人的脚步，不自觉地，一天天地堕入无以自拔的泥坑中去。一直要到东京的末日，他们才真正了解到那个罪恶的阶层为他们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惜为时已晚，他们不得不成为它的牺牲品、殉葬品，跟它一起落进地狱。

东京居民们的悲剧是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中层城市居民无法避免的悲剧，可是在串演那出悲剧时，却出之以喜剧的形式，上场的角色们都自认为正在演出一出喜剧，这才是更大的悲剧！

三

高踞在东京社会颠峰上的是那些用老百姓的脂膏喂养肥大以至得了严重肥胖病的皇亲国戚、豪门权贵、大贵族、大官僚们。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难得去逛庙会、看杂剧。他们另有寻欢作乐的场所和方式。当朝太师蔡京有一天得意地说：“老夫忝一官之荣，诗酒风流，自有三十三洞天胜境在，岂可溷杂尘俗，现迹人世？”真可谓是一语泄露了天机。

宣和年代特别标榜“与民同乐”，在灯节中，在正对大内的宣德门外搭起的大牌楼上，就挂着“宣和与民同乐”的六字金牌。在那狂欢的几天中，也的确有了那样的气氛，老百姓甚至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宣德楼上透过重重珠帘采幕而泄漏出来的宫嫔们嬉嬉哈哈的嘻笑声和咭咭呱呱的谈话声。但是双方心里明白，把老百姓暂时升格为“钦定”的观众，允许与官儿、甚至与皇家同乐，只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那是朝廷需要钦定的百姓们来证明它统治的成绩的确像字面上表现的那么好，妆扮出一个歌舞升平的花花世界。

可是招牌还是招牌，并不代表实质，即使它填着金字，也填不平官儿们和老百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蔡京说的才是真话。

官儿们愿去并且常去的地方，所谓三十三洞天都是一般老百姓进不去的地方。仙凡有别，社会的阶梯给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同时，他们也拿不出那块到哪儿去都可以通行无阻的腰牌——银锭。在通行证还没有被发明以前，代替它行使职权的就是这块腰牌。譬如说，要欣赏灯节，老百姓只好在宣德门外的御街和州桥大街那一带挤来挤去。那样的挤法，据说是有失体统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初九到十八的十个夜晚，人们被踏掉的鞋子每夜就有五、六千只之多，这在老百姓犹可，如果一个官儿被挤掉了靴子，再加上丢了幞头，松了头巾，科头跣足地在大街上打旋，这还像什么官儿？他们享有赏灯的特权，可以按照品级在指定的地段上搭个临时帐幕前来赏灯。有的官儿还嫌看不畅快，宁可把这个特权转让给同僚，自己就在马行街大货行转角的丰乐楼上订个临街面的阁子，坐下来笃笃定定地赏灯，连带喝酒、听曲子，他们还怕拿不出腰牌？

丰乐楼原名“樊楼”，是驰名全国的高级酒家，是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楼”。它本来有五座格式相同、彼此独立，只有在底层中才能走通的两层楼房。去年秋冬大大翻建了一次，不仅油漆重施，丹雘一新，并且都翻造了三层楼。各层之间又都增修了飞桥露梯，既可互相走通，又可凭栏俯眺。除了底层全部作为散座之用以外，每座二、三两层各有几十个大小阁子，全部开放。珠帘绣额，翠飞红舞，布置得十分富丽堂皇。

每届灯节，有头面的官儿们，早就预订好阁子，到期携带内眷、歌妓，或者约几位同僚好友，一起到这里来浅斟细酌。这才不愧是欢赏灯市的龙门。他们居高临下，一眼望去，可以全部清楚地看到搭制在宣德门外以及重要街道上的几十座鳌山灯楼。鳌山灯楼上都扎有硕大无比的龙凤，在它们的口、眼、耳、鼻、鳞甲、羽翼之间都嵌着大大小小的灯盏。它们振鬣张翼，昂首向天，似乎都有飞升之势。在它们周围又张挂着各式各样，多得不可胜计的灯采：有成组的天下太平灯、普天同庆灯，有单独的“福”字灯、“寿”字灯、“喜”字灯、长方胜灯、梅花灯、海棠灯，有制作繁复的孔雀灯、狮子灯，有虽然简单却也维妙维肖的西瓜灯、葫芦灯……。说得夸张一点，天上、人间一切有形可象的事物都被复制在灯采中了。这些灯，有的大至数丈方圆，有的小到可以袖珍，有的需要很多人一齐动作，才能把它挥舞起来。它们一经点亮，霎时间就涌现出一片光明世界，把千门万户、工巧绝伦的鳌山灯楼照得洞中彻里，一览无遗。

这时遥遥相对的大内宣德门楼上也点起价值连城的琉璃灯、藕丝灯和裁锦无骨灯。这几种特制高级的灯都是两浙、福建等路的三司长宫不惜工本，派人做了专程进贡朝廷，供朝廷“与民同乐”的。其中琉璃灯一种，据说是用玛瑙和紫石英捣成粉屑，煮成糊状，再加上香料，反复捏合而成。福建南剑州一州三个月的田赋收入，刚够制作和进贡这对琉璃灯。它们点燃起来，挂在琼楼玉宇的最高处，晶莹透明，宛如平空升起两轮人造的明月。

用金银珠玉串成的流苏坠穗，也挂在宣德楼的四角，微风一过，敲金振玉，仿佛从天上蕊珠宫阙飘来一阕阕仙乐。

这时坐在丰乐楼上的官员们，仰看碧空中三轮皓月正在万顷琼田中相互争辉，俯瞰一片融融泄泄的灯光把整个东京城罩上一层银色和金黄色的光采，再看到楼底下的群氓熙往攘来的太平景象，真有飘飘欲仙之感。

蕊珠宫里的仙姝不一定有缘相逢，人间的仙姝，却是随时可以邂逅的，不过会仙也要那块腰牌。当时除了丰乐楼、长庆楼等几家高级酒楼之外，官儿们平日最喜欢溜达到东鸡儿巷、西鸡儿巷一带去“会仙”（东京人有意把它们叫成姊儿巷），那里真是群仙萃荟、粉黛满目的洞天胜处。名噪一时的歌妓崔念月、赵元奴都住在东姊儿巷。她俩住在贴邻，却是各立门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她俩的见面，只限于在第三者的应酬场合中。奇怪的是，当她们见到面时，是一对亲密的姊妹，嘘寒问暖，轻言密语，她们彼此同病相怜，友谊并不虚假。但这并不妨碍她俩争胜斗妍，同行嫉妒。她们在背地里总是打听另一个最近新添置的头面衣饰、布置陈设，以及在笙歌弦乐、饮食酒肴方面翻出了什么新花样？当对方超过自己，就一定千方百计地要学习、模仿、竞赛，直到胜过对方为止。同样的命运和同样的身世，使得她们彼此爱怜起来，同样的职业和同等的地位，又使她们彼此嫉妒，彼此竞胜，这真是一对奇怪的姊妹花。

不用说，她俩对于当朝权贵、文武大员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她们的两扇乌漆大门是用吸铁石制定的，权贵们的铁靴子一经走过这里，就不能不被吸进去。

成为东京人民憎恨对象的高俅，是这里的常客。高俅出身于东京的破落户，多年在街坊混日子，后来当王晋卿驸马的听差，遭际官家，扶摇直上，一直做到太尉，殿前司都指挥使，成为合朝最高的军事长官。高俅的一生都和东、西姊儿巷结不解之缘。不同的只是，前半生他在这里鬼混，给鸨母、角妓当些杂差（这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东京街坊中，像他这样的混混儿，何止成百上千），后半生他做了大官，却成为这里的阔客（这是当时社会的特殊产物，一个街坊的混混儿要爬到太尉这样高的地位，需要无数偶然因素凑合起来才行）。他时常左脚刚跨出赵元奴的门，右脚就跨进崔念月的门，用来平衡两人之间的均势。

官儿们到相好的歌妓行馆、勾栏曲榭中去寻欢作乐、饮酒买笑或者把歌妓请到外面去奉觞劝杯，歌舞侑酒，这不但不需要躲躲闪闪，反而成为相互追逐、相互夸耀的风流韵事。那些既要到行馆中去寻开心，又怕别人指摘，掩掩盖盖、藏头露尾的初出茅庐的官儿，才是十足的蠢汉哩！

从政和、重和、宣和以来，东京社会中忽然流行起一个“韵”字。漂亮的妇人被称为“韵致”，新奇的服装被称为“韵缬”，美好的果品被称为“韵梅”，后来发展到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非用一个“韵”字来形容它不可。韵天韵地、韵人韵事，无一而不韵。这个新兴的“韵”宇，风靡全城，骎骎乎大有代替祖辈相传的“有巴”一词之势。甚至太宰王黼奉敕撰写的《明节贵妃墓忘》一文中也用了“六宫称之为韵”一句，明节贵妃就是官家宠爱的安妃刘氏。想当年，蔡京曾受召见，从她手中接过一杯御赐的酒，在他的进御诗中受宠若惊地写道：“玉真轩里见安妃。”如今这篇墓志不是敕令蔡京撰写，而让王黼主稿，自然要引起他的怨恨。他的一派人抓住这个把柄，大肆攻击王黼不该把这个市井俗字写入碑版文章，亵渎宫闱。其实蔡京的一派人自己也曾用这个字。派系攻击是排除自我的，只要抓到对方的辫子，哪管自己头上也长着同样的辫子。没想到官家本人也喜欢这个市井俗字，王黼的这句，可能出自官家的授意或修改，他引经据典地为它辩解，还责令攻击者回答：“何俗之有？”

当这个韵字风行全城之时，各式各样的人对它有各式各样的理解。有人简单地认为只要穿上一身奇装怪服、招摇过市就算是“韵”了，有人进一步地认为一定要做到风流倜傥，不拘泥于礼俗才算是“韵”，又有人认为这样的理解，未免太放肆了，韵是高华清雅的意思，要有高级的品味，才谈得到一个“韵”字，到歌肆行馆去，固然是风流绝俗，并且已成为一时风尚，但要高雅一点，最好还是在自己的第宅里，置酒高会，邀请一些贵胄世家、文人学士，自然也免不了有些清客、帮闲相陪，谈论古今诗文，即席吟诗作赋，兴会所至，随手填两首小词，这才是真正的风流韵事。当然宴会也不能风雅到枯燥无味的地步，凡事都有个程序，风雅一番以后，大家酒酣耳热，形骸俱忘，这时光主人家才端出自家精心培养的一批家妓出来享客，使宴会进入最高潮。

家妓们的风度打扮，摈照高级贵族的标准，也称得上是十分“韵致”的。

她们梳一个当时最流行的朝天髻，穿一件织成“心”字图纹的合欢襦，系一条百褶凌波裙，踏一双用红白双色罗缎交错缝制的高帮凤头鞋。这种双色风头鞋，当时称之为“错到底”，叫不出它的名色，就算不得是熟悉东京行情的人。东京人不错则已，一错就要错到底，这才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家妓们娉娉婷婷地走到筵席前面，用—个媚笑劝嘉宾们干了门前杯，替他们斟上一巡热酒，然后轻敲檀板，慢启朱唇，用着滞人的、有时是慢得不能再慢的延长音唱个周学士的《意难忘》：“衣染莺黄，爱停歌驻拍，劝酒持觞。

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

檐露滴，竹风凉，拚剧饮淋浪。

夜渐深，笼灯就月，仔细端相。

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

长颦知有恨，贪耍不成妆。

些个事，恼人肠。试说与何妨？

又恐伊：寻消听息，瘦损容光。”

家妓们特别喜欢唱这支曲子，因为它是她们生活的写照，道出了她们的痛苦、心思、生涯和理想。她们唱到过拍时，多情地把星眼乱睃，希望在许多宾客之间发现一个真正的“知曲周郎”。如果真的碰到他了，她们真愿把自己的衷曲，倾箱倒箧地向他诉述。别瞧她们现在满身裹着绫罗，谁知道她们在赋税和债务的重重鞭挞下，被逼卖到这里来，当着主人和宾客的面强颜欢笑，背地里却是热泪暗注的苦况？可是她们哪里作得了自己的主！慢说找不到这样一个周郎，就算找到了，自己的心里刚有一点根苗，他又像烟雾般地消逝了。她通过种种下层组织去打听他的消息，不知不觉间为他消瘦了，却还担忧那个幻想中的对象周郎也像她一般多情，为了寻访她而瘦损容光。

家妓们是最懂得风雅的主人家笼子里的黄莺儿，她们的存在，只为了让主人家和他的宾客们共同风雅一番。她们只有一立方尺的空气可供呼吸，实在闷得透不过气来，巴不得要飞出樊笼，而没有想到，即便飞出这只笼子，仍然要关到另一只笼子中去。她们的命运早被铸定了。

客人们也喜欢这支曲子，因为他们兴之所至，也不妨偶而客串一个知曲周郎。他们自己家里的鸟笼子还有余额哩！逢场作戏，讲几句知“心”话，填一曲新词，都费不了多少本钱，就此窃取了一个女孩的心，何乐而不为？他们用廉价的同情去骗取歌妓们所幻想的爱情，正是各投所好，互相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可是他们的同情毕竟是廉价的，而她们的爱情也只存在于幻想中。只有残酷的现实生活一点一点地打破她们的幻想，一寸一寸地磨掉她们的青春，使得她们逐渐在清歌曼舞的红氍毹上站不住脚，最后终于变成为一个衣垢发腻，皱纹满脸的老婆子时，这桩风流韵事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这些老婆子脸上的皱纹中，深刻地印刻着她们被剥削、被蹂躏。最后被人家像一面破鼓似地丢在垃圾箱里的一生，透过它看到反面，不也正是反映着上层阶层人物的空虚、无聊、腐化、罪恶的一生！

东京的达官贵人们（当然也包括外路的达官贵人）心里本来就是空荡荡、软绵绵的。他们全部的生活背景就是一些海市蜃楼和舞台布景。他们的两条腿站在一堆轻飘飘的云絮中。他们的自身和他们的立足点都是空宕宕、毫无重量的。如果没有这些豪华的饮食起居，没有这些浮糜的笙歌弦乐，没有彼此之间的争权夺利、斗心勾角，没有打情骂俏、欺骗买卖的男女关系来填补心里的空隙，他们就更加显得一无所有了。

他们以昼补夜地追逐这种生活，他们用一把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刀子在老百姓身上刮下维持这种生活必须的血肉脂膏，想用来充实自己，结果他们心里的空隙却越发扩大了。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更加疯狂地追求欢乐，借以证明他们至少在富贵荣华方面还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如果他们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值得在人前夸耀的话。

四

东京贵族三十三洞天的最高层就是官家本人居住的皇宫。刘锜回到东京的第二天就上第一洞天面圣复命。

那天官家特别忙碌，他手里有三件大事正待自己动手处理，处理的前景并不太顺利，心里感到烦懑。由此可以推想到管领三十三洞天的神仙们也并非一直住在洞天福地中纳福，永远无挂无碍、永无烦恼的。

前些日子，他随手画了一幅《鸂鶒[紫色的鸳鸯。]戏水图》，准备赐给乔贵妃，不料她有意泄露天机，到处张扬说：画中的一对鸂鶒指的就是官家和她。这样的宣扬照例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只能成为一场风波的导火线。她也明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却偏要如此做，可见神仙有时也不免要自寻烦恼。风波果然扩大了，最后只好由他自己出来善其后。其实他画的时候，并没有这样明确的隐射，乔贵妃也不是他理想中的鸳侣，现在既成问题，处理起来倒感到非常棘手，画已经裱好，要收回诺言，不再给她，这未免使她过于难堪了。托词技术上还有缺点，把它毁掉，这倒是干脆、彻底的办法，无奈他珍惜自己的作品，好好一幅画，把它毁掉了，岂不可惜！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在画面上多添几对鸳鸯，使它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大家看了，皆大欢喜，那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可惜这样做的结果要破坏这幅画的全局结构，再加上它已经裱好，要加添上去，也不容易。

他把画张挂在壁上，自己欣赏了半天，没个摆布处。这是第一件大事。

前天，他去参观了即将竣功的“艮岳”。这座皇家园林，已经造了三、四年，化去他不少心血。总管艮岳工程又兼着“应奉局[专为宫廷搜集美好的竹木花石以及珍禽奇兽的特设机构。]”差使的朱勔特别引导他去参观了一块高达四、五丈，生有千百个玲珑剔透的洞窍的太湖石，乘机要求宸翰品题数字。这个朱勔的心肝也像这块太湖石生成千百个玲珑剔透的洞窍。他说这样的神石，几百年也难得一逢，倘非圣朝郅治，这稀世之宝，怎会现迹人间，供为御玩？当时龙颜大悦，当场索笔挥毫，题了“庆云万态之石”六个大宇。后来又去看了两裸矫夭不凡的桧树。他回宫来忽然想到，那左边的一棵桧树，亭亭高标，遮云蔽石，正好像征大宋朝灭辽取燕、威振八纮的雄姿，右边一棵长得比较低矮些，逸枝旁斜，却也有一副偃蹇傲桀的姿态，正好像征辽朝灭亡，天祚帝不得不匐伏在御座前俯首乞降的样子。这两棵桧树都迎合了自己的意思——实际上是朱勔的讨好的想法迎合了他的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补题了“朝日升龙之桧”和“卧云伏龙之桧”两块字额，使内监送去给朱勔制下玉牌来挂上。这样做了，他心内犹感不足，想要御制一篇《神石赋》、一篇《双桧赋》以志其盛。无奈他笔底窘枯、辞藻贫乏，构思了一个晚上，只写得开头的几联，再也继续不下去，又放不下手，这又是大费脑筋的事情。

这是第二件大事。

元旦朝贺之际，他蓦然想起伐辽之役已经公开，需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告庙大典”，把这件喜讯上告安置在太庙中的圣祖神宗之灵。想当年在涿州战败后，太宗皇帝背上中了辽兵追骑的流矢，回京后晏了驾，真宗皇帝澶渊之盟，被辽人勒索去三十万两匹银帛的岁币，仁宗皇帝时又增加二十万两匹，先帝神宗皇帝时，辽人又来聒噪，割地数百里。银、绢、土地，都是小事一段，却不无有损皇家的体面。今天大张挞伐，好让受到屈辱的祖宗在九泉之下吐一口气了。

同时，他还想让目前逗留在京师的金朝的使节遏鲁、大迪乌两人一起参加大典，一来使他们亲眼看到朝廷联金伐辽、敌忾同仇的决心，二来又可使他们震慑于我朝的朝仪威肃、卤簿隆盛，足以折远人之心。

官家虽然是个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家，这两条肯定又是受了别人的暗示、启发，算作自己的发明创造。这个发明，使他十分高兴。大典已定在元宵正节那天举行，他特派兄弟大宗正燕王赵似主持一应筹备工作。既然是自己的发明创造，他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亲自过问筹备经过，连一些小小的节目也不肯随便放过。刚才在苦思作赋、欣赏绘画之余，忽然又想到了有关大典的什么阙失之处，忙派了内监去召燕王，有所垂询指示。

这是第三件大事。

燕王尚未召到，恰巧此时刘锜进宫来了。虽然官家的主要注意力已被告庙大典所吸引，却仍然认为召见刘锜是重要的，不等燕王来到，就立刻宣旨传见刘锜。

刘锜用了像平常一样从容不迫的态度，奏对他去渭州传旨的经过以及与马政在归途中谋面、彼此会商、研究的结果。

“种师道愿遵旨北行，都是卿周旋之功，”官家听了奏对，频频颔首，“卿此行可谓劳苦功高。”

事情已经隔开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日理万机的官家又不知办好了或者办坏了多少件大事，诸如作画、吟赋、题石、咏桧等等，因此把刘锜赍去要种师道参加太乐会议的原诏和马政赍去要种师道立刻出师雄州的诏旨，混为一淡了。刘锜听出这点，要想把这个重要的区别辨明一下。可是官家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卿办得甚好，”官家连声道，“朕早与王黼说过，种师道之事，只有着刘锜去才能办得妥当。怎奈他们不听，白白耽误了两年，岂不可惜！”

“微臣离渭州之日，种师道已表示遵旨前往太原，”刘锜抓住机会，立刻奏明，“至于出师河北之事，虽已反复阐明，总要等到马政的明白回奏，才能算为定局。种师道的参议赵隆，久在西陲，多立殊勋，此番随同微臣晋京，对辽事尚有陈述，乞官家恩准赐予面奏。”

刘锜晋宫前，赵隆再三请求他向官家提出这个要求，刘锜答应他相机奏请。

官家是聪明人，一听刘锜此奏，就明白背后还可能有文章，伐辽之议已决，他再也不想听到任何异议，如果赵隆此来要代种师道有所请求，都可斟情满足他。用人之际，总要迁就些，才好把事情办圆。如果赵隆要讲什么扫兴的话，那就叫童贯他们去抵挡一阵，不要节外生枝才好。于是他向刘锜打听了赵隆的经历，顺势说：“朕也久闻得赵隆的名字，铁山一战，羌人丧胆，功在社稷。卿既代他奏请赐对，可饬他先去经抚房与王黼、童贯说了，朕再作理会。”

官家看到刘锜还想陈述什么，就立刻用一种非常体恤的语气截断他道：“卿鞍马劳顿，征尘未洗，可谓王事鞅掌。朕特赏假一旬，资卿休沐。元宵日朕有事太庙，这指挥卤簿之事，前日已委了姚友仲，不再烦卿了，卿可回家去好生休息。”

刘锜正待退出时，官家忽然想到刘锜此番汗马功高，必得好好酬庸才是。他忽然想出一个奇妙的主意，笑嘻嘻地说：“元宵节热闹非凡，卿可陪赵隆在丰乐楼订个阁子，凭窗俯瞰，让他见识见识辇毂繁华，銮仪盛容。晚上卿夫妇就陪他在丰乐楼赏灯，得便把马扩邀来叙旧，却不是一举数得之计。”官家也明白东京的市情，知道时至今日再去丰乐楼订个阁子，绝非容易办到的了，于是回头吩咐张迪道，“这订阁之事，你去办一办！”

“嗻！奴婢听旨，”张迪好像在膝盖上装着弹簧，一下就跪在地上，干脆地回答，但在他脸上却流露出为难的表情。

“难道订个阁子，还有什么难办之处？”

“嗻！”这一声回答得更加响亮，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张迪，官家的这条忠实走狗，蹈汤赴火，也要去竭力办到。

“传旨高俅，叫他让出一间阁子来与刘锜使用！”官家在这些地方偏偏耳目甚长，见闻真切，“就说是朕的旨意，谅他也不敢违抗。”

“嗻！”这一声拖得特别长，表示圣鉴甚明，奴才这才真正有把握办好这件差使了。

刘锜退出殿门时，看见大宗正燕王赵似已经朝服端正，环珮铿锵地肃立在殿阶之外等候官家传见。

燕王打听得在内里陛见的是他向来熟悉、喜欢，又有了两个月没见面的刘锜，心里十分高兴。他们一见面，还来不及打个招呼，寒暄两句，燕王先就伸出两手的食指，权充鼓槌，作出一个击鼓的动作，嘴里还啧啧有声地打出它的节拍。这样一个纯粹的艺术性的活动与此时此地在金銮殿下等候陛见的十足庄严的气氛显得十分不协调，但这却是燕王一贯特殊的作风。

原来燕王在东京梨园界中夙有“鼓王”之称。他的这个“鼓王”的名声仅次于教坊使袁绚的“笛王”，而其实际价值远远超过有名无实的“燕王”。连官家本人也曾有过“朕这个兄弟，封他燕王是虚。燕山一路，至今尚待收复，哪有封邑可以给他？倒是封他为鼓王，才是名实相符”的褒语。他此刻表演的一个新的击鼓点子，就是在等候侍见的片刻中揣摩出来的，还没有就正于乐人和教坊，却先遇见刘锜。他相信这个崭新设计一定可以从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刘锜身上取得共鸣。在达到一定造诣的艺人中间，只肯在彼此深知的内行人面前露一手儿。

他俩相视一笑，擦肩而过，里面的内监已经一叠连声地传呼，“传赵似入内！”内监们打起珠帘，让他小心低头，照料着幞头两边的长翅，颤巍巍地进殿。

刘锜出得官门，一骑飞奔陈桥门外的都亭驿。都亭驿已经明旨改称班荆馆，但在人们的口语上，还保持着容易记忆的老名称。他早已打听清楚，马扩入都以来就和赵良嗣两个担任接伴使，伴着金朝的国信使副[北宋人习惯用语，正使、副使合称使副。]一块住宿在这里。但他去得不是时候，接伴使副和国信使副没有一个留在馆内。这几天他们几位可真忙坏了！据留下来的驿丞告诉刘锜说：今天接伴使副伴同国信使副去赴谭太尉的私宴，明、后天政事堂都有会议，十四晚使副们要斋戒薰沐和宰执大臣们一起在斋宫中住宿一宵，以便参加元宵日的告庙大典。那天晚上赴王太宰的公宴，再到宣德门外赏灯。

驿丞介绍的是东京城里人人知道的节目单，虽然如此，他还是乐于在这位尊贵的客人面前复述一遍，用以娱乐他自己和对方。他一面津津有味地介绍着，一面却在打量刘锜，心里想道：“这位贵官莫非是流放到琼崖儋耳岛，刚刚赐环回来的不成？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他还特向俺打听！”

刘锜留下了名刺和写给马扩的字条。驿丞接受了它，却不保证什么时候可以送给他。“副使可忙着呢！”他把名刺和字条往怀里一塞，“还论不定他有没有工夫看？”

看来，这两天金朝的国信使副已成为东京城里最红的人儿，连带接伴的赵良嗣和马扩也变成红人，连带这一位伺候他们的驿丞也抬高了身价。刘锜向来吃香的侍卫亲军马军司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头衔，在此时此地，也变得黯然失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