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因德拉·乌索、贝特·普瓦拉、柏林参议院和罗伯特·博世基金会为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提供的资金支持。

感谢波茨坦摩西—门德尔松中心的迪克曼博士；柏林利苏姆中心的维斯佩尔曼女士；奥得——施普利县地区档案馆的普薇女士；勃兰登堡州首府档案馆的肯德勒女士；柏林国家档案馆的施罗尔博士；华沙犹太人历史研究所的贾戈尔斯基先生；以及克佩尼克区文件存档馆，感谢允许我阅览大量文档、信件、影像资料和照片，它们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感谢韦莱德博士，安德烈亚斯·彼得，埃伦·扬宁斯，克里斯特尔·纽贝尔特—明兹拉夫，伊丽莎白·恩格尔，萨沙·莱温，戈特利布·卡斯丘贝，伊姆加德·菲舍尔，博托·奥珀曼，马尔加·托马斯，伯恩德·安德烈斯和安吉拉·安德烈斯，老伯恩德·安德烈斯和朱塔多里斯·安德烈斯，本克先生和夫人，雷纳·瓦格纳，马里恩·韦尔施，穆勒—赫施克一家，法伯博士，卡拉·明达赫，明达赫先生，赖因哈德·基塞韦特，汉斯—O·芬克，赫弗斯先生，延斯·内斯特沃格尔，弗兰克·莱姆克，扎姆西尔博士，托尔津斯基先生，亚历山大博士，克劳斯·韦塞尔，德克·埃彭贝克，安克·奥滕，伊丽莎·博格，埃尔德曼女士，吕迪格·加卢恩和西格丽德·加卢恩，以及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他们协助我进行研究，并对我的许多问题提出想法、建议和解答。

感谢沃尔夫冈，感谢他的聆听和他对所有问题的无限耐心，如果没有他，那些问题我只能向自己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