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廷根读书生活

[标题有改动,原为《十年回顾》。]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  作者:季羡林

自己觉得德国十年的学术回忆好像是写完了。但是,仔细一想,又好像是没有写完,还缺少一个总结回顾,所以又加上了这一段。把它当做回忆的一部分,或者让它独立于回忆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十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如果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期的话,真正的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我也提到过,如果我不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来到德国的话,我的一生将会完完全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今天究竟会在什么地方,还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这个十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十年,有它辉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阴暗悲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比较详细地写在我的《留德十年》一书中,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因为我现在写的《自述》重点是在学术;在生活方面,如无必要,我不涉及。我在上面写的我在哥廷根十年的学术活动,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经,写出了我的经验与教训。我现在想以读书为纲,写我读书的情况。我辈知识分子一辈子与书为伍,不是写书,就是读书,二者是并行的,是非并行不可的。

我已经活过了八个多十年,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是,在读书条件和读书环境方面,哪一个十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十年相比。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的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我平生最羡慕两种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音乐家。而这两种艺术是最需天才的,没有天赋而勉强对付,决无成就。可是造化小儿偏偏跟我开玩笑,只赋予我这方面的兴趣,而不赋予我那方面天才。《汉书·董仲舒传》说:“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极想“退而结网”,可惜找不到结网用的绳子,一生只能做一个羡鱼者。我自己对我这种个性也并不满意。我常常把自己比作一盆花,只有枝干而没有绿叶,更谈不到有什么花。

在哥廷根的十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读书有两个地方,分两大种类,一个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等的书籍,一个是汉文的书籍。我很少在家里读书,因为我没有钱买专业图书,家里这方面的书非常少。在家里,我只在晚上临睡前读一些德文的小说,Thomas Mann的名著Buddenbrooks就是这样读完的。我早晨起床后在家里吃早点,早点极简单,只有两片面包和一点黄油和香肠。到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肠,后来是黄油,最后只剩一片有鱼腥味的面包了。最初还有茶可喝,后来只能喝白开水了。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呆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里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十年,不懂什么叫午睡,德国人也没有午睡的习惯。

我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书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里。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图书收藏的情况介绍一下。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室。梵文图书室起源于何时、何人,我当时就没有细问。可能是源于Franz 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学的第一个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长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极其珍贵的碑铭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对面的大学图书馆里。他的继任人Hermann Oldenberg在他逝世后把大部分藏书都卖给了或者赠给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贵的还不是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零篇的论文。当时Oldenberg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梵学大师,同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互通声气,对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况了如指掌。广通声气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请讲学,二是互赠专著和单篇论文。专著易得,而单篇论文,由于国别太多,杂志太多,搜集颇为困难。只有像Oldenberg这样的大学者才有可能搜集比较完备。Oldenberg把这些单篇论文都装订成册,看样子是按收到时间的先后顺序装订起来的,并没有分类。皇皇几十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列书架上。我认为,这些零篇论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镇所之宝。除了这些宝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书都应有尽有。其中也不乏名贵的版本,比如Max Müller校订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Whitney校订的《阿闼婆吠陀》原刊本。Boehtlingk和Roth的被视为词典典范的《圣彼德堡梵文大词典》原本和缩短本,也都是难得的书籍。至于其他字典和工具书,无不应有尽有。

我每天几乎是一个人坐拥书城,“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就是这些宝典的伙伴和主人,它们任我支配,其威风虽南面王不易也。整个Gauss-Weber-Haus平常总是非常寂静,里面的人不多,而德国人又不习惯于大声说话,干什么事都只静悄悄的。门外介于研究所与大学图书馆之间的马路,是通往车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还不见汽车,于是本应该喧阗的马路,也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真是一个读书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礼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就到这里来。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册的Mahāvastu拼命。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来,走到摆满了书的书架旁,信手抽出一本书来,或浏览,或仔细阅读。积时既久,我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大体上有一个轮廓。世界各国的有关著作,这里基本上都有。而且德国还有一种特殊的购书制度,除了大学图书馆有充足的购书经费之外,每一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独立的购书经费,教授可以任意购买他认为有用的书,不管大学图书馆是否有复本。当Waldschmidt被征从军时,这个买书的权力就转到了我的手中。我愿意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书买回来以后,编目也不一定很科学,把性质相同或相类的书编排在一起就行了。借书是绝对自由的,有一个借书簿,自己写上借出书的书名、借出日期;归还时,写上一个归还日期就行了。从来没有人来管,可是也从来没有丢过书,不管是多么珍贵的版本。除了书籍以外,世界各国有关印度学和东方学的杂志,这里也应有尽有。总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专业图书室。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畅游于书海之中。我读书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读的,一类是浏览的。细读的数目不可能太多。学梵文必须熟练地掌握语法。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虽有许多优点,但是毕竟还太简略;入门足够,深入却难。在这时候必须熟读Kielhorn的《梵文文法》,我在这一本书上下过苦功夫,读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对Oldenberg的几本书,比如《佛陀》等等都从头到尾细读过。他的一些论文,比如分析Mahāvastu的文体的那一篇,为了写论文,我也都细读过。Whitney和Wackernagel的梵文文法,Debruner续Wackernagel的那一本书,以及W. Geiger的关于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过功夫。但是,我最服膺的还是我的太老师Heinrich Lüders,他的书,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细阅读。他的论文集Philologica Indica是一部很大的书,我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有的文章读过多遍。像这样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文学、碑铭等的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极为枯燥、深奥的文章,应该说是最乏味的东西。喜欢读这样文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然而我却情有独钟;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学者的文章,中国是陈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眼间“柳暗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人们一般读文学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轻神怡。然而我读两位大师的论文时得到的美感享受,与读文学作品时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却似乎更深更高。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怪癖;我自己觉得,这确实是“癖”,然而毫无“怪”可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上面谈的是我读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当时我读的书绝不限于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哥廷根大学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所内有一个比梵文研究所图书室大到许多倍的汉文图书室。为什么比梵文图书室大这样多呢?原因是大学图书馆中没有收藏汉籍,所有的汉籍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类的典籍都收藏在汉学研究所中。这个所的图书室,由于Gustav Haloun教授的惨淡经营,大量从中国和日本购进汉文典籍,在欧洲颇有点名气。我曾在那里会见过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Athur Waley等等。汉学研究所所在的大楼比Gauss-Weber-Haus要大得多,也宏伟得多;房子极高极大。汉学研究所在二楼上,上面还有多少层,我不清楚。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楼是做什么用的。十年之久,我不记得,除了打扫卫生的一位老太婆,还在这里见到过什么人。院子极大,有极高极粗的几棵古树,样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树龄,地上绿草如茵。楼内楼外,干干净净,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静,也更幽雅,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我每个礼拜总来这里几次,有时是来上课,更多地是来看书。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一段时间,我帮助Waldschmidt查阅佛典。他正写他那一部有名的关于释迦牟尼涅槃前游行的叙述的大著。他校刊新疆发现的佛经梵文残卷,也需要汉译佛典中的材料,特别是唐义净译的那几部数量极大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至于我自己读的书,则范围广泛。十几万册汉籍,本本我都有兴趣。到了这里,就仿佛回到了祖国一般。我记得这里藏有几部明版的小说。是否是宇内孤本,因为我不通此道,我说不清楚。即使是的话,也都埋在深深的“矿井”中,永世难见天日了。自从1937年Gustav Haloun教授离开哥廷根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讲座教授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来管理。我每次来到这里,空荡荡的六七间大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万籁俱寂,静到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具体的书名已经忘记了。笔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宇宙,下至鸟兽虫鱼,以及身边琐事、零星感想,还有一些历史和科技的记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资料。我读完了全套书,可惜我当时还没有研究糖史的念头,很多有用的资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读梵、汉典籍,情况大体如此。

---节选自《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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