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到1956年，秘鲁处于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里亚将军的军事独裁时期。在那八年里，秘鲁闭关锁国，政府宣布所有政党均为非法组织，公民活动被禁止，报刊媒体受到严格审查，出现了数不清的政治犯和流亡者。我们这一代秘鲁人就是在这种环境里从小孩成长为小伙，又从小伙成长为男人的。比起其他罪行，政府无休止的贪污腐败行为造成的伤害无疑更严重，它们从权力中心蔓延到各个部门和机构，最后使得整个社会都腐化堕落了。

那一时期，秘鲁社会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的无耻、麻木、屈从和腐化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基础。在这部小说中，我利用自由这一小说家的特权，重塑了那段压抑时期秘鲁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我是在苦熬过那段时期的十年之后，在巴黎开始创作这本小说的，当时的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作品，靠当记者谋生。后来我又在利马，在大雪纷飞的普尔曼（华盛顿）和袋鼠谷（伦敦）的一条半月形小街上——那时我还同时在玛丽女王学院和国王学院教书——继续写，最后于1969年在波多黎各写完全书。在那之后，我又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多次修订。我从没在其他任何一部小说上花费如此大的功夫。所以如果从大火中仅能抢救出我的一部作品，我会选这一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伦敦，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