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兼画家王维有一幅名画“雪中芭蕉图”，是《袁安卧雪图》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仍见于著录，后佚。此画在历代久负盛名，评论这幅画的著名学者颇不乏人。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中有一段比较完整的评论：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

沈括的意思就是，在大自然中，雪与芭蕉不能同时并存，而王维偏偏画在一起，却又“造理入神，迥得天意”，令人觉不出矛盾。

沈括的说法影响深远，它被后人用来阐释“神似”胜过“形似”的理论。具体例子颇多，请参阅陈允吉《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见《唐音佛教辨思录》，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11。这里不再引用。

到了当代，陈允吉教授对王维的诗画受佛教影响的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他广征博引，不但引用了释典和中国学人的著作，而且还引用了王维自己的著作。他引征了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诗忌”一条：

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

他认为，惠洪的思路是正确的，王维这一幅画确实是“妙观逸想之所寓”。但“寓”的是什么呢？惠洪没有明说，只暗示其中有佛教影响。陈允吉教授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他利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和能发古人之覆的深入的洞察力，经过详细的论证，引经据典，最后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综上所述，王维“雪中芭蕉”这幅作品，寄托着“人身空虚”的佛教神学思想。这种神学寓意的实质，不论从认识论或者人生观来说，都是体现出一种阴冷消沉的宗教观念，它的思想倾向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一定的艺术形式，总是为一定的思想内容服务的。如果说“雪中芭蕉”确实在艺术上具有“不拘形似”的特点，那末，它同样也是服膺于表现其神学寓意而出现的。（上引书，页10—11）

这结论是能令人信服的。这比沈括以及他的追随者的意见恢廓深入得多了。

写到这里，我一时心血来潮，忽然联想到《歌德谈话录》里谈到的一件事情。1827年4月18日，歌德叫人取出登载荷兰大画师们的作品复制件的画册，特别把其中的一幅吕邦斯的风景画指给爱克曼（谈话的记录者）看。这一幅画画的是太阳正要落山的黄昏时分的农村景色：有村庄，有市镇，有羊群，有装满干草的大车，有吃草的马，还有骡子和骡驹等等。这些都画得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光线和阴影却出了问题：光是从对面的方向照射过来的，被照射对象的阴影投到画这边来。这也是符合自然现象的，没有注意和研究的必要。但是画中的一丛树却把阴影投到和看画者对立的那边去。结果是画中的人、兽、树丛等等，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受到光照。这是完全违反自然现象的。然而爱克曼在最初却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个矛盾。等到歌德指了出来，他才恍然大悟。在这个节骨眼上，歌德说了一段很长的话：

关键正在这里啊！吕邦斯正是用这个办法来证明他伟大，显示出他本着自由精神站得比自然要高一层，按照他的更高的目的来处理自然。光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射来，这当然是牵强歪曲，你可以说，这是违反自然。不过尽管这是违反自然，我还是要说它高于自然，要说这是大画师的大胆手笔，他用这种天才的方式向世人显示：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

歌德接着说：

艺术家在个别细节上当然要忠实于自然，要恭顺地摹仿自然，他画一个动物，当然不能任意改变骨骼构造和筋络的部位。如果任意改变，就会破坏那种动物的特性。这就无异于消灭自然。但是，在艺术创造的较高境界里，一幅画要真正是一幅画，艺术家就可以挥洒自如，可以求助于虚构（Fiktion），吕邦斯在这幅风景画里用了从相反两个方向来的光，就是如此。

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

下面还有不少十分精彩的议论，我不再抄录了，请读者参阅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页136—137。

为了细致深入地说明问题，我抄录得已经似乎太多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抄录歌德的原话，比我自己来阐释要好得多。

看了上面的故事，我想，谁也会立刻就发现，中国唐代王维的“雪中芭蕉”和德国19世纪歌德议论的荷兰大画家吕邦斯的风景画，虽然相距千余年，相去万余里，却有完完全全相似之处：都是违反自然的，都是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的，然而却又都是让人觉得很自然的。

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呢？

中国的评论家和西方的歌德采用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中国评论家所采用的观点是——我想在这里借用陈允吉教授使用的一个现成的词儿——“咏物言志”，而歌德所采用的观点则是“高于自然”。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去深究。我只是认为，从这一件小事上也可以反映出东西方评论重点的分歧：中国着重个人的“志”，也就是个人的思想感情，而西方的着眼点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分歧是再明显不过的。这是不是也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分歧有关呢？我认为是的。

我对于文艺理论只能算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决不敢冒充内行。堂奥未窥，妄论先发，其不贻笑大方者几希矣。但是一个外行或者半外行的看法有时候会为真正的内行所忽略，他们往往能看到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这恐怕也是一个事实。真正的内行是“司空见惯浑无事”了，外行人却觉得新鲜。质诸方家，以为何如？

---1991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