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汤若望和北京士人的关系真的像上面生日贺文中展现出来的那样高山流水，互相欣赏，那么杨光先攻击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文章又算什么？确实，杨光先写有多篇批驳汤若望和天主教的文章，都铿锵有力，表现出一副要把天主教赶出中国的架势。尽管长期以来杨光先作为反天主教、反西方的早期代表人物，一直颇受学者的关注，但有几个问题鲜有人追问过：到底杨光先在他所处的时代算是什么分量？他的议论能代表当时士人的想法吗？如果能，那么可以说他的主张从某方面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想法；如果不能，那么杨光先的议论就只是他的个人观点。

要了解当时士人对杨光先的看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跟他同时代的人怎么评论他：

1．章正宸（？-1646），崇祯四年进士，复社社员，后跟随南明反清，最后拒绝降清，遁入空门。

“杨光先，草莽甲士，妄干朝事，已属不经；且以不祥之器轻污禁地，滔天之罪，可胜诛耶！盖条陈参劾亦常事耳，何须作此怪诞之为?"21

2．王士禛（1633-1711），顺治十五年进士（1658），在官场、文坛、诗坛都有盛名。

“杨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师，以劾陈启新，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22

上面两条都是对杨光先在崇祯末年抬棺进宫一事的评论。当时杨光先为表示死谏决心，抬着棺材进了朝廷。明末党争，互相参劾是朝堂文化的一部分。文士以敢于坚持谏言、坚持意见为荣。如果因为进谏、议论而被处死或者下狱，这在当时被文士视为一种荣誉，堪比武将战死沙场。当时杨光先带着棺材进宫参劾陈启新，确实惹怒了崇祯皇帝，把他流放去了辽西。当然带棺进宫一事也成为北京士人的谈资。上面两条评论中的章正宸、王士禛与杨光先是同时代的人，也都是当时京城士人中的头面人物。可以看出，两位对杨抬棺之举并不认可，认为杨只是通过乖张行事来博取关注而已。所以二人对杨进谏的论点都没有提及。除了对杨光先持负面评价外，二人在评论中都对杨的身份颇有微词。明代重视科举，能够通过各级科试考取功名，是当时士人资历的根本所在。章正宸和王士禛都是一路通过科试，进京拿了进士的人。而反观杨光先，连最基层的科试都没有考过。杨光先生长在黄山脚下的安徽歙县，是人才辈出之地，也是著名的歙砚产地。而章正宸说“杨光先，草莽甲士”，很明显这不是在说他来自偏远不毛之地，而是指他没有功名，出自“草莽”之中，也就是没有什么来历。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章要说杨“妄干朝事，已属不经”。在章的眼中，没有功名，不属于士大夫圈子的杨光先根本不配干预朝廷之事。王士禛的评论，虽然没有章正宸的尖刻，但是对杨光先的鄙夷也是跃然纸上。不仅说他“敢言”之名是妄得，还说他是“市侩之魁”。显然，王把杨归到市侩之中，而非士林之下。

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其实有两套基本评价体系。一是时人的评价，二是后来人的评价。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历史，容易将这两套体系混淆，会以已度人，以今度古。跟杨光先同时代的人，对杨的评价并不多，倒是他去世一百多年后，陆续有人注意到杨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论述。由于切合了后世的一些局势，关注杨光先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本书主要关注同时代的人对杨光先的评论，以寻求还原接近当时实情的历史。对于杨参劾汤若望一事，王士禛也有评价：

康熙六年，疏言西洋历法之弊，遂发大难，逐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汤若望，而夺其位。然光先实于历法毫无所解，所言皆舛谬。······先刻一书，曰《不得已》，自附于亚圣之辟异端。可谓无忌惮矣。

王士禛是1658年的进士，后在康熙朝做官。从杨光先1659年第一次参劾汤若望到1664年历狱发生，王士禛都可算是京城官场内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王士禛是否跟杨光先有过来往，已无从考证。但作为时人，王士禛认为杨光先对汤若望的攻击“所言皆舛谬”，而且将杨光先攻击汤若望的真正目的归结为要夺汤若望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王还提到了杨光先的《不得已》一书，对这本攻击天主教的书基本可以说是不屑置评，因为杨光先竟然在书中自比亚圣孟子来辟异端，这对王士禛这样的传统士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所以王士禛评论说“可谓无忌惮”，相当于说杨恬不知耻。当时杨光先在北京士人中落下不知廉耻的印象大概也不是孤案。1664年，传教士介绍天主教的《天学传概》要出版，许之渐读过后觉得还不错，为这本书写了序。许之渐是进士出身，在朝做官，同时也是北京士林里的头面人物。杨光先当时正在参劾汤若望和天主教，他私下找到许之渐，要许表态他写的序是应酬文章，并非出自本心，这样他就可以不参劾许。这下把许之渐惹怒了，认为杨寡廉鲜耻，是在侮辱他。后来许之渐并没有撤下他写的序，当然也因为杨的参劾被牵连到案子中。这是后话。

通过这些简单回顾，可以看到当时北京的士人圈子并不认可杨光先，不认为杨是他们中的一员，更不可能把杨视为士人的代表。尽管杨光先的名字在后世书写的清史书中经常被提及，也在西方写的天主教传华历史中出现，但这是因为后来写史和读史的人对中西冲突方面的历史有特别兴趣，因而杨作为其中的典型人物被记录了下来。但从任何角度看，杨光先在当时的士人圈子中都是没有地位的，他的言行自然也不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