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的这一次回国，却是陶姮首先向丈夫提出的。丈夫惊讶得瞠目结舌，她就娓娓道来地向丈夫讲了一件事情。丈夫听罢，当即表态：“是应该回去。早就应该专为那件事回去一次了！”

于是第二天，夫妻双双向大学请假。丈夫预料，批假不会那么顺利，她也想到了这一点，将请假事由写在了纸上，结果顺利得不能再顺利。正如中国话所说——一路绿灯。

陶姮的请假书，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请假书。三千余字，亲笔用秀丽清新的英文写的……

那是一件三十五年前的事。确切地说，是1975年的一件事。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时期，而陶姮才十三岁。那一年她的父母已从中国的“教育战线”被“扫地出门”八年多了。“文革”伊始，她的父母就因为是“黑线人物”被打入了“另册”，八年中不断转移劳改地，最终被遣送回了她母亲的原籍。一般来说，对于是夫妻的“黑线人物”，往原籍遣送那也首先考虑往男方的原籍遣送。但她父亲出生在香港，便只有将他们夫妻往女方的原籍遣送。父母往哪儿去，自己跟向哪儿，对于十三岁的陶姮，没有另外任何一种选择。起先是父母轮番抱着她背着她转移劳改地，年复一年，后来自己渐渐就能跟着父母走了。当年她父亲的罪名是“特嫌”，在所谓“黑帮”分子中，尤其是万劫不复的罪名，甚至在“另册”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走资派”是在“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还有经过批斗和改造，重新站回到“红线”的可能；“右派分子”还有熬到“摘帽”那一天的盼头；曾经的地主富农，只要不乱说乱动，也只不过就是被视为“死老虎”；而坏分子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特嫌”却是和“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性质同属一类的。“现行”就是现在还有行动，“嫌”在当年差不多就等于“是”。陶姮就是伴随着这样的父母，在经常转移劳改地的过程中，从五六岁一晃成长到十三岁的。她的眼，从小见惯了父母所受的种种凌辱，也见惯了人间种种悲惨又冷酷无情的事情……

母亲的原籍是南方某省一个有八九百户人家的农村。在当年的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大大的农村，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小学还有中学。那小学中学，都是新中国成立前陶姮的外祖父发起集资创办的，她外祖父是科举终年的举人，那以后科举制度就废除了。为了创建村里的小学和中学，她外公将家产折卖了十之七八。她外公家确实曾是村里的首富，他虽然被拥戴为中学校长并兼着小学校长，家境却随之降低得几近于清贫。陶姮跟随父母在村里落户不久，某日村里同时进行了两件事：一是庆祝“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九周年；二是把她外祖父的坟墓给掘了，并当场将骨骸用锄头砸碎，搅拌进粪堆里了。接着开了一通批判会。在批判会上，她的外公被众口一词说成是“假善人”。更有甚者，一个既是中学“革命委员会”委员又是语文老师的男人，瞪着她的父母严厉地问：“知道为什么以前没有动‘假善人’的坟墓吗？”——站在台下第一排的她的父母，此时才敢于抬起头来，都默默地摇头。

那男人大声说：“因为早料到了你们总有一天会被遣送回来，就是要当众掘给你们这些孝子贤孙看的！”——他的左脸有一大片紫痣。

陶姮一下子便记清了他的样子。正如常言所说的，“扒了皮也认得出骨头”。

那天，陶姮的母亲一回到腾给他们一家三口住的小破屋里，对她父亲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么活着，还不如干脆死了算了！”

父亲便长叹一口气说：“是啊，我也这么想的。但如果我们真死了，女儿更可怜了。”

于是母亲一下子紧紧搂抱住她悲哭起来，不敢哭出声，怕被人听到。

陶姮却没哭，也没流泪。

她暗想——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件事是永远也不会结束的。自己才十三岁，熬得到那一天的。熬到了那一天，她就会看到一些自己所憎恨的家伙反过来低头认罪了……

令她的父母和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村里掌权的一些造反派们，居然命令式地要求她去上学。他们的说法是：“你们的女儿必须接受学校里的红色影响。那她的一生还有救，也许还可以争取成为无产阶级的人！”

于是陶姮得以入学。虽然自幼失去正常享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她那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充当起了有水平的老师，使她开智甚早，才十三岁，却将初三各科都已学通。学校起初是不了解这一点的，让她插在初一的一个班。那个班的班主任，正是左脸有一大片紫痣的语文老师，竟然也姓陶。

陶姮很快便成为那个初一班级里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又很快成为全体初一年级学习成绩各科第一的学生。起先第一过的一些孩子，嫉妒了一阵子，对她同仇敌忾了一阵子，后来见她并不因此而傲视他们，不知怎么一来，又暗中成了她的朋友。

孩子之间互相放弃嫌恶，成为朋友，比大人之间容易多了，也自然多了。那些学习好的学生中的几名男生，甚至以保护她不受欺辱和伤害为己任了。他们对她的同情和保护，像阳光照耀进她的心田。也使她更加坚信，一切恶事都将结束的那一天肯定是会到来的。

陶老师认为她不应该再是初一的学生了，建议学校让她跳级到初三去。学校还为此开了一次会，会上有别的几位老师对陶老师的建议大加批判，他们说：“你别忘了陶姮她是什么阶级的后代！她外公早年间是典型的封建地主阶级人物，她父母都是留过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是双料的反动阶级的后代，让她跳级，等于是对全校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的精神打击！那是绝对不行的……”

陶老师反驳道：让她继续留在初一，一直成为全体初一年级各科第一的学生，难道就不是对出身好的学生们的精神打击了？

分数是老师判的，你为什么总给她判那么高的分？！

她题题都对，不给她判100分，那你让我怎么给她判？

还有卷面分！还有格式分！难道哪方面都不能扣去几分吗？

她卷面清洁！她格式规范！反正我是找不出理由扣分的！

陶老师就出示她的卷子给对方看，以证明自己判得公正。

孰料一位老师还真的从她的卷子上看出问题来了，指点着质问：“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三道代数题，全都少一个解题步骤，冲这点就该扣分！一道扣五分，那100分也变成85分了！”

陶老师急赤白脸地说：“我认为对她这样一名学生，那个步骤是完全可以省略的！”

一位老师强词夺理：“省略？还完全？谁知道她那结果是不是抄别的同学的呢？有她的解题草稿证明肯定是她自己解出来的吗？”

陶老师自然拿不出陶姮的解题草稿，他不禁拍了一下桌子：“抄别的同学的？她在全年级甚至可以说在全校学习最好，能抄谁？只有别的同学抄她的份儿！”

主持会议的女老师终于开口了，板着一副正义化身似的面孔，语气极为严肃地指斥：“陶老师，我提醒你不要忘了，你不但是一位老师，还是校‘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你的做法当然那就等于——长资产阶级后代的威风，灭贫下中农后代的志气！怎么，同志们批评得不对啊？姑且不论数学了，再说作文吧。作文有标准答案吗？没有吧？连没有标准答案的作文，你都要次次给她优上，你究竟怎么想的？我看同志们不但批评得对，还不够刺刀见红呢，还没挖到你的思想根源！依我看，是你头脑中那一条阶级的红线画歪了，体现在给分情况上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一个人头脑之中的阶级红线画歪了，那他对人对事的一切立场也就全是错误的！他的每一言每一行也都必然大成问题！”

陶老师张张嘴，分明欲分辩，致使对方又拍了下桌子。

“你不要再辩解了！我还要提醒你一句，别忘了你自己又是什么出身！”

陶老师的父亲1949年以前在省城教育厅当过科长，这是他的软肋，别人无意间触碰到了都会令他全身的神经顿时紧绷起来，何况是在开会之时被校“革命委员会”主任拍着桌子大加训斥！如果不是由于他在“文革”中与父亲划清了阶级界线，脱离了关系；如果不是由于他毕业于师范学院；如果不是由于他写批判文章的能力强（每可达到挥笔成章的水平），按他的出身，连分到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村的中学当老师的资格那也是不具备的，更不要说当上一名“革委会”委员了。尽管他一向言行谨束，其实还是有不少人背地里议论他是混入“革委会”的，应该及时将他清除出去……

那次因陶姮开的会，最终以责令陶老师写一份深刻的检讨而结束。

陶老师们集中在教研室开会之时，一个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班级获得了十分钟自由活动的时间，于是使这个班级的几名学生有机会偷听到了教研室里的会议内容。那几名学生传播给另外几名学生，另外几名学生传播给更多的学生，最终由那些暗中与陶姮结下了友好关系的学生告诉了她。但他们告诉她的情况，已经与教研室里那次会议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了。

即使你今后的作业尤其是考试没有错误，那陶老师也不会再给你满分了！他一定会鸡蛋里挑骨头地硬找出毛病扣你分的！特别是作文，他再也不会给你优上了！——陶姮听到的是诸如此类的话。自然，那几名同学是同情又愤愤不平地说的。

在当年，女人一旦掌权并且“左”起来，往往“左”得比同样的男人可怕多了。而大人们，本应是比孩子们更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在当年却又完全不是那样。在当年，许多许多大人像是邪教徒了。也不过只有少数的孩子，表现出人所本能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对于陶姮，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陶姮听了几名和她暗中友好的同学的话，愣了一会儿，仿佛不在乎地说：“随便他怎么样。”

其实她不是对分数一点儿都不在乎，而是很在乎。因为分数，只有分数，某些情况之下，对她的尊严能起到微小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维护作用。

期末考试后，放暑假前的一天，她在她家住的那间东倒西歪的小破泥草房附近看见了陶老师。她猜不到陶老师为什么会出现在她家附近。其实陶老师已经在那儿转悠好一会儿了，为的是也看见她。她刚从屋后的山上下来，背着一小捆在山上捡的干树枝，用野蒿拧成的草绳捆着，双手攥着草绳的末端。

她一看见陶老师，暗吃一惊，手一松，干树枝散落于背后。如果有人呵斥她“盗窃集体之物”，那罪名尽管小题大做，对于她却也是能够成立的。在当年，山是集体的山，地上长的一草一木，理论上全都归集体所有。村中有个老地主，只因为在河里发现了一条被水禽啄伤、半死不活地漂在河面的巴掌那么大的鱼，捞起捡回家，偷偷炖了锅汤，还被召集百多人的大会批了一通呢！

陶老师四下望望，确定周围没人，快步走到她跟前，替她归拢了干树枝。接着，他捡起了草绳……

她看出他是想替她扎捆，夺下草绳说：“不用您，我自己来。”

她并没说出谢意。事实上，她的话明显有种排斥的意味。弯下腰自己扎捆时，听到陶老师结结巴巴地说：“陶姮啊……我……那个……就……就是你这次考试的作……文……其、其实呢……”

她又将树枝背起，瞪着陶老师的脸问：“老师，您到底想说什么？”

她看出陶老师脸上那片紫痣，分明是更加紫了。

陶老师越发结巴地说，他希望她知道，他觉得她这次的作文那也还是写得不错的。写一些孩子爱护一窝小鸟的事，起码他是喜欢的。分数嘛，只不过是分数，希望她不必太计较，他有他的难处，更希望她能理解……

陶老师是能说会道之人，从没结巴过的。

她低声说：“我能正确对待。我早就能正确对待好多事了。”

说完就走。

她忽然想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

那一个暑假，确切地说，是1976年的暑假，她和那几名暗中与她友好着的同学经常偷偷在一起玩。尽管得避开某些“特革命”的大人们的眼才能聚在一起，却终究还是玩得较为开心的。酒能使男人和男人间更讲义气；儿女能使女人和女人之间更快地找到共同话题；而玩能使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友谊巩固。

9月份开学后，村路上出现了一种当年司空见惯的情形——从小学生到初中生，成群结队地拖着竹子或扛着竹子或抬着一根竹子去往学校。那是南方生长得最多的青竹，也是用途最广的竹。在一个普通的农民手中一年到头没点数过几次钱的时代，上学了的孩子们，只得用自家房前屋后的竹所卖的钱来交学费。一根成竹也就是杯口般粗的竹，可以卖五角钱。细一些的卖三角钱。再细的卖两角钱。每到要交学费的月份，村路上一向会出现以上那一种情形。在学校附近，专为卖竹的学生们设立了收购点儿。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还是要由家长代他们去将竹卖了的。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竹粗人瘦的话，便只有将竹拴根绳在地上拖。五、六年级的学生却宁愿两个人抬一根，那样走得快。而初中生们，则差不多都是一人扛一根，并尽量装出轻松的模样，以显示自己是有把子力气的；连女生也不例外。当年小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三元，中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五元。许多农村里不正规的学校，学费会低些。而那村是个大村，学校上了规模，定为正规学校，学费按县城里学校的标准收。

陶姮的父母都已经没有了工资。起先在不同的地方劳改时，每月各自还有十来元生活费的。自从被遣送到风雷村，连那十来元也取消了，得靠挣工分才能吃上饭。父母的身体都不太好。尤其母亲，被押送到风雷村后，连精神有时候也似乎不怎么正常了。何况，他们从没干过农活，干农活时的笨拙劲儿，比半大的农村孩子还不如。靠他们挣那点儿可怜的工分，一家三口是会饿死的。幸亏父亲对一家的苦难处境是有长期思想准备的，在还有点儿生活费的那几年，硬是口挪肚攒地存下了七八十元钱，缝在一件衣服的兜里。一说又要转移劳改地，别的什么东西都顾不上，首先找出来紧紧抓在手里的便是那件衣服。实际上，一家三口来到风雷村以后，主要是靠那点儿钱才得以继续活着。陶姮心中有数，那点儿钱肯定所剩无几了。开学前，她接连做了几次梦。梦到陶老师冷着面孔伸手向她要学费，而她没钱交，低着头手足无措。她不忍心向父母伸手要学费，有时甚至不想上学了。还有时，甚至想一了百了，干脆死了算了。她预料得到，如果自己真的死了，父母紧跟着就会双双自杀的。她明白父母其实是为了她才屈辱地活着。而自己也是为了父母还能活着，才同样忍受屈辱地活着。

开学前那几天，她还在梦里偷偷砍过别人家的竹，结果被发现。在现场开起了她的批斗会，父母也被拖来陪斗……

然而苦难之境中，居然会有救星。救星是那几名暗中与她友好往来的同学。他们劝她不必因学费而发愁，各自早已为她多砍了一根或两根自家的竹。甚至，也不用她自己一根一根地往学校扛，他们代劳了。她心里既感动又充满温暖，她想自己总得也为他们做些什么，于是就在一本作业本的背面负责记录。谁又卖了第几根竹，卖了多少钱，一笔笔记得一目了然。他们就索性将卖竹所得的钱交由她保管，并委托她一并交给陶老师。不消说，其中包括她的学费。

村路上学生“竹子搬运工”的身影日渐少了，终于有一天，竹与孩子并不形影相随了。新学期开始，各班级各年级正式上课。

一天课间，陶姮像往常一样，独自坐在篮球架下的石条上，望着满操场的学生跑跑跳跳，喊喊叫叫，或仨一堆俩一伙地说话。在学校里她仍很孤独。那是明智的孤独。用现在的说法，是“自行边缘化”。为了不使那几名暗中与自己友好的同学受什么“政治牵连”，也为了不给自己和父母惹什么麻烦。那位校“革委会”主任的女人，即使在中小学生之间，往往也会发现“政治新动向”。十四岁的陶姮对她和唯其马首是瞻的几个老师，不得不防。在她看来，陶老师当然是他们一伙的。

正望得发呆，陶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她身旁，向她伸出一只手，好像被别人逼着似的说：“陶姮，你的学费也得交了……我知道……但今天，已经是学校限定的最后一天。另外八名同学，他们说……他们的学费也在你这儿……由你一总来交……”

最后的话，他说得不太确定，似有求证的意思。

陶姮愣了愣，反应迅速而强烈地回答：“我交了呀！”

与陶老师那种不太能确定的话相比，她的话说得极为肯定。

陶老师诧异了：“交了？交给谁了？”

陶姮不高兴了，往起一站，抗议般地说：“交给你了啊！”

“交给我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昨天早上！在校门口！我碰到了你，就把我们几个的学费交给了你。用手绢包着，有几名同学是可以做证的……”

陶老师眯起眼，呆望远处。望了半分来钟，犹犹豫豫地说：“那……既然是你说的这样……我……我再对对钱数和人数……”

他说罢转身就走。走得急匆匆的，边走还径自嘟囔了句什么。

而陶姮，一时气得浑身发抖。怎么能不气呢？连自己在内九名同学的学费加上课本费杂费什么的，五十多元啊！卖了一百多根竹的钱啊！五十多元在当年的农村，可是不少的一笔钱！没有壮劳力的人家，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也不过仅能挣五十多元！那么大的人了，才昨天的事，怎么可以说忘就忘呢？真忘了还是假忘了啊！

然而下一堂的化学课，陶姮倒也没太由于陶老师问她学费的事分心。她明明将学费交给他了，那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有三名同学看见了。他们都是和她友好的同学，她相信他们肯定会做证的。再说他们也不太喜欢陶老师，因为他平时对学生的要求太严格。但她也没怎么用心听课，在别人家孩子才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父亲就已经将初一至初三的化学常识基本上对她讲过了。父亲曾是大学里的化学教授，比这一所中学的化学老师讲得有趣多了。她只不过背着手端端正正地坐着，想自己一家以后的命运可能还会糟到什么地步。想到伤心处，眼眶一湿，伏在了桌上。

不料下课后，守在教室门边的陶老师叫住了她，阴沉着脸让她跟他到教研室去一下。师生二人进入教研室，已有四位下课了的老师也回到教研室了。有的在喝茶，有的在看报。

陶老师坐下后，对肃立在自己跟前的陶姮说：“我又对着登记册统计了一下钱数，还是少你们九名同学的学费和书杂费。不错，昨天上午我是在校门口碰到了你，但你只问我如果你不买课本行不行。我当时的回答是：‘没有课本你怎么能在学校里学习呢？’是这样吧？但是之后你绝对没给我什么用手绢包着的钱……”

“我绝对给了！”——陶姮大叫起来。

陶老师愣了愣，也提高了声音：“老师是不会记错的！”

“我也是不会记错的！有同学可以为我做证！”

陶姮的声音都发尖了。先进入教研室的，刚进入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的目光都望向了她和陶老师。

陶老师就愣得发呆，良久说不出话来。

陶姮哭了。不但觉得委屈，而且认为清白无端地受到了怀疑，人格也受到了严重侮辱。

“凭什么你说你是不会记错的，我就非得承认是我记错了！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我当时把钱交给了你，你有证人证明我当时没把钱交给你吗？我明明把钱交给你了，你当老师的还朝我要，你就是成心欺负学生！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把我逼得没法儿了，我就死在你家门口给全校的学生和老师看！给全村人看！我如果被你逼死了，即使我父母无法替我申冤，老天爷有眼，他也饶不了你的！”

陶姮宣泄着大喊大叫，愤怒地挥动手臂，轮番跺着双脚。长期的屈辱，长期的压抑，不，是长期的被压迫感，在那一时刻，全面地、总体地、骤然地爆发了！就像通常所形容的：“火山喷发了！”——也可以这么说，十四岁的少女，当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了！她叫喊。后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蹬踹双脚号啕大哭。

那意味着是她对自己和父母以往所遭受的一切一切迫害的表现猛烈的总抗议。当然，也是第一次抗议。十四岁之前，她连那样的意识那样的勇气也丝毫没有。

陶老师半张着嘴，双眼瞪得大大地看着她，惊骇的表情僵在脸上，身子也仿佛被浇铸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了似的。他脸上那一大片紫痣，紫得发黑了，如同老茄子的颜色了。

一位女老师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走到陶姮跟前，将她拽起，拉扯到了门外。

门关上后，她小声对陶姮说：“别哭了，回家去。起码我听明白了，没你什么责任。有些公道，到时候还是会有些人愿意出面主持一下的……”

女老师的话，使陶姮内心里那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宣泄情绪，总算平缓了一下。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用各种解恨的话语，在心里将陶老师诅咒了一遍又一遍。

进了家门，父母还没回家。据父母说，他们这几天跟村里的些个“专政对象”在砍茶秧。当然，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之下。村里的干部们一时觉悟不高，允许村民偷偷将几亩农田栽上了茶秧，为的是可以用卖茶叶的钱解决一下缺少办公费的问题。而所谓办公费，又只不过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支出。此事被革命群众向县“革委会”揭发了，于是引起县里干部们的高度重视，予以严厉批评，勒令限期将茶秧砍光。怕父母一回来看出她哭过，她赶紧洗了脸。擦脸时，目光不禁落在床头唯一的一只旧柳条箱上。柳条箱的四角全被老鼠啃破了，却挂着把小锁。一家三口每人有一把钥匙，全都将自己认为还有点儿保存价值或重要的东西放在里边。陶姮那一把钥匙总是挂在颈上，她俯身开了锁，从中取出了一个小木匣子。包括自己在内的九名同学的学费和书杂费，在没交给陶老师之前，便放在小木匣子里。她那么做，可以说是条件反射的促使。就好比大人怀疑孩子刚偷了什么东西，而孩子将所有的兜都弄了个兜里外翻，然后大声说：看，我就这几个兜，有吗？！

但是当她打开小木匣时，傻眼了——手绢包着的钱竟还在里边！

怎么会这样！

她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仿佛都不流动了，觉得连心跳也停止了。

如果……

如果这时候陶老师出现在面前，那自己就是全身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即使出现在面前的不是陶老师，是在教研室里亲眼看到自己号啕大哭起来的任何一位老师，自己也完了！就算出现在面前的不是那几位老师中的一位，而是几名与自己暗中友好的同学中的一名，自己的下场也肯定会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他们是出于同情和正义才暗中维护她的，他们是认为她品行好才不顾她的家庭问题暗中和她成为朋友的——而现在事情变成了这样，谁还能认为她品行好呢？

怎么会这样啊？！

但事情又确确实实变成了这样！

不管是谁看到了此刻那些用手绢包着的钱居然在她手上，她也肯定将被视为一个极其卑鄙的人无疑！尽管她才十四岁！而且还会视她为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在教研室里她的号啕大哭，尽管事实上是真哭，在别人看来那也肯定是逼真的表演了！

那自己还有脸活吗？

只有自杀！

那父母还活个什么劲儿呢？

也只有自杀！

想到以上一环套一环的可怕结果……不，那简直可以说是可怕的下场啊！不但可怕，而且死了也没人同情，只会被说成是可耻的下场……她腾地从床边站起，目光迅速巡视一番，拿起了窗台上的一只空饭盒，将手绢包慌张地塞入饭盒，盖好之后，夹着就往外跑。跑出家门，考虑到了什么，返身又跑回屋，再抓起了一把镰刀……

她一口气跑到屋后山上，选择了一棵最粗的树，蹲下飞快地用镰刀掘个坑，将饭盒埋入了坑里。直起身后，再将浮土踩平，收集了些落叶盖在上边……

之后，这十四岁的少女在一块山石上坐了下去，开始寻思事情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样。渐渐地，她理清了头绪。原来，和同学们一起卖竹子那几天夜里，她接连做过情形相似的梦，梦见在校门口或教室门外碰到了陶老师，主动地甚至有些高傲地将包括自己在内总共九名同学的学费交给了陶老师……

你不是几次在课堂上强调——非贫下中农子女是没资格申请免费的吗？

我陶姮绝不会低三下四地苦苦哀求免费的。

你看，我交得起学费！

这样的梦做了几次之后，在她头脑中，梦境于是“变成”了事实。或者这么说，当陶老师伸手向她要学费时，深深印在她头脑之中的那深刻的梦境，条件反射地促使她立刻就这么回答了一句：“我交了呀！”

这十四岁的少女，当时自然是并没想到“条件反射”四个字的。但一点儿也不影响她终于寻思明白了这么一点——原来是自己将梦里的情形和事实搞混了……

接下来她不得不苦苦寻思的是——事情已然变成了这样，那我究竟该怎么办？寻思了半天，却并没寻思出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办法。而她比较满意的办法那就是，既足以保护了自己的品行不受怀疑，又不至于昧着良心使陶老师替自己背上黑锅。主动承认自己记错了，当然也就全没陶老师什么事了。但谁又能相信自己确实是记错了，而不是原本打算贪污了同学们辛辛苦苦卖竹子所得的学费，只不过在陶老师的“审问”之下才不得不放弃卑鄙可耻的企图呢？那是一个全社会都相当一致地习惯于有罪推断的年代。不论什么人，如果不幸和“坏”字、“罪”字或“卑鄙”之类的字词发生了干系，只要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带头坚持认为他或她肯定是有罪的，起码是企图犯罪的，那么许许多多的人都会将那不幸之人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陶老师肯定是一个坚持认为她罪名成立的人无疑了，估计那八名和自己暗中成为好朋友的同学，也会认为她玷污了他们对她的友情，而他们看错了人。

她转而又这么想——陶姮，你为什么坐在这儿苦苦寻思，寻思来寻思去的，非寻思出一个对陶老师也有利的办法不可似的呢？事情明摆着，如果对他有利了，对你自己肯定就是一场灾难了啊！他如果是个还不错地对待过你的人，你倒也值得替他考虑。可他对你是多么的不公正啊！作为老师，他甚至非昧着良心鸡蛋里挑骨头，硬是从你的作业和考试卷上挑出根本不是错误的错误，于是仿佛理所当然地降低给你的分数。他那么做之前替你考虑过吗？在乎过你的感受吗？他那么做就不“坏”就不“卑鄙”就不“可耻”了吗？进而，她又联想到了陶老师在批斗大会上当着自己一家三口所说的那些恶狠狠的话。他当时的样子，以及他当时所说的某些话，直到那一天，仍像一根根钉子钉在十四岁的少女心上。

当这少女下山时，她已经决定了坚持将那些学费交给了陶老师的说法。哪怕刀架在脖梗上也不改口。劝她离开教研室的那位女老师不是显然地相信了她的话吗？这对她有利。只要采取一种宁死不屈的坚持态度，事情的结果将肯定对自己更有利。至于陶老师，见他妈的鬼去！谁叫他是一个坏人呢！十四岁的少女经由自己一家的命运，总结出了一条区别好人和坏人的经验——凡是对命运被踢入悲惨之境的人麻木不仁、毫无同情心者，都只不过勉强算个人，却绝非好人。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为了争取到什么利益而不惜加重别人悲惨命运的人，当然是从里坏到外的百分之百的坏人！对坏人怎么样那是谈不上昧良心不昧良心的！她要替许许多多她这样命运的孩子，她父母那般命运的父母惩罚惩罚坏人。有机会能够惩罚一个，为什么不惩罚？

当她二次进入家门时，父母已经回到了家里，都背靠一面墙肃立着。除了父母，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学校负责保卫工作的副校长，也是“革委会”成员。另一个是县教育局的什么人物，在开学典礼上，代表县教育局“革命委员会”到学校来讲过话的。

破家里虽然东西少得可怜，但还是被翻得乱七八糟。连枕头和被褥也被拆开了。她明白，那两个男人对她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

十四岁的少女丝毫也没表现出忐忑不安的样子。一则那是她自幼便见惯了习惯了的事，二则她内心里已经树立了一种“正义信念”。起码她自己认为是正义的。

县教育局的干部上下打量着她问：“你就是陶姮吧？”

她默默点了一下头，默默站到了母亲身旁。但并不像父母一样垂着双臂低着头。相反，她将腰挺得格外直，昂着头，下巴微微翘起，睥睨着两个大男人。

副校长问：“陶姮，你干什么去了？”

她立即回答：“到河边去了。”

她想她不能说到山上去了，万一他们组织人搜山呢？五十多元钱的事，在如今是屁大点儿的事，在当年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当年有些仅仅挪用了二十几元公款的人，那还被判了三五年不等的刑呢！何况那五十几元钱关系到九名学生的学费和书杂费。

副校长又问：“刚放学不久，拿着镰刀到河边去干什么？”

“想砍些柳条。”

她平平静静地回答。那一时刻，十四岁少女的应激反应被空前机智地调动了起来。如同阿庆嫂，刚回答了上句，下句便已成竹在胸了。句句回答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县教育局的干部迅速地接着问：“砍柳条干什么？”

他以为他问得那么迅速，如果她是在撒谎，定会被问得张口结舌。

十四岁的少女抬起一只手臂，指着被翻得见底的柳条箱说：“我家柳条箱被老鼠啃了那么多洞，我想用柳条把那些破窟窿补上。”

副校长紧接着问了两个字：“你会？”

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将有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我爸妈以前还不会干农活呢，他们现在不是渐渐地在干中学会了点儿吗？我已经十四岁了，对于我，不应该再把自己当小孩儿了。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要从现在开始，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学会做种种我以前不会做的事。”

教育局的干部紧接着又问：“那为什么空手回来了？”

她说：“看到了一条蛇盘在柳树枝上，这么长，这么粗，吓得我不敢在河边了……”

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县教育局的干部一摆头，他们先后走了出去。

而陶姮，紧跟在他们后边去关门。她从门缝看见也听到了，县教育局的干部刚走两步站住，问副校长：“你怎么认为？”

副校长嗫嗫嚅嚅地说：“我觉得，不太可能是……陶姮想要昧了那笔……”

县教育局的干部说：“那还用说？当然不可能！我指的是，你对陶姮这名学生有什么看法？”

副校长张张嘴，什么话也没说，想必是不敢轻易发表看法。

县教育局的干部却说：“我倒是觉得，咱俩刚才，有点儿像《沙家浜》‘智斗’那场戏里的胡传魁和刁德一……”

副校长却说：“胡传魁对阿庆嫂当时还讲那么点儿义气，从我这方面而言，对陶姮一家绝没什么义气可讲。不论我们学校还是我们村的干部，在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那是从来也不含糊的……”

县教育局的干部大声打断了他：“得啦得啦，别净扯些不三不四的！我认为，陶姮这一名女生，很是与众不同。才十四岁，你看她那种从容镇定的模样，比不怕事的大人还不怕事！今年是哪一年？”

“今年……1976年……”

“‘文革’进行几个年头了？”

“可能……十年了……对，十年都多了……”

“亏你还知道今年是1976年，亏你还知道‘文革’已经进行十年多了！同志，政治斗争更激烈了！各条战线都更需要政治典型了！我看陶姮就是一个值得树立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要是连她都成了那样的典型，那就等于为‘文革’立了一大功！你们要尽快将陶姮树立成那样的典型！谁有什么异议，就说是县教育局的指示！”

副校长诺诺连声地听了一通训后，跟随在县教育局干部身后，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这使陶姮未免奇怪，不明白副校长为什么回望她的家门。然而县教育局那位干部的话，对于她如同服下了一颗药效极快又极强的定心丸。她暗想：看来事情往下的发展对我更加有利了。

这十四岁的少女，从那一天开始善于审时度势了。

她刚从门口退开，母亲首先走到了她跟前，心有余悸地问：“女儿，告诉妈实话，你究竟在学校闯了什么祸？”

她若无其事地回答：“妈，我发誓，我绝对没做任何招惹他们到家里来搜查的事。”

她竟能把话说得很令人安慰。

“那他们为什么来？”

“不是快过‘十一’了嘛，也许是按照要求，例行公事呗。”

父亲也走到了她跟前，狐疑地问：“你在门口站那么久干什么？”

她说：“他们站在不远的地方说话，我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父亲走到门前，弯下腰，也将脸贴在门缝朝外望了一眼，转身又问：“听到了？”

她点一下头。

“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应该把我树立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父亲就又走到她跟前，一下子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好像马上有人要来将她从家里拖走似的，顿时流下泪来，无奈而悲怆地说：“她妈，他们这是要从感情上和咱们争夺女儿啊，那咱们怎么争得过呢……”

结果母亲低声哭了。

而她发誓般地说：“爸，妈，你们都放心好了，我永远是爱你们的女儿。不管是谁，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也休想从感情上把我和你们分开。”

她从父亲怀里挣脱了，走到床那儿去，往柳条箱里收拾东西。

父母对视一眼，随即一齐望着她，都吃惊他们十四岁的女儿口中，怎么一下子说出了大人话？而且说得不动声色。

正是从那一天起，十四岁的陶姮，与她的少女时期告别了，如同在思想上破瓜。

副校长回头望她的家门自然是有原因的。那位副校长与陶老师长期不和。他出身比陶老师好，却不如陶老师那么有才。确切地说，陶老师那种挥笔成章写大字报的能力，是他这辈子也难以具有的。有才的人，总是难免被嫉妒的。嫉妒陶老师的老师不少，那位副校长是嫉妒得最公然也最厉害的一个。其实陶老师也不值得多么嫉妒，因为对陶老师的政治原则是早已内定了的，即“只可利用，不可重用”。但是在当年，许多有这样的才能或那样的才能的人，不敢痴心妄想被重用，只不过希望被偶尔利用一下，那也是没有资格的。县里有次派人到学校考察干部，对那位副校长的结论中竟有这么一句：“政治上是位可靠的好同志，遗憾的是能力不足。如果有陶老师一半的才华，那也可以继续培养提拔。”这一结论的意思明摆着是，认为他没有继续培养提拔的前途了。也许人家并没有这么绝对的意思，而且也不是白纸黑字的正式结论。但那话一传到他耳中，简直要把他气疯了。从此以后，他对陶老师不仅心怀嫉妒，而且滋生恨意了。偏偏，少了五十多元学费的事，由他来负责处理。由他一处理，上升为案件的性质了。而既然连县教育局的干部都认为陶姮这名学生不可能昧了那五十多元钱，结论也就只有一种了。想不到竟有由他来给陶老师做结论的这一天，他高兴得都想唱歌。

他还是找了三名学生来了解情况。那三名学生竟是陶老师一一点出的。这对于陶老师就又很不幸了，因为他们都是与陶姮暗中要好的学生。他们似乎从副校长的询问中品咂出这么一种意思——事情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陶姮一方是没问题的，但仍需有旁证才能下结论。这三名学生的学费也在那五十多元之中，他们当然希望早点儿下结论。

一名学生说：“我虽然没亲眼看见，但我和陶姮一块儿往学校走时，听她说过那一天要把我们的学费给陶老师。”

另一名学生说：“我也听她那么说了。而且，在学校门口是陶姮主动叫住陶老师的。她一只手一边还往书包里伸，我想她就是要掏出那五十几元钱来……”

前两名学生是女生，第三名学生是男生。

那男生说：“陶姮叫住陶老师后，他俩先进校门了。但是我等了陶姮一会儿，我亲眼看到陶姮从书包里掏出了用手绢包着的钱，并且一递一接地交给了陶老师。我愿意把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写成证言……”

之后，那位副校长自然就该找陶老师谈话了。那是一场就两个人的谈话，气氛严肃得接近严峻，陶老师显出忐忑不安的表情来。

“陶老师，那么，只得请你看看这个啰！”

陶老师看过那名男生写的证言，脸上就淌下汗来了。

他说：“这……或者……也许真的是……可我确实不记得……那，我会把钱放哪儿了呢？”

“是啊，你把钱放哪儿了呢？”

“大概……是我一时大意，把他们九名同学的学费弄丢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副校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宁愿补上那五十多元钱，下个月就开始从我的工资里扣好了……”

而副校长却哧了一声，不置可否地说：“先谈到这儿吧。”

说完起身便走。

坐在椅子上的陶老师呆如石人……

隔日，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许久，老师才进入陶姮那个班的教室。但不是应该给他们上那一节语文课的陶老师，而是别的班的一位班主任，身后紧跟着副校长。

副校长宣布：陶老师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一位老师了，从即日起，由别的班的那位班主任暂时代理这个班的班主任。

那一节课的纪律空前地好，连平日里惯于搞笑捣蛋的学生，也皆坐得端端正正。几乎每一个同学，似乎都是在屏息敛气地听课。又似乎是被施了定身法，灵魂集体出窍，游荡向四面八方去了……

放学时，一辆从县里开来的警车停在校门口，垂头耷拉脑的陶老师，被两名公安人员押上了警车。

许多同学目睹了那一幕，陶姮也看见了。

据说，陶老师哀求在他被押上警车之前，不要给他戴手铐；两名公安人员没理他的哀求……

在一个案件涉及一笔去向不明的钱的情况之下，主要当事人如果承认是被自己丢失了，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工资里扣，那其实也就等于承认是被他贪污了。

当年，结果必定会是那样。

那五十多元钱并没从陶老师的工资里扣。他既已从一位老师变成了一个贪污犯，也就同时失去了当老师的那一份工资。五十多元钱，比他此前每月的工资还多二十元。五十多元钱，于是成了他家以后欠学校的债务。他家还有四口人：老母亲，是社员的妻子，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和才五岁的女儿……

那天，陶姮回到家里没吃午饭。晚上父母回到家里时，见她躺在床上。她说她有点儿不舒服；父母以为她来例假了，既没多问，也没勉强她吃晚饭。

夜里，她咬住被角，无声地哭，泪水湿透了枕头……

几天后，代理班主任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严严肃肃地对她说，校“革命委员会”经开会研究，已内定她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了，希望她以后在各方面都努力争取表现得突出一些，尤其在政治方面要有突出的表现。绝不可错过机会，辜负培养……

从此，她成为班级里乃至学校里一名很忙的学生了。她开始被通知参加各种政治思想学习班了，也开始被要求写大批判稿，在各种大批判会上发言了。她写的大批判稿，代理班主任替她一稿两稿地改不说，校“革委会”的头头们还要互相传阅，各自勾改一番才能定稿。以至于连她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登台所念的究竟算是谁写的批判稿。

整个9月份，学校似乎不是学校了。三天两头地开批判大会，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幕后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批“隐蔽在地下的翻案集团”……究竟批的是谁们，全校没有一名学生能说明白。陶姮也不明白。由于根本不明白，反而全没了半点儿有可能伤害到某个具体的、活在当世的人的心理障碍。写那类批判稿，她只当是在被迫练字；而登台读那类批判稿，她只当是在当众“开嗓子”。“开嗓子”是村里的一种普遍说法，即可着嗓子喊，据言对少男少女们的成长是有益的。否则，少男少女们变声以后，男的也许会是公鸭嗓，女的说起话来则永远的细声细气。那样的大姑娘，一旦做了媳妇，岂不是要受婆家人的欺负？故，谁家的少男少女大哭大闹、大喊大叫时，父母和邻人们是不理不睬的，只当那也是在“开嗓子”。

是的，陶姮每在台上激昂慷慨地大声读那类批判稿，并且一次次带头振臂高呼口号时，只当自己是在“开嗓子”而已。

于是她听到些夸奖话了。当面听到的夸奖话全是同学口中说出的，而老师们口中说出的夸奖话，则全是同学们转述给她听的。

她对那些转述半信半疑。

然而确实的，她的嗓音变得响亮了。她渐渐习惯于将一篇批判稿大声读得惊神泣鬼了，有一定经验了，知道应该将哪些句子读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了。

那是人心躁动不安的日子。几乎每一个人的心都在躁动之中加深着不安，如同动物本能地预感到将要发生大地震。似乎一切革命歌曲都失去了鼓舞的作用和影响，最后经常响彻校园的只是同一首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仅仅一句，不比歌名多一个字，也不比歌名少一个字。

陶姮最听不得的夸奖话是——“有老师说你的才能将来一定会超过陶老师！”

每次听到同学转述那样的夸奖话，陶老师双手被手铐铐着，并且被推搡着经过校园的情形立刻像电影片断一般浮现在她眼前。那时她即使高兴着，也会顿时高兴不起来了。

十四岁的这一个少女，内心里开始迷信因果报应。独自一人时，往往会想到“天谴”二字。这两个字是她从母亲口中听说的。母亲在家里诅咒那些不把她当人对待的家伙时，就说他们迟早会遭“天谴”。

“天谴”二字每每使陶姮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

虽然，由于她差不多快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典型了，父母竟也沾光，有时候有点儿被当人看待了，但这也抵消不了她内心深处的那一种恐惧。

“十一”照例放了三天假。

以前和她暗中要好的同学中，只有那名写了文字证言的男生来找她玩过。另外几名同学，因为她有点儿像是学校里的“红人”了，觉得他们的同情和保护对她有些多余了，一个又一个主动疏远她了。而那名男生叫李辰刚——正是他后来追求过陶姮。

这使她很伤心。也很无奈。

李辰刚将她引到了河边，两人之间保持距离地呆坐了一会儿，谁也不敢看谁。

终于，她听到他小声说：“我永远也不会出卖你的！”

她缓缓抬起头，鼓足勇气望向他；他却已经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跑了……

到了10月中旬，某日从省城开来一辆小汽车，将陶姮一家接走了。

直至那时，她才觉得，恐惧将离自己远了。但“天谴”二字，却似乎仍黏着她。

在省城，他们一家三口被临时安排在招待所里。每天都有人来看她的父母，那时她便躲出房间去。

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父母一块儿从外回来。显然都喝了不少酒，半醉不醉的。

母亲说：“女儿，‘四人帮’粉碎了！”

她疑惑地望着母亲，不明白什么“四人帮”不“四人帮”的，头一次听说。

父亲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咱们一家可以过正常生活了。”

她愣了片刻，小声问：“不必再回风雷村接受改造了？”

父亲说：“不必了。”

母亲说：“真的！”

十四岁的少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