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在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道上。黄昏时分，你站在树丛的阴影下，抬头看着自己的家，看着窗口的灯光，看着窗帘旁的动静，那可能是你老婆。有邻居出门来遛他的英国塞特猎犬，他看到了你，在一条邻居大多相识的街道上看见一名陌生人。那人有点起疑，塞特猎犬低声咆哮，他们都闻得出你是个讨厌狗的人。

住在这山腰的，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都会团结起来对抗入侵者与越界者，因为这是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不用卷入种种利益纠葛与尘世俗务。在这里他们只希望事情维持现状，因为他们过着好日子，一切都很好，人生不该重新洗牌。不，就让他们继续拿着手里的王牌与老K吧：不确定性会减损投资人的信心，经济状况稳定才能确保生产力，进而对社会有所贡献。你必须先创造成果才能分配它们。

我总认为我爸是我见过的人里最保守的一个，这实在是件怪事：因为他只是个司机，负责接送那些薪水比他高四倍，跟他讲话时明明带着高傲的语气、措辞却礼貌到不行的人。

我爸曾说过，如果我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家就再也不欢迎我了，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我妈。的确，这一番威胁不是在他清醒时说出口的，但正因如此，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他是说真的。他相信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值得推崇的，也相信每个人出生后的身份地位都是上帝根据自己的意志安排好的，所以我们乖乖地把悲惨的人生过完就好，因为那是我们的该死的义务。或者如同《夜里四更天》一书中，作者约翰·法尔克贝格笔下那个教堂司事说的，“教堂司事就是教堂司事，牧师就是牧师”。

因此，身为司机之子，我用各种方式忤逆我爸：我上大学，娶了有钱人的女儿，身穿费尔纳·雅各布森牌的高级西装，还在霍尔门科伦买了一套豪宅。结果我搞错了。我爸居然无耻地原谅了我，狡猾的他还装出一副引以为傲的模样。我很清楚，我在他们的葬礼上哭得跟婴儿一样，并不是为我妈感到悲伤，而是对我爸感到愤怒。

塞特猎犬与那位邻居（奇怪的是，我居然再也想不起他叫什么）消失在黑暗中，我穿过马路走到对面。街上并未停着任何没见过的车辆，而且我把脸贴在我家车库的窗户上一看，发现里面还是空的。

我偷偷溜进花园，那里的夜色如此纯粹，看来好像可以用手触摸，我知道从屋内客厅不可能看到苹果树下的动静，于是就待在那个位置。

但是我可以看到她。

狄安娜在地板上踱步。她的动作看来烦躁不安，再加上她把普拉达手机紧贴耳边，我猜想她正在打电话给某人，但对方并未接听。她穿着牛仔裤，这世界上没有人穿牛仔裤的样子比狄安娜更好看。尽管她穿着白色羊毛衫，却一边走一边将另一只手抱在胸前，好像很冷似的。温度骤降后，不管你打开几台暖气机，像这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工的大房子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变暖。

我一直等到确定她是独自一人时。我摸摸裤腰里的枪，深深吸了一口气。这将会是我这辈子最难办到的事。但是我知道我能办妥，重生的我可以办妥。也许这就是我流泪的原因，因为结果早已注定。我没有压抑自己的眼泪。我一边小心地保持不动，调匀呼吸，一边感觉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好像在抚摸我。五分钟后我发泄完了，把脸颊擦干，然后快速地大步往门的方向走，尽可能静悄悄地进门。进去后我站在玄关那里仔细聆听，这座房子好像屏住了呼吸一样，一片沉寂中，只听见她在楼上拼花地板上踱步的咔嗒声。很快地，这声音也会停下来。

晚上十点了，在那只开了一点缝隙的门里面，我瞥见一张惨白的脸和一双棕色的眼睛。

我问道：“我可以睡在这里吗？”

洛蒂没有回答。通常她不会回话，但是她看着我的眼神好像见鬼似的。通常她也不会这样瞪着我，或者看起来如此惊恐。

我傻笑了一下，一只手滑过光滑的头皮。

“我剃掉了……”我想着该使用怎样的措辞，“……全部的头发。”

她眨了两次眼睛，然后把门往后拉，我就这样轻轻地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