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埃勒里读完戈罗丽·圭尔德写在她遗嘱行间的小字体亲笔书时，他看起来似乎老了十年。

“怎么样？”地区检察官问，“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吗？”

“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孩子？”警长急于想知道。“那天我在沃泽尔办公室宣读的时候，可没有漏掉或纂改过一个字。是怎么回事呢？”

“就那么回事。希望你们能理解我，好吗？”

“你的意思是，到现在你还不准备说出来吗？”他父亲吼道。

“把我从宴会上、记者的镜头下叫回来，”地区检察官暴跳如雷，“而且还是在周末晚上。我老婆都以为我去寻花问柳了。而他还不肯说！感谢上帝，伙计，我庆幸我没有一个疯儿子。我要回沃尔多夫饭店去了。不管有什么事，都等到周一上午再说，我想和我老婆待在一起。如果这家伙有什么借口要让什么人进办公室的话，请告诉我。别忘了，出去时把门锁上。”

办公室昏暗而安静。主人走后，奎因警官问道：“怎么样？”

“现在不行，爸爸，”埃勒里低声说，“现在不行。”

老头耸耸肩，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种回答对他来说并不意外。

他们坐出租车回家。一路上谁都没说话。

最终，警官将他的骄傲与喜悦留在了静静的书房内。他用手拉长了他那有趣的下嘴唇，努力用眼睛瞪着黑洞洞的嘴，那表情仿佛是里面住着讨厌的恶魔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