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站在《纪事报》社的门口，漠然地向塔克纳路望去：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参差错落的褪了色的建筑物仿佛在浓雾中飘荡的霓虹灯广告架。这是一个灰蒙蒙的中午。秘鲁是从什么时候倒霉的？车辆在威尔逊路口的红灯处停了下来，几个报童在汽车中间转来转去叫卖晚报。圣地亚哥迈开脚步，朝格尔梅纳路走去。他双手插在衣袋里低头走着，身前身后都是行人，这些人都是到圣马丁广场的。小萨[萨瓦拉是圣地亚哥的姓，朋友们都称他为小萨。后文中圣地亚哥回忆往事或独白时也往往自称小萨。]，你就像秘鲁一样，也是从某个时候倒霉的。圣地亚哥想道：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倒霉的？到了克利伊昂饭店对面，一只狗跑过来舔他的脚。去，滚开，你要是条疯狗可怎么办？他想道：秘鲁算是倒霉了，卡利托斯也倒霉了，一切全完蛋了，毫无办法。圣地亚哥抬头一看，只见开往观花埠的私人汽车[沿公共汽车线行驶，以补充公共汽车之不足，一般是小轿车，个体经营。]站台上排着一溜长队。于是他穿过广场，这时他一眼看到诺尔文正坐在塞拉酒吧里：喂，兄弟。啊，小萨，你坐。诺尔文手里摆弄着一杯混味酒，让一个擦皮鞋的人给自己擦皮鞋。他邀请圣地亚哥喝一杯。看样子他还没喝醉，圣地亚哥坐了下来，叫擦鞋人也给自己擦擦。好了，先生，马上就好，管保把您的鞋擦得跟镜子一样亮。

“好久没见了，社论撰写人先生。”诺尔文说道，“你在社论组工作要比在地方版愉快吧？”

“社论组的工作少一些。我每天很早就去上班，一拿到题目，我就捂着鼻子，两三个小时写下来，一拉链子，好了[此处圣地亚哥把写社论比作解大便。]。”圣地亚哥耸耸肩。他想：也许我就是从那天倒的霉。那天社长把他叫去，要了一瓶水晶牌冰镇啤酒，向他问道：小萨，你愿不愿意顶替奥尔甘比德写社论？你上过大学，社论总是能写的，对吧，小萨？

“要是我，把全世界的黄金给我我也不去写社论。”诺尔文说道，“你消息不灵通，干报业这一行全靠消息灵通。小萨，我死也不离开侦破新闻组，你信不信？顺便问一下，卡利托斯大概见阎王去了吧？”

“还在医院里，很快会让他出院的。”圣地亚哥说，“他发誓要戒酒了。”

“听说有一天夜里他上床的时候看见满床都是蟑螂和蜘蛛[此处及下文若干地方都指出卡利托斯神经不正常。]，是真的吗？”诺尔文说道。

“他一掀被子，成群的蜘蛛和耗子一齐向他扑过来。”圣地亚哥说，“他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

诺尔文笑了起来。圣地亚哥闭上了眼睛：由于地震，乔里约斯区的房子都变成了一个个带有铁栅的木桶和满是裂痕的洞穴，里面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什物，还住着干瘪的老太婆，她们满身灰垢，像是发了霉，静脉曲张的双腿趿拉着拖鞋。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他的惊呼声震撼了黏渍渍的清晨，惹恼了追赶着他的蚂蚁和蝎子。圣地亚哥想道：卡利托斯是在借酒浇愁，用酗酒来反抗那慢性的死亡。你做得对，卡利托斯，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秘鲁。

“早晚有一天，我也会看见这些小虫子。”诺尔文好奇似的看着手里的混味酒，苦笑着说道，“小萨，记者没有不喝酒的。喝酒给人带来灵感，你信不信？”

擦鞋人给诺尔文擦完鞋，又吹着口哨在圣地亚哥的鞋上抹鞋油。《最后一点钟》那边怎么样了？那群强盗都说了些什么？他们对你的寡情薄义很不满意，小萨，他们希望你像过去那样经常去看望他们。你现在时间多得很，小萨，你还在别处兼职吗？

“我也就读读书，每天都睡午觉。”圣地亚哥说道，“也许我会再去注册攻读法律。”

“你当报人还没做到消息灵通，又想搞什么别的文凭了。”诺尔文怜悯地看了他一眼，“你就在社论组干下去吧。等你毕业当了律师，干脆离开报界。我看你正在变成资产阶级。”

“我都三十岁了。”圣地亚哥说道，“想变成资产阶级也太晚了。”

“你都三十岁了？”诺尔文沉思了起来，“我也才三十，可看上去像是你爸爸。在侦破新闻组工作简直把人给毁了，你信不信？”

塞拉酒吧的桌子旁都是一张张男人的面孔、一双双颓唐无神的目光、一只只伸向烟灰缸和啤酒杯的大手。圣地亚哥想道：卡利托斯说得对，这儿的人真难看……我今天是怎么了？擦鞋人挥手赶跑了在桌子间气喘吁吁乱窜的两条狗。

“《纪事报》发动的预防狂犬病运动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诺尔文说道，“太讨厌了，今天早晨又用了一整版谈这事。”

“所有反狂犬病的社论都是我写的。”圣地亚哥说道，“对我来说，写关于古巴和越南的社论比写这种社论更烦人。啊，现在不用排队了，我得去乘车了。”

“跟我去吃午饭吧，我请客。”诺尔文说道，“小萨，撇下老婆，让我们回忆回忆以前的好日子吧。”

热腾腾的豚鼠[这是利马人喜欢吃的一种佳肴。]、凉丝丝的啤酒、桥下区那家卡哈玛尔卡角饭馆、在青绿色岩石间潺潺穿流的利马克河那混浊的河水、海地饭店那泥汤般的咖啡、米尔顿饭店的赌台、混味酒、诺尔文家中的淋浴、同贝塞利达一起在价格优惠的妓院里的夜间狂欢、酸楚楚的梦境、昏沉沉的头脑、清晨起来的赊账早饭。是呀，我很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倒的霉。

“安娜给我做了虾汤，不回家就吃不上了。”圣地亚哥说道，“改日再说，兄弟。”

“你真是怕老婆，”诺尔文说道，“唉，你算是完蛋了，小萨。”

不是你说的那样，兄弟。诺尔文抢着付了啤酒钱和擦皮鞋的钱，二人握手告别。圣地亚哥又来到了车站。他乘的那辆私人汽车是雪佛兰牌的，里面开着收音机：请喝印加可乐，清凉爽口。接着是一支圆舞曲：河流啊、峡谷啊，我的秘鲁啊。这是赫苏斯·瓦斯盖斯[20世纪60年代秘鲁著名女歌唱家。]那饱经沧桑的嗓子。汽车开到市中心地带交通堵塞了，但是共和国大街和阿雷基帕路[利马主要街道之一，后文有提及。]却很冷清，汽车可以开得很快。又是一支圆舞曲：利马女郎水性杨花。土生白人作的曲子怎么都是那么……那么操蛋？圣地亚哥想道：我今天是怎么了？他头垂至胸，双眼微闭，仿佛在偷看自己的肚皮：见鬼，小萨，你一坐下，衣服底下的肚皮就显出来了，难道你这是第一次喝啤酒吗？十五、二十年前就喝了。有四个星期没去看妈妈和蒂蒂了，小萨，谁能想得到波佩耶都要毕业当建筑师了，而你最后还是写关于利马的反狗运动社论了。圣地亚哥思忖道：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变成个大肚皮。我得去洗洗土耳其浴，得去平台俱乐部打打网球，不出六个月，肥膘就可以减少，肚皮就会像十五岁时那么平凹。要做就快，别那么懒洋洋的，还是动动吧。他想，还是得运动运动，这才是办法。观花埠的公园到了，啊，断壁路到了，沿堤大街到了。我在贝纳维德斯[贝纳维德斯曾任两届（1914—1915和1933—1935）秘鲁总统，后文有提及。]路拐角处下车，师傅。圣地亚哥下了车，双手插在衣袋里，低着头朝波尔达大街走去。我今天是怎么了？天空仍然阴沉沉的，空气变得更加沉闷了，下起了蒙蒙细雨[利马冬天终日阴天，有时还下毛毛细雨。]。在这个国家里，连下雨都是这种倒霉的雨，他想，要是下一场瓢泼大雨该有多好啊！柯利纳影院在放什么电影？蒙特卡洛影院呢？玛尔萨诺戏院在上演什么戏？唉，还是先吃午饭吧，然后看一章《对歌》[作者为《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之孙阿尔多斯·赫胥黎。]，迷迷糊糊地就会催我睡上一个黏糊糊的午觉。最好是上演《莉菲菲》[美国系列侦探影片。]那样的侦探片，或是《骑兵浴血战》那样的西部片。不过安娜要听她的广播剧，她早就在报纸上划好了。我今天是怎么了？他想，要是检查机关禁演那些无聊的墨西哥剧，我和安娜就不必总是意见相左了。看完午场电影又干什么？我们可以沿着堤岸散步，在内柯切亚公园里的水泥蘑菇凉亭中吸支烟，在黑暗中倾听大海的吼叫，然后再手牵手地回到窄小胡同的家里。亲爱的，我们报社争吵得很厉害。唉，赫胥黎啊！圣地亚哥一个呵欠接着一个呵欠。两间房子里又要充满了烟雾和油腻味。亲爱的，你饿了吧？清晨的闹钟、淋浴时的冷水、私人汽车、哥尔梅纳路、在众多的行人中间匆匆而行、社长的声音：小萨，你喜欢写银行罢工、渔业危机还是喜欢写以色列问题？或许值得努力一番，搞个文凭，他想，但这不是走回头路吗？他看到了窄小胡同里那栋外表粗糙、黄墙红顶、窗上装有黑色栏杆的矮房子。门开着，但是逗人的巴杜盖没有又叫又跳地出来迎接他。亲爱的，你到华人那儿去买东西怎么连门也不关？然而她并未出门，在家里。安娜，你怎么了？安娜走了出来，头发散乱，两眼哭得红肿：亲爱的，巴杜盖让人捉走了。

“硬是从我手里抢走的。”安娜哭泣着说道，“是几个令人恶心的黑人干的，他们把巴杜盖装在卡车上就拉走了。这简直是抢劫，抢劫！”

圣地亚哥在她额角上吻了一下：安静点儿，亲爱的。他抚摸着她的脸蛋：是怎么回事？他搂着她的肩回到屋子里：小傻瓜，别哭了。

“我往《纪事报》社给你打电话，你不在。”安娜又要哭，“简直是一群土匪，都是黑人，个个都是一副逃犯的面孔。我本来是拉着链子的，他们一下子就把巴杜盖抢过去，装上卡车了。简直是抢劫。”

“先吃午饭，然后我去狗场把巴杜盖找回来。”圣地亚哥又吻了她一下，“他们不会把它怎么样的，别犯傻了。”

“巴杜盖又是蹬腿又是摇尾，”安娜用围裙擦了擦眼睛，叹了一口气，“可怜的小家伙好像很懂事。亲爱的，太可怜了。”

“是硬从你手里抢走的？”圣地亚哥说道，“太不讲道理了，我去跟他们吵。”

他抓起甩在椅子上的上衣朝门口走去，但是安娜拦住了他：还是先吃饭吧，快吃，亲爱的。安娜的声音很甜，面颊上有两个酒窝，目光伤感，面色苍白。

“虾汤大概冷了。”她笑了笑，嘴唇在发抖，“你瞧，这事儿搞得我把什么都忘了，亲爱的，唉，可怜的巴杜盖。”

二人坐在贴窗的桌子旁一声不吭地吃饭。窗子朝着胡同的院子，院子的地面是红褐色的，跟平台俱乐部的网球场一个颜色；有一条铺着卵石的曲径，沿着径边种满了天竺葵。虾汤冷了，一层油沾在盘沿上，新鲜虾都变成罐头虾了。我本来是要到圣马丁大街的华人铺子去买醋的，亲爱的，突然一辆卡车在我身旁停了下来，跳下两个黑人，一副土匪、逃犯的样子，再难看也没有了。一个人推了我一把，另一个人就把链子夺走了。等我醒过劲来，他们早把巴杜盖装上卡车带走了。太可怜了，可怜的巴杜盖。圣地亚哥站了起来：这简直是横行霸道，我去跟他们讲理。安娜又抽泣起来。你瞧，你瞧。我还担心他们会把狗杀掉，亲爱的。

“他们不会把巴杜盖怎么样的，心肝。”他在安娜脸上吻了一下，一阵肉香，一股咸味，“你等着吧，我这就把它找回来。”

圣地亚哥一路小跑，到了波尔达大街拐角圣马丁大街上的药店里，借了电话就往《纪事报》社打。接电话的是法律组的索洛萨诺：见鬼，我怎么知道狗场在什么地方，小萨？

“您的狗给捉走了？”药店主人把头凑上来说道，“狗场在陆军桥一带，您可得赶快去，我姐夫那条墨西哥种的狗就让他们给杀了。那真是一条可爱的狗。”

圣地亚哥又是一路小跑，跑到拉尔柯路，登上一辆私人汽车。从哥伦布大街到陆军桥不知要多少钱，他数了数皮夹里的钱，还有一百八十索尔。到了星期天大概会一文不剩了。安娜从医院辞了职，太可惜了。今晚最好别去看电影了。可怜的巴杜盖，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写反狂犬病的社论了。圣地亚哥在哥伦布大街下了车，在鲍洛涅希[秘鲁民族英雄，在与智利的战争（1879—1883）中牺牲。]广场上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司机：先生，我不知道狗场在哪儿。5月2日[1866年5月2日，西班牙找借口炮轰卡亚俄港，被秘鲁击退。]广场上一个卖冰棒的给他们指了路：一直往前，小河附近有块牌子，上写“市府狂犬收留所”的就是。那是一片大空场，土坯砌的围墙七扭八歪，墙的颜色是粪便色的。圣地亚哥想道：这就是利马的颜色，也是秘鲁的颜色。空场两侧各有一排茅屋，但是到了远处，茅屋就交叉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密集。席子、茅草、瓦片和铅皮盖的房顶简直构成了一座迷宫，色调灰暗，年久失修，吱吱作响。空场入口处有一间脏兮兮的小屋，门前有块牌子，上写着“管理处”。一个只穿衬衣、戴眼镜的秃顶男人伏在堆满纸片的写字台上打瞌睡。圣地亚哥敲了敲桌子：有人把我的狗抢来了，硬是从我太太手里抢走的，他妈的，事情不能就这样算完！那个人吓了一跳，翘起头来：

“您怎么一进办公室就喊他妈的，”秃顶男人一面傻乎乎地揉眼睛，一面做了个鬼脸，“请您放尊重些。”

“要是我的狗出了什么事，咱们没完！”圣地亚哥掏出记者证，又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侵犯我太太的那些家伙要后悔的，我说话算数！”

“请您安静些。”秃顶人看了看记者证，打了个呵欠，满脸的气恼消失了，却变成了一种恬静的倦怠神情，“您的狗是两小时前给抓来的吗？那肯定还在卡车刚拉来的那群狗里。”

别这样，记者朋友，这事儿谁也不能怪，秃顶人那无精打采的声音跟他的眼睛一样睡意朦胧，跟他的嘴角上的皱纹一样充满了痛苦：这也是一个倒霉人。捉狗人的工资是按件计的，当然有时就不免干过了头，但是又有什么办法？为了填饱肚子而奋斗嘛。这时空场上发出了几声闷响，仿佛是透过软木般的墙壁钻进来的。这是狗在吠叫。秃顶人淡淡一笑，懒洋洋地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走出了办公室。二人来到一块空地上，走进一间散发着尿味的棚屋。棚屋中排列着许多铁笼，笼里挤满了狗，一个挨着一个，在笼里不停地蹦跳，一面吠叫着一面嗅闻着铁丝网。圣地亚哥弯身在每个笼子前查看：不是这只。他在那群混杂的狗中仔细地查看狗嘴、脊背和尾巴，尾巴有的是直挺挺的，有的是不停摆动着的：这里没有。秃顶人无精打采地拖着脚步走在他的身旁。

“您看到了吧？已经没有地方可放了。”秃顶人突然抗议起来，“可您的报纸还在攻击我们，真不公平。市政府想缓和一下贫富分化，我们就得创造奇迹。”

“他妈的，”圣地亚哥说道，“这儿也没有。”

“耐心点儿。”秃顶人叹了一口气，“还有四个棚屋没看呢。”

二人又回到空地，地上翻得乱七八糟，净是杂草、粪便和发臭的水洼。在第二间棚屋里有一个铁笼摇晃得比别的铁笼都厉害，铁丝网直震动。一个白花花、毛茸茸的东西在弹跳，冒出来，又陷到狗群中。这还不错，这还不错，他看到了一半狗嘴、一段狗尾，红红的眼睛像是刚刚哭过：亲爱的巴杜盖！它还系着那条链子呢！太不讲道理了，妈的！秃顶人：请您镇静些，镇静些，我这就叫人把它抓出来。他步履迟缓地走了，片刻之后带了一个穿工装的矮小的黑人回来：潘克拉斯，过来，把那条白毛狗抓出来。黑人打开铁笼，把别的狗扒拉开，抓住白毛狗的脖子把它递给了圣地亚哥。可怜的巴杜盖还在发抖。圣地亚哥放开手，向后退了一步，掸了掸衣服。

“这些放出来的狗总是又拉又尿。”黑人笑了，“这也是一种表示高兴的方式：我们出狱了。”

圣地亚哥在巴杜盖身旁跪了下来，搔搔它的头，让它舔自己的手。巴杜盖还在发抖，还在滴尿，像是喝醉了一样东摇西摆，到了空地上才开始蹦跳，嗅着土地，撒欢儿地跑起来。

“请您跟我来一下，瞧瞧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秃顶人抓起圣地亚哥的胳臂，对他生硬地笑了笑，“最好在您的报上写篇文章，要求政府给我们增加工资。”

棚屋散发着臭味，周围全是瓦砾，阴沉沉的灰色天空，一阵阵的潮气。离他们五米开外，一个黑色的人影正站在一条麻袋旁使劲拖一条腊肠狗。那狗一面狂吠一面抵抗，野性的吠声同其矮小的身子很不相称。它歇斯底里地扭滚着。潘克拉斯，去帮帮他。矮个子黑人跑过去解开麻袋，那个人立即把腊肠狗塞进麻袋，然后用一根细绳把麻袋扎好，放倒在地上。巴杜盖叫了起来，扯着链条，直呻吟。你怎么啦？巴杜盖惊恐地望着，嘶哑地叫着。原来两个黑人手里拿着棍棒在“一二、一二”地边喊边在麻袋上敲击，麻袋跳了起来，弹了起来，里面在狂吠。“一——二！”二人在吼叫，在敲击。圣地亚哥惶恐不堪地闭上了眼睛。

“我们秘鲁还处在石器时代，朋友。”秃顶人的脸上露出一丝酸不酸、甜不甜的微笑，“您瞧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您说这合理吗？”

麻袋不动了，二人又乱击几下，把大棒抛在地上，擦擦脸，搓搓手。

“从前，杀狗是按照上帝指示的方法，可现在钱不够啊。”秃顶人抱怨道，“写篇文章吧，记者朋友。”

“您知道这儿的工资是多少吗？”潘克拉斯做着手势说道，接着又转向另外那个黑人，“给他讲讲吧，这位先生是记者，让他在报上呼吁呼吁。”

那个黑人个子比潘克拉斯要高，也比他年轻。他向三人跟前凑了凑，这时圣地亚哥才看清了他的面孔，啊！手中的链子一下子落了下来，巴杜盖欢叫着跑了开去。圣地亚哥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啊！

“每捉一条狗只给一个索尔，老爷。”那黑人说道，“而且还得把打死的狗拉到垃圾站去烧掉。老爷，才给一个索尔。”

这人不是他，黑人都长得差不多，不可能是他，圣地亚哥思忖着，可为什么不可能是他呢？那黑人一弯腰提起了麻袋。啊，是他，是他！黑人把麻袋拉到空地一个角落里，同其他血迹斑斑的麻袋堆在一起，然后用手抹着额角踯躅返回。是他，是他！潘克拉斯用肘顶了那黑人一下：兄弟，快去吃午饭吧。

“他们也就是在这儿发发牢骚，等随车出去捉狗的时候就全不顾了。”秃顶人说道，“今天早晨你们把这位先生的狗抓来了，狗还戴着链子，而且还跟他太太在一起。你们这些混蛋！”

那黑人举起双臂。是他，没错！今天早晨我们根本没随车出去，老爷，我们用棒打了一早晨的狗。是他，听那声音，看那体格，是他！不过比从前好像老了三十岁。那线条分明的嘴唇、扁塌的鼻子，还有那鬈曲的头发，都跟他一模一样，但现在眼皮底下出现了紫色的眼袋，脖子上出现了皱纹，那口马牙上出现了黄绿色的齿垢。圣地亚哥想道：这副牙齿原来白极了。他现在样子全变了，一副落魄的样子，比以前更瘦、更脏，而且老，但是走路的样子还是那么豪爽、缓慢，双腿还是像蜘蛛那么细，一双大手长满了树皮状的硬茧，嘴边挂着唾沫痕迹。大家又穿过空场回到办公室。巴杜盖在圣地亚哥的脚上蹭来蹭去。圣地亚哥琢磨着：他还没认出我来，我先不要说，不要跟他讲。他怎么能认出你来？小萨！那时你才十七八岁！你现在是个三十岁的老头子。秃顶人把复写纸夹在纸片中，乱涂了几行又歪又斜的字。那黑人倚在门口直舔嘴唇。

“朋友，请您在这儿签个字。说真的，请您帮个忙，在《纪事报》上为我们要求增加工资。”秃顶人看了那黑人一眼，“你不是去吃午饭了吗？”

“我能不能预支几个钱？”那黑人向前走了一步，神态自然地解释道，“口袋里空了，老爷。”

“给你半镑[1镑等于10索尔。]吧。”秃顶人打了个呵欠，“我只有这点儿了。”

那黑人看也不看就把钱装在口袋里，同圣地亚哥一起走了出来。一长串的卡车、公共汽车和小轿车在陆军桥下穿行。我如果跟他讲了，他会怎么样？波列斯大街上的那片泥房子笼罩在浓雾之中。他会不会撒腿就跑？远处，那片房子仿佛在梦境中见到的一样。圣地亚哥朝那黑人的眼睛看了一眼，正好那黑人也在看他。

“你们要是打死我的狗，我想我完全有可能杀死你们。”他勉强地笑了笑。

不，小萨，他没认出你来。那黑人专注地听着，眼神浑浊无光，但充满了恭敬。他老了，而且迟钝了，圣地亚哥思忖道，他也倒了霉。

“您的白毛狗是今天早晨被他们捉来的？”黑人眼中出人意料地闪现了一丝光芒，“大概是塞斯佩德斯那黑人干的。这人什么都不在乎，还钻到人家花园里弄断人家的狗链呢。为了赚那么几个索尔，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二人来到了通向阿尔丰索·乌加德[秘鲁英雄，在与智利战争中牺牲。]大街的阶梯下，巴杜盖在地上打滚，冲着灰蒙蒙的天空汪汪直叫。

“安布罗修！”圣地亚哥笑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又笑了，“你不是安布罗修吗？”

他倒是没有撒腿就跑，但是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惊愕呆傻的神情盯着圣地亚哥。突然，在他的眼光里出现一种昏沉沉的神色。

“你把我给忘了？”圣地亚哥犹豫了片刻，笑了一下，又犹豫了起来，“我是圣地亚哥，堂费尔民[“堂”是西班牙文中对男子的尊称，一般放在名字之前。]的儿子。”

一双大手举了起来：老爷，您是圣地亚哥少爷？安布罗修愣住不动了，仿佛在犹疑是扼死他还是拥抱他：您是堂费尔民的儿子？他又是惊愕，又是激动，声音都变了，双眼一个劲儿地眨动，仿佛瞎了一样。圣地亚哥：不错，你不认识我了？你这家伙，可我在空场上一眼就认出你来了，怎么样？你这家伙。一双大手兴奋地举起来了。见鬼！那双手又在空中来回晃动着：我的上帝，您长得真快呀！安布罗修拍打着圣地亚哥的肩膀和背部，连眼睛都笑起来了。他终于说道：我太高兴了，少爷！

“看到您都长大成人了，简直难以相信。”安布罗修在他身上又是拍打又是打量，笑着说道，“看到您这样子，我真不敢相信，少爷。我当然认得出您来，这会儿我当然认出来了。您真像您爸爸，也有点像索伊拉太太。”

蒂蒂小姐呢？一双大手晃过来晃过去，不知是激动还是惊恐。奇斯帕斯先生呢？安布罗修把圣地亚哥从臂摸到肩，又摸到背，露出感动、回忆往事的神情，尽量把声音放得自然些。这不是太巧了吗？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呀，少爷！啊，见鬼，这么长时间之后又相遇了。

“这趟路跑得我都渴了，”圣地亚哥说道，“来，我们去喝点儿什么。你知道这附近有酒馆吗？”

“我知道，有个地方我常去吃饭。”安布罗修说道，“叫‘大教堂’酒吧，是穷人去的地方，不知您喜欢不？”

“有冰啤酒喝就行。”圣地亚哥说道，“走吧，安布罗修。”

圣地亚哥少爷也喝啤酒了，真叫人不敢相信。安布罗修笑了，露出了又黄又绿又结实的大牙。唉，日子过得真快。二人登上了阶梯，阿尔丰索·乌加德大街第一街区是几个带有围墙的场院，其中一个场院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白色车库。向左拐的街口上是中央铁道局的仓库，无情的瓦斯已把仓库腐蚀得斑驳破烂了。一辆装满木箱的卡车挡住了“大教堂”酒吧的门口。酒吧里，铅皮的天花板下，一群乱嗡嗡的吃客挤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柜台后面有两名只穿衬衣的人在监视着那些正在大嚼大饮的人们，都是些五官棱角分明、古铜色面孔的人。一个歪系着围裙的矮小的山区佬[秘鲁的地形分为沿海地区、森林地区和高山地区。沿海人看不起山区人。]正在给顾客端上热气腾腾的汤、啤酒和米饭。一台五颜六色的落地式电唱机正在轰轰作响，发出“亲爱的”“热烈的吻”“亲热”等字眼。透过烟雾、噪声、菜味、酒味和一群群苍蝇的嗡嗡声可以看到酒吧尽头有一堵千疮百孔的墙，透过孔隙可以看到外面的石块、茅屋、河流和铅灰色的天空。一个肥胖的女人汗流浃背地在噼啪作响的炉火前掌勺。落地式电唱机旁边有一张空桌子，桌面坑坑洼洼，还画着一颗被箭穿透了的心和一个女人的名字：萨杜妮娜。

“我已经吃过饭了，你自己要点儿什么吃吧。”圣地亚哥说道。

“来两瓶水晶牌啤酒，越凉越好。”安布罗修手作话筒状高声喊道，“一盘鱼汤、面包、菜豆加米饭。”

你真不该来，也不该跟他讲话，小萨，你这是自找倒霉，你是发疯了。圣地亚哥思忖着，那场噩梦又要出现了。这都怪你自己，小萨，可怜的爸爸，可怜的老头子。

“这些人都是些司机，附近破烂工厂里的工人，”安布罗修指着周围的人说道，好像是在替自己解释，“都是从阿根廷路[利马一条工厂比较集中的大街。]来的，因为这儿的饭菜还过得去，也便宜。”

山区佬端来了啤酒，圣地亚哥把两只杯子斟满。祝您健康，少爷。也祝你健康，安布罗修。一股说不出的强烈味道使人头昏脑涨，冲淡、扼杀了人脑里的记忆。

“你怎么找了个这么倒霉的工作，安布罗修？你在狗场干了很久吗？”

“才一个月，少爷。我能进狗场还得感谢狂犬病呢，人早就满了。这确是个倒霉的工作、累死人的工作，不过也很容易，只要跟车出去逮狗就行了。”

酒吧里汗味、葱蒜味、尿味和垃圾堆味混在一起，电唱机发出的音乐夹杂着嗡嗡的人声，马达声和喇叭声传入人耳都走了样，变得混沌不清。扭歪了的面孔、高突的颧骨、被刻板劳动或是怠惰搞得昏睡的眼神[同前面提到的“棱角分明、古铜色面孔”一样，都是指印第安人。]在饭桌之间飘来荡去，在柜台前堆成一串，也堵在门口。安布罗修接过圣地亚哥递过来的香烟吸了起来，又把烟屁股抛到地上，用脚踩进地里。他咂咂作响地嚼着汤里的鱼，拿起鱼刺一直吮到发亮。他一面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塞到嘴里，大口大口地咽着啤酒，并用手抹着脸上的汗水，一面听着圣地亚哥讲话，不时地回答或问上几句。岁月不知不觉地就把人给毁了，少爷。圣地亚哥思忖着：我怎么还不离开？我该走了。圣地亚哥又要了啤酒，斟满杯，抓起自己的酒杯。他一面讲话、回忆，一面打瞌睡、想心事。他观察着啤酒上面的泡沫，每个泡沫犹如一个小小的火山口，静静地张开嘴喷出黄色的泡泡，然后又消失在被人手捂温了的黄色液体中。他眼也不闭地喝着酒，打着嗝，掏出香烟点上吸了起来。他弯下身子去抚摸巴杜盖：妈的，事情算是过去了。他讲，安布罗修也讲。安布罗修的眼袋发紫，鼻翼像长跑过后似的扇动起来。后来他每饮一口就吐一口唾沫，出神地凝视着苍蝇，在回忆往事，在倾听，一会儿悲一会儿喜，一会儿悲喜交加。他的眼光一会儿怒，一会儿惊，一会儿走了神；有时还哼上几声。他的头发已经发白。工装外面罩着一件上衣，大概原来是蓝色的，扣子都掉了。衬衣的高领子像根绳子缠绕在颈部。圣地亚哥朝他那双大鞋看了一眼，鞋上满是泥泞，都走了样，穿的时间太久。他讲话的声音时断时续，是那么结结巴巴、畏畏缩缩，那么小心翼翼，似在苦苦哀求。然后他又听到这声音充满了恭敬、急切和内疚，却是一种失败者的声音。他不是比当年老了三十岁、四十岁，而是老了一百岁。他不仅变得意志消沉、老态龙钟、愣头愣脑，大概还得了肺病。他比卡利托斯，比你，还要倒霉千倍，小萨。我该走了，我得走了。然而圣地亚哥又要了瓶啤酒。你醉了，小萨，瞧你马上要哭出声来了。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生活总是虐待老百姓，少爷，自从由您家出来后，我的经历就像电影里的冒险故事一样。生活待我也不好啊，安布罗修。圣地亚哥又要了啤酒。我是不是要吐？辛辣的煎炒气味、脚臭和狐臭的气味在翻腾、笼罩在人们的头上。人们的头发又直又硬，有的人在额前的头发上抹了油膏，有的人在满是头屑的扁平后脑勺上涂了发蜡。落地式唱机的音乐断断续续。记忆中那些鼠窃狗盗的形象出现在眼前，比起在座那些酒足饭饱的面孔、血盆大口和苍白无须的面颊显得更为清晰和难以磨灭。再来瓶啤酒！我们这个国家简直是个蟋蟀罐，秘鲁就像一个巧妙的七巧板，对不对，少爷？奥德里亚分子和阿普拉分子原来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现在好得穿一条裤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对不对，少爷？您爸爸要是还活着会怎么看呢？二人交谈着，这中间圣地亚哥不时地听到安布罗修尊敬、胆怯而又放胆地说着：我得走了，少爷。隔着堆满酒瓶的长桌，安布罗修眼光中流露出醉意和恐惧，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矮小而无害的人。巴杜盖“汪”地叫了一声，接着就不停地吠了起来。圣地亚哥感到内心掀起一阵旋风、一阵兴奋，感到时间停滞了，只有臭气。我们还在交谈吗？唱机停了，接着又打雷似的响了起来。浓浓的臭气仿佛是一条被分割成若干段的河流，有烟草味、酒味、人体味，还有剩菜味。各种气味在酒吧那热腾腾而又沉重的空气中回旋缭绕。突然，所有这些气味被一种高于一切、不可战胜的臭气吸收了：爸爸，你、我都错了。这是一种失败的味道。人们不断地进来，吃饭，朗声大笑，高声喧哗；也有人吃完饭出去；而柜台后那两个华人苍白的身影则永远一成不变。二人谈谈停停，饮酒吸烟。当山区佬走过来躬身收拾堆满酒瓶的桌子时，其他的桌子都空了，唱机停了，炉火也不再噼啪作响，只有巴杜盖还汪汪地叫着。桌面上只剩下了萨杜妮娜的名字。山区佬用熏黑的手指在算账。安布罗修急忙把脸凑向圣地亚哥：少爷，您感觉不舒服？有点儿头痛，很快会过去的。圣地亚哥想道：我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我喝得太多了，赫胥黎。他想道：亲爱的，你的巴杜盖我领回来了，平安无事。我回来迟了，碰上了个朋友。你站起来吧，别喝了，小萨。安布罗修伸手掏钱，圣地亚哥用胳臂一拦：别讨厌，你这家伙，我来付。他突然绊了一跤，安布罗修和山区佬赶忙扶住他。放开我，我自己能走，我感觉很好。见鬼，少爷，这是怎么说的，您喝得太多了。圣地亚哥双眼盯着肮脏的地板，在空桌子、瘸椅子之间一步一步地向前挨：我好了，过去了。他的头脑渐渐地清醒，醉意离开了他的双腿，眼神也逐渐亮了起来，但是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仍留在眼前。巴杜盖不耐烦地叫着，在他脚下钻来钻去。

“还算不错，钱还够付账。少爷，您真的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还有点儿头晕，但这不是醉。喝酒对我来说没什么，我头晕是因为想得太多。”

“我们谈了整整四个小时，少爷，我不知回去怎么交代，可能要把工作丢了。这一点您是不会理解的。唉，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您的啤酒和午饭，还有这次谈话。但愿有一天我能回请您，少爷。”

二人走出来到了人行道上，山区佬关上了酒吧的大木门，挡在门口的卡车已经开走了。浓雾使得各个建筑物的门面模糊不清，在午后那灰蒙蒙的光线中流动着一串串的小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千篇一律，令人感到压抑。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远处的行人仿佛没有面孔的影子在雾幕中滑行。圣地亚哥思量着：该分手了，到此为止吧，再也不要见他了。就算我没见过他、从未跟他交谈过吧。痛痛快快地洗个淋浴，睡个觉，一切就都过去了。

“您真的没事吗，少爷？要不要我送送您？”

“感到不舒服的是你。”圣地亚哥说道，嘴唇仿佛动都没动，“整个一下午，整整四个小时，你一直感到不舒服。”

“您可别这么想。我的脑子很清醒，也不怕喝酒。”安布罗修说着笑，片刻之后，他突然张大嘴不动了，一只手僵硬地停留在下巴上，整个人呆住了。他那外衣的领子竖着，离圣地亚哥有一米远。巴杜盖竖起耳朵，露出大牙，时而瞧瞧圣地亚哥，时而瞅瞅安布罗修，还一面用脚刨地，也许是感到奇怪，也许是感到不安、恐惧。从“大教堂”酒吧里传来了拖椅子的声音，大概在用水冲地。

“你很清楚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圣地亚哥说道，“别装傻了。”

小萨，他不愿意也不可能理解你的话。他仍在呆立不动，他的眼光中一直流露着那种不可救药的盲从，那种顽固而残忍的阴暗心理。

“我等着您呢，万一您需要我送呢，少爷。”安布罗修垂下眼帘，嗫嗫嚅嚅地低声说道，“要不，我给您叫辆出租汽车，也就是说……”

“《纪事报》需要一个看门的，”圣地亚哥也压低了声音，“这工作比起狗场来还不算太坏。我可以帮忙，让他们雇你，没有身份证也行。到时候你会比现在好得多。不过，你别再跟我装傻了。”

“好，好，”他的神色越来越不安，嗓音也好像变得尖起来，“您怎么了，少爷？您的脸色不好。”

“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全部给你，”圣地亚哥的声音突然哽住了，但还没哭出来。他站得笔挺，眼睛睁得大大的，“三千五百索尔。给你这笔钱，你可以说出来了吧，对不对？”

圣地亚哥沉默了，垂下了头。这沉默仿佛有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使安布罗修的身子自动地往后退了一步。他缩了缩身体，把手举到胸前，好像准备自卫，又好像准备进攻。巴杜盖吠了起来。

“您的酒劲上来了？”安布罗修的声音嘶哑了，走了调，“您怎么了？您要干什么？”

“你别装疯卖傻，”圣地亚哥闭上眼吸了一口气，“我们坦率地谈谈吧，‘缪斯’[即后文中奥登希娅的艺名。缪斯，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和科学的女神。]是怎么回事？我爸爸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命令你干的？你别怕，没关系，我只是想知道知道是不是我爸爸命令你干的。”

他噎住了。安布罗修又向后退了一步。圣地亚哥看到他紧张地蹲了下来，由于恐惧，也许由于激怒，眼珠都要瞪出来了。你别跑，过来。圣地亚哥思忖着：他并没有变呆，他也不傻。过来，过来！安布罗修一侧身，挥起拳头，好像在进行威胁，也好像要告别。

“我得走了，免得您为自己说出的话而后悔。”安布罗修的声音嘶哑了，也充满了怜悯，“我不需要工作。您要知道，我不接受您的恩惠，更不想要您的钱。您要知道，您那位爸爸不配做爸爸。您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您也见鬼去吧，少爷！”

“好了，这就够了，我毫不在乎。”圣地亚哥说道，“可你别走，过来，过来！”

他的脚下一声短叫，原来是巴杜盖看到安布罗修那黑黝黝的身体正贴着仓库的围墙消失在陆军桥的阶梯之中，在福特公司车库大窗的照耀下，那身影显得很突出。

“这就够了。”圣地亚哥哭了，他弯下身抚摸巴杜盖硬挺挺的尾巴和喘着气的小嘴，“我们走吧，巴杜盖。”

圣地亚哥直起身子，又抽泣起来。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背靠在“大教堂”酒吧的门口动也不动地呆了几秒钟。眼泪又流了下来，满是泪痕的面孔被细雨淋着。巴杜盖蹭着他的足踝，舔着他的皮鞋。他迈开脚步，双手插在衣袋里，慢慢地向5月2日广场走去。广场纪念碑下躺着几个人，周围堆满了烟头、果皮和纸片。在几个街角处，人们在拦挡裹着泥泞驶向郊区的破烂的公共汽车。一名警察在同一个摊贩争吵，二人都面目可憎，表情沮丧，怒声怒气，却是一种空虚的愤怒。圣地亚哥绕过广场，到了哥尔梅纳路，拦住一辆出租汽车。您的狗不会弄脏座位吧？不会的，师傅，不会弄脏的，我到观花埠波尔达大街。他上了车，把巴杜盖放在膝上。衣服底下的肚皮太大了，得打网球、游泳、玩哑铃，要么就像卡利托斯那样自我麻痹，酒精中毒。他闭上眼睛，把头靠在坐椅背上，用手抚摸着巴杜盖的脊背、耳朵、冰冷的嘴和颤抖着的腹部。巴杜盖，你算是得救了，离开了狗场。可我，没有人会把我从狗场中救出来，小萨。明天我要去医院探望卡利托斯，给他捎本书去，但不是赫胥黎的。出租汽车在嘈杂的、没有照明的街上跑着。他在黑暗中听着马达声、哨声和一闪即逝的人声。小萨，你没接受诺尔文的邀请同他吃午饭太遗憾了。圣地亚哥想道：安布罗修用大棒杀狗，我却用社论杀狗。他比我强，我付出的代价更大，倒的霉也更大。他想道：可怜的爸爸啊。出租汽车减低了速度，圣地亚哥睁开眼：对角街就在前面，大街迎着出租汽车的前玻璃斜穿过来，一片银色。满街跑着小汽车，霓虹广告闪闪烁烁。浓雾给圆形公园的树木罩上一层白色，教堂的塔楼仿佛在灰色的雾中蒸发掉了，无花果树的顶部不停地摇摇摆摆。在这儿停下吧。他付了钱，巴杜盖叫了起来。他放开巴杜盖，只见它像球一样滚进了胡同口，听到它在胡同里汪汪直叫。圣地亚哥整整上衣、领带，接着听到安娜的欢呼声，他可以想象她的表情。他走进胡同的院子，各家矮小房子的窗子都露出了灯光。他看到安娜的影子，她正抱着巴杜盖向他走来：我紧张极了，真不放心，亲爱的。

“我们进去说吧，不然这家伙要把整个胡同吵翻了天。”圣地亚哥轻轻地吻了安娜一下，“巴杜盖，别叫了。”

他走进浴室，一面小便、洗脸，一面听安娜讲话：出了什么事，亲爱的？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安娜在逗巴杜盖：还不错，你给找到了。他又听到巴杜盖那幸福的吠声。他走出浴室，只见安娜坐在小客厅里，怀里抱着巴杜盖。他在安娜的身边坐了下来，吻着她的额角。

“你喝酒了。”安娜抓住他的上衣，半喜半嗔地看着他，“一股啤酒味。你别否认，你喝酒了，对不对？”

“我遇到了一个很久没见面的家伙，就一起喝啤酒去了。我脱不开身呀，亲爱的。”

“可我在家里都快急疯了，”她的声音中有抱怨，有撒娇，也有爱怜，“你却在同你那位好朋友喝啤酒。起码你也得给我打个电话呀，打到德国女人家里，亲爱的。”

“酒吧没有电话，我们钻到一个下等酒吧去了。”圣地亚哥微笑着说，一面直打呵欠，伸懒腰，“我也不愿意总麻烦那个德国疯女人。我太累了，头疼得厉害。”

太好了，谁让你一下午都叫人担心，我都快精神分裂了。安娜用手摸了摸他的前额，看着他，向他微笑，跟他低声讲话，捏弄着他的耳朵：这可爱的脑瓜儿疼了，太好了，亲爱的。圣地亚哥吻了她一下。你要不要睡一会儿？要不要把窗帘给你拉上，心肝？好的。他站了起来，接着就倒在床上了。安娜和巴杜盖的影子在他周围转来转去，好像是在捉迷藏。

“糟糕的是我把钱全花了，亲爱的，恐怕捱不到星期一了。”

“管它呢，这有什么关系，反正圣马丁大街那个华人铺子一直同意赊账。那个华人最善良了。”

“糟糕的是我们不能看电影了。今天演什么好片子？”

“柯利纳影院演一部马龙·白兰度的片子。”安娜的声音远了，仿佛是穿过水流到达他耳边的，“是你喜欢的那种侦探片。你要想看，我就找德国女人去借钱。”

她很高兴，小萨，她原谅了你，因为你把巴杜盖找了回来。他想，这会儿她是幸福的。

“我去借钱，然后我们去看电影。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要不打招呼就同朋友去喝酒了。”安娜笑着说，声音越来越远。

圣地亚哥想道：我答应你。窗帘的一角翘了起来，他看见了外面一角阴暗的天空。他可以猜到，外面一直在下那倒霉的细雨下在窄小的胡同里，下在观花埠，下在整个利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