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高考数学对于考生来说是一场灾难。经过了一段特殊时期，某些地方是在这一年恢复的高中三年学制。当时的考生，没有加分、没有自主招生、没有竞赛、没有特长考试，全靠面前的理科七门卷子论英雄。

看着那一年的数学卷子，不论天才还是庸才，都哭成了一片。那张卷子上没有一道题是见过的，大考点被拆成了一道道小题，但小题不小，一个填空都像脑筋急转弯一样要推导半天。很多人连题都没有做完，连学习最好的学生都在橡皮六个面上写了数字往天上扔。满分一百二十分的卷子，平均分不到三十。

任何踌躇满志的年轻人，都会在这张卷子面前被击垮，他们穿过考场的大门，感受到的不是鱼跃龙门、青云直上的希望，而是一股来自未知的、无形中的寒意。

有两个同在那一年参加高考的年轻人非常幸运，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考验，这场高考也将成为他们日后的谈资。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

张师傅是常州人，在东北上过技校，又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口音变得南北混杂。他骂人还是用“十三点”，偶尔还有带儿化音的北方腔调。张师傅的爱人是南京人，俩人是在东北的技校上学时认识的。那时候是分配工作，经学校推荐，张师傅到北京一家规模很大的机电厂做了维修工人，他技术“好到则”[吴语方言，此处为感叹用法，可理解为“好得不得了”。]，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半天修不好，就找他，抬手扳两下，准灵。后来他的腰不太好了，趁着年富力强，申请调岗，到另一家机电厂做了车间主任，举家搬到了北方一座叫“候北”的不大不小的城市。他手下的徒弟越来越多，在厂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张师傅好学，爱钻研，有灵气，他的女儿也遗传了这些优点，从小学习就好，内秀不太爱讲话，一讲话就和机电院里的一般姑娘不一样。那年头能参加高考就算件光耀门庭的大事，张师傅女儿更是机电院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同乡长辈们见面都来一句：小珍报清华吧，你学习嘎好！张师傅女儿每每听到这话只是笑笑。

然而那一年的高考数学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棒，出了考场，张师傅女儿决定保守一点，第一志愿大着胆子填了个南京的名牌大学，选了个热门的工科专业，第二志愿填了苏州的一所美术职业学院。张师傅女儿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文艺复兴、佛罗伦萨、印象派，也喜欢写意山水、工笔花鸟。以前画展太少了，后来有展她就去看。她一有工夫就临摹吴冠中、祝大年，照着绘本封面画的芭蕾舞女孩曾经在市里获过奖。当年还没有艺考，有兴趣就能报。

反正高考看的是排名，那年只要及格就一定有学上，最后放榜时，张师傅女儿本已经做好了去苏州的打算，一看还真及格了，就去了南京。

河北一座小城有一个小伙子，叫小任。小任是家里的老幺，从小脑子就好使，小学是镇状元，初中是县状元，非清华不上。不出意外的话，小任会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也确实拿出了舍我其谁的架势，就等历史性的一刻降临。他头脑正热的时候，一直没什么来往的三舅上了门。那晚俩人躺在一张床上，各自裹着被窝，头抵着头。三舅说，就算你能，你也是在咱这小地方能，你知道那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吗？家里出个人不容易，万一踏空了，后悔的是你。小任半天没吭声，后来三舅说了什么他都没听清，第二天爬起来，就把第一志愿改成了西安的一所工科大学。

拿着数学题的那一刻，小任第一次对一张卷子失去了掌控感，他双手发抖，下不了笔，好像纸上的数字通向了一个黑乎乎的空间。一向充满雄心壮志的他至今都感谢三舅在报志愿前夕的一夜长谈。

张师傅女儿毕业时依然是分配工作的时代，她来到了候北一家计算机学术期刊做编辑，打交道的都是信息技术方面的顶尖学者，工作很是体面。那段时间里，她走到哪儿都满面春风，还是不爱说话，但比原来爱笑了。

名牌大学毕业，又在那么好的地方工作，自然别人就不敢轻易追求她。张师傅工厂里适龄的男孩她肯定看不上，身边的男同事大都一心做学术，还不好打交道，因此她自打毕业后就没谈过恋爱，一拖三年。

小任毕业后，被分配到候北一所机械厂做技术员。大学离开家四年，他本就是遇事不发怵的个性，毕业时已经能从容应对身处大城市的种种局促了，即使刚工作，生活捉襟见肘，他也能把自己打理得很从容。因为能力强，有闯劲儿，小任是厂里重点培养的新人。开开会、吃吃饭，慢慢地，这个领域的人就都认识他了。

小任对身边的女性同事都没什么想法，他还是想找个志趣相投的、家教好的、大大方方的姑娘，要是有大城市户口就更好了。

这个标准还真不太好找，几经蹉跎，老家的长辈也很着急。

这一着急不就急一块儿去了？张师傅听说了这么个年轻人，就赶紧托人给带话，介绍女儿和他认识。

张师傅一家住在机电家属院一间不足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只有两居室，张师傅爱人时常嘟囔：“这走道怎么好像越来越窄，两个人走都过不去。”张师傅女儿每次只能沉默，这个三口之家确实显得有些挤了。

就这样，张师傅女儿和小任认识了。

张师傅女儿个子高，苗条，头发乌黑，一双眼睛很亮。不熟悉的人会觉得她生人勿近，小任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俩人还没什么事业上的进展，关于工作的话题只能止步于“我单位是……”没话说，一阵沉默之后，张师傅女儿便聊上了高考和大学。

“那年数学特别难，我差点儿以为考不上了。”

“我一开始也蒙了，不过还是那些东西，不能换件衣裳就不认识了呀。女生学数学是有点难度的。哎，你们专业也要学概率论吧？我们同宿舍有个哥们儿，第一个学期概率论一塌糊涂，后来全班轮流给他恶补，都不管用，还得是我给他讲，比教授讲得都明白。”

“概率论我们班也挂了好几个人。”

“对，我们班也是，不过我还行，考了八十五呢。”

“挺厉害的，我九十二。”

小任喝了口水，笑了笑说：“题不一样，题不一样。”

张师傅女儿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和看书，小任的爱好就是他的职业，搞机械。不过小任是个杂家，任何话题都能聊五分钟，也喜欢文学，张师傅女儿的话题他都能接得住。张师傅女儿和他谈简·奥斯汀，说自己很同意伊丽莎白的婚姻观。小任就说：“对，你得慢慢了解别人，别有偏见。”也不知他是不是看过《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梗概，随口引用的封底简介。

张师傅女儿怎么想的无从得知，小任反正很满意，他很少见到这么端庄文雅的姑娘。张师傅女儿大多数时候很安静，爱看书，既没有因现实以致市侩，也不会由浪漫流于幻想。

小任和张师傅女儿与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逛街、划船、看电影，约会如同走流程。他俩也会偶尔闹别扭，但都很克制。那时候大家工资不高，小任挣得还不如张师傅女儿多。九十年代商场开始建起来了，张师傅女儿好赶个时髦，夏天户外太热，冬天太冷，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就会逛商场。张师傅女儿有时也会因为小任出不起钱而失望，还会因为小任太糙而气愤。小任就暗暗下决心，以后一定挣钱给她买好的。

就这样走过一个春夏秋冬，小任单位分了房，双方父母见了一面，张师傅女儿变成了小任爱人。

又过了一年，就有了我。

我好像一出生第一个见到的不是小任爱人，而是张师傅的爱人似的，因为我一直住在姥爷姥姥家。哦，刚出生的我还太小，可能用不了“住”这个字，房子对于我来说就像全世界一样大，我只在乎身处哪个怀抱里。

不过对于小任和小任爱人来说，房子里多个小生命就是件大事了。一个是小任那时候住筒子楼，房子还只能叫宿舍，太小了。另一个是因为他俩谁也不会带孩子，双职工又没时间，就把我交给了张师傅夫妻俩。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很怕小任。

小任好不容易来张师傅家里看我一回，我那时候还一点没忌讳地说：“小任下次别来了。”我的恐惧很有攻击性，小任一来就给我立规矩，弄得我浑身不自在，因此我总希望他快点儿离开。

别人总说，小任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个女儿，然而事实上是我怕他。小任所谓“怕”更像是第一次带孩子的局促，可我真是打心眼儿里觉得他是个陌生人，很多不友好源于恐惧。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老做噩梦，经常半夜哭醒，张师傅爱人就会一边拍着我一边说：“是不是又梦见你爸啦？”我那时候很难说一句整话，只好沉默，其实我没梦见小任。

如果长大像跳舞，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规定动作，那我一定是身体不太协调的那种人，总是比同龄人学得慢。幼儿园老师总嫌弃我不服管教，还有点儿分离焦虑，其实不是，我只是单纯没有听懂她想让我干什么。在幼儿园老师的建议下，小任夫妻俩让我上了半年的学前班，很多小孩都有这么个过程，相当于小学的预科。

学前班给我们坐的是那种涂了彩色漆的小椅子，老师为了让我们保持安静，集中注意力，上课有一个标准动作，双手背过去挺直背坐好。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就保持这个姿势，做练习的时候才能把手拿到前面，放到桌面上写字。可是我很难老实听讲，又没胆量调皮捣蛋，就忍不住用手指抠来抠去。那种椅子的质量也不佳，漆特别软，抠一抠就容易掉。我发现那种把漆一道一道抠下来的感觉很好玩，于是便喜欢上了把手背过去的姿势，只要课上一把手背过去，我就能抠椅子上的漆取乐。

这种游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会留下痕迹。

一开始还能当作掉漆蒙混过关，日子久了，一道道的痕迹一看就是指甲抠的，这么明显的人为损伤就说不过去了。等我意识到闯祸，为时已晚，可怜的椅子伤痕累累。这可是公共财产，老师一定会找家长的。

被老师发现的那天，我紧张得肌肉僵硬，一整天都死死靠着椅背，还被放学铃吓了一跳。我就这么背靠着椅子一动不动，整个人木呆呆的，扭头和同学说话都困难。

“你怎么了？”有个男孩看我不太对劲。

“我老抠椅背，可能被老师发现了。”

那个男孩立刻就明白了，马上变成我的同盟，说：“你就这么坐着别动。”

除此之外我们毫无办法，我俩都知道我即将大祸临头。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超级英雄那样有什么超能力的话，我的能力就是担心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老师领着张师傅爱人和小任爱人进了教室，走到我座位旁边。

“来，你先站起来。”

学前班老师和之后我遇到的所有老师一样，态度都有一种平静的严厉。我不敢不听话，站起身来，这个千疮百孔的椅背就好像在告我的状一样。

本以为老师会生气，她却出乎意料地流露出了一种惊恐而担心的神情。“你为什么要抠椅背呢？最近家里有什么事吗？”

我那时候的情商还不足以解读出老师是担心我的精神问题，在我听来，老师就好像在说，你手痒痒是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能说什么，上课太无聊了？

我很纳闷儿为什么老师一直不提让我家长赔椅子的事情，反而一直在唠叨着给我补充各种维生素，多观察我在家里的情况。在家里能有什么情况？总之，只要不是让家长赔钱，我就松了一口气。不幸的是，这个游戏以后是不太可能继续了。

不过后来我又找到了另一项好玩的小动作，我发现椅子边沿处经常有前人粘住的口香糖，只要把手垂下来支在椅子上，手指假装扳着椅面，就能摸到下面软软黏黏的东西。现在想想有点恶心，但我当时可不觉得，乐此不疲地把口香糖揉来按去，这种游戏既不会有太大的动作，又不会留下痕迹，令我心满意足，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么多椅子下面都粘着口香糖呢？

上了小学之后，我打算重新做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上了大半年的学前班，我比别的孩子学得快，经常被老师夸，被夸的感觉太好了。

每个班都有几个好学生，走运的话有一两个天才，还有一两个让老师头疼的差生。我幸运地当了六年的“好学生”，但是小麦运气就差了点儿，当了六年的“差生”。

小麦个子不高，圆脸上配了硬朗的五官，总歪着头拿下巴看人，不爱笑，自然让人觉得不好惹。老师很爱搞那种“一帮一”的活动，其实就是让听话的学生管不听话的，一方看着另一方写作业。小麦就被分到和我一组。

自习课大人不在，孩子还不闹翻天。我也跟着闹，孩子嘛，谁不喜欢玩？可是我比别人鸡贼，不管人怎么闹腾，桌上的东西还是整整齐齐的，一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我就立刻安静下来埋头写作业。老师一进班，看到的就是别人都闹翻了天，而我在安静学习。

凭借着这种可静可动的机敏，我成了老师和大人眼里听话懂事的孩子。这种鸡贼劲儿也用在了“一帮一”活动上。我跟小麦说好，只要老师看不着，想怎么玩都行，老师一过来检查，就得装作写作业的样子。其实我也不是一上来就破罐子破摔，主要是老师都管不了的孩子，另一个孩子就能管好吗？小麦真的是油盐不进，她性格很凶，我也不敢管，只能出此下策，好在我俩相安无事。

这个小学的不少学生都是机电厂职工的孩子，基本上都住附近，平时出来疯跑疯玩也在这一片，经常能碰见。有一天我去学校附近的小超市买东西，小麦在外面闲逛，她跟我打了个招呼，我俩就边走边聊。只要没有大人，我就不是班干部了，她也不是“坏孩子”了。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电视上新播的动画片和电视剧，模仿我们崇拜的角色，傻乎乎地做各种中二的动作。

“昨天的《神奇武士》你看了吗？小花的鞭子真帅！”小麦用手里的红领巾当鞭子挥来挥去。

“对，她是主角团里最厉害的。”

“我也要有那么一条鞭子。”

“还是算了吧，你没有鞭子抽人都够厉害的了，有了鞭子还不把人抽进医院？”

“我要是有小花的身手，第一个就抽我后妈。”

小麦的声音和表情像往常一样又开始发狠，我试探地问：“就那天跟你爸站在一块儿的那个阿姨？”

小麦点点头。

有一次我看见小麦爸爸开着车来接她，身边跟着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头发及肩。那时候我们这个院子的人还不是很富裕，有辆汽车开进来很容易被记住。小麦的爸妈很早就离婚了，她跟着爷爷奶奶住，她爸马上就要再婚了。

小麦接着说：“那天我爸接我去他家，一下午什么吃的都没给我，晚上那女人说给我做面条吃，我吃完就拉肚子了，她肯定是故意的。”

我有点害怕，想尽快结束这个禁忌话题。“也可能是凑巧了，你吃了别的什么吃坏肚子了？”

“怎么可能！我说了，那天我什么都没吃。”

因为离学校近，小学六年，我都接着住在机电厂的家属院，张师傅夫妻俩带我。只有周末我才去小任家待两天，一般他们会周六上午来接，周日下午再给我送回来。那时候很多家庭都是这么做的，家属院里大多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帮忙带孩子。到了周末，院子里就特别热闹，一对对夫妻回父母家把孩子接走。

我和小任过这个周末特别心惊胆战，因为小任爱人总是莫名其妙地生气。逛街没买到东西，累了没椅子，饭菜不合口味，都会成为她发作的理由。我周末最常听到这种“鬼打墙”一般的对话。

“咱去吃西餐吧。”

“我不想吃肉了，胃不舒服吃不了纯肉。”

“那吃淮扬菜？”

“老去那家都点不出什么了，老是那几样。”

“那你说吃哪儿，给个主意呀！”

“我不知道！”

我隐隐觉得小任爱人生气其实另有原因，不知道他们平时会不会也这么吵，难道是周末要带着我，所以让他们很烦躁吗？小任爱人一生气，就在一个地方站定不走了，全家人都陪着她罚站。夏天我跟他们在太阳下站着，冬天就在寒风里站着。他们俩总是走到商场外面僵持，因为在公共场合吵架太丢人了。我小时候最熟悉的，就是逛街路过的小情侣投来的好奇又带着嘲讽的眼神。我不明白他们在幸灾乐祸什么，将来他们势必也会站在这里，因为一家餐馆大吵特吵，早晚的事。

在一个冬天的周末，我们站在友谊商场的门口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很冷，但是小任爱人一动不动，脸色很难看，小任也没有任何进屋去的意思，我就只好忍着。小任爱人那天戴的围巾是红色的，我看到暖色会感觉好一点。她一身都非常精致妥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大衣，脚上蹬着一双黑色皮靴，放现在都是很利落的搭配。我一直盯着红围巾看，它一看就是羊绒的，很软，很垂，肯定摸起来很舒服，要是我能围一下就好了。我站得腰酸腿疼，还很冷，我想围这条围巾。它从上到下都很服帖，唯独垂下来的穗有点乱了，我就鬼使神差地伸出手去抚平了穗子。突然来了一掌拍在背上，把我打得向前一趔趄。

“你打她干吗呀？”小任爱人也吓了一跳。

“我打她是因为她不懂事，因为她没眼力见！”

我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我想离小任远一点，可是也不想站在小任爱人身边，我疑惑这条街上明明都是人，为什么我却孤立无援。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一家人都很沉默。每个周末都是我的受难日，张师傅夫妻俩总是很坚决地把我推出家门。我害怕跟小任夫妻俩在一起，可是也害怕他们俩不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又做了噩梦，梦见了让小麦闹肚子的那碗面条。

我对于和小任夫妻俩一起生活一直抱有恐惧，我必须得独自面对没有尽头的周末，试着处理大人之间我尚不了解原委的矛盾，试着从他俩的表情上揣测，是不是我又给这个家添了麻烦。越谨小慎微，就越适得其反，我正式加入这个家的第一件事就给小任添了个巨大的麻烦。

小任在我即将升学时，已经成了老任，进了厂里的中层队伍，有了点积蓄，也积累了一些人脉。虽然谈吐中还残留着年轻时的傲气，但他比以前更沉稳自信了。和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一直自诩开明，其实就是散养，平时没时间过问，等到要升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真开明还是假开明了。小任对我只有一个要求，考上重点初中。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一个人读了一年书，别人问他你读了几本呀，他说不多，就一本。什么呀？《鲁迅全集》。

老任想让我考本地的实验中学，一般重点中学都会办招生前的夏令营，其实就是提前选拔新生。在夏令营中表现好的学生，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新生名单上。那所重点初中的老师讲得特别好，很多思路是小学阶段老师讲不明白的。然而那些字迹印得黑乎乎的试卷也确实让我阵阵心惊，原来一种文字竟然能写得这么冰冷。我好像一个被关了六年禁闭，刚刚被放出来的人一样。说实话，光是上暑期的选拔培训课就已经让我如坐针毡，我也很想进这里上学，老师讲得太好了，但是我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后来回想起来，不知道老任高考时面对那张数学卷子，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

高强度的学习之后，我只想夏令营快点儿结束。考试成绩不出所料地不理想，我从来没在规定时间内做过那么多题。

正式招生考试那天，我们像参加体检一样排着队被领来领去。先在体育馆里考跳绳和短时间身体记忆能力，说白了就是跟着体育老师做一段完全陌生的广播体操，你要马上记下动作。我做得就像个关节零件卡住的破旧木偶。随后要进入教学楼，在一间间教室门前等待，考数学、即兴演讲和英语口语。

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天。

过了一个月，排名成绩出来了，那一届正式录取二百人，我的排名大概在二百四十。我反复看那个名单，好像多看几遍我的名字就会向上移动一样。

那段时间我们家的氛围也特别紧张，家人因我的前途问题寝食难安。老任只得为我四处托人打听，有没有通融的余地，有没有预备的名额，找校领导疏通关系，我也就只能等待。

我的六年级第一学期过得暗无天日。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老任夫妻俩来张师傅家讨论我升学的问题。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客厅，我坐在小书桌前写作业。

老任被三个大人逼问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他只说，没问题，我保证让我闺女有学上。老任越是一肩独揽，老任爱人就越是心慌。

“今天孩子上学这事儿要是解决不了我就不睡觉了！”

老任爱人愤怒地叫喊着，我最怕这种尖锐的声音。我不敢出声，只顾低头写作业，好像只要当个透明人，就能改变我是这个麻烦中心的事实。

又过了两周，老任夫妻俩带着我见了一位瘦瘦高高的伯伯，他有点驼背，虽然上了岁数但按理来说还不至于如此衰老。他的声音有些虚浮，但说的话可是掷地有声：

“孩子的名额下来了，开学带孩子去报到吧。”

老任特别客气地道谢，请客吃饭，还送了礼。饭桌上我除了“谢谢”，多半个字都不敢说，生怕说错什么给老任丢人。我从没见老任对谁这么恭敬，他一直都很傲气。后来用他的话说，谁年轻时候不刚啊，有了孩子，就得低头。

老任托这位伯伯的关系，交了三万多的赞助费，也是因为我的排名没有特别靠后，招生办竟然给了我一个外语实验班的名额。

为了我上学近一点，老任夫妻俩在初中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我终于和他们住在一起了，可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让老任心力交瘁。

初中的第一个开学日，我很早就起床了，紧张得要命，胃里犯恶心，早餐一口都吃不下去。我等着老任开车送我去学校，但是已经快七点了他还是不着急。我小心地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啊？他说你们不是七点四十到校吗？我的脑袋如五雷轰顶，瞬间就吓清醒了，是七点十五到校啊！老任轻描淡写地说，啊？我还以为是四十呢，那赶紧走吧。

开学日路上很堵，果不其然我迟到了，更倒霉的是我和我们班数学老师兼年级主任同时到了教室门口。我吓得大脑一片空白，破釜沉舟一般地硬往里闯，她一伸手把我拦在了门外。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迟到，数学老师是个雷厉风行的老太太，她在门口拷问了我十分钟，问我住哪里，为什么迟到。而班主任是个特别严厉的年轻教师，放学前她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读了我用一天时间写的检讨书，并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

从这样的教训里，我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想着。

我们班主任事事要求尽善尽美，英语教得没话说，是学校里的青年骨干，年轻有为。可是班主任不光得教书，还得管班。说实话，我从没想过，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冷若冰霜的老师。我们“老班”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打了放学铃之后，把我们留在教室里训话。心情好的话，训半个小时，但凡有点事儿就一个小时起步。

在初一开学前，我们新生都得军训。初中军训并不是站军姿、踢正步，而是在操场上学广播体操。那个时候我们就见识了这位新班主任的严厉。千万别被领操台上的体育老师批评，哪怕被我们“老班”发现队伍不齐，都得在操场上多站半小时。我就很纳闷儿，别的班都带回教室了，唯独我们班留在操场上，是能增加班主任的绩效吗？

有一天快到中午了，解散之前，我们像往常一样集合队伍。快要带回时，我前面的同学身体突然一软，中暑瘫倒在了地上。我本能地想去扶，可是身体却没动，其他同学也都没有动，从各自胆怯的余光里，我们确认了同一个理由：“老班”说过，天打雷劈，队伍也不能乱。在放学前例行的“老班训话”中，她竟然板起面孔说我们冷血：

“我非常失望，刚才在操场上，跟你们朝夕相处的同学晕倒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扶，我不希望我教出来的学生是这样一群冷血动物。”

我们谁也不敢出声，不确定这个教室里谁是冷血动物，总之，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接下来的三年，我们都要面对这样一个喜怒无常的班主任了。

除了严厉的“老班”，更让我如坠冰窟的，是一场场入学测验。从晃晃荡荡的小学六年，一下到重点初中的测试强度，就好像本来要爬香山，突然通知你计划有变，要去爬珠峰。老师总能在你最没有准备的一天把测试卷子发下来，不，应该说，是我没有准备。其他同学传卷子的动作都如行云流水游刃有余，专注又自信，仿佛摩拳擦掌，对这样的测试期待已久。

入学前的各种斗志和幻想，就在一次次小测验中丧失了，每次我的成绩都是倒数。

下课了我不敢主动跟前后桌的同学说话，他们主动和我搭话，我都尽量表现得热情和善。

聊得多了，才发现我的同学们都好玩得各有千秋，他们生动的表情和令人怀念的纯粹的善意，是我初一刚开学那段时光里最大的安慰。和他们交往，我学到的东西似乎比老师教的还要多。

一个男孩说他家里经常住着几位外国客人，来自不同国家，每次都会给他带礼物，他们会用许多种语言交谈，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除中文和英语以外的第三种语言。

还有我们的数学课代表，一个戴着黑色方框眼镜，有点少年老成的姑娘。她的祖辈曾经在新疆支边，我很喜欢听她讲草原上的事情。她说新疆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干燥，草原上，从远处飘飘悠悠地传来牛羊的叫声，风吹过来是清清爽爽、舒舒服服的。我还在想象着一片绿色和蓝色，就听见“老班”的声音：“闹什么，整个楼道都听见你们吵！”

相处两个月之后，大家的性格就展现得差不多了，会找到令各自舒适的阵营。我们每个人都势单力薄，必须找到朋友，以对抗那些沉默的庞然大物。这些阵营形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天然形成的，有的是因为坐得近，有的则是职责造就的。

和“老班”比较近的班委们组成的是品学兼优、积极入世的圈子，她们聚在一起往往是因为班级事务。和老师走得远的就组成了独善其身、专心学问的做题圈子。而我很茫然，还不知道怎么做选择。做题，我不会；处理班级事务，用不着我。我只能暂时让自己成为透明人。透明到什么程度呢？老师都不会记得班里有我这号人。

有一次，放学前我们“老班”念当天听写单词不合格的学生名单，她会把每个学生的名字简称记在纸上，通常一个人名取一个字。我们班有两个姓任的同学，碰巧那天我们两个倒霉蛋还都在名单上，老师念完上一个任同学，到最后一个“任”字突然愣住，怎么也没想起来是谁，以为是写重了。我本以为逃过一劫，都开始收拾书包了，老师才在乱哄哄的人群里看见我：“哦，对了，还有任微。”

我好像总是飘在人群外，不过有这种感觉的不止我。

有一天中午，阳光正好，我依旧沉默地坐在座位上，桌子上摊着练习册，可是那些字没进我脑子里。我突然有一点恍惚，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干什么，等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哭了。没有声音，也不敢抬手擦眼泪，怕左右的同学发现异常。这时候，从我右后方猛地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声，让我差点儿以为是自己发出的声音，回头一看，是刘青子哭了。

刘青子是个长头发、尖下巴、个子高挑、容貌姣好的女生，性格比较张扬，对学习不太上心，是老师的重点“关照”对象。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摇头不说话，挥手让周围的人别看她，就像是一个快要溺毙的人奋力在水面挣扎。

我和刘青子聊天交朋友，是从一种不得已的尴尬处境开始的。我们每个星期五都有在操场上的自由活动课，当体育老师一声“解散”令下，就是考验人缘的时刻了。刚开学的时候，一般我都是落单的那个，有时候刘青子也是，我俩就很自然地结成了组合。当然，这并不是说同学们不好，不带我俩玩，而是我的性格在刚开始很难和大家合上拍，找到相同的话题。刘青子为人很仗义，会主动来找我搭话。

现在我已经快忘了当时我们到底聊的是什么，可能依然是《神奇勇士》之类的动画片吧，具体说了什么我也已经记不太清，或者是别的什么流行的东西，总之和学习、老师、上课无关。可任何话题聊多了也都会厌倦，过了一段时间，我俩都有点累了。

班级这个环境就很有趣，它让一群人被迫从陌生走向熟悉，又让最初形影不离的组合在不知不觉中走散，有的人和别人走得近一些，有的人加入了新的阵营，这都是很正常的。我和青子走散，应该就是从她化妆开始的。

初中时，女孩子打扮起来都不敢太明目张胆。我们连手指甲都要定期检查，必须剪得短短的，不准涂指甲油，连透明的护甲油都不行，画眼影、涂口红、打耳洞更是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时候，女孩就流行贴双眼皮贴。双眼皮贴要想贴得隐蔽、干净，还真是门技术，让大家都很有挑战欲，也有的可比拼，谁技术更好，就会成为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向众人传授经验。

我们“老班”最厌恶的就是女生“搔首弄姿”。在我们班，别说化妆了，就是在洗手间对着镜子捋捋头发都会被“老班”训斥。她最擅长的，就是掐着尖尖的嗓音揶揄女生爱美，显得小家子气。凡是爱打扮、赶时髦的女生，无论学习成绩多好、有多聪明，一律按问题学生判定。你说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不晓得，因为其实没有一条校训说女生不允许照镜子，甚至其中还专门有一条是：仪容仪表要端正。不照镜子，怎么知道自己仪容仪表是否端正呢？但有时人不是逻辑动物，一个人的喜好是不会跟你讲规则的，一句“老师不喜欢你”，就能给你套上脱不去的锁链。

这种氛围让化妆、身材之类的话题成了我们学生之间的禁忌，我更视其为洪水猛兽，生怕有瓜田李下之嫌。

青子偏偏不知从何时开始，总把话题往化妆、爱美和身材上引。

“哎，任微，你大腿有多粗啊？”

“我……我不知道。”

“你站起来，咱俩比比？”

“我肯定没你细。”

在教室里被问到这种话题，我面红耳赤，类似的尴尬时刻和搪塞之词变得越来越多。终于，在一堂英语课上，矛盾爆发了。

我俩有一段时间坐前后桌，英语课上需要两两搭对儿做口语对话练习。我们的话题一般都是老三样：你的理想、难忘的假期和介绍一位朋友。不过对于青子来说，话题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她和她的男朋友，她仅有的英语词汇量都用来详细描述她和外班一个男生的恋爱逸事了。我每次听到这话，有如五雷轰顶——她是在故意让我难堪吧？看到我窘迫的表情很有意思吗？

“咱们能正常对话吗？一会儿还得站起来做分享呢！”

“这就是正常对话呀，我的理想就是永远和我男朋友在一起。”

“咱这样，你现在想怎么说都行，一会儿站起来，你就说一段正经的，行不行？”

我就差求她放过我了。我希望小学时一帮一的鸡贼依然灵光，可是青子不是小麦，她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轮到我俩站起来分享时，我像带着请求似的向她提问：“你的理想是什么，青子？”

刘青子露出了一个滑稽的表情，挑了挑眉毛，说：“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和我现在的男朋友永远在一起，他是八班的……”

“闭嘴！”

“老班”破音的喊叫在教室上空回响，全班鸦雀无声，除了青子，所有人都感到一阵窒息。

在“给你脸了是吧”的训斥声里，刘青子被请出了教室，到走廊里罚站。

那节英语课也变成了思想教育课。

好了，我这下倒是彻底被班主任记住了，作为她心头刺的一个朋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自从那件事之后，似乎“老班”总会挑我的毛病。

我们那时候每个班都要写班级日志，就是记录出勤情况、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些感悟。轮到我写的那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觉得平静的日子也挺好的。放学总结时，在教室前读我写的日志，第一句就是：“今天班里无事发生……”

“老班”立刻不高兴地打断我：“怎么能是‘无事发生’呢？你连观察一下都不愿意吗？要你写这个班级日志干什么？”

这样的批评其实在我们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也不仅仅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只不过那天，我总觉得“老班”是话里有话。

刘青子和“老班”的正面对决也不知谁赢谁输，青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叛逆，还练就了在别人异样的眼光和“老班”劈头盖脸的训斥中怡然自得的本领。

我渐渐地和青子疏远，不过再次落单之时，倒也并没有想象中的慌张和空虚。那会儿竟然在学习上有了点起色，让我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我开始找到一点自信，和更多人有了交集。

某一天放学后，我和学习委员程安同路，请她给我讲讲数学题。和她一起讨论思路很让人安心，她是个和善亲切的女生。程安的讲题逻辑非常清晰，就像香蕉剥皮后可食一样自然，我能记得很清楚。

不过，我竟然因此而痛苦起来，不知道这种自然的讲解什么时候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不知道有数学题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我希望时间也能有一条辅助线，连接现在与未来的某个坐标点，但愿那个坐标落在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评价来确认自己符号的象限。

程安显然觉得我在胡言乱语，她只是笑笑，说：“你应该多和我们说说话。”

就像她建议的，初一下半学期我变得开朗一些了，有意地和程安多交谈，也观察其他同学都在想什么、做什么，慢慢忘记了青子的事情。

程安有什么事情都会叫上我，久而久之，我和其他班委也越来越熟悉了。我发现她们的相处方式和我想象的并不一样。

从她们身上，我学到了一件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专注。只要有一个人开启了一件事情、一个计划，慢慢地其他人都会加入，这种静静的凝聚力让我很钦佩。

“我要去操场跑步，你们来吗？”

“好啊，走！”

我记得在入秋的黄昏，我只能坚持跑一圈，就坐在跑道边上，看着她们前前后后地跑着，被汗水浸湿的头发贴在鬓边，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向前跑。

有时候一两个人跑步，我就拉着其他人朗读小说。程安还会陪着我分角色来读，很不幸地，我俩把大家都给读困了。

在那个时刻，我感觉身体都轻盈了起来。

温水一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初二，我已经很习惯加入班委的日常工作了，虽然我身上并无一官半职，我也不想有，但只要能和她们走得近就行。我就像是追着光的弱小植物。

在某节班会课上，我们“老班”突然说了一句很怪的话：

“一个班啊，想没有小团体是很难的，咱们班呢，每个小团体都不一样。班委有班委的特色，学霸有学霸的特色。”

我们不知道这又是唱的哪出，“老班”说话一向是春秋笔法，总要让人猜。这一点跟老任爱人可真像。

初中头两年，我最熟悉的生活就是在放学后全班被“老班”留下教训一通，她阴阳怪气地从不指名道姓；回了家，老任爱人可能正跟老任发脾气，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由头，今天老任有饭局回家晚了，明天她工作不顺心了，后天我又考砸了。就像在班里希望自己能消失一样，在家里，我也只会做个乖巧的鹌鹑，以为只要懂事安静，老任爱人就能不生气了。可我越是装作可怜，她就越生气。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在客厅做作业。那时候我们家租的房子在十六楼，没有封阳台，风吹进屋子，吹得纱帘飘了起来。我突然有种冲动，想跳下去试试。

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呢？是不是老任和老任爱人的关系就能有所改变，我就不用再给他们添麻烦，不用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了。

我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回过神来，发现其实是电话铃声响了。是程安的电话，通知我到学校帮个忙。

到教室的时候，我还在想阳台的事，迎面差点儿撞上“老班”。她和几个班委都在，已经交代过工作，就是年中的学生评价开始了，让我们几个帮忙完成学生互评。学生评价无非学习、品德、体育那些方面，做做评价，打个分。有自评、同学互评，还有教师评价、家长评语这么几栏，通常同学互评就由班委统一代劳。

让班委来打分是为了保证全班的分数能正态分布。所谓正态分布，就是要控制每档分数等级的人数，不能有太多人被打低分，也不能都是满分，显得我们敷衍了事。

那给谁打五分，给谁又是三分呢？这就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了。

其实这个年中评价并不会和任何事情挂钩，只为完成学校的任务罢了，不过学校领导重视，那流程上就得说得过去。如果单纯只是打分，我们走个形式就好了，最痛苦的是要有异议讨论环节，被打了低分的同学可以来询问原因。

接下来的周一下午，我和程安，还有一两个班委就在昏暗的楼道里等着，同学们看过了自己的评价手册，有异议的可以出来一对一讨论。通常大家是不会怎么计较的，我们例行等个十分钟，没人出来这个环节就算通过了。不过这次有点小插曲，有两个女生来找了我们。

稍矮一些的叫文佳，个儿高一点的叫思如。她俩都不是本地人，而是学校挖过来的尖子生。两个人都在“自尊自爱”那一项上被打了三分。不高兴是理所当然的，文佳就来问我们。

“为什么这一项我们被打了低分，因为化妆打扮吗？”

文佳和思如成绩一直很好，一个爱说话，一个文静一些，都是很好相处的同学。她们和谁都聊得来，爱玩，学习也不用老师操心。只要聊得来，文佳和思如才不管什么你看不看得惯，她们平时和刘青子走得很近。有一天，几个同学凑在一起讲题，文佳眉眼低下来的时候，我分明地看到她的眼皮上有一条双眼皮贴。

“嗯，其实就是，有时候和别的同学一起玩，要注意一下影响。”

见我支支吾吾的，文佳干脆地问：“是因为我们和刘青子走得太近了对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有羞愧。在那个昏暗的走廊里，思如站在文佳身后，侧着身，冷漠的目光看向别处。

后来我再也没有参与这种评优事务，一看到学生手册，我就会想起思如的那个眼神。

我们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但很快又被刘青子和“老班”严峻的关系打破了。我从班长和程安唉声叹气的谈话中得知，青子最近开始有自残行为。有时从她伸出的手腕上能看到水果刀划出来的痕迹。

如果在化学实验课上和青子被分到一组，我就会不自觉地朝她的手腕看。隐约能看见一道疤痕，已经快好了。她还是有说有笑的，看不出伤心或者愤怒。

青子倒是没什么，把“老班”可紧张坏了。班长有次和我们抱怨：“‘老班’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刘青子今天坐在厕所窗台上待着呢。‘你没看见吗？都出这么大事儿了你怎么不和我说？’拜托，我是得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她吗？她坐哪儿我怎么会知道！”

我感知到的初中生活和大家的只言片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不过我想，我们其实都希望这一切能快点儿结束。

没过多久，我们班就从只有一个班委关注青子的动向，变成了全班都不自觉地观察她。只有三两好友还是一如既往地和她一起玩。对于旁人来说，青子变得越来越难以接近。我们那时候都自顾不暇，动辄得咎，就连问一句“你没事吧”都显得奢侈。

在一堂体育课上，我们刚整队上课，就听到从队伍某处传出一阵压抑的哭声，好像又是从我右后方传来的。我小心翼翼地转过头用余光去寻找，看到青子低着头在哭，肩膀都在颤抖。不同于上次在教室里歇斯底里的哭声，这次她哭得就像一个犯错的小孩子，不敢让大人听到，怕会得到更严厉的惩罚。

后来有传言，刘青子那天接到了爸爸的电话，她妈妈自杀了，因为产后抑郁症。

我们第一次听到“产后抑郁”这个病症，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抑郁”。后来这个“抑郁”就像病毒一样在初二的最后几个月传播，先是隔壁班有个女生因为抑郁症休学了，后来在期末考试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因为压力过大而晕倒了。当听到刘青子家中的噩耗，我一时难以相信，为什么产后的抑郁直到刘青子长这么大才爆发？如果这是真的，我很难想象刘青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震惊的情绪没有困扰我们很久，因为初二的最后一场考试要来了。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期末考试，是一次推优考试，成绩决定了推优到高中直升班的资格。进入直升班后，初三这一年就会被分到一个单独的教学楼里，直接开始学习高中课程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小中考”，过了这一关就能直升高中实验班。小学六年级的噩梦似乎又要重演了，我需要用仅剩的几个月拼命进步，我要把那个噩梦远远地甩在身后。

也是之后几个月的冲刺，让我和程安她们这个小圈子的关系更加牢固，我们总是在一起复习，课上听老师讲一遍，课下我再听她们讲一遍。我们几个人里，有英语、数学、物理课代表各一人，每人负责一科，带着大家一起做题和讲题，语文我们就互相抽查背课文。可以说，最后我们这一群人的复习强度，连任课老师都自叹不如。

别的同学怎么样我还真不记得了，反正我们几个人的成绩是突飞猛进。这样的专注甚至让我忘记了“老班”的冷漠，她再用什么眼光看我都无所谓了。目标忽然变得简单，我要得到更高的分数，获得更好的成绩，谁喜不喜欢的又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情世故，只有专注和努力。每天放学后她的训话也变成了我的默背古诗时间，她在上面说得天花乱坠，我就低着头干自己的事情。

人太专注，就会不太注意对周围人的态度。刘青子在那段时间变得更肆无忌惮，在休息时间就和朋友在位子之间又跑又笑，不小心推搡到我的时候，我会很不耐烦地说：“别在我这儿闹！”

刘青子白了我一眼，说：“谁爱在你这儿闹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了她，之后就发生了一件小事。

我早上总会在桌斗里发现一些垃圾。第一天是用过的纸巾，一开始我有点恍惚，是我前一天用的忘记扔了吗？起初我没在意，可到了第三天，再傻的人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天早上，我的桌斗里出现了一把用坏的刻刀。我把刻刀放到刘青子的桌子上，对她说：“是你的刻刀吧，是你的就自己扔。”

刘青子好像正等着我开口，她抄起刻刀就扔回了我的桌子，把周围的同学吓了一跳。“这是你的，凭什么让我扔啊！”

我不想浪费时间跟无赖讲道理，便一言不发地回到了座位上。自从那天的体育课之后，我隐约能察觉出青子对谁都带着一股恨意，包括她自己。

我也没声张，这不是什么大事，就算跟班主任说，除了找麻烦，浪费时间，什么也解决不了。我就开始了暗地里的反抗策略。我每天都留着青子扔到我桌斗里的垃圾，等到放学她走了，我再扔回到她的桌斗里。这把戏很无聊，但有效。过了几天，我想她应该是感觉一拳打到了棉花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刺激，也就没有再继续向我的桌斗扔垃圾了。

很快我也就忘了这件事，每天光是记考点都记不过来，哪有闲心管那些小事。不光学校的事管不了，家里的事我也没法分心。我那时候觉得，只要自己学习变好了，家里的一切矛盾就能迎刃而解。

初一上半学期，我的数学作业一塌糊涂，实在没办法我就偷偷抄习题册后面的答案。可这治标不治本，上课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就露馅儿了，气得我们数学老师强令我以后的数学作业都叫家长签字再交上来。我们数学老师人挺好，后来初二冲刺我们老去问题，她加班都愿意给我们讲。但那时候老师拿学生没办法，不就都动用家长这一招吗，我拿着数学老师写的便条给老任爱人看，她在街上就开始训我，边走边训。

“我们花了那么大代价供你上学，你就这么回报我们是吗？你气死我了！”

很多家长生气的时候都用这句话，你就这么报答我们吗？我就很奇怪，当然不是了，哪个孩子不想出人头地，让父母脸上有光呢？如果我们人人都能考第一，我们会不考吗？

我面对老任爱人的怒火只能沉默，回家之后，老任让我先回屋写作业，他在客厅里劝自己爱人。老任一向是道理一大堆，实在不行就用逛街、买东西来分散老任爱人的注意力。这种办法和我抄答案一样治标不治本，老任爱人还是会因为相同的几个原因生气。

第二天早上，在老任的车上，他坐在驾驶座，我坐在后排，他朝着挡风玻璃说话，我就听着。老任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就跟老爸说，别跟你妈说，你说你跟她说能有什么好结果吗？只能让全家人都不痛快，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妈妈和别的母亲不一样，你看别的妈妈从小就和孩子抱啊、亲啊，我跟你说，你妈打小就没怎么抱过你。她就是个比较冷漠的母亲，给不了自己的孩子一般母亲的那种母爱。”

我觉得老任说得不对，平时老任爱人还是很和蔼的，她很爱笑，爱读书，还会和我聊很多音乐、画画和文学上的事。老任爱人带着我的时候，我会更放松，相比之下，我和老任才是更不亲。我也不想让老任给我的作业签字，因为他倒是不会发火，他只会失望地叹一口气，意思就是，女孩果然不如男孩有后劲儿。老任爱人对我发火，是因为她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水平，可以做得更好。

临近初二期末考试的某一天，放学后我已经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可是一推开家门，扑面而来的寂静告诉我大事不好。我最怕家里安静得只能听见时钟指针走动的嘀嗒声，这说明老任爱人刚刚发过一通脾气，老任正在沉默地等她消气，然后再用拙劣的话题转移她的注意力。

我找了一圈，发现只有老任像被打过的沙包一样坐在沙发上。这次更糟糕，老任爱人自己出去了。

我放下书包，换上了家居服，整个屋子只能听到我收拾的声音。我感觉自己从一个沼泽陷入了另一个沼泽。

“你给你妈打个电话，问问她在哪儿呢。”

我最怕老任跟我说这句话，让我打电话，是他束手无策时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要拿自己手机打，如果拿家里座机打过去，老任爱人肯定是不会接的。

“喂，妈，你在哪儿呢？”

“别管我！让我死外面！”

“你别生气了。”

这段对话会以类似的程序重复若干遍，我不知道她因为什么不高兴，更糟糕的是，我也不会撒娇。有时孩子替父母的一方服个软、撒个娇就过去了，我时常为自己没有这项技能感到羞愧。然而我也没有勇气问她“发生了什么”，我还没强大到去碰触大人之间的矛盾，只希望不管用什么方法，赶快让老任爱人的怒火平息。

在反复的“你回来吧”“别生气了”的哀求之后，老任爱人终于不耐烦了。

“你就会这么两句！”

然后电话就会被挂断，我站在原地无法动弹。接下来我要面对老任的“你妈说什么了”这个问题。我希望现实生活是一道道选择题，而不是一篇接一篇的命题作文。

我攥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站了好久，还往下看了看。

我问老任怎么回事，老任说你妈把现在的工作辞了，因为一些人际关系、薪资问题和身体问题。意思就是老任爱人最近很焦虑也很疲惫，和同事有很多摩擦，每个月的工作量都完不成，还有很严重的颈椎病。我想，如果老任爱人能休息一段时间，好好放松一下，远离工作，更重要的，远离家庭，她会好很多。然而老任说，谁在工作的时候能事事顺心啊，这个家围着你转，还能让这个地球围着你转吗？

实际上，辞掉工作待在家里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老任爱人本来就不喜欢在家待着，这下更无处可去，我知道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还有老任的态度也让事情雪上加霜，他不是养不起家，而是无法接受欣赏的另一半失去职业光环：“女人啊，就是沉不住气，你要是男孩，我肯定希望你做什么事都能耐得住寂寞。”

现在老任爱人成了老任嘴里永恒的反面教材，我听够了，终于问了我一直想问的：“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呢？”

“谈恋爱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的啊，结婚之后她就开始受不了买菜做饭的日子，可是谁家过日子不是这样的吗？生完孩子之后是有一些抑郁啊，消极啊，但是这些不都是能靠着家里的支持缓解的吗？谁家过日子不是这样的啊。”

老任还在委屈地向我倾诉，他一直觉得我是他的同盟。

“你别说了！”

我感觉自己在发抖，我想吐。

我开始不停地咳嗽，可能是刚才大喊呛到了。我不擅长生气，不喜欢冲突，我渴望和谐平静的生活。但我想这些很快就会失去了。

快七点了老任爱人才回来，我不敢看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业。

一两个小时过去，老任把电视打开，他们又开始打着哈欠看无聊的肥皂剧了。我等到一切都安静，洗了澡，刷了牙，把书包收拾好，关上灯，躺在床上，开始哭。

接下来的两周，我拼命让自己忙于学习，每天放学后在操场上逗留得越来越晚。我求程安在课间考我一些问题，我靠着答对这些问题来获得成就感。

老任爱人放松了一小段时间，就开始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拼凑价值感。她对家务特别严格，地上的细小灰尘都会让她烦躁不已，我那卷子堆成山的书桌也让她坐立难安。还有多久，我还要上多久的学？我觉得老任爱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离开这里，去周游世界，可是她自己哪里都去不了。就算在本地转转她都必须有人陪，我从来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这么渴望陪伴，我就总希望自己待着。

黄昏时，坐在操场跑道边上静静地待着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奢侈。

这段时间，唯一能给我安慰的就是成绩突飞猛进。任何人的眼光我都不在乎了，也不想管什么人在做什么，他们心情如何。我只知道，只要努力学习，就能在考试里得到回报。这是我能得到的唯一正向反馈。

准备最终考试期间，有各种推优政策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和家长一起来评估，选择最稳妥的、收益最大化的道路。我当时在两种选择之间犹豫：是孤注一掷，就看期末考试成绩决定能否直升；还是走一条折中的推优路线，可以被推荐去其他学校。就在我举棋不定时，班主任主动来找我谈了一次话。

我第一次这么郑重地、面对面和班主任谈话。她迂回地谈到了推优建议，提及了我现在的成绩：“从你现在的成绩来看，我还是建议你走折中的路径，能被推荐去其他学校，至少是有个保底的。”

她歪着头，说得漫不经心，好像给个建议都是看得起我了。

我本来想和老任商量一下，但是在当时当刻，我想都没想，说：“不，我决定靠期末考试成绩，走直升。”

我看到班主任停顿了一下，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遗憾地笑了笑说：“那好吧，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既然你做了决定，那就加油吧。”

那一刻，我才发现，她没资格当老师。

在最后冲刺的十几天里，我的复习都很顺利，唯独看不进去英语。不过我盘算好了，英语只要正常发挥就好，其他科目我都保持在最佳状态。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特别兴奋。那一整晚我都没有复习，一个字都没看，我跟老任爱人说：“这次期末考试完了，我们出去旅游吧。”

老任爱人兴致也很高，看得出来她很开心。我那几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能干一百件事。

初二最后的考试已经开始模拟中考的环境，学生被打乱班级，到其他教室去考试。通常我们会先在自己班上完早自习，班主任做最后的嘱咐，然后各自拿好东西，去考场准备。我每次走在去指定教室的路上都会感到恶心、胃部反酸。第一科是数学，我的胃又开始折腾，但奇特的是，那天空腹的感觉让我很惬意。那种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那次考试，很多道大题的答案都很奇怪，比如三分之根号五百九十四之类的数字，写出来就像个蘑菇。不过我当时竟然隐隐有些笃定，真是莫名其妙。

两天之后，一出考场我就立刻忘了考试内容，以及我背了几个月的知识点。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想睡一觉。其实睡不着，我就是什么都不想做。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她说说这次考试。但是我刚开门，就听见她的声音从我房间传出来：“什么都往床上一扔，瞧这桌上东西乱的，看着我就烦，你从来不说收拾！”

接着，她不让我说一句话，一直对着我大发雷霆。我感觉脑子里有一个排风扇在嗡嗡作响，但我不敢发怒，也不想服软，甚至不想说一句话，我刚考完试，就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吗？我知道，“消停会儿”是对她神经的一种刺激。

她发泄完了，一阵沉默之后，我担心她，就走到房间里查看。她坐在我的床边，低着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是沉默地盯着自己的手。

我觉得有点害怕，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于是转过身开始收拾书桌，我把卷子分门别类地放好，尽量把已经作废的扔掉，减少桌子上的物品数量。卷子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她出去了。我以为她是在家待着无聊，自己出门了。

可是没一会儿，我又听见了她的脚步声。

她走到我身后，突然将一条绳子绕在了我的脖子上，两只手用力地向后拉，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这股力气提了起来。喉咙被绳子扼住的感觉非常清晰，从里面发出可怕的“咯咯咯”的声音。我感觉很疼，也很慌张，双手出于本能地向后抓去，想要制止那用力的胳膊，但我什么都没抓着。我抑制不住地呼气，可进气几乎没有，身体里的二氧化碳在增加。绳子压迫颈动脉的感觉变得模糊，我在脖子处反复抓挠，想要把绳子拽开，但是这绳子好像很薄、很细，怎么都扯不开。我渐渐失去了意识，在陷入黑暗的前一刻，我想到的是，要是当时没有和青子吵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