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和孩子相安无事地过了几个月。黛黛在她第一个生日时，学会了走路：她父亲蹲在她前面，对她拍手，她微笑着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向她父亲走去，她的手张开着，嘴半张着，就好像啼哭了一年之后，她终于到达了幸福的终点。从那时候开始，她晚上睡觉开始变得安稳，我也安宁下来了。我的女儿和克莱利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焦虑缓和下来了，我获得了一些个人的空间，但我发现，我一点儿也不想劳神工作，就好像经过了一场漫长的疾病，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户外，享受阳光和色彩缤纷的生活，走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上，欣赏橱窗里的商品。在那个阶段，我自己有很多钱，我给自己、孩子还有彼得罗买了很多衣服，我给家里买了很多家具和摆设，我从未像那时候那样随便花钱。我想要打扮自己，要和一些有意思的人见面谈话，但我没能和任何人建立联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彼得罗也很少带客人来家里。

我试着慢慢恢复以前的生活，也就是一年之前的活跃状态，但我意识到，家里的电话很少响起，而且打给我的电话也越来越少了。我的小说在褪色，人们逐渐也对我失去了兴趣。经过那个狂喜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担忧，有时候是抑郁。我问自己该怎么办，我又开始读近现代文学，我经常为我写的小说感到羞愧，相比其他作品，我的书显得很轻浮，也很传统。我把新小说的笔记放在一边，因为内容太类似于之前作品，我努力构思一些能反映现在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有分量的作品。

我非常羞怯地给《团结报》打电话，我还想着给他们写文章，但我马上就明白，我写的那些东西编辑已经不喜欢了。我失去了自己的领地，我的信息太少，没时间去参与那些正在发生事件并将它们讲述出来。我只会写一些优美、抽象的句子，我不知道要在哪份报纸，向谁展示出：我赞同对意大利左翼党派和工会组织的严厉批评。现在我很难解释当时我为什么要写那些东西，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尽管我很少参加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活，尽管我很温和，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受一些极端思想的吸引。我这么做是因为偷懒，或者因为我对于进行调和的做法失去了信心。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很熟悉，我父亲在市政府里，利用那里的漏洞，暗中获得一些利益，或者说，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贫穷的生活，我感觉有必要铭记自己经历的一切，我想和下层人民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斗争，推翻所有一切。或者因为我参加的那些零散的政治活动，我努力写的请求和呼吁都没有人在意，我希望发生一些大事件——我用过这种表达方式，我经常说这样的话——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可以看到并讲述它。或者因为——我很难承认这一点——我的思维模式还是和莉拉一样，就是坚持自己的非理性态度，根本不接受中间路线。虽然我现在从各个方面都已经远离她了，但我想象着，假如她没把自己封闭在城区的圈子里，假如她有我的这些机会的话，她可能会做的事情，可能会说的话。

我不再购买《团结报》，我开始看《继续斗争》还有《宣言报》，我发现在《宣言报》上，有时候会出现尼诺的文章。他的文章像往常一样，有很多数据，而且逻辑非常清晰，结构也很完整。就像我小时候和他谈话给我带来的刺激一样，我感觉，我急需写一些组织严密的复句，掌握那种使自己免于迷失的技巧。我最后决定，我再也不能带着欲望，或者带着爱慕去想他。我觉得，他成了我懊悔的代表和化身，我曾经有过机会，但我永远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们都出生在同样的环境，都有很好的前途，为什么我现在陷入了黯淡？因为结婚的缘故？因为生了黛黛？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因为我要照顾家，要给孩子洗屁股，换尿布？每一次，我看到尼诺的文章，假如那篇文章写得很精彩，我心情就会变得很坏。彼得罗成了牺牲品，实际上，我丈夫是我唯一的对话者。我生他的气，我控诉他，我说这是我生活中最可怕的阶段，他把我扔下不管。我们的关系——我很难承认，因为这让我很害怕，但这是事实——越来越糟糕了。我明白，因为工作的缘故，他的处境也很艰难，但我还是没法原谅他。我一直在批评他，通常，我的政治立场和那些给他找茬儿的学生差不多。他非常不耐烦地听我说，基本上不回嘴。在那些时候，我怀疑，他之前吼我的话（“你闭嘴！你就知道信口开河”）不是他一时激动说的一句过分的话，而是他通常对我的看法，他觉得不能和我进行严肃的交流。这让我非常绝望和沮丧，我的怨气在一点点上升，尤其是我自己内心，充满了矛盾的情感，用一句很露骨的话，总结出来就是：正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才使学习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非常艰苦的事（比如说对我），但对其他人是一种消遣（比如说对于彼得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管社会公不公平，人们都必须学习，这是一件好事儿，非常好的事儿。我的学习经历，还有我展示出来的才能，让我非常自豪，我很难相信我是白费力气，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迟钝。有时候，在彼得罗面前，因为一些隐秘的缘由，我把不公正归于不平等。我对他说：“你现在表现得就好像你面对的学生都是一样的，但事情并不是这样，要求那些机会不同的孩子取得同样的成绩，这是一种苛求。”我批评了他，因为他告诉我，他和一个比他年长至少二十岁的同事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那人是他姐姐的一个熟人，觉得可以联合他和研究机构里的保守派进行斗争。他和这个同事产生冲突，是因为那人很客气地给他建议，让他对学生不要那么严苛。彼得罗没有闪烁其词，他用一种有礼貌的方式反驳说，他并不觉得自己严苛，他只是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好吧，那人对他说，那你就不要那么严格了，尤其是对那些正致力于改变这个烂摊子的学生。我不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但他们的对话越来越不投机了。彼得罗在讲这些事时通常都很简洁。刚开始，他觉得有必要捍卫自己，他只是说，他对所有学生都很尊重，一视同仁。他指责同事用了两种标准、两个尺度：对那些强硬的学生态度柔和，但对那些害怕、胆怯的学生非常无情，让他们受屈辱。他同事生气了，最后对着彼得罗嚷嚷说——因为他认识彼得罗的姐姐，他一直都不想对他说的话，这时说了出来——彼得罗是个白痴，他根本就不配站在讲台上。

“你不能慎重一点儿吗？”

“我很慎重。”

“我不觉得。”

“好吧，我得说出我心里想的。”

“也许，你应该学会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我没有敌人。”

“也没有朋友。”

你一言我一语，我开始变得夸张。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你这么做，最后的结果是，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人，更不用说你父母的那些朋友，会请我们吃晚饭、听音乐会，或者一起去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