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讨论的是当今时代某些最重要的问题和发展，从被夸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到被轻视的科技颠覆。如果你觉得这一切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让人难以思辨，你的感觉一点儿也没错。没人能够全面思考这一切。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对“理性人”赋予无比的信任，认为个人是独立的理性能动者，而现代社会也是以这种只存在于神话想象中的生物为基础。民主的基础，就是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相信自由主义的教师也会要学生自己去思考。

然而，对“理性人”如此信任是错误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想家指出，“理性人”可能只是沙文主义的西方幻想，颂扬的是上流阶级白人的自主权和权力。如前所述，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大多数人类决策基于情绪反应和思维捷径，而非理性分析；然而，人类的情绪和思维捷径虽然可能适合应对石器时代的生活，但到了芯片时代（Silicon Age），这些方法却远远不够。

而且不只“理性”，就连“人”也是一种神话想象。人类很少真的自己思考，而是以群体为单位来思考。英语谚语有云：要养活一个孩子，得靠全部落的共同努力。要发明工具、解决冲突或治愈疾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人具备兴建大教堂、制造原子弹或飞机所需的一切知识。智人之所以能够胜过所有其他动物并成为地球的主人，靠的不是个人的理性，而是能够群体思考的这种独特能力。

每个人对世界的了解其实少之又少，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甚至越来越少。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知道如何自己做衣服、生火、打兔子，也知道如何逃离狮子的追捕。我们以为自己懂的知识比前人更多，但其实就个人而言，我们的所知并不如过去。现代人几乎所有的需求都有赖于他人的专业知识。有一项实验能让人知道自己有多无知：这项实验先请被测试者评估自己对拉链知道多少。大多数人都是自信满满，毕竟谁每天不用拉链？接下来，实验组织者请被测试者尽可能详细描述拉链的原理。这时，大多数人都毫无头绪。这就是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菲利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研究得出的所谓“知识的错觉”（knowledge illusion）。每个人其实懂的知识很少，我们却以为自己懂的很多，原因就在于我们把存在于他人大脑中的知识也看成自己的了。

这不一定是坏事。人类对群体思维的依赖，使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知识的错觉让我们能够继续愉快地生活，而不会陷入无谓的努力，并避免试图自行理解身边的一切。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智人相信别人的知识，实在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

然而人类有很多特性都是如此，在过去很有道理，到现在就成了问题。知识的错觉也有其不足之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人们就是无法意识到自己对一切有多么无知。因此，有些人高谈阔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基因作物，但其实对于气象学或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有些人强烈主张该如何解决伊拉克或乌克兰的问题，其实连这些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找不到。人类很少能认清自己的无知，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待在如同回声室的同温层里，往来的都是思想相近的朋友，接收的都是肯定自己意见的新闻信息，各种信念只是不断增强，鲜少遭到挑战。

只是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大概无法让情况有所改善。科学家希望只要有更好的科学教育，就能消除错误的观点；学者也希望如果能把准确的事实和专家报告呈现在大众眼前，就能改变大众对于奥巴马医改法案（Obamacare）或全球变暖的看法。然而，这些希望其实都误解了人类实际的思维方式。人类大部分观点的塑造，都是通过群体思维，而非个人理性。我们之所以会坚持这些观点，是因为对群体的忠诚。只是抛出一项又一项的事实，指出个人的无知，可能会适得其反。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接受太多事实，当然也不喜欢感觉自己很愚蠢。可千万别以为只要拿出统计数据，就能说服“茶党”（在学术界形成普遍共识的是，茶党（Tea party）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草根运动，茶党运动是右派民粹主义运动。发端于1773年的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是革命的代名词。2009年4月15日是美国纳税日，新生的茶叶党发动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活动。2010年1月底，全美茶叶党分支有1134个，茶叶党兴起显示反奥巴马情绪。）支持者接受全球变暖的真相。

群体思维的力量无所不在，所以就算某些观点看起来如此主观武断，也很难改变。举例来说，美国右翼保守人士对于污染和濒危物种的关注远少于左翼进步人士。正因为如此，路易斯安那州的环境法规就远比马萨诸塞州宽松。我们对此早就司空见惯，觉得理所当然，但事实上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般来说，保守人士应该更愿意维护旧生态秩序，保护祖先的土地、森林和河流；相较之下，进步人士则应该更愿意推动农村根本变革，特别是希望加速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然而，在各种莫名的历史事件影响政党路线之后，保守人士似乎就自然而然地不再担心河流污染和鸟类灭绝，而左翼进步人士反而忧虑起了对原有生态秩序的各种破坏。

就连科学家对于群体思维也同样难以免疫。例如，相信可以用事实改变舆论的科学家，自己就可能是科学群体思维的受害者。科学社群相信事实自有其效力，因此如果是忠于科学社群的人，就会认为只要摆出事实，便能够在公开辩论中获胜。然而，早有许多实证证据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

同样，自由主义相信个人理性，但这种信念也可能是自由主义群体思维的产物。在《万世魔星》里的一个高潮片段，有一群充满幻想的信众，把主角布莱恩误认为弥赛亚。布莱恩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用跟随我，不用跟随任何人！你们必须为自己思考！你们都是个体！你们都完全不同！”激动的信众于是齐声高呼：“没错！我们都是个体！没错！我们完全不同！”蒙蒂·派森在这里是在嘲弄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潮流，但把这个观点应用到理性个人主义的信念上，可能同样适用。现代民主国家里，总有一大群人高呼：“没错！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没错！顾客永远是对的！”

权力的黑洞

群体思维和个人无知的问题，不仅影响普通选民和顾客，就连各国总统或企业负责人也难以幸免。这些人虽然可能有庞大的顾问团和情报机构，但不一定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统治世界的时候，要找出各种真相、真理难如登天。毕竟，领导人太忙了。多数政治领导人和商业巨擘永远在赶日程，但如果想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就需要很多时间，特别是需要有浪费时间的特权。你需要试试那些看来可能无法前进的路，走走那些好像是此路不通的胡同，为怀疑和无趣保留空间，让各种想法的种子慢慢萌芽、绽放。如果你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就永远找不到真相。

更糟糕的是，强大的权力总会扭曲事实真相。权力就是要改变现实，而不是看清现实。手中拿着锤子，一切看起来都像钉子；手中握有强大的权力，一切好像都正在等着你介入。就算你设法抑制了这种冲动，周围的人也绝不会忘记你手上握着这把巨大的锤子。任何人和你说话，都会有意无意地夹带其他议题，因此你永远无法完全相信他们的话，就像是一位苏丹绝不能相信自己的臣属会把真相都告诉他。

因此，巨大的权力就像一个黑洞，会让周围的空间扭曲，而且越接近它，扭曲程度就越大。每个词语进入你的运行轨道之后，都会变得格外沉重，所有人都想讨好你、安抚你，或者从你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只能拥有你一两分钟的时间，又担心自己说的内容不适当或太杂乱，于是最后讲的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就是老生常谈。

几年前，我曾受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进晚餐。朋友警告我别去，但我实在禁不住诱惑，以为或许有些天大的秘密，要在这种重要人物关起门的时候才能听到。结果实在令人失望。参加晚宴的约有30人，每个人都想引起大人物的注意，耍耍聪明，拍拍马屁，要点儿什么东西。如果真有哪位知道一些重要的秘密，只能说他守口如瓶的功夫太高。但这件事怪不了内塔尼亚胡，也怪不了任何人，而是因为权力仿佛在无形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引力。

如果你真的想要真相，就需要逃出权力这个黑洞，允许自己浪费许多时间在其周围四处游荡。革命性的知识很少能够抵达权力中心，因为权力中心正是由现有知识所建构，周围有旧秩序的守护者把关，于是会造成困扰、打破惯例的各种想法通常会被拒之门外。当然，被挡下的有许许多多确实就是垃圾。没有受邀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不代表自己就不是精英。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在周围浪费大把的时间，尽管某些绝妙的革命性见解多半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早被推翻的模型、纯粹迷信的教条或荒谬可笑的阴谋理论。

因此，领导者面对的是双重限制：如果待在权力中心，对世界的看法就会极度扭曲；如果勇敢来到周围，又会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且，情况只会日益恶化。在未来几十年间，世界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复杂。无论你是国王还是小兵，任何人类个体都会越来越不了解塑造世界的各种科技装备、经济潮流和政治动力。正如苏格拉底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观察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

然而，道德和正义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又要如何分辨是非、判断正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