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哥伦布航行到“印度”的时候，欧洲的猎巫运动还没有成为一种大规模现象。然而，利用魔鬼崇拜作为打击政敌和诋毁整个民族（如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武器，在精英阶层中已经很普遍了。不仅如此，正如西摩·菲利普斯所写，在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迫害型社会”(persecuting society)，为军国主义和基督教的不容异说所滋养，它把“他者”主要视为侵略的对象(Phillips 1994)。因此，不足为奇的是，“食人族”“异教徒”“野蛮人”“畸形种族”和魔鬼崇拜者成为欧洲人“进入新的扩张时代”的“民族志模型”（同上：62）。这为传教士和征服者解释他们遇到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性习俗提供了滤镜。其他的文化标记也促成了“印第安人”形象的发明。其中最污名化以及也许是投射了西班牙人劳动需求的形象是“赤身裸体”和“鸡奸”。这使美洲印第安人被定性为生活在动物状态下的人（因此可被变成役畜），尽管一些报告也强调他们倾向于分享（作为其兽性的标志），“用他们的一切来换取价值不大的东西”(Hulme 1994：198)。

将美洲原住民定义为食人族、魔鬼崇拜者和鸡奸者印证了下列说法是虚构的，即征服美洲是出于传教的使命，而非不加掩饰地追求金银财宝。这种说法在1508年帮助西班牙王室获得了教皇的祝福和对美洲教会的完全权威。在世人以及可能在殖民者自己眼中，它还消除了对他们对“印第安人”实施的暴行的任何制裁，从而成为他们杀人的许可证，而不论受害者会做什么。事实上，在新世界，“鞭子、绞刑架和枷锁、监禁、酷刑、强奸和偶尔的杀戮成为执行劳动规训的标准武器”(Cockcroft 1990：19)。

然而，在第一阶段，被殖民者作为魔鬼崇拜者的形象可以与更积极的甚至是田园诗般的形象并存。殖民者将“印第安人”描绘成无辜、慷慨的人，过着“没有劳作和暴政”的生活，让人想起神话中的“黄金时代”或人间天堂(Brandon 1986：6—8；Sale 1991：100—101)。

这种描述可能是一种文学上的刻板印象，或者如罗伯托·雷塔马尔等人所言，是“野蛮人”形象的修辞对应物，表明欧洲人无法将他们遇到的人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但这种乐观的观点也和征服美洲时期（从1520年到1540年）西班牙人仍然相信原住民会很容易被改变和征服一致(Cervantes 1994)。这是一个大规模洗礼的时期，当时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说服“印第安人”变更名字，放弃他们的神和性习俗，特别是一夫多妻制和同性恋。有乳房的妇女被迫遮盖自己，穿着腰布的男人不得不穿上长裤(Cockcroft 1983：21)。但在这个时候，与魔鬼的斗争主要包括焚烧当地的“神明”，尽管在1536年（宗教裁判所被引入南美洲）和1543年之间，墨西哥中部的许多政治和宗教领袖被方济各会神父胡安·德苏玛拉加(Juan de Zumarraga)送上审判台并被烧死。

然而，随着征服美洲的进行，殖民者并没有留出任何适应调节的空间。当人们把自己的权力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时，不诋毁他们到认同消失的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早先有关于温柔的泰诺人的颂歌，但一台意识形态机器发动了起来，它与军事机器相辅相成，将被殖民者描绘成“肮脏的”和从事各种可憎行为的恶魔。而以前被归为仅仅是缺乏宗教教育的罪行——鸡奸、食人、乱伦、异装——现在被视为“印第安人”受恶魔统治的标志。于是，他们可以被合理地剥夺土地和财产（Williams 1986：136—137)。关于这种形象的转变，费尔南多·塞万提斯在《新世界中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New World，1994)中写道：

根据同时代“印第安人”的历史记录——如德戈马拉的(De Gomara 1556)和阿科斯塔的(Acosta 1590)——可以推测，这种观点的改变是由于欧洲人遇到了像阿兹特克和印加这样的帝国，它们的镇压机制包括献祭活人(Martinez et al 1976)。耶稣会会士约瑟夫·德阿科斯塔(Joseph de Acosta)于1590年在塞维利亚出版了《印第安自然与道德史》(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其中有一些描述让我们生动地感受到西班牙人对大规模牺牲的排斥，特别是阿兹特克人的牺牲，涉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战争俘虏或购买的儿童和奴隶）。然而，当我们阅读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emé De Las Casas)关于毁灭印度群岛的记载或其他任何关于征服的记载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西班牙人会对这种实践感到震惊，他们自己不也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而毫无顾忌地犯下难以言表的暴行吗？据科特兹说，1521年，他们屠杀了10万人，只是为了征服特诺奇蒂特兰(Cockcroft 1983：19)。

同样，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食人仪式在征服美洲的记录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与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医疗实践一定没有太大区别。在16、17世纪甚至18世纪，饮用人血（尤其是暴毙者的血）和木乃伊水（通过将人肉浸泡在各种烈酒中获得）是许多欧洲国家治疗癫痫和其他疾病的常见方法。此外，这种“涉及人肉、血液、心脏、头骨、骨髓和其他身体部位的食人行为并不限于社会的边缘群体，最体面的圈子里也在进行着这些活动”(Gordon-Grube 1988：406—407)。因此，西班牙人在16世纪50年代后对原住民的恐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冲击。它必须被看作内在于殖民化逻辑的反应，不可避免地对殖民者想奴役的人进行非人化并为之感到害怕。

西班牙人轻松地将征服美洲后席卷该地区的流行病所造成的高死亡率合理化，将其解释为上帝对印第安人卑劣行为的惩罚，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策略是多么成功。此外，1550年在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和西班牙法学家胡安·吉内斯·德塞普尔维达(Juan Gines de Sepulveda)就“印第安人”是否应被视为人类进行了辩论。如果没有将印第安人视为动物和魔鬼的意识形态运动，这是不可想象的。

16世纪50年代后开始在欧洲流传的描绘新世界生活的插图完成了将印第安人降格的任务。插图中有大量的裸体和食人宴会，让人想起女巫的巫魔会，她们以人头和肢体为主菜。这类文学作品的一个晚期例子是约翰·路德维希·戈特弗里德(Johann Ludwig Gottfried)编撰的《安提普德的生活》(Le Livre des Antipodes，1630)。其中展示了许多可怕的画面：妇女和儿童用人的内脏塞满自己，或者食人族围着烤架，一边看着烤制的人体残骸一边大吃特吃。先前，法国方济各会会员安德烈·特维(André Thevet)也为生产将美洲印第安人作为畜生存在的文化做出贡献。他在《法国南极洲的奇特之处》（Les Singularitéz de la France Antarctique，巴黎，1557）中描绘的插图以人类的四肢、烹饪和宴会为核心主题；还有《真实的历史》（Wahrharftige Historia，马尔堡，1557）一书作者汉斯·施塔登(Hans Staden)描述了他在巴西食人印第安人中做俘虏的情况(Parinetto 1998：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