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夏夜，我邻居的房子里传来了音乐声。在他那蔚蓝的花园里面，男男女女像蛾子一样来来往往，穿行在窃窃低语、香槟酒和群星中间。下午潮水高涨的时候，我观看他的客人从木筏的跳台上跳进水里，要不然就在他那灼热的沙滩上晒太阳，而他的两艘摩托艇则在海峡上乘风破浪，在翻腾的浪沫间拖着滑水板飞速驶过。一到周末，他那辆劳斯莱斯车就成了公共汽车，从早晨九点到子夜过后很久都往来于城里，接送参加晚会的客人，而同时，他的那辆旅行车也像一只轻快活泼的黄色虫子，前往火车站去接那些搭乘火车而来的客人。到了星期一，八个仆人，包括一个临时园丁，会苦干一整天，用拖把、硬毛刷、锤子和园艺剪刀等工具，打扫和修理前一夜留下的破坏和狼藉。

每到星期五，纽约的一个水果商都要送来五箱橘子和柠檬，而每到星期一，这些水果则只剩下堆积成金字塔形的果皮，从他的后门运走。厨房里有一种机器，只要管家在一个小按钮上摁下两百次，它就可以在半小时内榨干两百只橘子。

至少每两星期一次，大批承办宴会的人就要从城里赶来，带来好几百英尺长的帆布和足够用的彩灯，把盖茨比的巨大花园装扮得如同圣诞树。自助餐桌上，摆满了闪耀的正餐前开胃食品，那些五香烤火腿周围，簇拥着摆成五颜六色图案的色拉、糕点猪肉卷和火鸡肉卷，令人垂涎。大厅里面，还设有一个带着铜制栏杆的酒吧，酒吧里贮存着形形色色的杜松子酒和烈酒，还有那些被遗忘的、具有兴奋剂作用的甘露酒，而大多数女客太年轻，根本无法辨别这些酒类。

接近七点，乐队到达现场——绝不是那种五人小乐队，而是配备齐全的大型乐队，包括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鼓……应有尽有。这个时候，最后一批游泳的客人已经陆续从海滩上走进来，在楼上换衣服。深深的车道上，来自纽约的小车五辆一排地停着，所有厅堂、沙龙和游廊都已经打扮得五彩缤纷，奇异的新式发型层出不穷，各式披巾让卡斯蒂尔[西班牙一地区，以生产披巾而著名]人根本就梦想不到。酒吧里面非常活跃，一轮轮流动的鸡尾酒传递到外面的花园中，直到空气中充满了欢声笑语、无意间的暗讽，也充满了介绍性的客套话，在相互始终不知名的女人之间传递，但转身就忘记了。

大地蹒跚着远离太阳的时候，灯火更加通明，此刻乐队正在演奏黄色鸡尾酒会的曲目，合唱的歌剧又升高了一个音调。每时每刻，笑声越来越容易迸发而出，人们慷慨地挥洒着欢快的话语，毫无保留。人群更加迅速地变化，随着新来的客人而扩大，且忽聚忽散——有一些人已经在徘徊、游荡，充满自信的少女们往来穿梭于那些较为稳定的人群，时而成为一群人显眼的欢乐中心，时而又激动得喜气洋洋，在不断变换的灯光下，穿过突变的面孔、嗓音和色彩溜走。

突然间，在这些吉普赛人一般的少女中，有一个少女闪烁着珠光宝气，伸手就抓来一杯鸡尾酒，一仰头便喝下去壮胆，然后就像弗里斯科[即乔·弗里斯科（1889 —1958），美国歌舞杂技表演家]一样手舞足蹈，独自跑到帆布搭成的台子上去表演。片刻间人们静息下来，乐队指挥则乐于助人，专门为她改变了音乐节奏，顿时，一个错误的消息流传开来，说她是吉尔达·格雷[吉尔达·格雷（1901—1959），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美国女星，曾在百老汇出演歌舞剧《齐格菲歌舞团》]在《歌舞团》中的替身，人群中立即响起了一阵喋喋不休的议论。晚会正式开始了。

我相信，我前往盖茨比家的第一天晚上，我是少数几个确实受到邀请的客人之一。好多人并未受到邀请，他们是不请自来的。他们坐上汽车就到了长岛，不知何故就来到了盖茨比的家门口，一到达就有某个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作介绍，此后，他们都依照游乐园的规则而言谈举止。有时，他们在来来往往之间根本没有遇到过盖茨比，他们赴约时怀着那颗淳朴的心，本身就是入场券。

我确实受到了邀请。那个星期六一大早，一个穿着灰绿蓝色制服的司机就越过我的草坪，替他的雇主送来一份请柬，请柬上的字迹正式得惊人，说要是我能光临当晚的“小小聚会”，盖茨比当不胜荣幸。他还说已经看见过我好几次，并且早就打算来登门拜访，但由于种种特殊原因而未能如愿——杰伊·盖茨比签名，那笔迹显出高贵气质。

晚上七点刚过，我就穿上白色的法兰绒服装，走到他的草坪上，尽管我偶尔会遇到一张我曾在通勤火车上注意过的脸，但我还是在不认识的人流中四处徘徊，很不自在。我立刻注意到有一些年轻的英国人散落在四周，他们都衣着整洁，看起来略微面带饥色，在低声、认真地跟殷实富裕的美国人交谈。我很清楚，他们肯定在推销什么：债券、保险或汽车。他们至少都苦恼地意识到了附近就有容易赚钱的机会，而且还深信只要交谈时言语得当，那些钱就可以赚到手。

我一到达，便试图去寻找主人，可是我向两三个人打听他的下落之后，他们都大为惊讶地盯着我，矢口否认自己知道他的行踪，我只好悄悄溜到供应鸡尾酒的餐桌那边——整个花园中，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让单身汉逗留，而不至于让人显得那么漫无目的和孤单。

我纯粹因为尴尬不已而开怀畅饮，逐渐产生了酩酊醉意，就在此时，乔丹·贝克从房子里面走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的最高处，身子微微后仰，带着轻蔑的好奇俯视着花园。

不管对方是否欢迎，我都觉得自己必须跟某个人待在一起，要不然，我就会开始跟那些过往的客人进行那种友好的寒暄了。

“你好！”我大叫了一声，便朝她走去。我高高的嗓音越过花园，似乎显得并不那么自然。

“我想你也许会来这里的，”我走上去的时候，她心不在焉地回答我，“我记得你就住在隔壁……”

她不动声色地拉了拉我的手，算是她会照顾我一阵的承诺，同时她又聆听着两个身着相同衣裙的少女谈话，她们就驻足在台阶脚下。

“你好！”她们一起叫道，“很可惜啊，你没有赢。”

她们说的是高尔夫球比赛。上星期，她在决赛中输掉了。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其中的一个黄衣少女说，“可是我们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在这里碰到过你。”

“从那之后，你们就染过发了。”乔丹说，这让我有些吃惊，但那两个少女却已经漫不经心地自顾往前走了，因此她的话不过是说给那早早升起的月亮听的，无疑就像这晚餐一样，也出自于承办宴会的人的篮子。乔丹伸出金黄色的纤纤手臂挽着我，我们走下台阶，在花园中闲逛。一盘鸡尾酒穿过暮色朝我们飘然而来，我们就在一张餐桌边坐下，同桌的还有那两个黄衣少女和三个男人，在作介绍的时候，他们都含糊其辞，因此根本就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你常来参加这样的晚会吗？”乔丹询问坐在身边的那个少女。

“上次我来参加，就是我遇见你的那一次，”那个少女机警而自信地回答。她又转身问她的同伴，“露西尔，你呢？”

露西尔也一样。

“我喜欢参与，”露西尔说，“我从不在乎自己干什么，因此我始终感到愉快。我上次来这里，不慎在椅子上挂破了晚礼服，他就问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克罗里埃成衣店送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一件崭新的晚礼服。”

“那你就收下了？”乔丹问。

“我当然就收下了。我本来打算今晚穿来的，但胸围太大了，非得改一下才能穿。那件晚礼服是蓝色的，镶嵌着淡紫色的珠子。价值二百六十五美元呢。”

“一个人会干这样的事情，真是有点滑稽好笑。”另一个少女热切地说，“他不希望任何人有麻烦。”

“谁不希望？”我询问。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

那两个少女和乔丹把头凑在一起，谈得推心置腹。

“有人告诉我，他们认为他曾经杀过人。”

这句话让我们大家都不寒而栗。那三个名字含糊的男人也热切地把身子凑上前来聆听。

“我认为并不是那样的，”露西尔怀疑地争辩道，“更可能的是，他在战争期间当过德国间谍。”

其中一个男人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这是一个人告诉我的，那人对他知根知底，从小跟他在德国长大。”他对我们肯定地保证。

“不对哦，”第一个少女说，“不可能那样。因为在战争期间，他在美国军队服役呢。”随着我们轻信的心转回到她那里，她就热情地前倾身子，“有时候，你要在他以为没人看他的时候去看他。我敢打赌他杀过人。”

她眯起眼睛，颤抖起来。露西尔也颤抖起来。我们大家都转过身，四处寻找盖茨比。他激发出来的浪漫推测的证明就是，有些人对他窃窃私议，而那些人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少有需要去窃窃私议的事情。

第一次晚餐——子夜之后还有一次——现在开始了，乔丹邀请我去汇入她的那一帮朋友，他们在花园的另一边，分散坐在一张餐桌周围。那里有三对夫妇，还有一个护送乔丹前来的大学生，这家伙很固执，说话习惯于歪曲性的影射，显然他认为乔丹迟早会或多或少地委身于自己。这帮人没有在晚会上到处闲逛，却都正襟危坐，一致保持着尊严，那种角色俨然沉着的乡间贵族阶层的代表——从东卵故意屈尊前往西卵，又小心翼翼地提防那种光怪陆离的欢乐。

“我们到外面去吧，”在很不恰当地浪费了半个小时后，乔丹小声说，“对于我，这里真是过于斯文了。”

我们站了起来，她解释我们要去找主人——她说我从未见过他，这让我有些心神不安。那位大学生点了点头，样子既有点冷嘲热讽，又有点闷闷不乐。

我们先扫了酒吧一眼，那里挤满了人，可盖茨比并没在那里。她从台阶最高处俯视，却没能找到他，他也不在游廊上。我们怀着一丝侥幸，推开一扇看起来很重要的门，走进一间高高的哥特式图书室，这里的四壁镶嵌着英国雕花橡木，大概是从海外的某处废墟遗迹上完整地运过来的。

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猫头鹰似的大眼镜，有些醉醺醺地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边上，迷糊而专心地盯着一排排书架。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就兴奋地转过身来，把乔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你觉得怎么样？”他冲动地问道。

“什么怎么样？”

他朝着书架挥了挥手。

“那些书怎么样。其实你不必麻烦去查看了，我已经查看过了。它们都是真的。”

“这些书吗？”

他点点头。

“绝对是真的——一页接一页，一应俱全。我还以为它们是那种用漂亮耐用的纸板糊成的外壳呢。事实上，它们绝对是真的。一页页并且——我就给你们看看吧。”

他自作聪明地认为我们还在怀疑，便赶忙跑到书橱前，伸手取下《斯托达德演说集》的第一卷回来。

“瞧瞧！”他得意扬扬地叫道，“这可是一卷地地道道的印刷品。它把我给蒙住了。这个家伙真是个贝拉斯科[贝拉斯科（1853 —1931），美国戏剧家]。这可是一大成功啊，多么完整，多么真实啊！还懂得在什么时候收住——没有切到页面。可是你还想怎样呢？你还期望什么呢？”

他从我手里一把攫走那本书，匆忙放回书架，咕哝着说要是把一块砖拿走，整个图书室就很容易坍塌下来。

“谁带你们来的？”他问，“你们是不请自来的吧？我可是有人带来的。大多数客人都是被人带来的。”

乔丹警惕而欢乐地看着他，并没有回答。

“一位名叫罗斯福的女人带我过来的，”他继续说，“就是克劳德·罗斯福夫人。你们认识她吗？昨夜我在某个地方碰到了她。我醉了大约一个星期了，我以为坐在图书室里面就可能醒酒。”

“那酒醒了吗？”

“我想醒了一点吧。我还没法断定呢。我来到这里才一小时。我告诉过你们这些书吗？它们是真的。它们是……”

“你告诉过我们了。”

我们严肃地跟他握了握手，回到户外。

现在，有人在花园中的帆布上跳舞，老头们推着年轻少女后退，那样绕出的圆圈永远都很难看，高傲的夫妇扭来扭去，时髦地抱在一起，一直待在角落——还有很多单身少女跳着个性十足的舞蹈，要不然就去帮乐队减轻一会儿负担，弹弹班卓琴，或者玩玩打击乐器。到了子夜，欢闹就更甚了。一位著名的男高音用意大利语唱歌，一位声名狼藉的女低音则唱起了爵士乐曲，在这两个节目之间，还有人在花园里到处表演各种“绝技”，而与此同时，一阵阵快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天的夜空。一对舞台“双胞胎”——原来就是那两位黄衣少女，盛装登场，奉献了一场幼稚的表演，一杯杯香槟酒端了出来，那酒杯比餐桌上的洗手盅还大。月亮在天上升得更高，海峡中，银色天秤座的三角形星星漂浮在水面，随着草坪上那绷紧的、细细的班卓琴声而微微颤动。

我依然和乔丹·贝克待在一起。我们坐在一张桌子边，同坐的有一个与我的年纪相仿的男子，一个吵闹的小女孩，只要有一丁点刺激，她就会忍不住放声大笑。此刻我玩得很开心。我喝下了两大盅香槟酒，我眼前的场景就变得意味深长、重要、深奥了。

娱乐表演休息的时候，那个男子望着我微笑。

“你很面熟啊，”他彬彬有礼地说，“战争期间您不是在第三师吗？”

“哎呀，对啊。我在第九机枪营。”

“我在第七步兵团待到1918年6月。我刚才就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您呢。”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聊到了一些灰白、多雨的法国村庄。他显然就住在这附近，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刚买了一艘水上滑艇，正打算明天早晨去尝试一番。

“老伙计，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就沿着海峡靠近岸边转悠一下。”

“什么时候？”

“只要你方便，随时都行。”

我正要问他的名字，话已经到了嘴边，而就在此时，乔丹掉头朝我微笑。

“现在玩得开心了吧？”她问。

“好多了。”我又掉头对着我新认识的那位熟人说，“对于我，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晚会。我竟然没有碰到主人。我就住在那边……”我朝着远处看不见的篱笆挥了挥手，“这个盖茨比派他的司机送了一份请柬过来。”

他看了我一会儿，仿佛不明白我的话。

“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道。

“什么！”我惊叫起来，“哦，请原谅。”

“老伙计，我还以为你知道呢。看来我没当好主人。”

他宽容地莞尔一笑——还远不止宽容。这是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一种永远让人放心的素养，你一生中可能只见过四五次。片刻间，这种笑容面对或者似乎面对着整个外部世界，然后把一种你喜欢的、难以抗拒的偏爱凝聚在你的身上。它如你所愿而恰如其分地理解你，正如你相信自己那样而相信你，向你保证它对你拥有恰如其分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又是你最希望传达出来的。就在这一刻，这种笑容消失了——我看着的是一个举止优雅的年轻男子，年纪大约三十一二岁，其文质彬彬的言谈方式有些拘泥于礼节，但又恰好避免了荒诞可笑。我强烈地感到他说话很小心谨慎，字斟句酌，此后不久他才作自我介绍。

几乎就在盖茨比先生亮明自己的身份那一刻，一个管家就匆匆跑来向他报告，说是芝加哥有电话找他。他依次朝大家微微欠身抱歉。

“老伙计，如果你需要什么，就尽管开口，”他敦促我说，“对不起，我等一会儿再过来陪你们。”

他离开之后，我立即转身看着乔丹——迫不及待地向她表达了我的惊讶。我本来还以为盖茨比先生是一个脸色红润、大腹便便的中年人。

“他是谁呢？”我问道，“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叫作盖茨比的人啊。”

“我是问他来自何方？他又从事何种职业？”

“你现在也开始琢磨这个主题了，”她回答，露出一丝苍白的笑容，“呃，他告诉过我说他曾经在牛津大学读书。”

他那模糊的背景本来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但随着她接下来的一句话，又慢慢消失了。

“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

“你为什么会不相信呢？”

“不知道，”她坚持说，“我就是不认为他上过牛津大学。”

她的语调中，有什么弦外之音让我想起另一个少女所说的“我觉得他杀过人”，大大激发我的好奇心。说出盖茨比出身于路易斯安那的沼泽地区，或者出身于纽约的东城南区[当时纽约的贫民区]这样的信息，我都会毫无疑问地接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年轻人不会——至少在我这个缺乏经验的外乡人身上，我相信他们不会从不存在的地方悄悄冒出来，在长岛海峡岸边购置了一座宫殿似的别墅。

“总之，他喜欢举行大型晚会，”乔丹话锋一转，彬彬有礼地表现出她厌恶谈到具体细节，“而我也喜欢大型晚会，多么隐秘啊。小型晚会则毫无隐私可言。”

大鼓隆隆响起，突然传来乐队指挥的声音，压倒了花园里的嘈杂声。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嚷嚷，“应盖茨比先生的要求，我们将为各位演奏弗拉基米尔·托斯托夫先生的最新作品，在过去的那个五月，这部作品在卡内基音乐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如果各位读过报纸，就知道它曾经轰动一时。”他露出笑容，面带快活的谦逊，又加上了一句，“真是轰动啊！”因此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这支曲子很出名，”他有力地断然说道，“叫作‘弗拉基米尔·托斯托夫的爵士音乐世界史’！”

我理解不了托斯托夫先生这支乐曲的本质，因为正当开始演奏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到了盖茨比身上，他独自站在大理石台阶上，面带满意的神情从一群人扫视到另一群人。在他的脸上，那晒得黝黑的皮肤迷人地紧绷着，他的短发看起来似乎每天都要修剪。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险恶的迹象。我想知道的是，他不喝酒这一事实是否有助于把他和客人分隔开来，因为在我看来，随着充满友爱的欢闹不断高涨，他的言行似乎就更加得体。《爵士音乐世界史》结束时，一些少女像小狗一样欢乐地把头搭在男人们的肩上，另一些少女则嬉戏着晕倒在男人们的怀中，甚至晕倒在人群中，因为她们知道总会有人把她们扶住——但没有哪个少女晕倒在盖茨比的身上，也没有哪种法式短发碰到盖茨比的肩头，更没有哪种四重唱组合来拉盖茨比入伙。

“对不起。”

盖茨比的管家突然站在我们旁边。

“请问是贝克小姐吗？”他问道，“抱歉，打扰了，盖茨比先生想跟您单独谈谈。”

“跟我谈吗？”她惊讶地大声说道。

“是的，女士。”

她慢慢站了起来，惊讶地朝我扬起眉头，跟着管家朝房子走去。我注意到她穿着晚礼服，而不管她穿什么服装，都像穿运动服一样——她的动作中流露出轻快活泼的姿态，仿佛她最初是在空气清爽的早晨学会了走在高尔夫球场上。

我独自一人，现在已近凌晨两点。有一阵子，从上面的露台，从一个有很多窗户的长长的房间里，传来了杂乱而迷人的声音。此刻，护送乔丹前来的那位大学生正和歌舞团女演员大谈产科之类的话题，还恳求我去加入，为了躲避他，我溜到了屋里。

大房间里人头攒动。那两个黄衣少女之一正在弹奏钢琴，她身边站着一位身材高高的红发少妇，她来自一家著名的歌舞团，此刻正在唱歌。她已经喝了好一些香槟，在歌唱的过程中，她不合时宜地认定一切都非常非常糟糕——原来她不仅在唱歌，而且还在哭泣。只要歌曲中稍有暂停，她就会用断断续续的抽泣声来填充，然后用震颤的女高音来重唱歌词。泪珠顺着她的面颊滚落下来——尽管如此，那些眼泪却并没有畅快地流下来，因为泪水接触到浓墨重彩的眼睫毛时，就呈现出墨水般的颜色，如同两条小溪缓慢地继续下淌。有人幽默地提议，她应该依照自己脸上的那些音符来唱歌，听闻此言，她猛地举起双手，倒在一把椅子上，呼呼大睡起来，浑身还散发出酒气。

“她跟一个自称是其丈夫的男人打了一架。”靠近我肘边的一个少女解释说。

我环顾四周。此刻，留下来的女人多半都在跟其所谓的丈夫争吵，就连乔丹那一帮人，来自东卵的那个四人组合，也因为意见不合而四分五裂。其中一个男人好奇心十足，跟一个年轻女演员交谈，他的妻子本来还想装出一副保持尊严、无关紧要的模样，可没想到最后完全崩溃了，便采取了旁敲侧击的方式——时不时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像一条愤怒的响尾蛇嘶嘶地对着他的耳朵说：“你答应过我的！”

迟迟不愿回家的，还不限于那些任性的男人。此刻，两个清醒得可怜的男人和他们愤怒至极的妻子占据了门厅。他们的妻子微微抬高嗓门，互表同情。

“每当他看见我玩得开心，他就想回家了。”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自私的事情。”

“我们总是最早离开的人。”

“我们也一样。”

“呃，今夜我们几乎是最后离开的了，”其中一个男人怯懦地说，“乐队在半小时前就走了。”

尽管两位妻子都认为如此的狠毒简直难以让人置信，这场争论终于还是在短暂的拉扯中结束了——两位妻子被抱了起来，双腿乱踢，消失在夜色之中。

我在门厅等待取帽子的时候，图书室的门打开了，乔丹·贝克和盖茨比一起走了出来。他还在跟她说最后一句话，但是，在几个人走过来跟他道别的时候，他的举止中原有的热情一下子就绷紧成了拘谨的礼节。

乔丹的那一帮人从门廊上不耐烦地朝她大喊，然而她还是逗留了片刻，跟我握手。

“我刚刚听说了一件最令人惊异的事情，”她低声说，“我们在那里面待了多久？”

“哎呀，大约有一小时吧。”

“这件事……简直令人惊异，”她出神地重复说，“但我发过誓不会泄漏给别人，现在，我就让你干着急。”她温文尔雅地朝着我的脸打了个呵欠，“请来看我吧……电话簿上……名叫西古奈·霍华德夫人……那是我的姑妈……”她一边说话，一边匆匆离开——她那棕色的手轻松活泼地挥别，同时就消失在门口她那一帮人之中。

我第一次来这里就待到这么晚，这让我很惭愧，因此我就加入了簇拥在盖茨比周围的最后几位客人的行列。我要解释晚上很早我就过来了，而且在找他，还要向他道歉，因为在花园里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却没把他认出来。

“你太客气了，”他殷切地嘱咐我，“老伙计，别再想了。”这个熟悉的称呼的亲密程度，还不如他那在我肩上安慰地轻拍的手，“可别忘了明天早晨九点我们要去乘坐水上滑艇哦。”

接着，管家就出现在他的肩后：

“费城那边给您来电话了。”

“好，马上就来。告诉他们我很快就来……晚安。”

“晚安。”

“晚安。”他微笑着——突然，我成为最后离开的人，这其中似乎颇有令人愉快的意义，仿佛他一直都希望这样，“晚安，老伙计……晚安。”

但是，就在我走下台阶的时候，我看见这场晚会还没有完全结束。就在距离门口五十英尺处，十几盏小车的前灯照亮了一片奇异、喧闹的场景。路边的水沟里，躺着一辆双座四轮新轿车，它的右侧向上翘起，一只车轮被猛然撞掉了。它驶离盖茨比的车道还不到两分钟就出事了，撞到了一道墙的突出部，结果造成了车轮脱落，此刻引起了五六个好奇的司机的注意和围观。然而，他们自己的小车却挡住了道路，使得后面的车上的司机不断按喇叭，刺耳的噪音充斥了耳朵，使得这个本来已经够乱的现场更加混乱。

一个穿着长风衣的男子从那辆撞坏的汽车里爬了出来，此刻他站在道路中央，看看汽车，又看看轮胎，再从轮胎掉头看看围观者，样子显得愉快而困惑。

“瞧瞧！”他解释，“车都陷到水沟里面了。”

这一事实让他无比诧异，我最先听出了那惊讶中流露出不同寻常的口风，然后就认出了那个人——他就是那位先前进入盖茨比的图书室的客人。

“怎么会这样啊？”

他耸了耸肩。

“我对机械学可是一窍不通。”他果断地说。

“可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你撞到了墙上？”

“别问我，”那个“猫头鹰眼”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几乎不懂怎么开车——几乎一窍不通。我只知道开到沟里了。”

“呃，要是你不怎么懂开车，那你就不该尝试在夜里开车呀。”

“可是我连试也没试，”他愤怒地解释说，“我连试也没试呀。”

旁观者顿时惊愕得鸦雀无声。

“你是不是想自杀啊？”

“幸好你只是撞掉了一只轮子！糟糕的开车技术，甚至还试都不试！”

“你们不明白，”那个罪人解释，“我可没开车，车里还有一个人呢。”

这一声明引发了震惊，人群中纷纷发出“啊……啊……啊”的声音，与此同时，那辆双座四轮轿车的车门慢慢打开了。围观的人群——此刻已聚集了一大群人——很不情愿地后退，当车门宽宽地打开，又有一次可怕的停顿。然后，渐渐地，一点一点地，一个脸色苍白、摇摇晃晃的人从撞坏的汽车里跨出来，伸出一只不确定的大舞鞋，在地面上试探性地擦了一下。

这个幽灵般的人物被汽车前灯照射得睁不开眼，被连续不断的喇叭声吵得摸不着头脑，站在那里摇晃了一会儿，才注意到那个穿风衣的人。

“怎么啦？”他平静地问道，“我们的车没油了吗？”

“瞧瞧吧！”

五六个人指着那只脱落的车轮，而他盯着车轮看了一会儿，然后抬头仰望，仿佛在怀疑那只车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轮子掉了。”有人解释说。

他点了点头。

“起初我还没注意到车停了。”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起双肩，毅然决然地说：

“不知道你们能否告诉我，哪里有加油站？”

至少有五六个人，其中一些人比他清醒一些，对他解释说车轮和车子已经分离，再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了。

“倒车吧，”一会儿后，他又提议，“把车倒出来吧。”

“可是车轮已经掉了啊！”

他犹豫了。

“试一下也无妨嘛。”他说。

那些汽车喇叭像猫叫春似的到达了高潮，我转身越过草坪回家。我一度回头张望。一轮圆月照耀在盖茨比的别墅上面，使得夜色一如既往地美好，比他那依然炽热的花园里的欢声笑语更为长久。此刻，一种突然的空寂似乎从那些窗口和那扇巨大的门里流了出来，使得那个主人的身影完全处于孤立之中，他站在门廊上，举起一只手，用正规的手势来挥别。

读一遍我迄今所写下的文字，我明白自己已经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那就是相隔几个星期的三个夜晚的活动吸引了我。正相反，那些事情纯粹是在一个拥挤忙碌的夏夜偶然发生的，而且直到很久以后，它们还远不如我的私事那样吸引我。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清晨，太阳把我的影子投向西边，我沿着纽约南部林立的大楼之间的那些白色裂口前行，匆匆走向正诚信托公司。我熟知其他职员和年轻债券推销员的名字，在幽暗、拥挤的餐馆里跟他们共进午餐，吃点猪腊肠、土豆泥，喝点咖啡。我甚至还跟一个女孩有过短暂的风流韵事，她住在泽西城[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的海港城市，靠近纽约市]，在会计部门工作，但是，她的哥哥开始对我使脸色、使白眼，因此，在她七月外出度假的时候，我就悄悄让这桩风流韵事烟消云散了。

我通常都在耶鲁俱乐部吃晚饭——因为某种缘故，这成了我一天中最沮丧的事情。然后，我会前往楼上的图书室，花一小时去认真学习投资和有价证券方面的知识。俱乐部里一般都有几个喜欢玩闹的人，但他们从来不会进入图书室，因此那里就成了学习的好地方。此后，如果夜色温和、柔美，我就会沿着麦迪逊大道一路溜达，经过那家古老的默里山酒店，再越过第三十三街，前往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喜欢它在夜间活力十足的冒险体验，还有男男女女和机器让人应接不暇的闪现给不安的眼睛带来的满足。我喜欢沿着第五大道向北漫步，从人群中挑出那些浪漫的女人，幻想自己在几分钟之后就会进入她们的生活，而且根本没有人会知道或者反对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我会跟着她们走向她们那位于隐蔽的街角上的寓所，她们会转过身来朝我微笑，然后才穿过房门渐渐消隐在温暖的黑暗之中。在大都市令人销魂的暮色中，我有时会产生一种难以排解的孤独感，而且还觉得别人也同样感到孤独——潦倒的年轻职员闲荡在橱窗前，等到孤身去餐馆吃晚饭的时间——黄昏中的年轻职员，虚度夜晚和生活中最令人痛苦的时刻。

此外，在晚上八点，四十几号那一带的黑暗小巷里挤满了悸动的出租车，它们五辆一排，驶往百老汇剧院区，我的心里感到一种沉沦。出租车停下来等待的时候，车里的身影依偎在一起，嗓音如歌吟一般传过来，还有听不见的玩笑引起的笑声，点燃的香烟在车里勾勒出难以理解的手势。我幻想自己也在匆匆赶路，前往寻欢作乐的场所，分享他们隐秘的激动，我也为他们祝福。

我有好一阵没见到乔丹·贝克了，然后在仲夏，我又见到了她。起初，我为陪伴她前往各地而感到荣幸，因为她毕竟是高尔夫球赛冠军，而且人人都知道她的大名。接着，就有了更多的事情。我并没有真正坠入爱河，但我感到一种温柔的好奇。在她朝世人摆出的那张厌烦而傲慢的脸后面，隐藏着什么——大多数装模作样的行为最终都隐藏着什么，即便是在开始时并不是这样——有一天，我发现了那究竟是什么。那天，我们一同前往沃里克[美国罗得岛州东部城市]去参加一场乡间别墅聚会，她把一辆借来的小车停在雨中，没拉下车篷，然后对此撒了谎——突然间，我想起了关于她的谎言，在黛西家里的那天晚上我没想起那件往事。在她参加的第一场重要的高尔夫球赛上，发生了一场争论，差点被登上报纸——有人暗示，在半决赛上，她从不利的球位上偷偷移动了自己的球。这件事几乎成了丑闻，然后又平息了下去。一个球童撤回了自己的声明，而另一个唯一的证人也承认自己有可能搞错了。这一事件和这个名字一起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乔丹·贝克本能地避开生性聪明、狡猾的男人，现在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因为她觉得，在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发生背离准则的越轨行为的层面上活动，会比较安全。她不诚实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她不甘处于下风，假设她这样不情愿，那我猜想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玩弄各种诡计了，以便对世人保持那种冷漠、傲慢的微笑，然而又满足了她那硬朗、活泼的身体的需要。

这对我毫无影响。女人的不诚实，是你永远不会去指责的事情——我偶尔会感到遗憾，然后就忘了。正是在那场乡间别墅聚会上，我们就开车的问题有过一次古怪的对话。这是因为她开车从一些工人旁边擦身而过，结果挡泥板轻轻碰到了一个工人的外衣纽扣。

“你是个糟糕的司机，”我抗议道，“你要么应该更小心，要么根本就不该开车。”

“我很小心了。”

“不对，你并不小心。”

“哦，反正别人会小心的。”她一脸轻松地说。

“那跟你开车又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避开我的，”她固执地坚持说，“如果发生车祸，一个巴掌拍不响。”

“假设你碰到一个跟你一样粗心的人呢？”

“那我希望永远不会碰到，”她回答，“我憎恨粗心的人。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她那双被阳光照射得眯起的灰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但她故意转移了我们的关系，有一阵子，我认为自己爱上了她。但是，我头脑迟钝，满脑子都是清规戒律，对于我的欲望起到了刹车作用，并且在回家后，我知道首先得让自己一定要摆脱那种纠葛。一直以来，我每个星期都要写一封信，并且落款“爱你，尼克”，而我能想起的一切，都是在某个少女打网球的时候，她的上唇上会微微出现小胡子一般的汗珠。然而，也有一种含糊暧昧的理解，那就是只有巧妙地摆脱，我才会自由。

每个人都至少设想自己有四种基本美德[即谨慎、坚毅、克制、公正]当中的一种，而这就是我的美德：我就是我所认识的极少数诚实者当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