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列班与女巫》一书呈现了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与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利奥波迪娜·福图纳蒂(Leopoldina Fortunati)合作开展的研究。我们研究项目的主题是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妇女。1984年，我们将第一批成果集结成《伟大的凯列班：资本主义第一阶段中反叛的身体史》［Il Grande Calibano. Storial del corpo social ribelle nella prima fase del capitale(Milano: Franco Angeli)，以下简称《伟大的凯列班》］一书出版。

我对这项研究的兴趣源自美国女权运动发展中的辩论：究竟什么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以及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应采取怎样的政治战略。当时出现了各种观点，试图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分析现实中的性别歧视。这些视角主要由妇女运动的两大分支——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然而我认为，它们都没有对妇女遭受社会和经济剥削的根源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反对激进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倾向于以跨历史的文化结构为基础来解释性别歧视和父权统治。他们推测，这种结构是独立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运作的。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妇女的历史不能与具体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分开。他们的分析优先考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工人的妇女。但是，根据我当时的理解，他们的立场的局限性在于没有承认再生产领域是价值创造和剥削的源泉。由此，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根本上是因为女性被排除在了资本主义发展之外——这一立场再次迫使我们从文化制度来解释，性别主义(sexism)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中如何存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产生了追溯妇女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历史的想法。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以及其他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行动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系列论著启发我开展了这项研究。这些论著在当时是非常有争议的，但它们最终重新塑造了关于妇女、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话语。这些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科斯塔的《妇女与社会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1971)和詹姆斯的《性别、种族和阶级》(Sex, Race and Class，1975)。

正统马克思主义(the Marxist orthodoxy)将妇女遭受“压迫”和从属于男子解释为封建关系的残余。与此相反，科斯塔和詹姆斯认为，对妇女的剥削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妇女是最基本的资本主义商品——劳动力——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正如科斯塔所说，妇女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unpaid labor)一直是剥削雇佣工人即“工资奴隶制” (wage slavery)的基础，也是其生产力的秘诀(1972：31)。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不是由于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积累是无关的（支配妇女生活的严规证实了这种无关性并不存在），也不是由于亘古不变的文化制度。相反，它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社会生产制度的后果。这种制度不承认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是资本积累的源泉。相反，这种制度将其神秘化，将其视为一种自然资源或个人服务，同时从这个过程中的无酬劳动中获利。

科斯塔和詹姆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的剥削的根源是性别劳动分工和妇女的无偿劳动，借此表明超越父权制和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是有可能的，并赋予父权制以特定的历史内容。她们还开辟了道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新阐释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利奥波迪娜·福图纳蒂和我开始研究只能被委婉描述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东西，并开始寻找学校里没有教过我们但事实证明对我们的教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从理论上提供了对家务劳动的主要结构成分的起源（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资本主义如何具体使用工资来操控没有工资之人的劳动，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出现，妇女的社会地位被贬低）的理解，还展现了现代女性和男性概念的谱系——这一谱系挑战了后现代理论的假设，即“西方文化”近乎本体论地倾向于通过二元对立来刻画性别。我们发现，性的等级制度总是为统治服务：只有不断花样翻新地分裂那些它打算统治的人，它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这项研究的成果是《伟大的凯列班》一书。该书试图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但在这一过程中，大家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被证明是不够的。其中不足的是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等同于雇佣劳动和“自由”劳动者的出现。然而这隐藏并自然化(naturalize)了再生产领域。《伟大的凯列班》对米歇尔·福柯的身体理论提出了批评。正如我们所论述，福柯对身体所受到的权力技术(power technique)和规训(discipline)的分析忽视了再生产的过程。他将女性和男性的历史折叠成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并且对女性遭受的“规训”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他从来没有提到近代身体遭受的最可怕的侵犯之一：猎杀女巫。

《伟大的凯列班》的主要论点是：为了理解妇女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的历史，我们必须分析资本主义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变化。因此，此书研究了在16、17世纪的欧洲，家务劳动、家庭生活、育儿、性、男女关系以及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重组。《凯列班与女巫》承接了这一分析；然而，本书的范围与《伟大的凯列班》的不同。因为它是依据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我们对妇女历史日益增长的知识而写的。

在《伟大的凯列班》出版后不久，我就离开了美国，到尼日利亚任教，在那里待了近3年。在离开之前，我把我的论文埋在了地窖里，不会想到不日我将需要它们，但在尼日利亚逗留时的环境并不允许我忘记这项工作。1984年至1986年是尼日利亚的转折点，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些年里，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尼日利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谈判，最终通过了一个结构调整方案(a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这是世界银行为全球经济复苏开出的通用药方。

该方案宣称可以让尼日利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但很快就显示出，这涉及新一轮的原始积累以及对社会再生产的合理化。其目的是摧毁最后残留的公共财产和社区关系，从而强加更多形式的劳动剥削。因此，我看到在我眼前发生的，与我在写《伟大的凯列班》时研究到的历史非常相似。其中包括对公有土地的攻击，以及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怂恿下）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坚决干预：调节生育率，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人口规模，因为从尼日利亚未来要融入全球经济的角度看，这些人口要求过高且没有纪律。除了这些恰如其名的“严惩违纪”(War Against Indiscipline)的政策外，我还目睹了一场谴责妇女虚荣心和过分要求的厌女运动在火上浇油，以及一场在许多方面类似于17世纪“妇女之争”(querelles des femmes)的激烈辩论壮大发展。这场辩论涉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方方面面：家庭（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育儿，妇女的工作，男女的身份认同和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关于过渡时期的研究有了新的意义。在尼日利亚，我认识到，反对结构调整的斗争是反对土地私有化和“圈地”(enclosure)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斗争不仅反对公有土地的“圈地”，还反对社会关系的“圈地”。这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起源。我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规训在这个星球上赢得的胜利是多么有限。有许多人仍然认为自己的生活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要求是根本对立的。对于开发商、跨国机构和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尼日利亚这种地方的问题。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来源。因为它证明，在世界范围内令人敬畏的力量依然在对抗着资本主义强加的生活方式。与尼日利亚妇女组织(Women in Nigeria，WIN)的接触同样带给我力量。该组织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女权主义组织，它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尼日利亚妇女为捍卫自己的资源和拒绝世界银行目前提倡并强加给她们的父权制新模式而进行的斗争。

到1986年底，债务危机波及学术机构，我再也无法养活自己。于是我离开了尼日利亚，即便我的精神与这片土地同在。但是我会一直想到那些对尼日利亚人民发动的攻击。因此，重新研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愿望在我回到美国后一直伴随着我。我曾以16世纪的欧洲为镜来解读尼日利亚事件。在美国，是尼日利亚的无产阶级把我带回到了欧洲内外争取公地和反抗资本主义规训妇女的斗争中。回到美国后，我也开始教授面向本科生的跨学科课程。在那里，我面对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圈地”：知识的圈地，也就是说，新的一代人日益丧失了对于我们共同历史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在《凯列班与女巫》中，我重构了中世纪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欧洲无产阶级抵抗资本主义到来的斗争。我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让专家之外的人们了解这些分析所依赖的证据，而且是要在年轻一代中重新唤起对漫长的抗争史的记忆——这种记忆在今天有被抹杀的危险。如果我们要找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拯救这种历史记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替代方案的）这种可能性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听到这条路上前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