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两会期间，网上有段视频热传，是一只猫被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踩死的过程。

视频里，她脸上带着笑，照着它的眼睛踩下去。那只猫的爪子微微举起，无力地抓挠，直到被踩死。她踩的时候面对着一个摄像机，录下的视频被拿来在网上收费观看。

当时在忙两会，不及细看，路上听到出租车里电台主持人播报这件事，说：“已经通过对踩猫地点Google Earth和人肉搜索，发现踩踏的人是一名护士，拍摄者是一名记者。”

这两个职业？我从椅背上坐直了。一个是同事眼里很文雅、“有洁癖”的“白衣天使”，另一个，是扛着摄像机拍新闻的同行。

我写博客说这件事，写到曾收到观众用DV拍的录像，在河南，斗狗。现场全是人，老人蹲在那儿咬着烟卷，悠然说笑，小孩子嗑着瓜子跑来跑去找最好的角度，女人们抱着脸蛋红扑扑的婴儿，嬉笑着站在一边。斗狗场上的男人跪在地上，对咬在一起、身上全是血迹的狗吼叫：“杀！杀！”他们眼睛通红，嘴角能看到挂下来的白线。赢了的人，可以拿三十块钱。

我在博客里写：“是的，生命往往要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但那是出于生存。只有我们人类，是出于娱乐。”

老范有只猫，小圆脸儿，有点小刘海儿，长得跟她一模一样。经常我打电话给她，她就扯着两只后腿把猫拖到话筒边上：“叫，叫阿姨。”猫倔得很，一声不吭。

我一直担心猫跟着这样的人也就算个苟活，但她认为自己相当疼爱猫。她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猫养得痴肥，胖得都不会喵了。每晚她还搂着睡，猫死命挣也挣不开，第二天她一脸猫毛。

所以，她对踩猫的人气得很。到两会结束，这事儿已经过去一个月，她还耿耿于怀：“走，找他们去。”直到那时，踩猫的人、拍摄者、组织买卖者，都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也有人说，过去这么长时间的事儿了，还是新闻么，还做么？

老范和我都没上过新闻学院，就靠直觉和欲望来判断，觉得新闻和时间不见得有必然的关联，就是观众想知而未知的东西。

视频拍摄地是黑龙江与俄罗斯交界的县城，拍摄虐猫视频的人姓李，是我们同行，事出后离开了单位。老范给他发了很多短信，没有回复。

找了一天，人影儿都没有，边境小城，晚上铁一样的天，苍灰大雪，我们又冻又饿，找了一个地儿，盘着大炕。火烧得红旺，坐在炕上穿着单衣，热气腾腾吃炖酸菜，一边说这节目算是没指望了。老范电话响了，她脸色一变，噌地滑下炕趿拉着鞋就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她还没回来。门开的这一缝，外面雪把地都白了，碎雪粒子夹着风一股子一股子地钻骨冷，小宏赶紧捞起大衣给她送出去。

老范还站在雪里接电话，披上衣服，下意识说声“谢谢”。对方听见问怎么了，她说哦没事同事给送衣服。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刚才一直没穿大衣站在外头？”

“哦，一看到你电话我忘了。”她说。

李就这样接受了采访。

这个光头坐在我对面，一根烟衔着，粘在嘴角悬悬不掉，“‘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隔了一个月才来做，肯定不是光来谴责的。问吧，越尖锐越好。”

他对杀死一只猫没有兴趣，也不享受虐待的过程。他说这么做只是为钱，拍下来提供给网站，一次两千，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要高，还不包括卖碟和高跟鞋的钱。

他说：“要只是一次性我也不会干，这是一个可以长期做的事，有一个群体需要，这是一个产业。就像一只耗子溜到猫嘴边了，我只要考虑吃不吃。”

“你在做生意？”

“对，不违法，没有成本，没有风险，收益很大。”他说。

“那道德呢？”

他笑一下：“公民道德规范里又没写不能踩猫。”

我问他：“人的心里不该有这样的天性吗？”他说：“刚开始看的时候有一点点感觉，然后就麻木了。”说完眼睛不眨看着我。

“什么让你麻木呢？”

“利益。”他答得飞快。

他不准备忏悔，也不是为了挑衅，这就是他真实的想法。

老范坐边上，后来她写道：“说实话，他的坦率让我绝望。一个过于主动甚至积极坦白自己内心阴暗面的人，往往会让原本想去挖掘他内心弱点的人感到尴尬和一丝不安。他甚至都不为自己辩解一句。为什么不在镜头面前，哪怕是伪装歉意向大家忏悔以乞求宽恕呢？”

采访间歇，老范跟他聊天。李说起多年前也曾经养过一只猫：“养了十七年，自己老死的，我经常抱着她睡。”我们都一愣。

“如果现在付钱给你，让你踩你自己的那只猫呢？”老范试探地问。

“这个如果不存在，她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如果有如果呢，你就当是一个心理实验。”

“我会收下钱，让人把她带走，不要让我看见。”

“如果一定要你看着，当面踩死呢？”

“如果……钱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可以。”

老范是个七情上面的人，脸上明明白白挂着伤心。这时候李开始反问她：“如果你也养猫……”

她打断：“不用如果，我就养着一只猫。”

“如果他们付给你足够髙的价格呢？”

“绝不可能！”她说得斩钉截铁。

“五百万。”

“绝不会。”

“一千万。”

“不会。”

“五千万。”

“不会。”

“一亿！”

她脸上像有个顿号一样，很短地迟疑了一下。

“不会。”她回答。

他诡谲地笑了笑：“如果更多呢？总有一个能打动你的点吧？你只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动摇你的底线，这是你和我的区别。”

知道我们要做这期节目后，有人在我博客留言：“我们要维护一条道德的底线。那条底线，是对生命的尊重，一个社会是有规则的，不是随性而为，不是暴力、滥交、背叛、屠戮！”

在同一页的留言里，另一个人说：“到底什么是道德的底线呢？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说因为每个人的道德观不同，所以这个底线是没法规定的。他说至少要有个底线嘛，像孝敬父母什么的。我说，每个人的处境不同，遭遇不同，所以想法不同，你怎么知道你的底线就一定是别人的底线呢？他没再回答。”

道德是什么？

采访完，深夜里，我和老范人手一本日记，埋头刷刷写，面对这让人迷惑的古老问题。

孟子说，“仁”就是“道德”……那么，什么是仁？他说，恻隐是“仁之端”。但恻隐是什么？对象是谁？在什么范围内存在？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

我写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国医生施韦泽的故事，他在非洲丛林为黑人服务五十余年。在书里他写道：

“无论如何，你看到的总是你自己。死在路上的甲虫，它是像你一样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生命，像你一样喜欢太阳，像你一样懂得害怕和痛苦，现在，它却成了腐烂的肌体，就像你今后也会如此。”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写道：“如果我们对一只猫的死亡漫不经心，我们也会同样漫不经心地蔑视人的痛苦和生命。”

李的同事说他曾经救过四个人，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四人受重伤，他路过，把几人陆续送到医院。

我问他，他说因为“看不过去”，但他对一只猫的死不以为意，“网上说我杀了猫，接下去就会杀人，杀完人就会变成希特勒，搞种族灭绝。”他笑了一下，说：“其实对动物不好的人不一定对人不好，对动物好的人也不一定对人好。”

踩猫的视频被放在一个叫“Crushworld”的网站上，这网站一个月的注册量超过四万，事发之后李听到了无数的声讨，可他收到的信里，还有一些，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他的地址后，向他买光盘的。

“不要以为他们离你很远，他们当中有官员，有商人，什么人都有，他们就是你生活里的普通人。”他说，“事件过去之后，这个市场还会存在，因为需求存在。”

他解释：“因为如果规则只是道德的话，人的道德底线是不一样的。”

“假如当时这个行为是违法的，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你觉得你会做吗？”我问。

“不可能。”

“绝对不会？”

“这个底线坚决不能超越。”

十九世纪初，英国有人提出禁止虐待马、猪、牛、羊等动物。提案在国会引起巨大争议，最终被下院否决，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试图从法律上肯定动物以生命体存在。一八二二年，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法案在英国出台，之后，陆续有一百多个国家通过《反虐待动物法》。不过中国目前还没有此项法律。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尔姆斯说：“法律不是一个道德或是伦理问题。它的作用是制定规则，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他们，在规则遭到破坏时，他们可以预期到会得到什么。”

我们问李，看视频的到底是什么人？

他说：“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能说。”

我们在杭州找Crushworld网站的负责人Gainmas,他姓郭，名字、车号、住址、手机、照片都被人肉搜索过，贴在网上。

大风里我们等到半夜，传达室的人指指堆在桌上的一厚摞报纸：“已经十几天没人领过了，可能早搬走了，车也没在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醒了，老范披头散发坐在对面床上，问我：“咱们……再去一趟吧？”

做新闻的人是赌徒，我通常赌完身上最后一分钱离场。她不是，她会把外衣脱了押在桌上，赤膊再来一局。

老范上楼去他家那层看看，我没着没落等在一楼。十五分钟后，我收到她的短信：“他家门开了，有人下楼了。”

我刚奔到电梯口，门就开了，里头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跟照片上的Gainmas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比照片里的人起码要胖二十斤，满脸胡子。

我不抱指望地迎上去喊：“郭先生。”

他本能一应。

反而我愣了一下，才说：“我是‘新闻调查’的记者，想跟您谈谈。”

他倒是平静，说：“到我公司吧。”

他说起自己的“伪装”，这一个月里，不断有人敲他的门，给他打电话，威胁杀了他。

采访前，他不断地强调自己出身于文化世家，受过很好的教育，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是一个低级的魔鬼。

“那为什么要让踩猫视频出现在你的网站上？”我问。

他说：“这是一个恋足的网站，我是一个恋足者。”我跟老范对望一眼，没听过这个词。

他解释：“恋足，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对人体脚部强化的爱。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母系社会的遗留吧，就是一种对女权的崇拜，恋足，欣赏美丽的腿部，把它当作一种崇拜物来崇拜。”

“为什么对于脚的迷恋会引申出来踩踏？”

“作为一种极端的分支，用这种方式来剥夺生命，他会感觉到一种权力的无限扩张，感觉到女权的一种无限释放，感觉到生命被支配，他会反过来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

他说他和很多恋足者都不愿意踩踏动物，觉得踩一些水果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利用别的生命来满足自己。但他仍然提供了这个平台给另一些有踩踏欲望的人：“因为法律并没有像欧美国家一样禁止这么做。”

我问他，为什么会有人要看踩猫？

“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心灵从小蒙受的阴影，包括受到过很大的挫折，那种报复心态有关系。”

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找过踩猫的女人，她始终没有露面。

她已经离开了工作的医院，也离开了家，她的女儿没办法上学，因为媒体会找到学校去。院长是她信任的人，帮我们在办公室打电话给她，免提开着，听见她的尖叫：“再来记者我就跳楼了！”

院长慢慢按了电话，抬眼看我。我说那我们明天走吧。临走，我委托他：“您就转告她一声，我们既不是为了谴责她，也不是为了同情她才来的，只是想听她说说看是怎么回事。今晚正好有一期我的节目，请她看看，再选择要不要见一面吧。”

当晚播的节目是“以公众的名义”，主角是郝劲松和陈法庆。节目放完半小时，院长打来电话，说她同意见见你们，但只是见一面，不采访。

约在一百公里外一个陌生城市的宾馆里，开门时我几乎没认出她，比视频上瘦很多，长发剪得很短，眼睛敏感，嘴唇极薄，涂了一线口红。

我们说了很多，她只是有些拘谨地听着，说：“不，不采访。”老范委婉地再试，她说得很客气：“我见你们，只是不想让你们走的时候留下遗憾。”

手机响了，她接了，突然站起身，“啪”一下按开电视，拿起遥控器，一个频道一个频道迅速往下翻。

我们问：“怎么了？”

她不说话，眼睛盯着屏幕。一个电视节目刚播完预告片，要播虐猫的事。她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电视里自己的截图，面部没有作遮挡，主持人正指着她说：“没有人性。”

我们一起坐在床上，尴尬地把那期十分钟的节目看完，她一言不发，走进洗手间。我听到她隐隐在哭。

她出来的时候，已经洗净了脸，看不出表情，拿起包要走：“你们去吃饭吧，我不陪了。”

我们僵在那儿。

还是院长说：“一起去吃顿饭吧，算我的面子。”

雪粒子下起来了，越下越密，我们四个人，下午三点，找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小馆子。

知道不可能再采访，气氛倒是放松下来。院长跟我们聊看过的节目，她一直侧着头，不跟我们目光接触，只是说到抑郁症那期，我提到心理医生说有的人为什么要拼命吃东西，因为要抑制自己表达不出来的欲望。她拧过脸看着我，很专心地听。

过了一会儿，她话多了一点：“你们之前发给我的短信我都收到了，没有删，经常返回去看一看。”

老范看着我傻乐。

院长给大家杯里倒了一点酒，举杯。这酒烈得，一点儿下去，老范就眼泪汪汪的，斜在我肩膀上。

王忽然说：“这是我一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我们三人都意外得接不上话。

她说事发之后，女儿被媒体围着，没法上学，她就一个人，一只包，离开单位，离开父母和孩子，四处走。不知去哪儿，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看见老范的短信里有句“一个人不应该一辈子背着不加解释的污点生活”，心里一动。

下午很长，很静。外头雪下得更紧了，漫天都是。

我们喝了挺多酒，那之前我从没喝过白酒，但她有东北女人张罗的习惯，过一小会儿就站起身给每个人添满。

她说这些年，心里真是痛苦的时候，没人说，房子边上都是邻居，她就把音响开得很大，在音乐掩盖下大声尖叫……我问过她的同事，知道她婚姻有多年的问题，但她从不向人说起。她的同事说：“她太可怜了，连个说的人都没有。”

“我再喝，就回不去了。”我手臂通红，转着手里那个已经空了的玻璃杯。

“那就不回去了。”她说。

谁也没提那件事，但临走前，她突兀地说了一句：“其实我也很善良很有爱心，这件事只是欠考虑。”

我和老范没接话。

晚上我们没走。反正也不拍了，飞机明天才有，来都来了，就待一天吧。她叫上了自己的两个朋友，约我们一起去唱歌。

小城市里的KTV，就是一个皮革绽开的长沙发，一台电视，头顶一个会转的圆球灯。她不唱，手交握着，两膝并拢，静静听别人唱。过一会儿，扭头对我说，你唱一个吧。

我离开K坛很多年了，实在难为情。她坚持，我看了眼塑料袋里卷着边儿的点歌单，指了指第一行，陈淑桦的《问》，我高中时的歌。

谁让你心动，

谁让你心痛，

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

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

他会懂，谁为你感动。

……

我的妈呀，这个幽怨的调调，已经多年没操弄了，我对着雪花飘飘的电视机唱：“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

KTV包间里烟雾腾腾，男人们正大声聊着，我只好唱得声嘶力竭：“……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

我唱完，把自己都肉麻着了，不好意思。她一直盯着字幕看，一直到最后一点儿音乐消失，转头看了我一眼，说：“挺好的。”

过了一会儿，谁点了一首的士髙舞曲。音乐响起，头顶小球一转，小包间都是五颜六色小斑点，在座的人有点尴尬地坐立不安。

她忽然站起身把外套脱了，我吃惊地看着，这人身上好像发生了小小的爆炸，从原来的身体里迸裂出来，她闭着眼睛，半弯着上身低着头狂热地甩，扑得满脸是头发，就是这一个姿势，跳了半个小时。别人也站起来陪着她跳，但她谁也不看，不理。

深夜，我们回了宾馆，送她到房间，也没开灯，借着街灯的光斜坐着。

她忽然说起踩猫当天的事，李是怎么找的她，怎么说的。她根本不在乎钱，一口就答应了。他们怎么找的地方，怎么开始的。说得又多，又乱，又碎，像喷出来的，我和老范都没有问的间隙。又说起二十二年的婚姻，她弄不明白的感情，她的仇恨……她强调说，是仇恨，还有对未来的绝望。

“我觉得我再也不会有归宿了。”她说，“男人不会爱我这样的女人。”

我和老范沉默地听着。她忽然说：“你们录音了吗？”

老范立刻把身边的东西都掀开：“怎么会呢？我们肯定尊重你怎么会这么……”

她打断：“不，我是说，如果录了音的话，你们就这样播吧。”我和老范对看一下，沉默了一小会儿，我说：“你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院长来敲我们的门，说：“她同意接受釆访。”

我们在摄像机面前坐下来，拍她的剪影。

她带着笑容，甚至愉快地和我的同事们都打了招呼。

我们从她在网上写的公开信说起，信里她道歉：“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我是多么可悲、可恨。”

我问她：“后来为什么要在网上写那封公开信呢？”

“让他们能对我有一份理解。”

“你希望大家怎么理解你？”

“内心深处有一些畸形吧。可以用‘畸形’这个词。”

“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词呢？”

“心里有病，的确是心里有病，病态的心理。内心的压抑和郁闷，如果说我不发泄出去的话，那我会崩溃的。”

她看着我，眼光很信任，有一种终于把它说出来的松弛。

但是问完这些，我必须往下问，这是一期节目，我是记者。

“你为什么要面带微笑？”我指的是她踩猫的时候。

“我笑了么？”她是真不知道。

“你是说你都没觉察到自己脸上带着笑容？”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

“怎么踩是他们给你的指令么？”

她毫无犹豫：“不是。”

“那为什么要选择踩它的眼睛呢？”我问。

“这个细节不要描述了。”

“你为什么不想再谈起这些细节？”

“如果再谈起这件事，好像又勾起我这些仇恨，不要谈这些了。”“你是说你把它想象成你仇恨的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

“你踩的时候能听见猫在叫吗？”

“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想过，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你没有意识到脚下这是个生命？”

“没有。”

“你后来为这件事情自责过吗？”

“嗯。”

“你曾经有过极端的念头吗？”

“有过，我总感觉我内心受的伤，好像任何人都帮不了我，这些不谈了，我不想谈这些。对不起。”

她哭了。我知道她痛恨在别人面前流泪，对她说：“你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她起身离开，我们几个在房间里等着，没人说话。过了十几分钟，我去敲她的门，没有反应。我突然想起，她的同事提过她有美尼尔综合征，这种病受到惊吓或是情绪极激动时可能会发生晕眩，我大声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

她蜷在床上，缩作一团，手指僵硬痉挛，撕扯着枕头。我蹲下来，给她把脖子上的丝巾解开，她皮肤滚热。我试着去触摸她的手，她挣开了我。

我们叫来医生，注射了十毫克的安定，她才平静下来。

我和老范坐在床边看着她。

慢慢地，她睡着了。

回去路上，大家都许久不说话。

小宏说：“你的问题太刺激了，让她窘迫了。”他看了看我，又安慰性地补了一句：“当然，你也不能不问。”

之后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包括老范。夜里，老范睡了，我睁着眼睛，台灯的光拧得很微弱。本子上什么也看不清，我还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放下笔，我给王发了一条短信，希望她了解这个采访对我来说绝不轻松，但是我希望，承受痛苦对我们都是一种清洗。

她没有回。

后来我才知道，老范在机房编这段的时候也很挣扎。王的脸作了遮挡，但镜头里可以看见她脸上带着的那点笑容，侧影的弧度。

老范说一直不敢看那笑容，总是下意识地用机器挡住眼睛。她知道很多人都期待着王在镜头面前低头和忏悔，以便宽恕她。

“她的表情即便不是哭泣，最少也应该是沉痛的。”老范写道，“可是她居然笑着。”

机房的深夜里，老范再次面临“双城的创伤”时的选择：要不要把这些人性复杂的状态剪上去？会不会违背观众的愿望甚至触怒他们？

她说后来想起我告诉她的一件事。

非典的时候，小鹏目击过一件摧折我心的事，当时我转身走了，他没来劝我，去跟大家会合吃饭了。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一会儿，也去了。

张洁有记录的习惯，他让小鹏拍一些大家的资料，小鹏就拿个DV问各人无厘头问题，大家闹哄哄。

问到我，他说：“你怕什么？”

我跟边上人说笑，没理他。

他说：“我知道你怕什么，你怕眼泪流下来。”

大家哄笑：“靠，太作了太作了。”

我嬉皮笑脸把DV接过来，倒转镜头对着他问“那你最怕什么呀？”

他看着我，说：“我最怕看见眼泪流下来。”

这帮坏蛋笑得更厉害了：“你俩是不是相爱了？”小鹏也一笑，把机器收了。

老范说她坐在机房的屏幕前，想起这件事，看着王的脸，理解了“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最终她剪了上去。

虐猫事件中，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公布过这三个相关人的个人信息，有人把这几个人的照片制成通缉今，以五十万买他们人头。我们采访了搜索的发起者，他问起我郭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我简单说了说，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处境？”

“他现在的处境吧，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关系，我这边想跟他说一声抱歉。”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

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

“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

“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发泄，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他说。

片子播出后，有人给老范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你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有次采访一位老人。十六年前他是校长，被人勒索，未答应条件，对方强迫未成年少女诬陷校长嫖娼，并作伪证，校长上访十六年，才得以脱罪。

当年的少女已经是母亲，在我们镜头前面掉泪后悔，向校长道歉。

校长并不接受：“这么多年，你只需要写封信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呢？”

办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警察，冷淡地说工作太忙，没空考虑此事。

老校长长叹一声：“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他跟我三小子一样大，不要处分他，我尝过处分，那个滋味不好受。”

诬陷者现在是一个整天坐在门口太阳地里的老人，六十四岁了，脑血栓，满脸的斑，已经很难走路，也不会讲话了，但能听懂我说什么，拿棍子在地上划。

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亲眼见着的吗？”

他点头。

“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

他不答，勾起眼睛扎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他住在一个柜子大小的三合板搭成的棚子里，被子卷成一团，旁边放着一只满是积垢的碗，苍蝇直飞。邻居说他老婆每天来给他送一次饭。

我问他：“你现在这个病有人照顾你吗？”

他摇头。

“孩子呢，不来看你？”

摇头。

他脸上没有悔恨，也没有伤感。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虐猫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

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气，才打开。

她开头写“老妹”，说：“节目我看了，非常感谢你们尊重我的感受，看了节目我有一种轻松感，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请你放心。”

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有人说，那么她内心的暴力和仇恨怎么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郁积和化解，我不太清楚怎么办，也不敢贸然说。

二〇一〇年，在云南大理旅行，当地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从小失母辍学，看了很多书，跟大人交谈很敏锐，也很尖刻，往往当众嘲弄，一点情面不留。他坐我边上，说常常折磨小动物，看着它们的眼睛，说垂死的眼睛里才有真实。

“有时候……”他逼近盯着我说，“甚至想杀人。”

他带着挑衅，想看到人们会怎么反应。

我问他，为什么想杀人？他靠回椅背，说讨厌周围虚伪的世界，只能在暴力中感到真实。

我说：“你说的这种真实感要靠量的不断累加才能满足吧。”

他看着我，意思是你往下说。

我说你可以去看一本书叫《罪与罚》，讲一个人认为只要上帝不存在，杀人就是可以的，是意志的体现。这本书就讲了他真的杀了人之后全部的心理过程，最后发现杀人满足不了人，“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他问我：“什么是洁白？”

我被这问题逼住，无法不答，想了一下，说：“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一桌子人都是旅客，深夜里雨下起来，没有告别就匆匆散了，我挡着头回客栈的路上，背后青石地上有个人踢踢踏踏跑来，是这个孩子，过来抱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倒退了几步，就头也不回地在微雨打湿的光里返身跑走了。

当年我们拿到的河南斗狗的线索，有一位叫马宏杰的摄影师也在拍，拍了好几年，他跟组织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想“知道为什么”。

《耍猴人的江湖》，他陆续跟拍了八年。跟农民一起扒火车出行，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有张五十元是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因为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老杨的小儿子，搂着小猴子睡在被窝里，小猴子露出一只小脑袋，闭着眼睡着了，一只细小黑毛手掌搁在孩子的脸上。

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在赤贫的中部乡村，历史上的黄河故道，土壤沙化后的贫瘠之地，猴子和人共同生活了六百多年。人和动物就是这样，心里磨着砂石，相互依存，都吃着劲活着。

刊登这些照片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的原因是：“预设主题进行创作，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往往大家认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只见远处青山连绵不绝。”

马宏杰说他会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