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问题，对每个人来说——无论青年还是老年，无论中国还是海外——或许是最普遍、最简单，同时又是最难以回答的。这是日本作家吉本芭娜娜的中篇小说《尽头的回忆》中，男女主人公在出场伊始谈论的话题。

《尽头的回忆》是小说集《尽头的回忆》中的一篇，该集2003年7月由文艺春秋社出版，共收入五篇作品，另外四篇是《幽灵之家》、《“妈妈——！”》、《小朋的幸福》和《一点儿也不温暖》。从故事情节来看，《尽头的回忆》是失恋女孩在获知真相后身心恢复的一两周内经历的事情；《幽灵之家》是一对分别继承家业的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妈妈——！”》是遭遇投毒的女编辑走向新生活的一段人生、《小朋的幸福》讲曾经遭到强暴的少女步入恋爱的心路历程、《一点儿也不温暖》是年轻女作家对儿时深爱的邻家小弟的回忆。五篇小说有许多共同的关键词，如“恋爱”、“回忆”、“离别”、“死亡”等等。同时，这些小说都一如既往地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第一主人公也依然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种种表象都使这部作品集看似延续着芭娜娜初登文坛时的主题：疗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推出的芭娜娜系列作品，在每一册的腰封上即写着：“超人气疗愈系文学天后——吉本芭娜娜全新登陆。”“疗愈”已经成为挂在芭娜娜胸前的标签。

然而，中日学界众口一词的阐释定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芭娜娜创作的延展性，从而也就在无形之中束缚了读者对芭娜娜作品的理解。就《尽头的回忆》而言，尽管同样是关于幸福的思考，但作品已经开始走出“疗愈”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一点，借助对作品中“隐含作者”的分析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美国文学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韦恩·布斯（Wayne Booth，1921-2005）在《小说修辞学》[Wayne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U of Chicago ，1961.]中提出来的概念。所谓“隐含作者”，简单地说，就是隐含在作品当中的作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它代表着隐没于文本背后的作者的立场。因此，对“隐含作者”的挖掘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同时，这种挖掘与分析又必须以文本为依托。

芭娜娜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兼叙述者又是女性，这很容易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将作品中的“我”等同于现实中的作者。因此，借助“隐含作者”的概念，来区别以写作为生、真实生活在日本国土的吉本真秀子，以及通过作品中主人公的回忆和倾诉来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吉本芭娜娜，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布斯写作《小说修辞学》的目的在于系统地研究作者影响和控制读者的种种技巧与手段，而芭娜娜的小说观念恰恰是“读者第一”，她曾明确地说，在自己这里“小说概念彻底改变了”[参见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ロッキング·オン（rockin'on）1997年，第169-190页。]。芭娜娜在创作过程中总是首先把自己置换为一个读者，不停地揣摩读者希望通过阅读获得些什么，想象读者在阅读中的感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芭娜娜的父亲、评论家吉本隆明将她称为“读者专家”[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ロッキング·オン（rockin'on）1997年，第183页。]。可见，借助布斯的“隐含作者”理论来解析芭娜娜的作品，是合理和恰当的。而且，“就文学批评和欣赏而言，‘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有利于引导读者关注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立场。”[申丹《再论隐含作者》，《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32页。]对于《尽头的回忆》这部小说集来说，实际上，在一如既往的表象背后，创作的目的已经发生了转移，换句话说，“隐含作者”的立场和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

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小说集《尽头的回忆》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死亡阴影的淡化。众所周知，从创作生涯伊始，芭娜娜的作品就遍布死亡的阴影——一种突如其来而又无所不在的死亡，令主人公痛不欲生也令读者猝不及防的死亡。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单行本作品集《厨房》所收的三篇小说，无一例外地都以死亡开头：处女作《月影》中，两位主人公的恋人在同一场交通事故中死去，神秘女孩浦罗的男友也在一场突发事件中死亡。如此短小的篇章中就有三个人死去，死者人数竟然与主要出场人数相同。之后的成名作《厨房》，翻开第一页赫然入目的即是主人公的双亲及祖父母接踵而至的死，“这个家如今只剩下我，还有厨房。”续篇《满月》的第一句话是：“真理子死于秋末。”在《厨房》和《满月》并不算多的人物中，竟有七位逝者！《哀愁的预感》中弥生和雪野的双亲在一场车祸中身亡；《甘露》中朔美的父亲死于疾病、妹妹死于车祸，而古清君家里除了隐居的他和疯癫的母亲以外全部都离开了人世；《N·P》中围绕一本小说集前后有四人自杀……此外，还有处于生死之间、虽生犹死的人物，如《白河夜船》中已成植物人的岩永的妻子、《厄运》中因过劳而脑死的姐姐等。芭娜娜文学中涉及死亡的作品不胜枚举，而且许多作品的情节起点就是死亡。

然而，《尽头的回忆》中，尽管仍然存在死亡，但无论死亡占据的分量还是亡者出现的数量都有大幅度的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中的死亡，并没有将主人公推向无力自拔的绝望状态。《一点儿也不温暖》中，在“我”的童年时代，唯一的伙伴小诚死了，尽管直到成人“我”都“始终没有交到像小诚那样亲密的朋友”，但是忆及小诚，“我”的感受并不是痛苦和凄凉，而是“无上荣幸”，因为“对小诚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极其短暂的轻松时刻，他所选择的伙伴……不是跟其他任何人，而是跟我在一起。”[本文对小说集《尽头的回忆》中各篇作品的引用，均由笔者译自日文版『デッドエンドの思い出』，文艺春秋社2003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文版亦由笔者翻译。]小说在“我”的“荣幸”感中结束。这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作品对孤寂和伤痛的模糊化处理，死亡的悲伤成分由此得到消解。这种消解不仅仅在“我”的叙述中完成，而且散布于全篇的字里行间，即由“隐含作者”的立场来实现。

《小朋的幸福》中，小朋的母亲死于蛛网膜下出血，由于父亲与第三者另组家庭，按照以往的创作轨迹，小朋应该坠入彻底的孤绝之中，但小说是这样结尾的：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孤身一人的小朋，却感到“不再孤身一人”，这一精神救赎的获得不是依靠他人，也没有经过疗愈，而是源自小朋自己心灵深处的“领悟”。这里，“隐含作者”附身小朋给予读者的提示是：如果我们能够感知那些拥抱着自己的“光耀”和“抚触”，我们就将远离孤独。

《幽灵之家》中，从未出场的岩仓的母亲虽然因病去世，但是首先，她的死亡并非突如其来，从第一次发病住院，岩仓就陪伴了她一个月，出院后母子还同去温泉旅游；另外，母亲的死亡也没有导致岩仓陷入孤寂和沉沦，相反，岩仓为“能够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间”而感到“满足”；而且恰是由于母亲去世才使岩仓与“我”久别重逢，得以一起走向新的婚姻生活。不仅如此，小说中甚至连已经死去的人也以活着的形态出现。岩仓租住在一栋破败的公寓里，公寓的原主人是一对已经过世的老夫妇，但他们在小说中是这样出场的：

（我）定睛一看，只见水池那边老奶奶的背影。她正以缓慢的动作，在烧开水沏茶。……缓缓地、一点一点地。一如既往的动作，一如既往的程序，谨慎而周到。这些举止，一定是从奶奶的母亲或者奶奶的祖母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温暖而令人安心。

我想起自己的外婆也是这样在厨房里操持，于是以一种仿佛回到童年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曾几何时，我感冒发烧，也是这样望着外婆的背影。后来，我甚至感到老奶奶要煮好粥给我端过来一样。心里既亲切又感伤，同时也很温暖。

在对面的房间里，爷爷正在做广播体操。他穿着短裤，慢慢地伸展着弯曲的腿和腰，一节一节非常认真地做着。他一定深信不疑，这样做就能让身体永葆健康……

女主人公“我”看到的是老夫妇的幽灵。老夫妇虽已故去，但在小说中却完全脱离了死亡的形态，而是日常居家生活的形象。这对虽死犹生的老人，与过去那些虽生犹死的人物截然相反。与之相呼应的是，男女主人公在看到他们时，也都丝毫没有遭遇亡灵的恐惧。

《尽头的回忆》另一个明显变化是，突发事件的冲击力被消解。《“妈妈——！”》开篇写出版公司的编辑“我”在员工餐厅吃了被公司职员投毒的咖喱饭，被送往医院急救。这个开头继承了芭娜娜对突发事件和死亡要素的偏好，但是接下来的情节则显示出了差异。首先这次突发事件中没有任何人死亡，中毒的也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所投之“毒”并非致命毒药，而是大量的感冒药。中毒事件本是“我”人生中出现的“一场灾难”，但结果却因此而彻底清除了体内的毒素，包括“以前就沉睡在我体内的”，“我”也从此告别了过去，开始了新的生活——与相恋已久的阿佑结了婚，还如愿以偿地去夏威夷度了蜜月。

可以说，到了小说集《尽头的回忆》，芭娜娜早期作品如《厨房》与《满月》中那种从天而降的厄运的尖锐感已经大为减退。五篇小说中，《幽灵之家》已远离厄运，连幽灵的出现也带着淡淡的温暖。《尽头的回忆》中，“我”遭遇了未婚夫高梨的背叛。两人相恋多年，早已订婚，也互相见过家长，只等高梨结束外派任务回到家乡完婚，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高梨已经与另一个女孩同居并计划结婚。这样的事件，对于一个少女来说，无异于整个世界的坍塌。但小说的叙述早已把高梨的背叛信息传递给了读者，因此，读者视野中的背叛事件并不具有突发性和冲击力。这里，事件中的“我”与文本背后的“隐含作者”并不重合：“我”始终对高梨抱有幻想，甚至在已经见到与高梨同居的女孩，并亲耳听说他们将要结婚之后，却依然没有放弃虚幻的希望：“他回心转意啦，到底还是我好啊，因为那么长时间构筑起来的感情，是不会这么轻易结束的……”但是“隐含作者”从一开始就明白，并且也设法让读者明白，高梨早已背叛了未婚妻，他是不会回头的。在这一点上，小说的叙事使“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实现了合一。“隐含读者”的概念，与“隐含作者”对应，是康斯坦茨大学教授、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Wolfgang Iser，1926-2007）继布斯之后提出的，它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指作家本人所设定的预想读者。因此，“隐含读者”并不是实际读者，而是作者创作时所希望拥有并预先构想的聆听对象，即隐含的接受者。它隐含于作品的文字背后，排除了诸多外在干扰，更符合作者自身的“理想”，代表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构想的某种价值取向。实际上，布斯在提出“隐含作者”时，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与之对应的“读者”，只是没有明确使用“隐含读者”这一称谓。布斯指出，在作品中，“作者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形象与一个读者的形象，在塑造第二个自我的同时塑造了自己的读者，所谓最成功的阅读就是作者、读者这两个被创造出的自我完全达到一致”。人们在阅读《尽头的回忆》时，很容易领会“隐含作者”所掌握的一切，清晰地看到叙述者“我”注定无果的幻想，在芭娜娜文字的牵引下不由自主地成为她所预期的“隐含读者”，对事件形成不同于作品中“我”的判断。因为，“我”是当事者，而“隐含作者”是旁观者。“‘隐含作者’并不像叙述者那样直接表明自己，而是以作品的整体肌质体现，读者只能依赖对作品的整体观照才能发现。”[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83页。]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不是高梨，而是与“我”素昧平生的西山，他帮助“我”的舅舅管理小店，因此认识了在人生打击下独自逃遁到这里的“我”。在外人看来，西山有着无比悲惨的遭受软禁的童年，但恰是那些“悲惨”的经历使西山获得了某种领悟，“那是只有彻底置身于被动位置才能够获得的、某种惊人的领悟”。这种领悟使西山成为广受赞美、充满魅力的人：“他就像生长在公园里的巨大树木，并不属于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下面休憩。”“只要世上有这个人就好。”“隐含作者”将西山树立为一个典范，并且借助作品人物“我”的现身说法，使人们相信，西山的生活态度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这便是人要不断地忘却过去，努力体会当下的幸福。在西山的启迪下，“我”也意识到“虽然在最糟糕的境况下，但其实正处于最大的幸福之中”。这，正是《尽头的回忆》这部小说集所蕴含的深意。

当初，幼小的西山被书呆子父亲锁在家里，“差点因为营养失调而丧命”，当亲戚们报警把他营救出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外面这么漂亮，我真高兴，叶子的颜色，简直有点儿晃眼。”而且，说话的时候，西山是“陶醉”的，眼睛“炯炯有神，脸上甚至还有一种明朗的神态”。走出幽闭的小屋后，西山并没有哭诉自己的孤独无助，而是立刻感受到了现实的美，并因此而快乐。实际上，过分关注自己的创伤，反复尝试疗愈，未必是积极有效的方法。就如同自然界的动物在遭受创伤之后常常本能地舔舐自己的伤口，但这种舔舐并非全部都能达到疗愈的目的，有时会适得其反，反而导致伤口发炎溃烂。

当高梨已经移情别恋时，“我”一如既往地等着他，没有留意到，或者是刻意忽略了他的变化，“交往的时间长了，想不到会变成这种感觉”。这正是“隐含作者”在提醒人们，千万不能丧失对当下的感知力。“我”总是反复不停地回忆，“回忆也总是给我带来温暖”。但这温暖只是表象，是短暂而虚幻的，回忆的本质是导致“我”丧失了现在。“我”的目光总是投向过去，就连为自己营造的幻境也离不开过去：高梨如果见到“我”就会“怀念往昔回到从前”。最终，指向过去的一切都成了泡影。直到认识了西山，“我”才终于意识到，“那种日子业已彻底终结，那种想方设法在对回忆的反复玩味中走过来的、糖球般的日子”。

沉浸于回忆中是渴望疗愈伤痛者的典型表现，正因为他们过于关注自己的伤痛，所以无法摆脱过去，也难以感知现在。与“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山从不回忆过去，他“只不过真实地活着”。“我”认识西山仅仅一两周时间，但已开始变化，“希望至少能有一点点像他的人生那样接近真实的自我”。懂得了这一点之后，即使重新坐进与高梨一起买的车里时，在这个最容易勾起回忆的狭小空间里，“我”想到的是：“啊，此时就是此时，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重新开始关注当下了，“尽管疼痛，但是与稀里糊涂地度日相比，肌肤所接触的空气已经新鲜得多”。而且“由于感悟力在悲伤中得到了磨练，所以对季节的变化也了如指掌。我已经很久没有体味如此明澈优美的秋天了。”“我”有能力体会当下的美好了。小说的最后，“我”在一个大公园，踏着埋到小腿的枯叶，尽情享受着只属于此时此刻的美好与幸福。“那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语言没有一切，只有带着光线、金黄与太阳的枯叶的香气。在那片刻，我无比幸福。”日文原书的封面就截取了秋色中的一片灿烂的金黄。

此时此刻的美好与幸福也许会稍纵即逝，就像《一点儿也不温暖》中“我”的惶恐和担心一样：“这个家万一父亲得了癌症怎么办？万一母亲过度劳累病倒了怎么办？要是那样，眼前的幸福……电视的声音、餐具的声音以及沉默中偶尔交谈的声音，就将全部消失。我感到这一切随时都可能发生，太容易发生。”正因如此，对当下幸福的感知和积累就需要靠自身的努力和内心的领悟，而不可能从别人的安慰与保护中获得。《尽头的回忆》中有一个蛛网的比喻值得注意：

芭娜娜把人生的保护网比喻成蜘蛛网，如此脆弱的喻体带有一种明显的意义指向——这种保护实际并不可靠。因此，“我”在探访高梨遭遇打击之后，并没有回家寻求保护，反而首先想到逃避家人的安慰（也是由此才得以遇见西山）。最后“我”能够重新回家，则是因为发自内心地重新认识了生活。

同样，《一点儿也不温暖》中，反复出现的灯火比喻，也是要说明温暖源于自身。小说前边就留下一个伏笔：小诚告诉“我”，他能从“我”身体里看见一个“圆圆的、漂亮的，可是很寂寞的东西。像萤火虫似的”。谜底在结尾处揭开，小诚明确地说，“灯火一点儿也不温暖”，是“灯火中的人，是他本身内在的光亮映照到了外面，所以才会让人觉得又明亮又温暖。因为，即使开着灯也还觉得寂寞，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呀”。这时读者也才豁然开朗：原来不温暖的是环境、命运，而温暖来自人的内心。“隐含作者”借死去的小诚之口，以小诚告诉“我”的形式，把这个道理告诉了读者，并且又通过“我”再次确认：“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觉，那真的是我自身的光亮”，“像样板间那样的地方不管多么灯火通明，也不会让人有任何感觉”。

《尽头的回忆》五篇小说中，无论是主人公自己的领悟还是典范形象的榜样性启示，抑或某个人物一语道破，总之，“隐含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放弃追忆，感受当下。

为了使这一主题更加明确，“隐含作者”时时从文本中现身，置身事外，直接向读者陈述人生思考。如《“妈妈——！”》以第一人称讲述“我”在医院苏醒过来，与前来探视的同事议论事件的经过，这时，叙述主体突然脱离情节，告诉读者，这个躺在病床上的“我”，当时“对于这件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人生的各个方面，全都浑然不觉”。这种“隐含作者”直接插入的情况，在五篇小说里频频出现。《幽灵之家》中，“我”刚刚在说有点担心幽灵会减损岩仓的生命活力，紧接着是“说不定，那段时间，尽管我自己都不曾那么想过，但有可能已经相当迷恋岩仓了”。语气从主观倾吐跳转为俯视全过程的客观评价，如同一个旁观者在讲述他对别人的观察。有时，“隐含作者”现身后发表大段的议论，甚至造成情节的停滞或中断。《尽头的回忆》开篇，“我”与西山边吃盒饭边聊关于幸福的话题，紧随西山话音的，是“隐含作者”的一番人生感怀：“……事物绝不可能按照人们自己的愿望去发展。或许下一个瞬间幸福就会降临，或许一直等待下去也无济于事。恰如海浪或天气的变化一样，谁都无从知晓。”两人后来是否仍继续谈论幸福，抑或又聊了其他问题，都不得而知。小说由此转到讲述西山的身世。

最极端的表现是《小朋的幸福》。在五篇小说中，这是最短的一篇，也是唯一以第三人称叙事的一篇。故事的展开如同小朋的恋爱一样缓慢，经过五年的等待，小朋内心的期待终于有望成为现实，心仪已久的三泽开始邀请她吃饭了。这是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他们的谈话刚刚开始，小朋心里想说的话还没说出口。这时，笔锋突然一转：

整篇小说就像是舞台上的序幕一点一点地终于快要拉开时，忽然钻出一个人，向观众们宣告演出到此结束，同时解说上演这出戏的目的。这个钻出幕布直奔主题的人，就是文本背后的“隐含作者”。他如此迫不及待地直接登场，是要告诉人们，虽然神灵的“力量太过微弱”，无法改变小朋与父亲生离、与母亲死别以及遭遇强暴的命运，但是它仍然“以透明的目光注视着小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孜孜不倦地积累人生中珍贵的东西”。这看似节外生枝的文字，是芭娜娜特意安置的理解小说深层含义的钥匙。在一个柔弱女孩孤苦人生的表象背后，是她“孜孜不倦地积累人生中珍贵东西”的努力。母亲去世的那个夜晚，小朋匆匆赶到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乡下的外婆和姨妈还在路上，父亲已是别家的成员。在急救医院来往穿梭的人群中，有人被救护车送来，最终得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去，而小朋却再也不能跟母亲一起回家。即便是这样，倚靠着树干的小朋，却能够看到树枝剪影的美丽，能够感到树干的温暖，以及夜空的光耀、夜风的抚触、星星的闪烁和昆虫的低鸣。这一切，正是此时此刻的美好。

从20世纪80年代耀眼地登上文坛以来，芭娜娜曾经在90年代以《甘露》（1994）为界，将自己的创作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

可以说，在近10年之后，《尽头的回忆》又宣告了前两期的结束。2002年8月新潮社出版长篇小说《王国1》时，芭娜娜将笔名由半汉字半假名的“吉本ばなな”改为全部以假名书写的“よしもとばなな”，此后她发表的所有作品都使用这一署名。全用假名的笔名“よしもとばなな”，进一步清晰地区别于全部汉字的真名“吉本真秀子”，以视觉的反差标记出一个新阶段的序幕正在拉开。一年之后，标志性的作品集《尽头的回忆》正式出版单行本，芭娜娜特意在《后记》中表白写作的目的：“或许，我是想在待产期间，尽快把过去痛苦的事情全部清算掉吧？我这么想（如果像对待别人一样进行分析的话）。”

那么，为什么芭娜娜作品内含的主题会发生转变呢？这与日本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战后的日本先后经历了经济高度增长、终身雇佣制、全民中产化、泡沫经济崩溃、雇佣崩溃等一系列社会变动，及至当今出现了“穷忙族”。“穷忙族”亦称“工作贫困族”（working poor），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指那些即使努力工作但依然只能生活在最低水平以下的人。新世纪以来，“穷忙族”不断扩大，以至日本NHK跟踪拍摄了反映此类人群生活现状的三集纪录片《穷忙族》（2006年7月播出）。日本发展最快、最为富裕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人们的期望值并未相应地减退，对社会的高度期待和在现实中获得的满足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加之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日本人原本就在岛国的地理环境、多灾的自然条件和稀少的资源储备下形成了极强的危机意识，如今在邻国不断发展的比照之下变得尤为强烈。另外，年轻人对物质消费的渴求与现实收入的差距，媒体的种种宣传与渲染等，都放大了日本整体下滑的态势，从而进一步使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坠入低迷。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芭娜娜从上世纪的“疗愈”走向了新世纪的“当下”，她通过作品中的“隐含作者”启示人们要把目光投向现在乃至未来，幸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需要每个人自己的努力才能感知和体会。

芭娜娜在《尽头的回忆》的后记中说：“这里的每一篇都是痛苦、感伤的爱情故事。”而且，她本人甚至“在看这本小说集的校样时无法忍住哭泣”，但更重要的是，“那泪水仿佛略微洗去了心底的痛苦”。同时，她希望“对大家也能如此”。可见，芭娜娜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展现痛苦，而是要洗去痛苦，方式就是在痛苦当中全身心地去感知幸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芭娜娜明言，尽管阅读这本书可能会感到悲伤，但“这种悲伤（假如正好你我心有戚戚，读过之后感到悲伤的话）必定是某种不可或缺的东西”。这，正是芭娜娜试图通过“隐含作者”表达的深层意蕴。另一方面，为了将“隐含作者”区别于真实生活中的自己，芭娜娜特意在后记中申明，“我并没有写任何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同时，她又声称：“这几篇都是迄今为止我所创作的作品中最像私小说的。”这正反映了布斯所指出的：“‘隐含作者’选择了我们阅读的东西；我们把他看作真人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他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84页。]

尽管“隐含作者”的相关理论在学界引起过各种争论，但由于“隐含作者”代表着真实作者在写作某一特定作品时所采取的特定立场、观点和态度，同时也是读者在阅读这一特定作品时能够根据文本推导出来的作者形象，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概念有利于引导读者摆脱定见的束缚，重视文本本身，从文本结构和特征中推导出作者在创作这一作品时所持的特定立场。”[申丹《再论隐含作者》，《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32页。]

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北大附中的演讲（2008年5月24日）就以“隐含作者”作结，他说：“每一部尚未下笔，却在构想、计划的小说（换句话说，也包括我自己未完成的作品），都必然存在着一个隐含作者。所以，只有当我再次成为一本书的隐含作者时，才有能力完成这本书。”[帕慕克在北大附中的演讲]也就是说，每开始创作一部新的作品，他就要使自己重新成为这部作品的特定的“隐含作者”。这意味着，作者会根据具体作品的特定需要而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这也正是布斯在提出“隐含作者”概念时所持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头的回忆》意味着芭娜娜沿着以往的作品，来到了回忆的尽头，从此她将结束回忆，立足当下。这就是为什么芭娜娜将这篇小说安排在全集最后来压轴，同时也是为什么她以此篇题目作为全集标题。不仅如此，芭娜娜还刻意将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设在西山管理的小店，“小店名叫‘小路尽头’，真的就在道路尽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店所在的“古旧的独栋建筑很快就要拆除”。对古旧建筑的拆除，意味着对过去的抹除。同样的细节在集子的其他作品中曾重复出现：《幽灵之家》一开始就介绍，岩仓所住的公寓“已经决定要拆除了”，到临近结尾时，那栋“公寓已经完全被拆除”。

如果说“幸福”是芭娜娜作品贯穿至今的关键词，那么《尽头的回忆》中，“幸福”二字的背后则是：走出“疗愈”，努力“感知”，因为，前者指向伤痛，而后者才指向幸福。而这个转折，是由生活中孕育着新生命的吉本真秀子构思，并最终由隐含作者よしもとばなな完成和呈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