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目的，也没钱，我就这么放假回家了。为了能撑到期末，我已经把欧米茄屏风以十英镑的价钱卖给了柯林斯，这笔钱现在只剩下四英镑。我最后一张支票已经透支了几先令，因此银行通知我，说得不到我父亲许可，我不能再支钱了。我的零用钱要等到十月才能到手。如此一来，前景堪忧，思前想后的，未免对前几个星期的挥霍无度有些懊悔。

学期一开始就付清了膳食杂费，那时候尚有一百多英镑傍身。现在这钱花得精光，商店的赊欠款子一分都还不上。根本没必要的一些花费，也没得着什么乐子，钱都白白打了水漂。塞巴斯蒂安常常取笑我“像个书呆子那样花钱”——可那些钱全花在他身上了，或者是和他一块儿花的。他好像一直很困难。“都是律师给算计的，”他哭丧着脸，“我觉得他们贪下了不少。无论如何，我向来得到的也不多。当然了，只要我要，妈妈都会给。”

“那么，你为什么不问她拿零用呢？”

“啊，妈妈喜欢把东西当成礼物送给人。她人特别好。”他这样的话将我勾画出的她的形象又添了一笔。

现在塞巴斯蒂安隐没到另一种生活里，那种生活是非请勿入的，他不让我和他一起过，被丢下的我十分孤单失落。

等我们老了，回顾起漫长夏天里的放浪形骸，要是矢口否认那些青葱岁月，就未免显得过于狭隘了。一个人在谈他早年经历时，如果略去不谈怀恋少时的美德，不谈改正错误时怀着的懊恼和决心，略去不谈像轮盘赌里不时出现的数字“0”那样的时运不济……如果省略下这一切，那么这样的经历决计谈不上规整。

就这样，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隔着玻璃窗轮番看着外面的花园和街道，极度自责着。回家的头一天下午就是这么度过的。

我知道父亲在家，但他的图书室是个不可逾越的所在。到快吃晚饭时他才出来见我。他将近六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为显老是他本身特质所赐，乍一见到会以为他得有七十岁了，再听他说话，更会以为他已到耄耋之年。他颤颤巍巍地踱着他固有的方步向我走来，脸上含羞带怯地微笑着。他在家吃晚饭时——他很少在别处吃晚饭——会穿一件天鹅绒盘扣的吸烟服，那件衣裳好多年前流行过，也许以后还会再流行，可当时他是在刻意复古的。

“亲爱的儿子，他们没跟我说你回家了。路上累了吧？他们给你茶点了没有？你身体好吗？我刚刚从索纳差因古玩店大胆买了样东西，一件五世纪的陶公牛。正看着呢，都忘了你回来了。车厢里人多吗？你是坐在角落的吗？（他自己不大出门，所以一听到别人旅行就会让他十分关切。）海特给你拿晚报了没有？当然，也没有什么新闻，尽是连篇的废话。”

仆人通知开晚饭了。我父亲长年会带本书到餐桌上，后来看见我在场，便偷偷把书丢在椅子上了。“想喝点儿什么酒？海特，给查尔斯先生准备了什么酒？”

“有些威士忌。”

“有威士忌，也许你喜欢喝别的酒吧？我们还有别的吗？”

“先生，家里没有别的酒了。”

“没有别的酒了。你得告诉海特你喜欢喝什么，他就会给你买回来。我在家里什么酒也不备着了。医生禁止我饮酒，也没有人来看我……你在家里喜欢什么就来什么。会在家里待很久吗？”

“还不一定，爸爸。”

“这是一个漫长的假期，”他沉吟着，“我年轻时，遇上假期总是上山里去办读书会。为什么？为什么呢？”他有点儿气急败坏的，“难道大家认为山区风景有益读书？”

“我想花点儿时间去上艺术学校，肖像班。”

“亲爱的儿子，你会发现学校都关门了。学生们都去巴比松这类地方写生去了。我年轻时有个‘素描俱乐部’——男的女的混在一起（抽鼻子），骑自行车（抽鼻子），穿椒盐色儿短裤，撑着荷兰伞，还有流行的自由恋爱（抽鼻子），荒唐啊荒唐啊……我觉得这样的俱乐部还是有的。你可以去试试看。”

“这个假期，钱是一个问题，爸爸。”

“啊，我在你这个年纪，可不为这样的事发愁。”

“你知道，我缺钱了。”

“是吗？”我父亲事不关己地问。

“事实上，接下来两个月我都不知道怎么挨。”

“嗯，你可真是问对人了，我是最不适合给你出主意的人吧。我从来没有像你这么肝肠寸断地说过‘缺钱缺钱’。能用别的词说吗？比如说手头紧？赤贫？苦恼？景况堪虞？破产了（抽鼻子）？遇难？负债？就说你负债吧，这么说就好了。有一次你爷爷对我说：‘量入为出，你有困难就来找我。别去找犹太人。’废话连篇。你试试看。去找杰尔明街的先生们，跟他们打个白条就能借钱给我。可亲爱的儿子，他们连一个子儿也不会借给你。”

“那你让我怎么办？”

“你表哥梅尔基奥投资不得法，负了很多债。他去澳大利亚了。”

自从父亲在伦巴底每日祈祷文中发现了两页公元二世纪的古埃及手稿而狂喜过后，我还没见过他这么高兴过。

“海特，我的书掉到地上了。”

仆人把书从父亲脚边捡起来，搁在餐桌中间的花架子上。父亲在晚餐其余时间一直没再说什么，除了偶尔高兴地抽几下鼻子，我想不会是他看的书引起的抽鼻子。

我们离开餐桌，坐到花园里。在那儿，他显然顾不得我了。他的思绪已经飘到很久远很久远的年代去了，好像是几世纪以前，人们的容颜模糊消逝，他朋友们的名字都读错了，意思也搞拧了。他以别人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姿势坐着，歪斜地坐在靠背椅上，就着光线高高地斜擎着一本书看。他不时从他的表链那儿取下个金色铅笔盒，在书边缘做个记号。窗户开着，窗外是夏天的傍晚。只听得见钟的嘀嗒声，从贝斯沃特街隐隐传来的车水马龙声，父亲有规律翻动册页的声音。我以前想，一面哭着穷，一面抽着雪茄是极不明智的。现在好了，希望落空，我就回房里取了雪茄来。我父亲头也没抬。刺开雪茄，点燃，信心重回，于是乎我说：“爸爸，你不想我整个假期都跟你在一起吧？”

“嗯？”

“让我在家里待这么长时间你不烦吗？”

“我相信即使我烦，也不会表现出来叫你知道。”父亲温和地说完，又看起书来。

一个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等到最后各式各样的钟都敲响了十一点，父亲合上书，取下老花眼镜。“亲爱的孩子，非常欢迎你回家，”他说，“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他在门口驻留片刻，然后转过身来说：“你表哥梅尔基奥是‘在桅杆前’去的澳大利亚。那个（抽鼻子），我挺好奇什么叫‘在桅杆前’？”

在接下来那闷热的一个礼拜，我和父亲的关系急剧恶化。白天很少看到他，他在图书室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他不时地出来，我总是听到他在楼梯栏杆边上喊：“海特，备车。”然后他就出门去了，有时候半小时或者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有时候就一整天都在外面，他从来不说他干什么去了。我看到仆人偶尔把盘子端到楼上他的房间里，上面有少量婴儿室用的食物——小甜饼、几杯牛奶、香蕉之类的。要是我们在楼梯过道碰到了，他就茫然地看我一眼，咿咿啊啊两声，说“天气真暖和”“天气好极了”。可是在晚上，当他穿着天鹅绒盘扣吸烟服来到花园房间时，他就会正式问我好。

餐桌就是我们的战场。

第二天晚上，我也拿着书去餐厅。他突然注意到了这本书，原来涣散的眼神立刻全神贯注在我的书上了。我们走过走廊时，他偷偷把自己的那本扔在靠边的一张桌子上。等我们坐好，他满腔哀怨地说：“我真这么想的，查尔斯，你还是跟我说些什么吧。这一天我简直累透了。很想跟你聊聊。”

“好的，父亲。我们聊什么呢？”

“聊些让人高兴的事，别让我老跟自己较劲，”他使着性子，“就跟我说说上演的新戏吧。”

“可是我什么戏也没有看过啊。”

“你该去的，你知道，你真该去看看。年轻人整天待在家里，不正常。”

“呃，父亲，我跟你说过的啊，我没钱看戏。”

“亲爱的儿子，你不能让金钱把你困住了。嗯，在你这个年纪，你表哥梅尔基奥就和别人合作写了支曲子。这是他的一大快事。戏还是该去看看的，就当受教育了。如果你读过那些杰出人才的生平传记，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从剧院最高楼座了解戏剧的。据说，像那种地方根本没有乐趣。可也正是在那种地方，你才会发现真正的戏剧评论家和狂热爱好者。这就是所谓的‘和诸神坐在一起’啊。花费不会很多，而且在大街上候场的时候，看‘街头艺人’的表演也会找个乐子的。哪天晚上我们也去和‘诸神’一起坐坐，你觉得阿贝尔太太的烹饪手艺有没有进步？”

“老样子。”

“就这还是受你菲利帕姑妈感召的呢。她给了阿贝尔太太十个菜单，这十个菜单压根儿就没变动过。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倒并不在乎饭菜怎么样，可你既然在家，就得变着花样换口味了。你喜欢吃什么？时令菜是什么？喜欢龙虾吗？海特，告诉阿贝尔太太明天晚上吃龙虾。”

是日晚上的菜是一盆寡淡无味的汤，煎得过了头的、浇着红色调味汁的鱼片，羊肉碎加堆成锥形的土豆泥，还有松糕梨冻。

“我一吃吃这么久，纯属出于对你菲利帕姑妈的尊敬。她坚持说一餐须有三道菜的才算得上中产阶级。‘一旦让仆人随便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她说，‘你就会发现每天晚上啃的都是一块排骨。’其实我最爱吃排骨……事实上，阿贝尔太太外出不在的晚上，我去俱乐部吃的无非也就是块排骨。但你姑妈规定了，我在家吃饭必须保证三菜一汤。哪几天是鱼、肉、开胃的菜式，哪几天是肉、甜食、开胃的菜式——能搭配出好多种花样儿。

“有些人就是能把自己的意见、建议不着痕迹又体贴地表达出来，还表达得挺好，这实在叫人惊异。你姑妈就有这本事。

“要是以为过去我和她天天一起吃饭——像我和你现在这样，那就太可笑了，孩子。她不遗余力地想把我从自己的那块地方里拽出来。常常跟我讲她读的书。她心里想把这儿当成她的家，你知道的。她认为如果让我自个儿过活的话，我就会变得怪僻愚蠢了。或许我已经有些怪僻了，有没有？可是把这儿当她家——不行。最后我还是把她支到外面去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中带着显而易见的威胁。

多半问题是出在我姑妈菲利帕的身上，我现在觉得自己在父亲家里竟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母亲过世后，姑妈就过来和我们父子住在一起了，毫无疑问地，诚如父亲所言，她就是想把这儿当成她自己的家。那时晚餐桌上的种种痛苦煎熬我是根本无从知晓的。姑妈成天陪着我，我想也没想地领了她的情。此种情形持续了有一年。最先开始的变化是她重新启用了萨里那幢原先打算卖掉的房子——我上学时她就住在那儿——她到伦敦来住两天也为的是娱乐和购物。等到了夏天，我们就一起去海滨度假。我在学校最后一年的时候，她离开了英国。“最后我还是把她支到外面去了。”谈起那位好夫人时他的嘲笑和得意扬扬溢于言表，他也知道我听得出他话里有话，有向我挑战的意味。

我们离开餐厅时他问：“海特，你跟阿贝尔太太说了明天要给我订龙虾吗？”

“还没有呢，先生。”

“那就不用说了。”

“好的，先生。”

我们在花园房间里一落座，他就说：“我不知道海特是不是真的打算说龙虾的事，我想他并不真打算提。你知道吗，我相信他认为我是在开玩笑。”

第二天，一件武器凑巧落在我手里。那天我遇见了一个读书时的老熟人，乔金斯，跟我同年。一直以来我都不大喜欢这一位乔金斯。有一回，那还是菲利帕姑妈在的时候呢，他过来喝茶，姑妈就对这个乔金斯做过定论：他骨子里可能比较不错，但头一打眼的印象可不那么喜人。这一回我热情与之寒暄，并邀请他来吃晚饭。他来了，但是变化乏善可陈。父亲事先肯定得到过海特的提醒，说有一位客人要来吃晚餐，所以他没有穿他那身吸烟服，而是换了件燕尾服。这身燕尾服，配上黑色马甲背心，极高的硬领，极窄的白色领带，就算是他的晚礼服了。他穿着这身行头，周身散发着一种忧郁之气，好像穿的是国丧丧服一样。那副神情是打他很年轻的时候起就有的，由于发现这神情大家很是喜闻乐见，便刻意保持了下来。他是向来不穿短上装礼服的。

“晚上好，晚上好。大老远地辛苦了。”

“哦，并不算远。”乔金斯回答说，他住在苏塞克斯广场。

“科学消灭距离嘛，”父亲有些窘迫、尴尬地说，“到这儿是出差？”

“哦，是的，我是做些生意，如果你是指这个的话。”

“我也有个亲戚是做生意的——你不会认识他的，他比你们的年头可早啦。那天晚上我还跟查尔斯谈到他来着。我常常想他。他——”他顿了顿，攒好全副力气去说接下来要说的怪话，“栽大跟头了。”

乔金斯神经质地尬笑了两声。父亲眼带责备地盯着他。

“怎么，你觉得他倒了大霉很好笑吗？或者是我用的词不大常见？要是你你一定会说‘破产’了吧。”

父亲掌控了全局。他让自己有个不起眼的异想天开，断定乔金斯是美国人，于是一整晚都跟他玩着一场精妙的客厅猜字游戏。举凡话语间出现的英语专门用语他都要狂解释一番，把英镑折算成美元，还很有教养彬彬有礼地听他讲话，并且嘴里连连应着“当然当然，以你们的标准来说……”“对乔金斯先生来说，这就显出地方主义的狭隘了”“你习惯在广阔空间……”，云云。老见他这么说，我的客人便隐隐觉得自己的身份别是出了什么问题，可又苦于得不到现成的机会去把身份给解释清楚。所以他一边吃饭，一边不住地留意我父亲的眼神，想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这样子讲话不过是精心安排的玩笑，但他看到的父亲的神色温文尔雅又宽厚仁慈，他就傻了。

有一次连我都觉得父亲说得太过分了。当时他说：“你住在伦敦，一定很不开心玩不了你们自己国家的球类了吧？”

“我们国家的球？”乔金斯迟迟疑疑的，不知道怎么接父亲的话，不过他终于意会到这是表明自己身份的绝佳机会。

父亲看看他，又看看我，原本宅心仁厚的表情变成了愤懑怨怼，等再朝乔金斯看过去的时候，又回复成温文尔雅、宽厚仁慈了，就像一个赌徒一把全押中在骰子四点上了似的。“说到你们国家的游戏，”他温和地说，“指的就是板球呀，”然后控制不住地抽起了鼻子，全身抖动着，还用手帕擦眼。“可不么，在伦敦城里工作，你肯定发现在板球场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了吧？”

他在餐厅门口跟我们道别，“晚安，乔金斯先生，”他说，“希望你下次‘横渡大西洋’时再次光临寒舍。”

“欸，令尊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大约把我当美国人了。”

“他有时候就是这么怪里怪气。”

“我把这番话理解成建议我去参观西敏寺。奇了大怪。”

“不错，我没法解释他这个。”

“我老觉得他在拿我寻开心呢。”乔金斯一脸困惑地说。

几天以后我父亲做出了反击。他找着我对我说：“乔金斯先生还在吗？”

“不在了，父亲，当然不在了。他只是过来吃个饭。”

“哦，我还希望他跟我们一起待几天呢，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啊……那你在家吃晚饭吗？”

“在家吃。”

“鉴于你在家里连续过了好几个无聊之夜，我搞了一个小派对以便换换口味。你觉得阿贝尔太太会来吗？不。我们的客人还没有太确定要请谁，不过卡思伯特爵士和奥姆-赫里克太太一定在列，所谓的主流核心人物……打算其后再听点儿音乐，还为你请了几个年轻人。”

父亲的实际行动完胜了我对他的行动计划所怀着的不祥预感。客人们聚集在我父亲不自觉地称之为“画廊”的房间里，这时我才明白，这些客人摆明了个个都是为了找我不痛快而精挑细选出来的。所谓的年轻人则是葛洛丽亚·奥姆-赫里克小姐，学大提琴的；她的未婚夫，在大英博物馆工作，青春年少秃了顶；还有一位只懂得一种语言的慕尼黑出版商。我看到父亲和那些人站在瓷器架后面冲我直抽鼻子。这天晚上，他在扣眼里别上一枝小小的红玫瑰，好像骑士打仗时佩戴的徽章。

晚餐吃了好久，菜式跟那些客人一样也是精挑细选过来存心嘲弄我的。不是菲利帕姑妈挑选的那几样，而是几个老皇历菜单中七拼八凑来的，那菜单是他还能下楼吃饭的时候就在用的。菜色徒有其表，颜色变化得有模有样，仅在红和白间轮番转换。葡萄酒跟菜式一样寡淡无味。晚餐过后，我父亲把那位德国出版商领到钢琴边，出版商弹起琴了，他就离开客厅，领着卡思伯特·奥姆-赫里克爵士到“画廊”去看那个伊特拉斯坎的陶牛。

这是个让人无比厌倦的夜晚，终于曲终人散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其实也就十一点才过几分钟。父亲自己喝了一大杯大麦茶，说道：“找来的这些朋友闷是真闷！你知道，要不是你在家这个事推动，我永远也不会邀请他们来的。我近来对应酬没有什么兴趣了。既然你要在我这儿住很长时间，我也可以多搞搞这样的派对了。你喜欢葛洛丽亚·奥姆-赫里克小姐吗？”

“不喜欢。”

“不喜欢？是对她的小胡子反感，还是对她的大脚反感呢？你觉得她今晚过得愉快吗？”

“不愉快。”

“我也一样的印象。很怀疑这些客人中谁会认为这是他们最愉快的一个晚上。我认为那个年轻的外国人钢琴弹得糟透了。我是在哪儿遇见他来着？还有康斯塔尼亚·斯梅斯威克小姐——她又是我在哪儿遇见的呢？不过殷勤还是要遵守的待客之道啊。只要你在这儿，你就不会觉得无聊。”

在以后两个星期的冲突中我们两败俱伤，他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就败得更惨。因为他有更多储备可资利用，也有更大的转圜余地，而我却被挤到高地和大海之间的桥头堡进退不得。他从不宣示他的作战目标，我到现在仍然不得而知他目标是否纯粹为了惩戒，他的内心深处是不是存着某种地理政治学的主张，像将菲利帕姑妈赶到博迪盖拉，将表哥梅尔基奥赶到达尔文一样，也将我扫地出门，扫出这个国家。还有，看上去也是最有可能的，他这场仗干得漂亮，是不是仅仅出于，他喜欢能让他崭露锋芒的战斗。

有一天我收到塞巴斯蒂安寄来的一封信，这件引人注目的东西是当着我父亲的面被送来的，当时他正在吃午饭。看见他好奇地打量这封信，于是我把信带走私下去读。信是写在维多利亚时期办丧事用的讣告纸上的，信纸信封头上印着黑色花冠，四周镶着黑边。我急切地读起来：

---布莱兹赫德城堡，威尔特郡

---我也想知道是几月几日

我很早就熟悉他写的信了，在拉文纳的时候就收到过，我本也不该失望的，可是那天，我把这张硬撅撅的信纸一撕两半，随手就扔进废纸篓里了。愤愤地看着肮脏的花园和贝斯沃特街边高低不平的地面，凝视着那些交错的排污管道、防火楼梯和突出来的小小花房，我心里的眼睛看到安东尼·布兰奇苍白的面孔从纷乱的枝叶中显现出来，就像那天在泰晤士餐馆的烛光中朦胧出现一样，在车水马龙的嘈杂声里，我依然听到他的声音在清楚明白地跟我说：“塞巴斯蒂安有时候寡淡了一点，我们也不能怨他……我听他说话时，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吹泡泡’那个让人直犯恶心的画面来。”

以后好多天，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怨恨塞巴斯蒂安。直到星期天下午，他发来了电报，才把这个怨恨阴影驱散了，可这个电报本身却又增加了另一个更深的阴影。

父亲出去了，回来时发现我正焦躁不安地团团乱转。他站在走廊里，头上还戴着巴拿马草帽，面含微笑地对着我。

“你猜不出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上动物园去了，真是太愉快了，看来那些动物很喜欢晒太阳。”

“父亲，我现在得马上走了。”

“是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出大事情了，我得马上赶到他那儿去。海特现在正给我收拾行李。过半小时有一趟火车。”

我把电报拿给他看，电报写得很简单：

“嗯，”父亲说，“我很难过看到你如此慌乱。看电报，很难讲事情真会像你想的那样严重，否则也不可能由受伤者本人签名了。当然了，他也可能神志清醒，只不过眼睛看不见了，脊梁骨摔断而瘫痪了。你究竟有什么必要到那儿去呢？你又不懂医学，你又没有担任什么神职。你是不是巴望得到他的遗物？”

“我跟你说过了，他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

“噢，奥姆-赫里克也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但我就不会在一个暖洋洋的星期天下午手忙脚乱跑到他病床前去。我还得盘算一下奥姆-赫里克太太是不是欢迎我去呢……可我看你倒并没有这样的顾虑。我会惦记你的，亲爱的儿子，不要为我急着回来。”

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傍晚的帕丁顿火车站。阳光透过屋顶的毛玻璃窗，书摊已经关门了，几个乘客在搬运工人旁边不慌不忙地溜达着走……此情此景大可以让别人少安毋躁，对我可不管用。火车几乎是空的。我把手提箱放到一间三等车厢的角落里，然后在餐车里占了个座位。“正餐要过了雷丁站才有，先生，大约七点。您现在要来点什么？”我要了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火车一出站酒就送上来了，刀叉按常规摆放着。艳丽的风景在窗前倏忽而过，可是我对那景致没有一丝兴致。相反地，脑子里的恐怖就像加了酵母一样在不断膨大，大片的泡沫泛起来，呈现出种种灾祸来临的情景。防护栏有人随便举起一支上着膛的枪，马匹或站或立或走动，阴暗的池塘，水下埋着桩子，榆树的枝杈突然在一个宁静的早晨掉下来，一辆汽车抢进了一个死角……种种文明生活里的威胁都从脑子里钻出来，死死缠住我不放。我甚至想象出有个杀人狂魔挥舞着一截铅管子在黑暗的地方做着怪脸。麦田和大片林地飞速掠过，融合进金色夕照里，车轮滚滚，轰轰地在耳中反复震荡着。“你来晚了，你来晚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我吃了东西后换乘往那里去的火车，黄昏时抵达目的地梅尔斯特德-卡布里站。

“是去布莱兹赫德的吗？先生，是的，茱丽娅小姐正在停车场等您呢。”

她坐在一辆敞篷车里。我立刻认出她来。不可能认不出。

“赖德先生？跳进来吧。”她说话的语调和神情跟塞巴斯蒂安一模一样。

“他怎么样了？”

“塞巴斯蒂安？哦，他好着呢。你吃过饭了吗？唉，我想餐食一定糟透了。家里有吃的……就我和塞巴斯蒂安在，就想着等你来了再一起吃。”

“他出什么事了？”

“他没说吗？我想他是觉得如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来了。他踝骨骨折，那骨头太小，小得连个名称都没有。不过昨天已经给他拍了X片，让他休息一个月。他烦得要死，眼见得所有的计划都要搁置了。他又容易大惊小怪的……别人都走了，他就要我留下来跟他一块儿待着。嘿，我想你是知道他能极尽哀求之能事的。我险些就答应他了，可后来我说：‘你肯定能抓来什么人的。’他又说大家不是出去了就是都忙。总而言之，谁也不会过来陪他的。不过他最后愿意试着去找你，我也答应他要是你不来我就陪他——所以你想见得出我有多欢迎你来吧。必须说你一接到电报就大老远赶过来，你人真是太好了。”但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却听出了，或者我觉得我听出了她口气里含着的一点轻视的意味，好像我竟然真的能这么屁颠屁颠地让他招之即来。

“他怎么弄的？”

“信不信由你，玩槌球玩的。发脾气，然后被小铁门绊了一跤，这伤疤可不是很光彩。”

她和塞巴斯蒂安太像了，在渐沉的暮色中坐在她身旁，竟被一种既稔熟又生疏的双重幻觉搞得有些蒙了。就像有人用高倍望远镜看到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仔细观察那人的面孔以及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以为这个人触手可及，可是又很讶异，因为他移动时这个人竟然听不到自己的动静，甚至都没有抬头注意；再后来他用肉眼观察这个人，突然才想起对方对自己来说不过是很远的一个点而已，其实很难说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我了解她，可她并不了解我。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不会比塞巴斯蒂安的长多少，也像塞巴斯蒂安那样，头发从前额梳到后面；她那一双凝视着黑暗公路的眼睛也像他，只是要更大一些；她那涂着口红的嘴唇对这世间倒显得不大友善。她手腕上戴着小珠串手镯，耳朵上是小小的金耳环。在轻便外套下露出一两英寸花绸裙裾；裙子是流行的短裙。双腿修长，正伸展着驾车，合乎风尚。由于她的女性性别感在生人和熟人之间的明显差异无处不在，将我们两人所处的空间填得满满的，我强烈地感知到她特别女性，那种在别的女人身上从未有过的感知。

“在晚上这种时候开车可真紧张。”她说，“我们家会开车的人都不在。我和塞巴斯蒂安其实也是在这里暂住。你可不要指望会有什么热闹的派对哦。”她向面前的储物箱探过身去拿出一盒香烟。

“我不吸烟，谢谢。”

“帮我点一支好吗？”

我长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这样的要求。把纸烟卷从嘴上取下塞到她嘴里的时候，我听到蝙蝠交配时才有的吱吱声。别人都听不见。

“谢谢。你以前来过这儿，保姆说过这件事。我们都觉得你不留下来喝茶这事儿让人有些诧异。”

“那是塞巴斯蒂安的主意。”

“你太听他的了。不该这样……对他也不好。”

我们在车道上拐了弯，树林和天空暗淡了，房子灰蒙蒙的，只有敞开的大门中透出一片金黄。一个男仆等着搬我的行李。

“我们到了。”

她领我登上台阶，进入前厅，把外套扔在一个大理石桌上，随后又弓身撸跑过来迎接她的狗。“我想塞巴斯蒂安可能已经吃过饭了。”

话音未落，塞巴斯蒂安出现在那边柱子中间了，他摇着轮椅过来，穿着睡衣，一只脚上绑着厚厚的绷带。

“嘿，亲爱的，我把你的好朋友接回来了。”她又一次带着几乎察觉不出的轻蔑说道。

“我还以为你快死了。”我说，话说出口便清楚感觉到，跟刚刚一到时的心情一样，自己之所以这般先入为主地恼火而不是因悲剧避免而轻松释怀，是因为觉得被骗了。

“我也以为我快死了。疼得受不了啊，疼得要死啊。茱丽娅，你说今儿晚上你让威尔科克斯拿香槟过来，他会给我们吗？”

“我不喜欢香槟，而且赖德先生已经吃过饭了。”

“赖德先生？赖德先生？查尔斯什么时候都喝香槟的。你懂的，一看到我这只包起来的脚，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得了痛风，所以就更想喝喝香槟。”

我们在一间他们称作“花厅”的房间里用餐。这是间宽大的八边形房间，图案设计比其他房间的要新，四壁装饰着环状雕饰。圆穹顶天花板上是几组规整的、描绘牧羊人的庞贝式风格造像。这些人物画和椴木镀金家具、地毯、墙壁、墙壁上的烛台、天花板上的青铜吊灯……所有这些都是一式的，均出自一个能工巧匠之手。“只有我们两个在的话，我们就常常在这儿吃饭。”塞巴斯蒂安说，“这儿温暖舒适。”

他们吃饭，我就吃了个桃子，把我和我父亲的斗争跟他们说了。

“听起来他还真是个小宝贝儿啊。”茱丽娅说，“我要走了，男孩子们。”

“上哪儿去？”

“育婴室。我答应保姆跟她玩最后一盘跳棋。”她吻了一下塞巴斯蒂安的头顶。我替她开门。“晚安，赖德先生，再见。我想明天我们就碰不到面了。我一大早就会离开。你把我从病床边解放出来，我不知道有多感激你呢。”

“我妹妹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傲骄。”她一走塞巴斯蒂安就说。

“我觉得她不待见我。”我说。

“我觉得谁都入不了她的法眼。可我爱她。她跟我太像了。”

“你觉得她像你？”

“我是说外貌和说话的口气都很像。如果任何人在性格上像我，那我是不会爱他的。”

喝完酒，我就陪塞巴斯蒂安推着轮椅穿过那间有圆柱的走廊去图书室，这一晚上我们就坐在那间图书室里，在以后的一个月里，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坐在那儿。图书室在侧面，下面是湖水，窗子敞着，能看见星星，闻得到美好的空气，满窗都是幽蓝银白的山间月色，喷泉的声响。

“咱俩可要好好儿地过一阵子了。”塞巴斯蒂安这样说。可第二天早晨，我刮着脸，从浴室的窗子看见茱丽娅正把车从前院开出去，车后装着行李，消失在小山后面了，都没回头看一眼。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多年后经过一整夜的不安稳之后听到响起“解除警报”的汽笛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