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天，狂风呼啸，《花花公子》杂志社里，休·海夫纳坐在办公桌前，斟酌着选哪张黛安娜·韦伯的裸体照做5月刊的跨页插图。他能听到街对面芝加哥圣名主教座堂的钟声传来。这是晚6点的祈祷钟，每日三次，提醒虔诚的信众，天使加百列向童女玛利亚报喜的故事，通过无性的奇迹，她将成为救世主的母亲。

天主教将性交视为耻辱，认为最有美德的人无需性事；这一否认的信条流行了数百年，其间教会要求神职人员必须禁欲，期望未婚的教区居民保持童贞，将婚姻中的性交神圣化，称其目的是传播信仰。还把圣阿格尼丝这样的女人奉为楷模，因为她不屈从于男性的淫欲，宁愿作为处女殉道。

这种苦行主义距离街对面《花花公子》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少说也有十万八千里远，要是海夫纳早先仔细想想这一点，可能会把杂志社选在远一点儿的地方。这巨大的天主教堂在街区里威风凛凛，《花花公子》的四层灰色小楼就蛰伏在其不以为然的阴影之下。

可是没有伟大的罪人，伟大的教堂也无以建成、存续，这么说来海夫纳也许选对了地方。不过像大多数不知悔改的罪人一样，他无法得到信者的祝福，而且几个月前他已经惹起了红衣主教的怒火，因为他在《花花公子》中重印了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一篇中世纪故事，讲的是女修道院里一个园丁与几个欲火焚身的修女之间的肉体关系。

16世纪中期就谴责了这篇故事的教会，看到1954年9月它又出现在《花花公子》上，评价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官署发出强烈谴责的声明之后，海夫纳就让议会大厦社的分销员把这一期从市内的报摊上撤了下来，不过这些杂志又重新被销往了其他城市。海夫纳的出版商生涯刚开头，不想加剧与宗教的冲突，本来他要处理一般性的商务问题就够忙了，何况之前还遭遇了很可能是教会成员投诉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芝加哥的邮递员，就总是迟好几天才会送寄往花花公子大楼的邮件，经常会耽误杂志的订单。一般出版物都可以享有的、较为便宜的二级邮政特权，华盛顿的邮政部长也禁止《花花公子》使用，因为他觉得这杂志有伤风化。连芝加哥的警察，在花花公子办公楼前的停车场执法也特别严，一有机会就开罚单、拖走汽车——因为这种差别对待，有一天，一个叫安森·芒特的员工报警说，街对面有辆违法停靠的车，那是芝加哥大主教塞缪尔·斯特里奇的豪华轿车。

警察一开始觉得安森·芒特在开玩笑；但芒特坚称，芝加哥的停车法规应当一视同仁地执行。警察问他要不要正式投诉。芒特说没错，然后填了表、签了字、写上了自己的地址。一周以后，芒特正在家里，房东敲门说有两个警局来的人。他们穿的是便衣，芒特请他们进来，房东走了之后，其中一个突兀地问：“你对大主教有什么不满？”

芒特说他对大主教没什么不满，可没容他说第二句，另一个便衣突然暴怒，朝芒特冲过来，狠狠地扇他，然后把他撞到墙边。两人扬长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芒特。他的第一反应是告他们殴打自己，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诉诸法律的结果可能比现在还糟，在法庭上对抗芝加哥警方似乎也是徒劳，白费时间，而且肯定会对杂志造成不利的公众影响。

虽然反对重重，《花花公子》却十分畅销——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美国销量增长最快的杂志。它陡然而红，在全国的报刊亭几乎脱销，曾经认为该杂志不适合推广自己产品的广告商也回心转意，而他们从没想过去找海夫纳登广告还有可能被拒绝。

海夫纳绝不要登任何关注男性问题和烦恼的广告，讲谢顶、身体虚弱、肥胖的都不行。他在出版界发了笔小财，靠的就是卖强调“享乐”的杂志，将裸体女人与精明强干、开跑车、纵酒狂欢、住有真皮家具的精装修的单身公寓、夜夜饮酒作乐的年轻男性相联系。这美梦绝不能被那些广告玷污，让男性读者想起自己的粉刺、口臭、汗脚和疝气。海夫纳相信享乐主义能带来健康；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总往好的方面想。要不是这样，过去两年他也不会有所成就。

1953年海夫纳创办《花花公子》，初始投资只有600美元。这笔钱来自银行贷款，以他海德公园公寓的家具作抵押。他那年27岁，与性冷淡的妻子和穿尿布的女儿一起住，开一辆破旧的1941年产雪佛兰，不过，仍有金色的幻梦催他前行。

1952年，他辞掉了冯·罗森公司周薪80美元的工作，在儿童杂志找了份工资高但无聊的事，以腾出时间来策划自己的杂志。多年来他阅读、分析了无数杂志，从最廉价的招贴画到最光鲜亮丽、内涵深刻的刊物。海夫纳相信自己心目中的杂志与所有杂志都不同，甚至与冯·罗森的女郎杂志也不一样。

比如说吧，冯·罗森那本《摩登男性》里的文章，还有像《真理与商船》这种男性出版物里的文章，都是写给行动派的男性读者看的，他们喜欢打猎、钓鱼、收集枪支、深海潜水、登山等户外活动，这类冒险行动能加深男性间的友情，也就是“二战”中许多男人体会过的战友情谊。而像海夫纳这样住在城市里、喜欢室内活动的人，其阅读兴趣完全被这类杂志无视了。他们不喜欢打猎钓鱼，梦想是有一天住在现代化的单身公寓里，坐拥一套闪亮的高保真音响，换新女友加换新车。海夫纳将情爱冒险与社会地位和经济繁荣相联系，认为床上成功的男人做生意也成功；虽然这只是理论可能，但他已经准备史无前例地在杂志里宣传这种观点。

性，在其他杂志里，是遮遮掩掩的背德和丑闻。男性杂志《雄性》每月刊登一篇叫《罪恶都市》的文章，痛陈美国各大城镇中腐化堕落的夜生活，像滑稽剧院，夜总会，妓院——每次文章旁边都配几张异域风情的舞女或脱衣女郎的照片。

罗伯特·哈里森的色情杂志把性爱描绘成怪异的行为，女主角们穿着高跟鞋、手拿鞭子、眉头紧锁，简直是严格按照清教传统对享乐进行惩罚。女性杂志则把性欲当作问题，请医生或家庭咨询师来解决并宽慰受害者。海夫纳最喜欢的杂志《时尚先生》现在也忽视性爱的存在，而那些充斥着性爱元素的杂志——便宜的低俗刊物和比《时尚先生》更大胆的小报——则把它当作深可厌憎又能无限挖掘的题目，标题都是《小镇姑娘有多放纵？》《堕胎生意之内幕》《数百万元的淫秽骗局》一类的。

“淫秽”也是大型都市报坐班编辑特别爱用的标题词，包括《纽约时报》，因为这词与他们身处的狭窄空间十分契合，能激起读者兴趣，还暗示了编辑的不赞成。编辑们最高兴的，就是有新闻既能满足他们谈论色情的兴味，又能抒发道德上的义愤。战后这类新闻的典型，就是没完没了地报道斯特龙博利岛上罗伯托·罗塞利尼导演与已婚影星英格丽·褒曼的绯闻，最后褒曼自我流放，离开好莱坞七年。

海夫纳策划杂志的时候，新闻标题里都是最近披露的性新闻，包括克里斯汀·乔根森的变性手术，冒牌继承人米奇·杰尔克的咖啡厅援交组织，还有1953年的金赛报告《女性性行为》。金赛的数据显示，大约50%的女性以及60%的女大学毕业生婚前就有过性行为，还有大约25%的已婚女性有婚外性行为。超过一半的女性会自慰，43%的女性与男性有过口交行为，还有13%的女性曾与另一个女人有过至少一次达到高潮的性体验。

虽然全国性的媒体对金赛的发现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一些媒体作者依旧认为金赛比色情小说作家强不了多少，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将其斥为“社会的害虫”。有些报纸认为报告结论会冒犯读者，不让该报告在新闻专栏中出现——《费城快报》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的报纸本来要刊登，被宗教团体一抗议也就作罢。虽然舆论乱象丛生，金赛的研究却在科学界和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还成了产科医生威廉·马斯特斯研究人体性反应的灵感。

对海夫纳来说，报告证实了他多年的猜测——女人的性欲越来越强，而且他所属的战后一代正在默默反抗他们父母年轻时的道德标准。海夫纳几乎是带着感伤的眼光，将父母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惹人怜爱的文物，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生活轨迹固定。他母亲大概是最后一批处女新娘。海夫纳的妻子就没有他母亲的这种美德，或者说束缚，海夫纳自己也对女性追求更多性体验的潮流多少有些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很欢迎这潮流，享受到了它的好处，打算尽量地多多利用；然而对米尔德丽德订婚期间的出轨，他仍旧难过不已——这事让她变得不那么特别了，她已经为这潮流所污染。也可能因为这事，他们的婚姻没能守住大学校园里浪漫的诺言，现在离婚看来是必然的了。

不光是海夫纳觉得婚姻美好的幻象破灭了——米尔德丽德也这么觉得，他们大学时认识的几对年轻夫妇也是，现下各自离婚或分居。海夫纳那一代人中，有那么多夫妻感到百无聊赖、坐立不安，愁眉苦脸地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住在城郊的家里，又太年轻，无法在循规蹈矩的50年代安顿下来，加入乡村俱乐部，被那位乘电动车巡视高尔夫球场的老将军会长所激励。

很多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被战争带来的荣耀给宠坏了，成了浪漫的牺牲品。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场伟大的冒险，待征服的困难，是从邻里日常向国际大事的逃离。但退伍后，他们对无聊的工作失望不已，对妻子也提不起兴趣——他们中有些人是趁着战时休假匆忙结婚，有些则是与女方经过互相负责、互相关怀的长期通信而结婚，这种关系在当时消除了士兵的孤独，却营造出了虚假的熟悉感和默契。

但对于女人来说，战时如果不定时写“胜利来信”简直是不爱国的行为，信中要表达祝福和鼓励，还有带着爱意的谎言，女人们说着自己在家乡多么坚贞，海那边的爱人也说着如出一辙的假话。战争在性方面解放了女人，特别是那些大胆进入扩张的美国就业市场，到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的女人。她们远离了父母、亲戚和社区教会的严格教诲，是第一批挣得和男性同样工资的女性。用这些钱，她们自己租公寓，约会不同的男人，了解到自己身上会让金赛博士，或至少让母亲大惊失色的一面。她们给心爱的男人写信，与不爱的男人做爱，从种种不同的经历和尝试中，她们养成了宽容和理解的品性，进而导致了对下一代的放任纵容，到了60年代，道德家开始谴责这些放任的父母。

但40年代人们对于战争行为的热衷，以及由此产生和容许的社会剧变，暂时替整整一代美国人贪图一时之欢的性冒险和露水情事进行了开脱。战争制造了轰炸机和战列舰，也制造了自己的道德。盟军的动机成为无上的正义，美军空袭敌国城市前，连纽约的斯佩尔曼红衣主教都会在飞机上洒圣水；战乱区的外国女人穷得要命，急着拿自己的身体向美国大兵换些罐头食品和香烟；华盛顿政府接近全能，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让媒体成了自己的喉舌，将轰炸广岛说成是神圣的浩劫。要过许多年，媒体才会完全从对政府的轻信中挣脱出来，批判性地分析政府在冷战中的阴谋、对亚洲事务的干涉等。

“二战”结束，美国的征服者地位也迅速完结，但还有几千名来自小城镇和城市出租屋的美国人没来得及调整角色——这些年轻男人不再与历史大事有联系，慢慢地退却到和平时期较为琐碎的问题里，退却到私人的战斗之中。他们将军装束之高阁，以纪念大洋那边甜蜜的诱惑和情书、街上人们的欢呼致敬；然后他们回到教室里，成了超龄的学生，或者重新拾起以前的工作，而战争时期女人把这些工作也做得很好，也许太好了。

对于这些人，这是个需要重新适应军队解散的时期，也是要承受尽快安定、拿房屋贷款、娶妻生子的压力的时期。很多人迅速且积极地进行了自我调整，凭着工具箱和在战后经济中的社会地位，他们突围到城市的近郊和远郊，头一次开始熟悉剪草坪、市郊火车和马提尼酒那令人麻木的愉悦感。但海夫纳这样的人想要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想在退役生活中寻找与市郊火车和凯鲁亚克笔下彷徨道路所不同的道路。海夫纳不想背着过去的包袱前行，他想退回自身，重新开始人生，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活着。

他认为自己过去的人生是个错误。他按规则来，结果输了。他出生在保守家庭，在学校里守规矩，热心参加活动。退伍以后，他两年半就读完了大学，娶了他的校园甜心，有了孩子。做漫画家不成功，便做了一堆普通工作，在纸箱公司、广告公司、百货商场和三家杂志发行商那儿做过事。现在，到了1953年，他只剩下失败的婚姻和一辆破旧的雪佛兰车。

同年龄的人似乎都在平庸的企业里未老先衰，海夫纳却重读了爵士时代的故事，作者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思索着生命的丰盛、闪亮的物品、与不同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品尝爱情的琼浆。他想要财富、权力和声望，又不想要与这些目标相伴而来的限制。他考虑过无数种商业和爱情的冒险，在夜间散步的时候，看着芝加哥湖边奢华的公寓大楼，看到他那些窗前的女人，他感到体内涨满了青春的乐观热情，从前他在罗克尼影院做暑期工全神贯注看电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算夜游时的热情再高，海夫纳也想不到，才过了十余年，他就会拥有芝加哥最雄伟的摩天大楼之一——花花公子的兔子标识会高悬在37层的大楼顶上，俯瞰不远处圣名主教堂的金色十字架。这样的事超越了他的想象，因为1953年夏天他设计第一期《花花公子》版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同时代有那么多男人有着同他一样的梦想和欲望。起初他觉得《花花公子》大概会有3万名读者，这还是拿到刊登玛丽莲·梦露那张著名裸照的许可后大受鼓舞的估算。

这张照片连同三张裸体照，是梦露1949年还在好莱坞一文不名时拍的。当海夫纳在《广告时代》上看到这些照片的版权归芝加哥城郊一个日历制造商所有时，他立即驾车去了印刷厂，没有预约就见了厂主，以500美元买下了他觉得最性感的那张照片。照片上她躺在红色天鹅绒的背景布上，毫不羞涩地看向镜头，半张着嘴，半闭着眼睛，而且什么也没穿，像她后来回忆的——“只穿了电台的广播”。

现在看来，500美元的出价真是太便宜了，但海夫纳是当时唯一一个给日历制造商报价的人，可能因为只有他愿意冒风险，在杂志上全版印刷电影女演员的彩色照片，其色情程度远远超过了艺术摄影杂志上那些一脸凝重的裸体模特。购买梦露的照片之后，海夫纳600美元的银行贷款只剩下了100美元，但他也拿到了创办杂志所需的劲爆卖点。这张照片，连同他极具感染力的热情，迅速令他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到了钱。

最早的一位投资人买了2000美元海夫纳新公司的股票，他是前空军飞行员，也是海夫纳的好朋友，叫作埃尔登·塞勒斯，从前和海夫纳合作拍过性爱电影。拍电影的时候，塞勒斯已经和妻子分开，为邓白氏公司做信用调查员。买了股票之后，他成了海夫纳的业务经理——正是塞勒斯建议杂志名叫作“花花公子”的，因为他母亲多年前开的一辆时髦汽车就叫这名字。海夫纳本来已经确定杂志名是《单身派对》——要不是从招贴画杂志《单身汉》的律师那里寄来了威胁信，他可能会坚持用这名字，之后他马上接受了塞勒斯的提议，认为“花花公子”这个名字能激起20年代以及他强烈认同的菲茨杰拉德时代那种蓬勃精神的想象。

另一位贡献了500美元的早期投资者是海夫纳的弟弟基思，基思和他一样热心研读色情杂志。母亲虽然对大儿子选择的事业大惊失色，却没说什么，还交给儿子1000美元，他父亲后来也做了杂志的会计。

《花花公子》正式发行前，海夫纳已经通过股票筹了接近1万美元，请了几个作家和插画家，还有一个刻工，这些人都同意用公司股票代替报酬。看了海夫纳的招股说明书和对梦露照片的描述之后，国内几十家二级杂志零售商——很多人都是他在冯·罗森手下工作时认识的——决定下大额订单订阅第一期杂志。到1953年夏天，订单总额已经超过了海夫纳期望的3万份。到了秋天，订单已接近7万份。虽然杂志如果在报摊上卖不出去，都可以退回杂志社，但这么多前期订单已经预示了成功，这也让海夫纳获得了印刷公司的极大信任，能在芝加哥东北80英里的工厂里印刷《花花公子》。

第一期的封面上是穿着衣服的玛丽莲·梦露，共48页，如预料的一般，专为喜欢待在室内的城市男性打造。他们认为单身是福，对婚姻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杂志主打的文章叫作《1953年的淘金小姐》，对离婚后被迫付不合理高额赡养费的男人表示了同情。杂志还重刊了薄伽丘有关通奸的故事，由金赛女性报告而创作的风俗插画，一对年轻夫妇在起居室里玩“脱衣猜谜”游戏的照片——根据海夫纳加的说明，这游戏对“玩腻了”的人们是绝佳的消遣项目。海夫纳自己就和米尔德丽德以及另外几对夫妻在公寓里玩过，但脱衣服的程度对他还不够刺激。最近他想着让米尔德丽德和另一对夫妇玩交换伴侣，虽然还没对她提，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既然愿意与另一个男人分享她，那他对她的占有欲、嫉妒心和深切的关注已然消失了。

除了中间插页上玛丽莲·梦露的彩色裸照，那期杂志上还有海夫纳的一幅漫画，一整页派对笑话，一整版裸体女人在加利福尼亚进行日光浴的黑白照片，一篇足球评论，另一篇写音乐团体多尔西兄弟的文章——海夫纳上高中时，他们就开始出名了。杂志里最专业的一篇文章出自已去世多年的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安布罗斯·比尔斯，他们的文章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版权有效期在1900年以前，不用付稿酬。

海夫纳不得不重刊著名作家的旧作，不光是因为预算紧张；他也愿意要现代作家的稿件，可这些人的经纪人和出版商都拒绝了。他向《纽约客》申请重刊詹姆斯·瑟伯[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894-1961），美国作家、漫画家，以冷面滑稽的讽刺小说见长。]的《世上最伟大的人》，被断然拒绝，因为他不是“著名期刊”。斯克里布纳也拒绝了他刊登海明威短篇小说《北密歇根》的请求，因为《花花公子》还没有“展现出品质”。他去找兰登书屋买约翰·奥哈拉[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1970），爱尔兰裔美国作家，关注社会地位和阶级差异，擅长描绘有社交方面野心的人物。]《日子》的重印权，出版方开价1000美元，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不过他生意兴盛了之后，给作家的稿酬比美国别的杂志社都高，只有《纽约客》可与之比肩。

但第一期杂志发行之前，海夫纳与那些已成气候的出版商一样，感到了杂志未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法律反应和公众反响方面；这无疑影响了他，使他没有在版权页刊头印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封面上也没有印日期。如果杂志头一个月卖得不好，他希望它能在报摊上再坚持一个月，直到大多数杂志卖出去为止。

1953年10月，《花花公子》即将送印，海夫纳、埃尔登·塞勒斯和阿特·保罗——接受股票代替工资的设计师——开车到伊利诺伊州罗谢尔市的印刷厂做最后的修改，并看着7万份杂志中的第一批从印刷机上下来。海夫纳由于狂喜和疲倦而处于兴奋过度的状态，也很沮丧：杂志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负责向全国分发杂志的人以前也是冯·罗森的员工，叫杰瑞·罗森菲尔德——他也投了钱给海夫纳——态度乐观，觉得杂志会大卖，但他和海夫纳都不知道具体能卖多少。如果只卖了1万到1.5万份，超过三分之二被退回，海夫纳会当即破产，《花花公子》也就终止在第一期。海夫纳得重新找工作。还清贷款需要很多年，银行还会收走他的家具。那晚海夫纳回到家时，尽量不去想这事。

他必须相信能出第二期杂志，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在公寓里设计新一期的版式。他已经有了下一期的中心插页，一张性感却不太出名的模特的彩色裸照。他也拿到了几张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拍摄的艺术裸体照。在公版领域有相当丰富的虚构类作品可以选择，还有几篇非虚构作品已经完成，可供登载。当然了，他自己的漫画也不限量供应。

这个时期米尔德丽德格外地支持、容忍他。她从不抱怨，虽然公寓起居室的地板上到处扔着裸体图片，每天她在厨房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看着丈夫的同事进进出出，讨论性爱和女人。

当月内，第一期杂志抵达了芝加哥的报摊，海夫纳离开家，开着车环绕全城，在路边摊位调查销售情况。他停好车，一家接一家地造访报摊，远远地观察着翻杂志的人。他也会走近报摊，拿起一期《花花公子》，假装是第一次看。如果摊主没注意，他会把杂志挪到好一点儿的位置，放到前排，或者挨着《纽约客》《时尚先生》，离《现代男士》远远的。他希望能自己去向过往的行人推销杂志，能自己在路边演讲、宣传杂志已经到货。有时他看到有人拿起杂志，手指捻着书页。要是杂志卖掉了，海夫纳内心便一阵兴奋。

杂志上架一周之后，海夫纳感觉他去的大多数报摊上，一摞摞的《花花公子》越来越低。两周以后，他接到杰瑞·罗森菲尔德报告好消息的电话，说杂志在全国都卖得很好，让海夫纳一定要继续做第二期。继而海夫纳得知《时代》和《新闻周刊》都赞扬了第一期杂志，《周六评论》说和新杂志比起来，“从前的《时尚先生》，哪怕是最开放的时期，也跟W.C.T.U.[W.C.T.U.（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贸易公告一个样”。月底，杂志卖出了5万多份，海夫纳的旧车也彻底坏了，但他突然感觉十分富有，买了辆锃亮的斯图贝克，再往罗谢尔的印刷厂送印第二期杂志的时候，他在封面上标了日期——1954年1月——而且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了刊头。他是《花花公子》的编辑和出版人，他想让每个人都知道。

杂志的急速蹿红让海夫纳离婚姻愈发遥远，他躲进了诱人的自由和每月按期交稿的挑战之中。第四期杂志发行后，米尔德丽德很少能再看到他。他和七个员工一道搬进了教堂对面的楼里，显然对杂志十分痴迷，没日没夜地工作，黑白颠倒地睡在办公室后面的卧室里。米尔德丽德对他说自己又怀孕了之后，他简直毫不关心，不过他确实新租了湖边一幢楼里更大的公寓，自己却没有跟着妻子搬进去。

夜间他不再外出散步，数周都待在花花公子大楼里。他把衣服放在那儿，吃的送进来，姑娘也送进来，就在那间卧室里做爱，再回到办公桌前读原稿、想图片说明、写标题、检查下一期玩伴女郎的彩照底片。

一天，有位摄影师拍了张他在桌前查看图片的快照，海夫纳显得脸色苍白、缺乏营养，高耸的颧骨下双颊瘦削，黑眼睛下有阴影，一看就知道整晚没睡。虽然他的黑头发剪成50年代年轻总裁的样子，衣服却很不合身。虽然拍照时戴着领带，但他在办公室最经常的着装却是运动衫、深色裤子、平底便鞋和白羊毛袜子。有些员工以为平底鞋和羊毛袜是他大学时期休闲的穿着习惯，其实穿羊毛袜是因为他参军时期染上了脚气。虽然就一本想吸引男性时尚类广告的杂志来说，海夫纳这张照片真没什么作用，但它还是出现在了1954年12月的发行周年纪念刊上作为庆祝，这一期印了17.5万份。

孤僻避世的海夫纳开始在自己的杂志中展示自己，不仅仅是挑选在杂志上登哪张照片，写宣扬自己观点的专栏，后来，杂志发行量和财富都翻了一番——在专为《花花公子》拍摄的裸照背景中，他开始嵌入自己存在的证据。在一张年轻女人淋浴的照片里，海夫纳的修面刷和梳子出现在洗脸池边上，他的领带挂在镜子旁边。虽然现在海夫纳只是作为照片中女子情人的幻影出现，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某一天，当杂志社越来越强大，他会真正拥有这些女人的肉体和情感；他会实现杂志读者和自己的梦想，去触摸、追求、最终穿透那些惹人欲火的当月玩伴女郎。

但首先，他得按自己的口味把她们塑造得更性感才行，让插页上她们的眼神和姿态满足他对处女的特殊喜爱。他立即意识到这种爱好是很矛盾的，让他和街对面教堂里那些不赞成他的信徒有了奇怪的联系。但这种矛盾和复杂的激情是他的组成部分，他拥护性解放的理念，也受到圣母情结的折磨，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是当时很多男人的代表。

他们想要贞洁、奉献、永远忠诚的女人，又终其一生心心念念别的女人，在沙滩上、公园里、街道边看着她们，在脑子里与她们调情，或是隔着院子、透过楼房窗玻璃偷看她们，让她们出演各种猎奇的幻想。在海夫纳成长的时代，美国把年轻女人分成两类——与性毫无关系的“好女孩”，与性有关的“坏女孩”。他的性欲贪求着后者，却无法想象与她们有浪漫的关系。但与米尔德丽德交往期间，他被迫要修改自己关于现代女性的性别定义。他知道端庄清秀的女学生——像米尔德丽德那样，也能裸体在镜头前摆姿势，在公交车里给人口交，还能和一个男人有秘密性事，同时与另一个男人订婚。

这就是50年代的新女人，外表正派，性欲却不可捉摸。海夫纳想通过图像来展现——像金赛用统计学来揭示的那样，他想让《花花公子》揭开那些“好女孩”的面纱，可能的话，利用那些生计艰难的小明星、职业模特和交际花广泛传播这一形象。即便照片大获成功，梦露还是被《花花公子》的批评者说成是落魄女演员的孤注一掷。接下来15期的《花花公子》里，海夫纳都很少标注中心插页女演员的名字，虽然他基本都知道。比如简·曼斯菲尔德，一头白金色的长发，急切想当下一个梦露；还有贝蒂·佩奇，黑头发梳成米尔德丽德一样的刘海——但海夫纳是从过去看的、私下里对着自慰的地下照片里记住她的。

可他现在想要能参与他公共生活的玩伴女郎，社交方面和性爱方面都能带给他快乐的女人。唯一的问题是，他得去找愿意为《花花公子》宽衣解带的普通年轻女子。黛安娜·韦伯身上洋溢的那种加州户外感是海夫纳目前最满意的，5月刊的插页就会刊登她的照片，附注名字和简要经历。但海夫纳知道黛安娜已经在别的杂志里出过镜，她还不是他寻找的镜头处女。

海夫纳想要发掘新人，赢得她信任后再说服她拍照，然后，如果有必要，以符合自己品味的方式重塑她。19世纪90年代有吉布森女郎，20世纪20年代有齐格飞女郎，30年代有戈尔德温女郎，40年代有鲍尔斯模特，现在，他想创造50年代的海夫纳女郎。[吉布森女郎，美国插画家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1867-1944）所画的独立、美丽的女性形象，成为20世纪初美国女性的标志。齐格飞女郎，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百老汇的齐格飞（Ziegfeld）歌舞团中的女演员，当时这些演员拥有大量崇拜者和爱慕者。戈尔德温女郎，塞缪尔·戈尔德温（Samule Goldwyn，1879-1974）创办的音乐股份公司旗下有不少名演员、舞者和模特。鲍尔斯模特，1923年，被称为“模特业之父”的约翰·罗伯特·鲍尔斯（John Robert Powers，1892-1977）创办模特学校，该校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全盛期，很多模特后来进入好莱坞发展。]她健康、不造作、不咄咄逼人，就是我们每天都能在大城小镇里看到的普通漂亮姑娘；是微笑的女秘书，是飞机上的空姐，是银行家的女儿，是学校的啦啦队长，是男生俱乐部里的甜心，是邻居家的女孩——他还想感到她属于自己。

在第一次为《花花公子》拍摄裸照之后，他也不想让她再为别的刊物拍照。他想让她专属于自己的杂志，他会付丰厚的报酬；但为了保证她为己专有，他也订好了对新玩伴女郎都实行按月付报酬、两年付清的计划。这段时间里她，还有同她一样的模特，都会与《花花公子》保持关系，还可以去广告商和客户那里露露面、挣些外快，而且也能帮助海夫纳塑造自己耽于享乐生活的形象。

由他自己挑选的第一个玩伴女郎，已经有了人选。她是自己手下新来的员工，在二楼的发行部工作。她是个20岁的金发姑娘，一对蓝绿色眼睛，脸颊光滑细腻。她总高高兴兴的，人挺机灵，虽然穿得不起眼，但海夫纳一眼就看出她身材超级棒。她叫查兰琳·卡拉勒斯。她这个月才来《花花公子》，是看了业务经理塞勒斯登的广告来应征的。塞勒斯的面试之后，海夫纳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很快地表白了他的个人兴趣。他安排了一次晚餐约会，开着自己花6500美元现金刚刚买的古铜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带她去了餐厅。

他们很喜欢彼此的陪伴，开始定期约会，也在他办公室的卧室里做爱。查兰琳热切地想以各种方式帮助杂志社，而且特别想取悦海夫纳。他的关注让她受宠若惊，他的成功让她敬畏，他来找她做7月号的当月玩伴时，她也不愿让他失望。相应地，他许诺亲自监督摄影的全过程，照片出版前也会拿给她和她母亲过目。他在业务部给她母亲安排了工作，说题图也不会写查兰琳的真名。他会给她另取名叫“珍妮·皮尔格林”[皮尔格林（Pilgrim），意为“朝圣者”。]，微妙地讽刺了五月花号上把清教带进美国的朝圣先民。

在7月号她的照片介绍里，海夫纳写道：“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貌美如花的当月玩伴只存在于遥远的世界。其实，有潜质的玩伴女郎就在你身边：办公室新来的秘书，昨天吃午饭时坐在你对面、眼神迷离的美女，你常去的店里卖衬衫和领带的姑娘。7月小姐就是我们发行部的员工，处理着订单、续期合同和过期刊物订单。她的名字是珍妮·皮尔格林，业务过硬，长得也漂亮。珍妮以前从没做过职业模特，但我们觉得她完全能和最棒的玩伴女郎相媲美。”

中心插页上，她坐在卧室的柜子上，长睡衣敞着，露着粉色乳头的丰满胸部，背景里有个男人站在焦点之外，背对着镜头，穿着晚礼服，拿着高顶礼帽。他就是休·海夫纳。

珍妮·皮尔格林的首次出镜收到了数百封赞许的读者来信，很快海夫纳又开始怂恿她为下一期圣诞号拍照。她这次有点犹豫，因为她的亲戚看了杂志后表示很难堪，而且她自己也因为某些来信里陌生人的亲近口气觉得有些惴惴不安。但她抗拒不了海夫纳的魅力和口才，被说服再次出镜。

这次海夫纳让她站在圣诞树下，给她裸露的身体点缀上闪光的珠宝，肩上松松地围上白色貂皮披肩，强调出胸部的轮廓。他还登了几张抓拍的黑白照片，是她独自一人在公寓里休息，听着弗兰克·辛纳屈的唱片、读着《玛乔丽晨星》[《玛乔丽晨星》（Marjorie Morningstar），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1915-）1955年创作的小说，主人公是个想当演员的女人。]、正要脱衣服睡觉的样子。海夫纳在说明文字里还写，珍妮·皮尔格林喜欢穿男人的睡衣——不过只穿上半身，裤子都扔掉了。

这一期出版之后，杂志社收到若干件男性读者寄来的睡衣上半身，想换珍妮不要的睡裤，还有各种模特、电视节目和百老汇演出的机会来找她。不过她选择留在《花花公子》。于是1957年，很大程度因为她做的推广宣传活动，杂志印数从60万份增加到90万份。

作为《花花公子》销售噱头的一部分，她给每个花150美元终生订阅杂志的人都亲自打了电话；她还去到全国各地，代表杂志出席商务会展、交易会、赛车竞速和大学校园里的特别活动。她曾在周末作为荣誉嘉宾去了达特茅斯大学，参加了文艺展演，还为自己的玩伴女郎照签了名。在学校里，她觉得比平时参加商业展会、面对那些年纪大些的男人要开心多了。因为她拍了这样的照片，那些人就觉得她可以狎近，他们跟着她到酒店大厅、尾随她上楼梯，不断向她求欢；她答应跳舞的时候，他们紧紧搂着她的身体；有时她为了拍照，答应和读者亲吻，他们还会试图强行把舌头伸进她嘴里。

还有别的事让她不高兴，就是在她为杂志做全国巡回的时候，海夫纳正在芝加哥办公室的卧室里勾搭别的女人。她从公司的朋友那儿听说这事儿，又愤怒又沮丧。她小时候家庭不幸福，父母分居，18岁离开家，有过一段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生活。她误以为和海夫纳的浪漫关系会第一次给予她安全和稳定。恰恰相反，她觉得更脆弱了，于是试图对他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晚上也不接电话——但他会跑到她公寓外面使劲敲门，直到她开门为止。他想要确保她没有别的情人。一天下午，在办公楼附近的东方旅店酒吧里，她正和一个年轻男人坐着喝酒，海夫纳突然进来，抓着胳膊把她带走了。她就像那个新取的名字一样，是海夫纳创造的产物，他觉得自己有随时收回她的权利。

她辞职了两次，每次都被海夫纳的坚持劝了回来。她甚至又为插页拍了照，对于海夫纳在摄影室里看着她拍照所感到的乐趣，她又爱又恨。他是个自私、令人不安，却又无辜的少年，也是个喝着百事可乐、穿着白袜子的商业巨头，正用让人瞠目结舌的现实感建设他的帝国。他并不对她撒谎，但他的生活方式使她迷惑。海夫纳告诉她，自己的婚姻一年以前就不行了——目前两人确实分居了——之后她就听说他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珍妮有一天还在报纸专栏里读到海夫纳和她在酒店餐厅里吃晚饭的新闻，但她知道，实际上他是和一个很像她的金发女郎在一起，那个女孩刚刚为《花花公子》拍了封面，打扮成了大学啦啦队员的样子。

这之后不久，珍妮·皮尔格林，这个在海夫纳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待了两年的人，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她从未表现过这种决心。她已经遇到了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与她有相契合的价值观。他离婚后，她就与他结了婚，随他搬到了纽约，在风景优美的城郊抚养孩子。

如今，31岁的海夫纳继续追求一个又一个女人，几乎都是封面女郎或杂志社的员工。这些办公室的情事不仅没有影响他工作，反而激发了他的活力，增强了他的自尊，激励他冒更大的商业风险，增长了他的财富，也把他推到前台，让他成了公众人物。杂志的推广总监，一个温文尔雅、离了婚的29岁男人，维克多·朗斯——他进入海夫纳的世界，最开始是为《花花公子》的年轻总裁照片做模特，在其影响下，海夫纳在穿着上花了更多心思，衣物也更昂贵，不再穿白色羊毛袜子，还买了部白色奔驰车。

海夫纳受到全国性新闻杂志的采访，还上了电视，边抽着烟斗边贬斥着清教徒“消灭乐趣才能铸造成功”的观念。他巡游全国的时候，看到《花花公子》不仅广开销路，而且已不再是地下商品，从报摊上买杂志的男人们也不再显得那么尴尬——他们不再迅速把杂志卷起来，或是藏进报纸里了；他们觉得放松了一些，因为现在每月有接近100万人购买《花花公子》，还有几样跟风的杂志；而且对于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性，美国人如果没有十分痴迷的话，至少也更加宽容。

在这个弗洛伊德式的时代，美国人更加开放，大胆承认自己的需求，而且随着自动化的普及和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寻求享乐。新开发的避孕药片备受女性期待。从法国传入的比基尼泳衣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海滩上。报纸上会讲某些城郊社区里换妻俱乐部的故事。全国的点唱机都放着猫王摇晃胯骨的音乐。人们聚到夜总会里，听语出惊人的新近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伦尼·布鲁斯（Lenny Bruce，1925-1966），美国脱口秀演员、社会批评家、讽刺作家、剧作家。多次因演出用语而以“淫秽罪”被捕。]说段子。

布鲁斯的特色是言人所不能言，描绘某些个人行为和态度时让听众红着脸想到这就是自己。虽然布鲁斯和海夫纳都以各自的方式、出于不同的动机，延伸了性表达的范围，但要不是50年代末法律本身也开始宽松化，这两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受众。而那个促成法律发生变化、用叛逆的一生写下60年代性解放序章的人，在美国却不那么出名，只有将其抓进监狱的那些权威人士知道他：全国最屡教不改的文学界法外之徒。

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罗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