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老离开修室大约有二十五分钟。时间已过了十二点半，而这次聚会的当事人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却还没有来。但是大家几乎像是把他给忘了，所以当长老返回修室时，发现他的客人们相互间谈兴正浓。居中心地位的首先是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和两位司祭修士。米乌索夫也想加入谈话，其热切之状显而易见，可是他又不走运，看得出只处于次要地位，别人甚至很少答理他，这一情况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只能在他窝着的一肚子火上浇油。事情是这样的：以前他跟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学识方面也作过几次较量，一直不大能够冷静地忍受伊万对他不够重视的态度。

“至少迄今为止，我始终站在欧洲一切先进思潮的前列，可这新的一代全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忖道。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自己作了保证要坐在椅子上缄口不语，有一段时间他确实保持沉默，但是面带嘲讽的冷笑注意着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他窝火的神态显然感到高兴。他早就打算回敬米乌索夫一二，现在可不想错过机会。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弯腰挨到他的邻座米乌索夫肩旁，压低嗓门再一次逗他：

“您刚才因何不来一个‘作亲吻状’然后离去，而居然愿意留下与如此不体面的一群为伍呢？因为您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和损害，所以留下来想展现一下才智作为报复。现在您非向他们展现您的才智不可，否则是不会走的。”

“您又来了？相反，我马上就走。”

“走在最后，比所有的人都晚！”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又刺了他一下。这几乎正好是在长老回来的一刹那。

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长老在原位上坐下后，向大家环顾一周，仿佛在殷勤相请他们继续谈下去。阿辽沙对长老的面部表情研究有素，他清楚地看到长老疲惫已极，是在强打精神应付。他的病发展到最近一个时期，已多次出现因精疲力竭而昏厥的现象。差不多正是昏厥前那样的惨白此刻正在他脸上扩散。但他显然不愿请来客散去；他对这次聚会似乎抱有自己的目的，——究竟什么目的呢？阿辽沙在留神观察。

“我们正在谈论这位先生的一篇极有意思的文章，”管理图书的司祭修士约西甫神父指着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对长老说。“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不过中心思想好像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一位神职人员就教会社会法庭及其权限的问题写过整整一本书，而这位先生针对该书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很抱歉，足下的文章尚未拜读，但我听说过，”长老道，同时以专注而犀利的目光凝视着伊万·费尧多罗维奇。

“这位先生的立论极有意思，”管理图书的那位神父继续说，“看来他在有关教会社会法庭的问题上对于政教分离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这很有意思，但究竟怎么个否定法？”长老问伊万·费尧多罗维奇。

后者终于对长老的提问作出了反应，态度也并不像阿辽沙从昨天起就担心的那样客客气气中包含俯就的意味，倒是谦虚而又沉稳，显然很有礼貌，一点也不像别有用心。

“鄙人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两种成分——即教会的实质和国家的实质——彼此间的这种混淆，无疑将是永久的，尽管这种状态是不可思议的，非但永远不可能使之转变为正常状态，甚至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协调都办不到，因为其基础是虚伪。在诸如司法之类的问题上，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妥协，依在下愚见，从真正和纯粹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作为拙文对立面的那位神职人员声称，教会在国家中占有明确和肯定的地位。鄙人则以为不然，并向他指出：相反，教会应当把整个国家包含在自身之内，而不是仅仅在国家中占一席之地；即使由于某种原因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从本质上说，无疑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整个基督社会今后发展的直接目标和首要目标。”

“完全正确！”寡言少语、颇有学问的修士帕伊西神父说，语气十分坚决，甚至有些激烈。

“不折不扣的教皇极权论[“教皇极权论”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其基本词义为“山那边”，指的是阿尔卑斯山之南即意大利一边，后来演化成主张把神权与世俗政权集于教皇一身的理论。俄国东正教会并不隶属于罗马天主教廷，米乌索夫是借用此词替代教会极权主义。]！”米乌索夫大声指出，同时不耐烦地倒换一下他跷起的二郎腿。

“嗳，我们这儿可没有山！”约西甫神父当即作出反应，接着面向长老继续说：“他的文章回答了对手——请注意，是一位神职人员——的好多论点，其中包括如下一些‘根本性和实质性的’论点。论点之一：‘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把权力据为己有，以支配其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论点之二：‘刑事与民事裁判权不应属于教会，因为教会无论作为神职机构，还是作为人们为宗教目的而结成的联合体，这都是与它的性质不相容的。’最后，论点之三：‘教会乃不属于人世间的天国。’……”

“一个神职人员从事这样的文字游戏简直荒谬绝伦！”帕伊西神父又听不下去了，便插言道。“足下反对的那本书我读过，”他向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说，“一名神职人员竟然说出‘教会乃不属于人世间的天国’这样的话，当时我就惊讶不置。既然不属于人世间，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于世上。《圣经》福音书中‘不属人世间’一语不是在那样的意义上使用的。任意玩弄这样的词句实在太不应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到世上来立教的。顾名思义，天国自然不属于人间，而是在天上；但要进入天国，除了通过建立在地上的教会，没有其他途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做世俗的文字游戏是荒谬和无聊的。教会是真正的王国，是受命进行统治的，而且最终无疑将成为统治整个大地的王国，——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得到上帝许诺的……”

他一下子不作声了，像是克制住了自己。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恭敬而认真地听他说完，然后非常沉着、但依旧和颜悦色、坦荡诚恳地面向长老继续说：

“拙文的中心思想是这样的：古时候，在基督教创立之初的三个世纪内，基督教仅以教会形式出现在世上，也仅仅是教会。当异教的罗马国有意成为基督教国家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局面：罗马成了基督教国家后，只是把教会包容在自身之内，但它本身在非常之多的活动中仍和以前一样是个异教国家。其实，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但在罗马这样一个国家内，异教文明和异教学问留下的东西太多了，例如国家的目的和基础便是。基督教会进入这个国家后，无疑不能放弃它的任何一条宗旨，不能偏离立教的基石，只能认定自己的目标走下去，那是上帝亲自给它指出的铁定目标，其中一项就是使全世界以及整个异教古国向教会转化。由此可见（我是说如果放眼未来的话），不应该由教会作为‘任何社会集团’或‘人们为宗教目的而结成的联合体’（拙文的论战对手提到教会时的用语）在国家内为自己谋一席之地，而是相反，地上的任何国家以后都必须完全向教会转化，并且只能成为教会，而非其他，凡是与教会目标不一致的任何目标一概加以排除。这一切丝毫不会辱没了它，不会剥夺它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名誉和光荣，不会使它的统治者丢面子，只会把它从虚伪的、仍然是异教的歧路引上通向永恒目标的唯一正道。因此，《论教会社会法庭之基础》一书的作者，如果在寻求并端出这些基础时，把它们仅仅看作一种权宜之计，看作在我们这个有罪和不完善的时代还少不了的一种妥协，那么，他的观点就对了。可是一旦该书的作者擅敢宣称，他现在端出的、其中一部分刚才帕伊西神父已经列举的那些基础，乃是坚如磐石、浑然天成和亘古不变的基础，那就直接背离了教会，背离了教会亘古不变和坚如磐石的神圣使命。这便是拙文的中心思想，可以说是它的一份完整的提纲。”

“简言之，”帕伊西神父又说了，他在每一个字上都用了强音，“按照在我们这个十九世纪暴露得太清楚的某些理论，教会应当蜕变为国家，仿佛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化，然后消失在国家内，让位于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教会不干并且进行抵抗，那就在国家内划一个角落给它作为补偿，——在现今的欧洲大地上到处都是这样。按照俄国的观念和意愿，不应当让教会蜕变成国家并视之为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化，相反，应当让国家最终有幸成为教会，只成为教会，而非其他。将来定当如此，定当如此！”

“哦，说实在的，听了你们刚才的话，我倒是不那么气馁了，”米乌索夫笑道，同时又倒换了一下他的二郎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实现这样的理想是无限遥远的前景，除非基督第二次降临人世。反正是理想，怎么想都可以。是啊，美妙的乌托邦式空想，那时战争、外交家、银行都将消失。甚至有点儿像社会主义。我本来还以为这一切都是真格的，以为教会现在就要干起来了，比如审理刑事案件，判处笞责和苦役，也许还有死刑。”

“如果现在只有教会社会法庭而没有其他法庭，那么教会现在也不会把犯人送去服苦役或处死。犯罪行为以及对犯罪的看法将来肯定会改变，当然是逐步改变，不是一蹴而就，但也是相当快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从容不迫地说，连眼睛也没眨一下。

“您真的这么想？”米乌索夫凝神看了他一眼。

“如果一切都成了教会，那么教会可以把犯罪和桀骜不驯的人革出教门，而不必砍头，”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继续说。“请问，被革出教门的人有哪里可去？要知道，到那时不但必须像现在这样离开人们，而且还必须离开基督。因为他犯了罪不仅与人们为敌，也是跟基督教会作对。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现在也是这样，但毕竟没有明文规定，所以现今的罪犯与自己的良心相互妥协的情况层出不穷。现今的罪犯几乎都对自己这样说：‘我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但我并不反对教会，不是基督的敌人。’可要是教会取代了国家的位置，那时罪犯再要说这样的话就难了，除非他把人世间的教会一概否定。‘人人都错了，人人都偏离了正道，全人类都是冒牌的教会，唯独我一个凶手兼盗贼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到底是很难的，需要具备许多特殊的条件，需要各种很少遇到的情况凑在一起。现在，我们不妨从另一面来探讨一下教会本身对于犯罪的观念。难道教会不应当摒弃目前这种近乎异教的态度？如今为了保护社会，对于受感染的肢体只是把它截去了事，难道教会不应当改一改这种机械的做法？不应当转变观念（不是弄虚作假，而是彻底转变），对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获救、再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又弄不明白了，”米乌索夫打断了他的话，“又是什么空想。轮廓模糊得很，听也听不懂。革出教门是怎么回事？怎么个革法？我怀疑，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您是在拿别人开心。”

“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长老忽然开言道，于是大家马上都朝他转过脸去，“要知道，如果现在没有基督教会，那么罪犯为非作歹便没有任何制约，甚至事后不会受到惩罚——我说的是真正的、而不是像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机械的惩罚。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刺激心灵，而真正的惩罚才是唯一有效、唯一能起威慑和驯化作用的办法，它包含在人们自身的良知中。”

“敢问此话怎讲？”米乌索夫怀着极大的好奇心问。

“事情是这样的，”长老开始说。“包括流刑、苦役在内的处罚——过去还要加以鞭笞——其实并不能使任何人改邪归正，主要的是几乎没有一个罪犯怕这样的刑罚，因而罪案非但不见减少，反而愈来愈多。这一点您不会不同意吧。由此可见，社会并没有得到什么保护，因为有害的部分虽然被机械地切除，流放到远处去了，算是眼不见为净，但立刻会出现另一个罪犯来取而代之，也许会出现两个。如果说在我们的时代有什么在保护社会，甚至使罪犯改恶从善，变成另一个人，那么仍然唯有表现为人们自身良知的基督之法。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社会即教会的儿子犯了过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即教会犯了过错。可见，现代罪犯只有面对教会，而不是面对国家，才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如果裁判权属于作为教会的社会，社会便知道该把哪些被革出教门的人拉回来，重新加以接纳。现在的教会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裁判权，只有从道义上加以谴责的权力，自己置身于实实在在地惩罚罪犯的事务之外。教会不开除罪犯的教籍，反而像慈父一般不断地规劝他。不但如此，教会还努力保持与罪犯的各种教务接触：让他参加教堂的礼拜、领圣餐，给予施舍，对待他与其说像犯人，不如说更像俘虏。现在世俗法律对罪犯采取排斥和切除的办法，如果连基督社会即教会也像世俗法律那样排斥他，哦，主啊，那他会怎么样呢？如果在每一次国法制裁之后教会也紧接着以开除教籍来惩罚他，那会怎么样呢？没有比这更走投无路的绝境了，至少对俄国的罪犯如此，因为俄国的罪犯还有信仰。不过，也难说，那时也许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罪犯绝望的心中也许会丧失信仰，那怎么办？

“但教会作为慈爱的母亲自己不参与实实在在的惩罚，因为罪犯受到的国法制裁已经太痛苦了，总该有人可怜可怜他吧。教会不参与惩罚，主要因为教会法庭是唯一包含真理的法庭，因而在实质上和道义上不能与任何其他法庭相结合，即使达成暂时的妥协也不能。在这方面不能做交易。据说，外国的罪犯很少悔过，因为现代的各种学说使他确信，他的罪行并非罪行，而只是对不公正的压迫势力的反抗。社会运用对罪犯占有优势的力量十分机械地把他从自己身上加以切除，在切除的同时还伴之以憎恶（至少欧洲人自己关于他们欧洲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伴之以憎恶和遗忘，丝毫不关心作为自己兄弟的他今后命运如何。

“由此看来，一切都由缺乏教会最起码的怜悯而起，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那里已经根本没有教会，剩下的只是一些教会工作人员和壮丽的教堂，而那里的教会本身早就在热衷于从教会这种低级形态向国家这种高级形态过渡，将来无非是完全消失在国家之内，至少在信奉新教路德宗的国土上看来是这样。在罗马，宣告由国家取代教会则已有一千年了。[公元756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将腊万纳至罗马的一带地方赠予教皇，是为教皇国之始，定都罗马。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领土逐渐缩小，1870年全部并入意大利王国，教皇退居罗马城西北之梵蒂冈。1929年，意大利政府承认梵蒂冈的主权属于教皇。]故而罪犯自己已不觉得自己是教会的一员，被开除教籍的结果是破罐子破摔。这种人一旦重返社会，往往满怀仇恨，好像是社会本身把他开除出社会的。这会导致何种结局，您可以自己推断。在许多情况下，我国似乎也是这样。但问题恰恰在于：除了设置的法庭，我国还有教会，它始终把罪犯作为自己亲爱的、并且仍然视为宝贝的儿子与之保持接触；此外，教会法庭也还保留着，哪怕仅仅保留在头脑里，虽然不是实实在在的法庭，但毕竟作为未来的一种梦想存在着，而且连罪犯自己凭着灵魂的直觉无疑也是承认的。

“刚才在这里谈到，如果教会裁判权真的实行起来并且充分发挥其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都变成教会，那么，不仅教会法庭能对罪犯的改恶从善产生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影响，而且犯罪行为本身也可能真的会减少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这话有道理。再者，教会对于未来的罪犯和未来的罪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也将与现在的观念完全不同，教会将有办法使被弃绝者重返社会，使图谋不轨者悬崖勒马，使堕落者获得新生。

“诚然，”长老淡然一笑，“目前基督社会本身还没有作好准备，仅靠七位贤人撑着；但由于这样的贤人不会减少，教会仍将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以期从几乎还是异教联合体的社会完全转变为全球统一、主宰一切的教会。将来定当如此，定当如此，即使等到地老天荒亦无妨，因为只有此事才是注定要实现的！不必为时间和期限犯愁，因为时间和期限的秘密在于上帝的睿智，在于他的预见和他的爱。按照凡人的估计，也许还邈乎其远的事情，根据上帝的意旨，也许已到了门口，呼之欲出。上述局面定当实现！”

“定当如此，定当如此！”帕伊西神父虔敬而又严肃地连声附和。

“奇怪，太奇怪了！”米乌索夫说，他的口气与其说火爆冲动，不如说潜藏着愤怒。

“究竟哪一点使您觉得如此奇怪？”约西甫神父小心翼翼地问。

“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米乌索夫大声说，像是一下子发作了，“把国家撇在一边，把教会抬到国家的位置上！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教皇极权论，这简直是通天教皇极权论！这是连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格列高利七世（约1020—1085），罗马教皇，意大利人。宣扬教皇权力高于一切，不仅有权任命主教，而且可以废除君王。]也不曾梦想过的！”

“您完全倒过来理解了！”帕伊西神父正色道，“不是教会变成国家，这一点必须明白。那是罗马，是罗马的梦想。那是魔鬼的第三次诱惑！正相反，是国家向教会转变，国家上升到教会并在全世界成为教会，——这就与教皇极权论，与罗马，与您的解释完全相反，这恰恰是正教在地上的伟大使命。此星将从东方升起。”

米乌索夫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他的整个姿态显示出不寻常的自尊感。他的嘴角泛起一丝倨傲俯就的浅笑。阿辽沙提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注视着他。整个这一席谈话使阿辽沙全身心激动非凡。他偶然向拉基津瞥了一眼，只见拉基津仍站在门口老地方一动也不动，认真谛听，留神观看，尽管垂着眼睛。但从他两颊活泼泼的红晕阿辽沙猜到拉基津也很激动，看来程度不下于他。阿辽沙知道拉基津激动的原因。

“请允许我向诸位讲一个小故事，”米乌索夫忽然摆出一副特别堂皇的气派，郑重其事地说。“在巴黎，那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就在十二月政变[指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1851年12月2日举行的反革命政变。]后不久，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当时位居要津的大人物，在他家中遇见一位极有意思的先生。此人不是一般的密探，好像是一大批政治密探的头目，——可以说，是个相当有势力的官儿。我抓住这个机会，出于十分强烈的好奇心与他交谈起来。他不是作为熟人受到接待，而是作为下属来向上司报告公务的，由于看见了我在他的上峰家中受到的礼遇，他算是瞧得起我，多多少少表现得比较坦率，——当然喽，那是有一定限度的，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客气，而不是坦率，法国人就是善于这样子表示客气，何况他发现我是个外国人。但我很理解他的意思。我们的话题是社会革命党人，顺便提一下，当时社会革命党人正受到迫害。谈话的主要内容这里就略去了，我只想引用从那位先生口中突然冒出来的一通绝妙高论。他说：‘其实，对于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和革命党人——我们并不怎么担心；我们有人监视他们，他们有什么动静我们全知道。但其中有一些——虽然为数不多——是特殊人物，他们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最担心的正是他们，这些人很可怕！基督徒社会主义者比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更可怕。’这番话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刚才听了诸位所言，我忽然把他的话记起来了……”

“您是不是把他的话用到我们身上来，把我们当做社会主义者了？”帕伊西神父单刀直入地问。

但是，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没想出该如何回答，门开了，迟到那么多时间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走了进来。说实在的，大家好像已不再等他，所以他的突然出现在最初一刹那反倒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