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侯森查验了一下英千里的枪伤，发现子弹是从左肋部打进去的，然后擦着脊柱飞了出来，他不敢相信英千里中枪之后还跑了将近五百米，从人群中逃走，然后登上了那辆接应他的黄包车，坚持了大概六七分钟，到了他的诊所。不过因为子弹没有残留在体内，所以只要止住了血，他应该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英千里来时还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说自己的血蹭到了好几个人身上，他边跑边道歉，说只要用温水是可以洗掉的，说完之后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要死了，皱着眉头想说几句遗言，他说，主啊，其实……可是因为失血过多，遗言没有出口就已经昏了过去。现在没事了，救人是医生的本能，错不了的，侯森自己坐在诊所的前厅想，错不了的，暂时没事了。

英千里是侯森在英国留学时的旧相识，准确地说，是房东的儿子。房东是个英国贵族，或者说祖上是，而且极其喜爱中国文化，中国的丝织品和陶瓷第一次来到英国，这个家族就买了一些，越看越喜欢，后来陆续买了不少，开始是把一些订单交给买办，买办按方抓药，帮他们买回来。但是这种方式多少会有一些出入，你要的是鼻烟壶，他买回来的可能是大烟枪，你要的是乾隆官窑的碗，他买回来的是看不出年代的掉色瓶子，瓶子里面还有残落的花瓣。后来他们就亲自带着仆人来到中国，要知道即使买到假货，游逛，甄别，被骗的沮丧和发现宝物的喜悦，都是坐在家里等待送货上门无法比拟的。他们第一次抵达的城市是上海，时间是1842年，之后是1848年，1853年，1860年，平均五到六年来一次，一直持续到1900年闹拳乱，也赶上英千里的祖父病重，中断了大概十几年。等祖父熬得油尽灯枯去世，英千里的父亲接替父亲的喜好，继续定期来到中国，去过兰州、西安、北平、胶东。中间被抢，被骗，被军队挟持，被饥饿的倔驴扔在荒郊野外，老仆人染病而死，埋在了河南，年轻的仆人在和四川麻匪的交火中表现英勇，击毙对方三五人，后来不知所踪，不知是被对方抓去血债血偿还是心灰意冷就此逃走了。但是这些境遇都没有阻止英家持续地来到中国，直到英千里的父亲在1927年，也就是南昌起义爆发的那一年患了中风，这家天主教徒的中国之行才戛然而止了。侯森赴英时，这个家族已经衰落，原因之一是一家之主病倒，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家族多年不事实业，沉迷于收藏和玩乐，已败絮其中。英千里是独子，爱好狩猎和看电影，父亲去世后，他变卖了父亲大部分的藏品，同时在世界各地游玩，因为藏品确实是多，所以他一直支撑到1939年。德国与英国开战的消息是他在日本酒馆里得知的，很快他就认识到自己不再是日本人的朋友，常跟他一起饮酒作乐的友人陆续登上了开往码头的火车，有一个跟了他多年的食客因为肺病无法参战，却在一次他喝多之后想要袭击和抢劫他，英千里击倒了他，给了他一点钱，然后他决定离开日本，用身上最后一块玉佩换了一张船票，来北京投奔侯森。

侯森比英千里大十岁，按道理说英千里可以叫侯森叔叔，但是侯森叫他父亲uncle，他成年之后就叫侯森Sen brother，后来就叫Sen。侯森生于奉天，父亲原是张作霖手下的军官，官阶不低，但是主要是研究军事策略，搞军事训练，基本没上过战场。侯森二十三岁时，本来要去柏林学铁路，因为奉军需要铁路方面的人才。日本人铺的铁路逐渐布满了东北，张作霖希望自己也能修几段铁路，至少把奉天辽阳周围的铁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多次表示希望听到自己造的火车碾过自己造的崭新的铁轨的声音。在一个冬天的清晨，侯森的父亲因为驱策学员过厉，一个祖籍朝阳县的新兵夺其枪后，连开两枪将他打死，之后逃回宿舍，对着母亲的照片饮弹自尽。张作霖亲自接见了侯森，问他之后的打算，他的嗓音沙哑，看惯了生死，也保持着掌权者的谦虚。侯森表示想要改学医，并且不想再去德国，打死他爸的驳壳枪是德国造的，虽然彼时德国已经是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并且风传要与英美法签订《非战公约》，但是以德国人造枪的水平看，这个国家迟早还是要打仗的。张作霖应允了他的请求，同时想起来他过去见过的一个英国富人，在他还是土匪的时候曾经与他见过面，虽然开始并不十分愉快，但是后来成为了朋友，他还曾经向英国发出一箱古鸟的化石作为礼物，英国人回赠了一箱巧克力做的手雷，这是一个精致的英国佬玩笑，张作霖觉得十分有趣。于是他手书一封，把侯森送去了英国，他没有预料到，侯森到了伦敦之后，发现那个幽默的英国人已经卧床不起，再也说不出笑话，几年的英国生涯都是靠他自己打拼，他还顺便照料了他的孩子，充当了他的家庭教师和半个监护人。因为当时学医需懂拉丁文，所以英千里的拉丁文和中文都是侯森教，所以他的中国话带点东北口音。英千里成年之后，第一次出游，去了罗马，那时他的父亲已经接近弥留，侯森发现自己竟然产生了孩子离家远走的忧伤。

两天之后，英千里在夜里醒了，侯森正在书房看书，他走进了他的书房，坐在他的茶几旁，自己动手冲泡茶叶。侯森把书放下转头看他，他穿着白色短袖衫（其实是把长袖衬衫的袖子挽起，不过英千里极喜欢如此穿着，他的袖子没有放下来过，在侯森眼里就是短袖衫），腿上是麻布裤子，脚上是内联升的布鞋，这些都是侯森为他准备的，他身材高大，足有一米九，臂长胸阔，所以这些穿着都是他来之前定做好的。时间已经是北京的十一月，树叶枯黄，月满高天，冷空气像鞭子一样在院子里游走，但是英千里还是习惯穿他的特别短袖，他似乎不容易感受到寒冷，只要一动，脖子上就泛出健康的汗珠。侯森看着他蜷着腿坐在茶几边，用大手拨弄着小碗，不禁皱起眉头，这样一个巨人，他要怎么藏住自己呢？他无论走到哪里，占据的地方都太大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侯森说。英千里说，我现在的感觉很好，你知道我们十八世纪的时候人生了病要放血吗？我现在就感觉到放血之后的舒畅，而且身上多了一个窟窿，感觉比以前透气儿。侯森站起身来坐在英千里对面，虽然他是西医，但是在英国时也喝茶，这套茶具是他找人单做的，公道杯的材料是合成树脂，耐烫，上有刻度，一目了然，茶壶没做，单买的，据说是哥窑的东西，他的一个病人得救后想要送给他，他很喜欢，按照市价买了下来。他把茶壶挪到自己的身前来，又冲了一泡茶，他给英千里洗了洗杯子，倒上茶说，你认识那个日本人吗？英千里说，不认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的真人和照片是一样的。侯森说，有人指使你吗？英千里说，我被你逮捕了吗？侯森说，没有，你暂时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我能理解你的行为，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你来投奔我，就是要干这件事吗？英千里说，不是，我是看到报纸的那个上午临时决定的。侯森说，大部分人看报纸之后不会去杀人。英千里说，是的，Sen，因为你只是在看文字，我看到的东西比你多，这个日本军官杀过很多人，大部分是中国人。侯森说，也许吧。英千里说，不是也许，是确实如此，他在上海时斩首过一个中国俘虏，女性，而这个俘虏是他的影迷，在他砍下她的脑袋时还说出了他的代表作。侯森说，影迷？英千里说，是的，这人战前是一个导演，拍摄过几部剑戟片，日本国内觉得他是相当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我在日本时看过他的戏，确实拍得不错，在一部戏里他还客串了一个盲人和尚，弹着一把琵琶。侯森说，你是一个英国人，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打仗有时候就是要杀人，不杀人怎么打仗呢？英千里说，这不是战争的问题，这是我和他的问题，我也是他的影迷，曾经被他深深打动，当我在日本广播听到他把影迷枭首示众之后，我就希望他不要战死，让我遇到他就好了。没想到他在北京。但是现在看来砍掉他的脑袋比较难，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杀了他就可以了。侯森说，这件事情你和你的上帝商量过吗？英千里说，这是我的私事，我不方便告诉你。你选择帮助我还是举报我呢？侯森说，我不能帮助你，我也不想举报你，我也不能请你离开这里，因为你一旦走出这个门，存活的时间会很短。我选择离开这里，你住的房间的抽屉里，我放了一点钱，我在上海有一些朋友，我就去上海了，你需要吃一星期的消炎药，如何吃我已经写好，和药跟钱一起放在抽屉里。我们就此别过，应该是永远不会见面了。

侯森连夜搬离了住处，因为他尚未婚娶，所以只身一人背着一个包袱走了，不过他并没有去上海，而是住进了两条街以外的一个旅馆。侯森认为自己比较了解英少爷，他不会撒谎，他为什么对一个日本导演产生了这么大的仇恨他无法了解，但是他相信他不会罢手，一定会再次行动，一旦他事败，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到时他就可以搬回去，继续当他的医生。夜里侯森对着孤灯，没有马上睡着，他想起自己母亲早逝，父亲意外身死，自己远渡重洋学医，归来后在北京开了一间小诊所，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前两个月为了打开局面基本等于义诊，后来逐渐有一些外国人和北京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来找他看病，他的医术严谨，尤其精于儿科，无论是多么吵闹和痛苦的孩子，到了他的诊室都会变得安静和顺从，他好像天生能跟孩子产生共鸣，不知道是不是他从青年时期就和英千里生活在一起的缘故，或者也许他现在已是孤儿，由父母携来的孩子看见他就会产生怜悯。英千里一周前来到时，是他近年最开心的时刻，虽然他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英千里迟早会来找他的，因为从小到大，每次英千里出了问题，总是呼叫他的，而他的生活怎么会不出问题呢？现在他们都是孤儿了，都远离了家乡，一个是混口饭吃，一个是尽情玩乐，两人聊了许多过去的事情，比如英父死时手里还拿着一个国画卷轴，比如他们曾去打猎，十几岁的英千里射中了一头驯鹿的肩胛，两人走到近前，发现那头鹿极其美丽，为了活下去似要吐人语，于是两人把它搬回家，英千里央求侯森给它做了一个成功的手术。他还给英千里弄了一辆自行车，两人骑车在胡同里瞎转，累了就到茶馆喝一壶茶，车轮碾过枯叶，茶馆里南来北往的人，他感觉不再是孤身一人，他甚至觉得英千里可以在他的诊所帮忙，或者什么都不干也行，他的收入是可以养活两个人的。日本人通常不会为难医生，只要他这么干下去，诊所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到时也会有女人爱他，到时英千里愿意干吗就干吗吧，他可以把诊所传给自己的孩子，虽然不会像英家那样成为几代的贵族，但是有一个手艺在身上，也不会像英家那样败落。日本导演？一个来中国打仗的日本导演？侯森百思不得其解，这次他没办法了，他不喜欢看电影，他对这类东西都不怎么感兴趣，一个是他没有时间，他三十几岁的人生里总是在忙着，另一个原因是他不相信虚构的世界，他的工作要求他崇拜现实，一根血管的意义超过银幕上所有活人假扮的尸体。

一个月过去，侯森等于给自己放了一个假，每天除了吃饭，大睡，散步，就是看报纸，等待着英千里被击毙或者被抓捕的消息。但是并没有，他看到的消息是日本军官山本真司在上次被刺之后，锁骨受了轻伤，现在已经恢复，参加了北京文艺界的一个联欢，在现场还表演了一段日本的能剧。闲适使他痛苦，过多的睡眠让他瘦了几斤。又过了三天，报纸上的新闻说，山本调离北京，开赴前线，具体去往何处并未透露。他便收拾包裹，回到诊所，发现英千里也已经离开，他留下的消炎药还剩下两片，英千里走时应该细致地打扫过，但是没有留下书信。他休息了一天，重新开业，无人来寻人，也没有人回来。半年之后，他装上一部电话，茶具也换了新的。又过了三个月，他雇了一个助手。

二

201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进入电影资料馆实习，主要负责整理影片拷贝和编排放映计划，2014年7月转为正式职工。2015年年初，我跟随孙鹤阳馆长赴日本开会，会议结束后，孙馆长提出要去拜访一些健在的昭和时期的重要的电影人，包括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灯光，大部分人拒绝了我们的访问，一是这些人已经多年不参与电影工作，辉煌已经过去，我们又没什么大来头，在他们看来无非又是一伙朝圣者，搞一点素材回去为自己增光。二是他们已经老得不成样子，能够顺畅交流的人没有几个，有些人即使活着也常年卧床，每天清醒的时间有限，和家人的交流都比较困难，更别说是采访了。有几个人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大多是亲属代为答应的，但是无奈要价太高，而我们资金有限，只好作罢。最后成行的只有山本真司一人，他和他的家人接受了我们的报价，虽然他已经九十八岁，不过神志清醒，身体健朗，有时还去当下年轻人的电影里客串一个角色，闲时自己骑自行车出门，在表参道的门店里有时会出现他的身影，他在试衣服，偶尔会忘记信用卡的密码，不过给他一点时间他就会想起来，因为写着密码的字条就放在他常年戴着的帽子里，店员都知道这件事，会尽量含蓄地提醒他。

我们到达山本家是一个下午，他安家在一个闹中取静的街区，在涩谷和表参道之间，是一个独栋的二层小楼。平时有一个四十五岁的保姆和他一起生活，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版权事宜由他的大儿子山本英雄和儿媳代理。我们到时山本英雄已经站在门口，穿着黑色西装，身边是几株刚刚浇过水的植物，有鹭草和吊兰，老山本先生骑的自行车就停在植物旁边，擦拭得发亮，好像也刚刚浇过水一样。老山本在家里的客厅等待我们，他穿着白衬衫和黑色西裤，脚上是雪白的袜子，上衣的口袋里别着一支黑色钢笔，左手腕戴着一只金色腕表，同样金色的结婚戒指也佩戴在左手上。他站了起来，身高超过一米八，考虑到因为衰老人的身高会打折，在当年的日本他绝对算是罕见的长人。我们握手入座，保姆端上了茶具和点心。孙馆长是日本电影的专家，曾在日本留学，日语相当娴熟，我大学时辅修过日语，阅读和听都还可以，说起来比较吃力，只能说一些日常简单的，如果涉及电影专业方面，连贯性就差很多，所以我主要负责录音和记录。

孙馆长先礼貌地夸赞了住处和茶，然后表明了来意，采访是一方面，回去我们会在内部刊物和媒体上发表，另一个方面就是希望能拿到一些拷贝，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因为放映是卖票的，所以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账。小山本早有准备，他拿出一份山本真司的作品列表，大概有两页纸，上面按照时间顺序明确标记了老山本作品现存拷贝的所在地。有的在电影公司，有的在艺术馆作为馆藏，也有一些在类似于我们的电影资料馆中。山本真司示意先不要研究这两页纸，他用手把纸推远了一点，然后问了我们通常是何种比例分账，孙馆长答说是五五分，山本说他想拿到八，同时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八的数字。孙馆长表示比较为难，放映的场地和人工都是成本，还要交税，另外这还是首次在中国放映山本的电影，意义大于金钱，孙馆长也暗示，他过去也拿过其他日本导演的拷贝到资料馆放映，都是按照五五分账，已是约定俗成的规范。山本真司点点头，说，我比他们更好。孙馆长礼貌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山本真司说，美国人已经达成共识，我比他们更伟大。他把拇指食指中指汇拢举起来说，七。孙馆长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山本先生，我个人非常喜欢你的电影，这点上我没有跟很多人达成共识。那我就自私一点，破坏一下规矩，六吧。山本真司浮过了一种不情愿但又得意的表情，他随后显露出耄耋老人的坦率，说，六就六吧，至少比五好。请你们吃一点这个太阳饼，是一个台湾朋友寄给我的，如果他们不阻拦我，我可以吃下二十个。请给我们上一点清酒。保姆得到小山本的首肯之后，拿了三壶清酒上来。

山本迅速地喝下了一壶，我因为不善于喝酒，而且从医学上来说，下午喝酒对身体伤害很大，就把自己的多半壶给了他，山本一边喝酒，一边用右手旋动着自己的戒指，好像可以增强他饮酒的快感一样。小山本有事先与我们告辞，走前他认真地与我们握手，希望我们有机会再来，然后叮嘱保姆不要让老山本喝得太多吃得太饱。他走时向老山本鞠躬，老山本嚅动着嘴唇，看也没看他一眼。过了一会他说，你们从哪来？孙馆长说，我们从北京来。老山本说，秋天的时候北京在落叶之中。我当年曾在日记里写过。北京的城墙非常碍事，但是非常美。这个年轻人，你一直没有说话，你会日语吗？我说，会一点。他说，你是北京人吗？我说，我不是，我来自一个东北的小城。他说，你会死在北京吗？我想了想，主要在想日语的“选择”怎么说，孙馆长说，你想说什么？我可以代劳。我说，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不想死在北京。孙馆长代我翻译完毕，老山本点点头说，是啊是啊。我差点死在北京，我被人打了一枪。我站在一个大学的操场上正在讲话，一颗子弹打在我的脖子上，那是一次相当远的射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枪手。子弹出自一把韦伯利左轮手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军用枪，一旦射程超出五十米，精确度降低很多。真是一个优异的枪手啊。我可以再喝一点你的酒吗？十分感谢。他逃走了，我活了下来，我们都是失败者啊。

斜阳的日照从落地窗进来了一些，试探着前进，一点点照在老山本的脚上。上学时我看过他的两部电影，都是战后拍摄的，内容都和战争无关，一个讲说书人招来了德川家的鬼魂，和鬼魂成为朋友，后又决裂，最终把鬼魂击败了，另一部讲的是一个杀妻案，具体情节忘记了。从我的角度看，他的电影有的有很大的瑕疵，但是里面旺盛的生之欲是别人不可比的，确实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老山本说，我们找到了拉他逃走的车夫，车夫说他们过去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要刺杀我，那人一直戴着口罩，没看到他的样子，但是他闻到他有一些狐臭，而且中文有别扭的口音，他觉得他是外国人。我们相信了车夫的话，然后把他杀了。他确实拉错了人，所以厄运就像乌鸦一样落在他的头上。大概是美国的间谍吧，我想。竟然看上了我这个级别并不很高的军官，真是品位独特啊，这时候说不定已经上船了吧。我恢复健康不久，我的部队就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在开拔两天前的夜里，我接到一封信，是枪手写来的，他为上次的偷袭向我道歉，希望能与我决斗。为了弥补他的软弱造成的过错，我可以向他先开一枪。决斗的地点是颐和园的十七孔桥桥上，时间是第二天夜里十点。我没有告诉部下这件事，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家里，交代了一下如果我死了，一些家务事的处理，如果我没死，就当作没有这封信。第二天夜里，我穿便装出发，你是在做记录吗？我说，是的。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您希望我记下来。他说，我有一本日记，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会可以给你抄录，我活不长了，我非常知道的，所以请你不要低头做别的事情。我把笔记本合上，他向我颔首致意，继续说道，我准时到了桥上，他已经在了，他比我还要高，是一个俊朗的西方人，在北京的秋天里，穿着中国人夏季的衣服，一件洁白的衬衫，袖子挽过手肘，脚上穿着布鞋。我们语言不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我，到最后我也没搞清楚，他的行事已经不像是间谍了。但是我们通过手势可以交流，我们都认为颐和园是很美的地方，他上桥之前在里面走了走，而我刚进北京时就来过。之后我们确定了决斗的规则，我站在十七孔桥南数第五孔，他站在北数第五孔，我可以先开一枪。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感觉到我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而他是我家乡的玩伴。你们没有参加过战争，在那个时候我活着还是死了对我的意义是差不多的，这种感觉跟随我很久了。

我的第一枪没有打中他，惊起了不少林子里的鸟，湖里的野鸭也赶紧游走了。我知道我的死期差不多到了，我忽然感到非常惊慌，以至于想跳到湖里。没想到开第二枪的时候他的古董枪在他手里卡住了，他说了一句什么，好像是向我表示抱歉，然后低头查看，我赶紧跑到他近前向他开了一枪，因为气息混乱，第一枪打中了他的腿，我又朝他的胸口开了一枪，这一枪要了他的命。他死得很快，嘴巴张着，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响，好像要说什么。他应该是在呼唤他的神，最后他发出一个音，是Shen，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Shen，我回国后研究过一点你们汉语的发音，神，Shen，他最后为什么要用汉语呼唤神呢？我搞不懂。你们能明白吗？

我和孙馆长看着他摇头，他想了这么久都不明白，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下午明白呢？

我把他推到了昆明湖中，我后来拍过一部电影，这次你们应该也会放，我移植了这个场景，只是没有发生在战时，你们知道那部电影吧？它使我在西方出了大名，我把Shen想象成了一个人，一个他的朋友，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和他一样是保育院的孤儿。我可能受了点狄更斯的影响，谁知道呢？反正我就是这样的想法。你们再吃一点这个小饼吧，要不然我会全吃掉的，你们帮我吃一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