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家——了。这是她昨天在打字机上敲下的最后一行字。现在她将那纸页取出来搁到了一旁，搁到了那叠仍不算很高的纸摞上，那是她新书已经写就的部分。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压纹书写纸，开始给一位将军写信，内容涉及新邻居使用湖泊的权限，也涉及那栋洗浴小屋：它刚好坐落于一片颇有争议的湖岸上，但也是与主屋一起租赁了二十年的国家产权。她以童年昵称和一种亲熟的语气称呼这位将军，她的怒火也随着书写逐渐消退，消退为意兴索然的疲惫。她问自己，是什么力量在此发挥着作用，是什么力量授权一个地方官员向她转述“来自上级”的指示。在这种讳莫如深的氛围下（一小部分在非法时代已习惯了这种氛围的同志竟将其保留到了今日），在这个重建和平的年代，有一些新的东西正在萌芽，一些就算是她也无法辨识的东西。

从她的书桌前，她可以看见湖泊的波光，在松树林泛红的树干间明灭闪动。楼下的厨房里，厨娘正把盘子弄得叮当作响，园丁坐在他小屋的门槛上抽雪茄，大草坪上，她的孙女和邻居的男孩正洒水嬉闹，她的儿媳正要去码头晒日光浴，访客躺在山楂树下的户外躺椅上，她的儿子在修剪草坪，再往下，在木工房的门前，她的丈夫正在把钓鱼凳涂刷成绿色，它们原本的红色油漆已经剥落了。窗户都敞开着，她能闻到湖泊和阳光的味道，闻到园丁雪茄的味道，也能闻到从厨房飘散上来的烤肉的香气，闻到刚刚修剪过的青草的味道，当风向转变，开始由下往上吹时，她甚至能闻到绿色油漆的味道。打字机的敲击声与布谷鸟的鸟鸣声交织相伴，当风开始由上往下吹时，这一字一句的交织之音也会从那两块草坪一路传送至木工房，甚至码头。

那位医生来自柏林的政府医院，她向市政当局为他申请到了租赁果园和养蜂场的许可，但对方一拿到许可便砍倒了所有的果树——这当然有违他们此前达成的共识——然后又拆除了养蜂场。那之后不久，一批柏林来的陌生工人便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几乎一夜之间，在养蜂场曾经的位置上盖起了一栋大房子，更有流言说医生甚至被允许买下这栋房子，尽管这完全有违惯例。当她向市政当局提出申诉时，她被告知所有这些都是由“上级”决定的，并且他们已经收到进一步指示，要缩减她所租赁的地产面积，以便让医生也能出入湖泊区域，为此一条通往湖泊的新篱笆也会尽快被修筑起来。这位年轻的医生，这位她在流亡多年后返回德国时甚至还未出生的医生，这些年来已经成为某个高级官员的私人医生，而现在竟敢利用那无形的军队来对付她，殊不知她在流亡期间曾将这军队的将领们抱在怀中，轻摇安抚。

她把信放入信封，写好地址，封上，然后拿起上午早些时候搁到一旁的纸页，重新放回打字机里，继续前一天停下的工作。我——要——回——家——了。她用来写作的打字机的按键已经被摩擦得光滑，各个字母之间几乎难以区辨。仍是那台她随身携带着踏上漫长旅程的打字机，从柏林到布拉格，从布拉格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到巴什基里亚的乌法，然后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在她的儿子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时，重新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柏林。她带着这台打字机走过许多城市的许多街道，在许多拥挤不堪的列车里将它抱在腿上，在这个或那个异国他乡紧握着它的手柄——当她孤身一人在飞机场或火车站，不知该去往何处时，当她与她丈夫在人群中走失，或是她丈夫的职责要将他带往别处、登上另一列火车时。当地上毯子的一角是她的家，这台打字机就是她的墙，她用这台打字机打出了所有的字句，所有要将德国的野蛮人变回人类、将她的故乡变回故乡的字句。

家，他只想要回家，一位德国官员——他被任命为所谓瓦尔特兰合并区[德国在“二战”期间吞并的波兰部分领土和邻近地区组成的合并区。]一座小城的行政长官——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听取完一位同事的汇报，得知在他休假期间，整个地区所有犹太人被聚集到教堂里，先是在那里被关押三日，然后被成批送入毒气室，最后被运往小树林之后。没能挨过教堂那三日的人的尸体也与活人一起被扔进了毒气室，咽气的孩子被抛砸向他们尚有一息的父母的脑袋。家，他只想要回家。行政长官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这本日记后来被收录进她在乌拉尔地区的广播节目所使用的材料之中。其时，德军的战败已近在眼前，几无悬念，而红军的每一次胜利都让她、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生于苏联的儿子越来越接近返回德国的那一天。

手里拿着行政长官的日记，看到这位德国官员最终还是决定留在他的职位上、留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他继续掌管着那座小城，直至红军将其攻下，而他败逃西方——随着日记的展开，这些后续发展已清楚明了——她感到恶心。尽管如此，她永远忘不了他那句只想要回家的话。家！他哭喊着，就像一个孩子，为了不去看他所看到的东西，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也正是在他双手掩面的这个瞬间，即便是这位尽职尽责的德国官员也知道了，家，再不会被称作巴伐利亚、波罗的海沿岸，或者柏林，家已经变成落在他身后的一个时代，德国已经无可挽回地变成了某种灵肉脱离的东西，一个不知道也不必被迫去想象所有这些可怖之事的迷失的游魂。家。且等候，很快[出自歌德短诗《漫游者的夜歌》，全句为：且等候，很快/你也将得到安息。]。从那阵短暂的绝望里浮出水面后，这位德国官员递交了继续留任的申请，而那些其他人，那些在他们自己可能变成野兽之前就已经逃离的人，却被那里传来的消息逼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不仅是在他们流亡海外的年岁里，也是——她现在似乎明白了——也是永生永世的无家可归，不论他们最后归来与否。我只想要回家，只想要回家。那些日子里，她时常想起这句话，想起这句话，然后把她的机关枪从乌拉尔对准她的故乡，一字一句地开火。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是她的故乡了，她的故乡，毋宁说是整个人类。怀疑持续在她的身体里滋长，以乡愁的形式。

这天上午，她和她丈夫一起散步了很长一段路，爬上了山顶的森林，来到了那张长椅所在的地方。许多年前，他们的儿子用一把小折刀在它的木头上刻下了他父母姓名的首字母缩写。那四个字母早已变得灰白。在原路返回之前，他们总会在这里停下脚步，在这张长椅上休息片刻。他们坐着凝望远处，目光随小山温婉的曲线一路往下延伸至湖泊，他们看见风掀动麦浪，越过麦田，他们望见湖泊宽广的铅灰色水面，只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他们看不清这同一阵风是如何使湖水泛起涟漪的，他们也看不见位于山坡与湖泊之间的那栋房屋。从这个角度望去，它恰好隐匿于舍弗伯格山的阴影之中。他们看着地面，眼前，就在他们脚下，昨日的雨水已将沙土冲刷成了一道道细小的溪流，他们看到了燧石，还有石英或花岗岩构成的沙砾，然后他们站起身来，她挽着丈夫的手臂，两人一道下山，走回那栋房屋，今天他打算给钓鱼凳涂刷一层绿色的油漆，它们原本的红色油漆已经剥落了，而在楼上她的书房里，她会坐在书桌旁，写下她所记得的自己的一生。

她返回德国时，那位医生甚至还没有出生。他曾随这个或那个政府代表团出访过日本，埃及，还有古巴。我——要——回——家——了。楼下的厨房里，厨娘正把盘子弄得叮当作响，园丁坐在他小屋的门槛上抽雪茄，大草坪上，她的孙女和邻居的男孩正洒水嬉闹，她的儿媳正在码头晒日光浴，访客躺在一张户外躺椅上，她的儿子在修剪草坪，而她的丈夫正在把钓鱼凳涂刷成绿色。有些事情，她记得，但没有写下来。她没有写下希特勒进攻苏联后，一位丈夫刚被逮捕的德国同志曾带她年幼的孩子前来找她，请求庇护，而她说了不。不，因为她自己的居住许可也已经过期，她自己也只能在无人看见的时候进出她在莫斯科的住所。她没有写下她广播节目的手稿——一个关于德国官员日常工作的节目——被她的苏联同志修改过，与犹太人相关的片段被删掉了。那对德国士兵来说没有吸引力，她被这样告知，它还可能危害我们的事业，而且在当前局势下，它委实无关紧要。而她，一个流亡海外不是因为她有一个犹太母亲而是出于她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只是不作反抗地删掉了她原稿里的那一部分。她没有写下最终，在数个被认为是犹太人的同志接连失踪后，她还是把她的红棕色头发染成了别的颜色，尽管从她还在德国的童年时代起，那一头红发就已经使她被嘲讽为犹太人了。她没有写下她和她的丈夫曾被他们的苏联同志要求登上一列开往新西伯利亚的火车，只是他们没有上车，而是躲了起来。他们朋友圈里的一位德国画家就遵从了中央的指示，登上了一列类似的火车，后来他在哈萨克斯坦修建大坝时饿死了。窗外，布谷鸟鸣叫起来，她的手指停落在打字机的按键上。

那个当时帮助她藏起来的诗人写过一首诗，在诗里他把回家描述为穿渡到死亡的彼岸。那时她已经学会保持沉默，在经历所有颠沛流离之后，这种沉默是送给他们梦想的最好礼赠，而那个梦想依然是如此的远大，远大到每一位走在里面的同志，都是完完全全的踽踽独行。

那个当时帮助她藏起来的诗人现在就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湖对岸的一栋夏日别墅里。今天下午，他们或许就会乘坐那艘木质深暗发亮的摩托艇在这边的码头登陆，她的朋友会把绳索抛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会抓住那绳索，把它拴在码头上，而他们的孙女会在旁观看她祖父的动作，并留意到绳索缠绕在木桩上形成的数字8。

我——要——回——家——了。那个把小屋盖在坡下不远处的演员最近在西边演出之后就留在了那里，并且很快就会与他的妻儿会合。那栋小屋已经被查封了。他一直想要浅蓝色的浴室瓷砖。德国的这半边找不到浅蓝色的瓷砖。一个崭新的人只能从一个陈旧的人里生长出来。布谷。布谷。新世界是要吞噬旧世界的，而旧世界势必奋起反抗，所以现在，这新旧世界是并立、共存在同一具身体里了。你要的越多，丢失的也就越多。

刚回到德国时，她和丈夫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能与不相识的人握手。对所有这些自愿留下的人，他们感到一种几乎是生理上的厌恶。回国后，她的丈夫甚至不愿去看望他生活在西德的母亲和姐姐。他们唯一一次去那座西德城市，只是为了让他们的儿子见见他的祖母，而且见面问候时，她和丈夫都没有同他的母亲、姐姐握手。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一疏忽是在双方都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逃往布拉格之前，曾把一幅画和几件家具寄存在她丈夫的姐姐那里，而现在她丈夫的母亲和姐姐就坐在那张茶几前，坐在那些椅子上，还有那幅画，就挂在那面墙上。现在她和她的丈夫坐在这些椅子上，就像他们是到自己家里来做客似的。两位共产党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让这些德国人，这些曾经与他们血脉相连的德国人归还属于他们的财产。后来，当他们的儿子长大到可以独自搭乘火车旅行时，他说他想要去探望祖母，他们便让他自己去了两次。

现在，铜锣在召唤她去用午餐。她穿过走廊，经过那间壁橱房，来到浴室，在那里洗了洗手。她的手指因为更换打字机的色带而沾上了墨渍。她看向镜子，理了理头发，关上为通风而打开的小窗的右半扇，彩色方块的马赛克图案又一次完整了。下楼用餐前，她又快步走回小鸟房，从衣橱里取出一件外套，因为屋子里总是比你想象的要冷，哪怕是在夏天。小鸟房的名字来自一只被锻铸在露台栏杆上的小铁鸟。学校放假时，她的孙女会睡在这里。她的孙女这会儿第二次敲响了楼下的铜锣，可能是等得着急了，也可能只是觉得好玩。

即便是正午，透过彩绘玻璃窗投射到长桌上的也不能说是光线，只是一些光影罢了。长桌旁围坐着她的丈夫，他们的儿子，儿媳，她的孙女，往往还有从柏林来的朋友和同事，几位同志，或者像今天这样，有一位访客，然后是厨娘，以及最后，园丁。汤端上来后，她的丈夫说起这个那个，她的儿子谈到一些别的事情，她的儿媳补充了几句，访客未置一词，园丁未置一词，厨娘开始上主菜，她接着往下细说，她的儿媳还有一个问题，她的儿子说，我觉得那不可能，她的丈夫说，但事实如此，她说，那确实有点儿意思，然后说，再来点土豆吧，访客说，不了，谢谢，园丁未置一词，她的孙女摇头，她的儿子说，给我拿一些吧，她的儿媳说，很美味，她说，真的很美味，园丁说，谢谢，厨娘说，汤有些咸了，她的儿子说，完全不会，厨娘摞起脏盘，把它们收进厨房，她回来时，手里捧着一个摆满小杯的托盘，开始给大家上糖渍水果，每个人都动起勺来，四周窸窣而宁谧，然后门把手从外面按下了，发出了一声金属的叹息，是邻居的男孩来找她的孙女出去玩，他会一直等候在暖炉旁，直到所有人用餐结束，访客把她的水果小杯送至唇边，啜饮下最后几滴残留的果汁，她的儿媳对小女孩说，但你得先帮忙收拾餐桌，她的丈夫说，好，那就这样，她自己则对厨娘点点头。然后他们全都站起身来，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离开了餐厅。

我——要——回——家——了。不，她和丈夫并没有回到德国的家；他们想要的，是把这个国家，这个他们只是碰巧使用其语言的国家，带回他们思想里的家。他们想要的是最终从德国这片废墟之下拖拽出一方土地，一方他们可以长久站立的土地，一方不再是缥缈游魂的土地。虽然他们的肉身会老去，但他们的希望，他们认为，把人类从贪婪与妒火中拯救出来的希望将永葆青春；凡夫俗子的过错终将枯朽，但他们的事业永垂不朽。然而现在正是这位年轻的医生，这位他们允许其每年一次检查他们日渐衰老的身体的医生，这位利用国家之便为自己谋求好处的医生，要成为这国家缔造者们的接班人。那支无形的军队如今再度苏醒了，分裂了，此刻正悄然举起它无形的长矛和盾牌，袭向它自己的队伍。或许这些年轻人，这些只是从长辈的报告中听说过他们的敌人却从未与其正面对峙过的年轻人很快便会叛逃、倒戈，哪怕只是为了终于有机会——在经历这么多年的围困之后——再次拿起武器。

从她那日渐衰老的口中说出的话语，是否也悄无声息地衰老了？晚餐后，花园的椅子会被搬进大厅，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看电视新闻了：她和她的丈夫，他们的儿子，儿媳，她儿子的小女孩，访客，几位将在洗浴小屋过夜的友人，有时还有厨娘。在七点钟的新闻里，他们会看到丰收的景象，看到农民们站在一排排的麦茬与尘土之间谈论计划生产目标，看到联合收割机，还有谷仓。那些并不生长于农民之口的外来词正在将他们贬低到农田的尘土中去，而他们还必须在那里充当众目的焦点。自从她回到德国后，她便将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了文字上，尝试用她敲打出的一字一句，将她的记忆转化为其他人的记忆，将她的一生转移到纸页、到其他人的一生中去，仿佛载送它穿渡一条大河。多年来，她敲打出的文字使她得以将许多看似值得留存的东西拉至表面，而将许多其他的东西，痛苦的东西，推入冥茫深处。然而现在，多年后，她已不再能够确定当初的挑拣、选择是否是一个错误，因为她用尽一生去憧憬的那样东西本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非半个。

是的，她在几天后收到了从市政办公室寄来的一份声明，说市政当局也欢迎她购买她所居住的房屋，但不是房屋所在的土地，并且如果她愿意的话，她还可以把洗浴小屋迁移到山顶的草地上，费用由政府承担，如此既方便了医生出入湖泊，又履行了国家对她的义务。她从打字机下取出那张写有某一些字句而非另一些字句的纸页，把它搁到那叠仍不算很高的、她新书已经写就的纸摞上，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压纹纸，卷入打字机，开始给市政办公室回信：是的，她希望买下她所居住的房屋，也很乐意将洗浴小屋迁移至山顶。致上社会主义者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