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搬进了一座12层的砖砌建筑，是由1907年设计建造的工厂改造的，不过建筑结构相当精巧；有飞檐的柱子、弯曲的前窗、外部有带花纹的金属镶边，面对着大街的墙上，二楼那一排华丽的窗户上面，刻着这建筑曾经的主人、百万富翁的姓名首字母——E.W.B.，爱德华·韦斯特·布朗宁，在从前八卦周刊的头条里则是“布朗宁叔叔”，因为在20年代他卷进了丑闻，和一位曲线窈窕、为人轻浮的蓝眼睛女孩有了关系，她才14岁，叫皮奇斯·希南。

布朗宁是在百老汇麦卡尔平酒店里的中学舞会上注意到皮奇斯的。虽然他年过50、头发花白，可是在年轻人群里并不显得突兀，因为他在纽约是有名的青年工作领导人，也是慈善家，慷慨捐助过经济困难的学生、生病的孩子和孤儿。

1919年，布朗宁和妻子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便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一年之后，两人又收养了另一个女孩。为了哄她们开心，布朗宁在自己上西区的一座公寓大楼屋顶上盖了个住处，装饰着日本灯笼、寺院的钟、喷泉和鸣禽，还有个足够划小船的湖。布朗宁叔叔的豪华礼物得到了全国上下媒体的赞美，1924年的连环漫画人物沃巴克斯叔叔和孤女安妮[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同名连环漫画中的人物，沃巴克斯是位善良的百万富翁，收养孤儿安妮做养女。]，可能就是从他这得到的灵感。

然而，1925年，布朗宁的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大女儿去了巴黎，留下他和小女儿森夏恩；他在媒体上做广告，要给8岁的森夏恩找一个“14岁女孩”做伴，这事给他带来了好名声，来信有几千封之多。可是他要给女儿征求伙伴的好心很快就显得有些可疑，因为他遇到了年轻的皮奇斯·希南，后来又与她约会。这下子，人们在第五大道上看到皮奇斯，坐在他孔雀蓝的劳斯莱斯后座上微笑着，周围堆满了玩具、贵重衣服和珠宝盒子。皮奇斯之前是和父母住在华盛顿高地的出租公寓里，1926年，他征得了她父母的同意，皮奇斯·希南在16岁生日那天成了第二任布朗宁太太。

这时，爱德华·布朗宁的身价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他生长在曼哈顿，父母很严厉、有着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从小就拿《圣经》规劝他，对他讲辛勤工作的美德。布朗宁长大成人之前，没怎么有轻佻爱玩的少年时期。可自从和皮奇斯结了婚，他便发誓要少些工作、多花时间享乐，在公众眼里，他变成了花花公子，也迅速适应了这个新形象。突然之间，他就融入了爵士时代[爵士时代（Jazz Age），一般指“一战”以后，经济大萧条以前约十年时间。这段时间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带着披貂皮大衣的皮奇斯进高级餐厅时，在记者的闪光灯下，他会耐心地在人行道上多站一会儿。他给皮奇斯买了豪华轿车，配备专人司机，皮奇斯和母亲在第五大道疯狂购物，他也会买单；她母亲是医院的护士，从一开始就鼓励女儿和布朗宁交往，相应地，两人恋爱时她也收到了红包。

布朗宁的办公室里有一大本剪贴簿，上面都是关于他的新闻剪报，他也从不错过受采访的机会——即便在结婚十个月之后，在一大群闹哄哄的记者面前，他伤心地被迫承认，皮奇斯跑掉了。仆人们说看到她和母亲离开了长岛，开着一辆货车，里面是他送她的所有东西。虽然布朗宁伤心欲绝，还是表示自己仍然爱她，并对着镜头恳求她回来。

布朗宁再次见到妻子，是在人满为患的纽约法庭上，她的律师要求布朗宁离婚并支付巨额抚养费，皮奇斯自己也站出来，指控他性情冷酷、不道德。她说布朗宁喜欢看她裸体吃早餐，还送给她裸体照片的书，暗示他有不正常的欲望。

然而，布朗宁的律师交叉质询时，出示了皮奇斯在婚前写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与她做过爱的男人名字——她流着眼泪承认了，法庭里纷纷响起叹息和议论，法官不停地敲着木槌。虽然最终判决的抚养费数额远比她的预期要低——她拿到17万美元现金，还有六处西区的房产，她却利用这件事的公众效应，在母亲的指导下成了歌舞节目的女演员，野心勃勃地想进军娱乐界。不过她事业上不太成功，接下来几十年媒体对她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再婚上面——布朗宁之后，她又结婚离婚三次——最终，在1956年，报纸头条报道了前皮奇斯·布朗宁夫人在浴室滑倒身亡，享年44岁。

1934年，爱德华·布朗宁过了60岁生日后不久便去世了。他晚年的精力都放在自己最擅长的房地产行业；他还赶在当时的大部分商业巨头之前，预见到了大萧条的到来，在经济崩盘前以很高的价格卖掉了西区的房产，包括西十七街11号的公寓楼。

布朗宁去世几十年后，这栋楼的外观大致还是当时的样子，外墙装饰是20世纪初的华丽风格，他的名字首字母深深地刻进墙里；不过内饰就差很多了，一幅疏于照管的模样。油漆斑驳、墙上的裂缝越来越宽，煤烟糊在窗玻璃上，室内的光照都不好。这栋窄小的12层楼位于零售女装业中心的南边，从前的租客都是小型女装工厂和制帽商，现在这些人有的破产，有的不满意这楼的设施破旧，唯一一台又小又慢的电梯还总出故障，渐渐都搬了出去。

30年代到60年代间，这栋楼转过几次手、卖给了几个不同买主，而谁也没从其中赚到钱，到了70年代，上层的空间就不再挑剔租客，租给了年景好时不会考虑的客人。《搞》的总部在11层，10层是美国共产党的总部；顶层是个同性恋公社，主要是年轻男性，把布朗宁的旧办公室改造成了住房。下面几层的房客，要么是政治或社会上的异端，要么至少是不循常规、神秘兮兮、稀奇古怪的人。

房客中有个金属匠人，专门做指节铜环的。还有一帮中年男人，每周都有几天晚上聚在一起，在屋里铺上微型铁轨、摆弄着火车模型在上面跑。有一家科幻恐怖杂志的编辑部也在楼里，杂志叫《怪物时代》，另一层楼上还有一家叫《偷窥的汤姆》的丑闻小报。一个离了婚的纽约名流，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Cornelius Vanderbilt Whitney，1899-1992），美国实业家、电影制作人、作家，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是美国两大著名家族范德比尔特和惠特尼家族的成员。]的后代，把他那一层用作画室和浪漫的隐居之地。还有个深居简出、红头发的书籍装订女商人，到了半夜，她的孪生姐姐常来拜访。再下面两层，是个以色列的修理工，他工作的地方只有几台打字机，后面都没有人——所有机器都是自动的。1970年圣诞节前，两个从前在快餐行业工作的男人租下了第九层，开了家按摩疗养所。

他们把裂缝的墙贴上富美家木镶板，地上也都铺了地毯，因为地板缝里全是生锈的别针和针头，是从前在这儿工作的服装工人丢下的。他们在电梯间附近盖了间接待室，里面放着一张荷兰式现代风格的桌子、带靠垫的转椅、一套音响、一张大咖啡桌，桌上放着《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接待室后面，他们造了一间淋浴室、一间桑拿室，还有四个小型的私人按摩室。每间屋里都有一张按摩桌，床头柜里放着按摩用的酒精、油、滑石粉和盒装的舒洁纸巾。

然后他们在《村声》和其他报纸上登了广告，招聘女性来当“人体模特”或是“女按摩师”。他们希望至少招八到十个女人以配合日程安排，这样在中午、下午5点和晚上11点等繁忙的时段，至少能有四个人在四个按摩室里值班。由于按摩疗养在纽约还算是新生事物，警察也还没有将其列入打击卖淫的名单，有几十个毫无戒心的年轻女人应广告而来，以为是去摄影棚或是健康俱乐部工作；可一旦意识到这工作就是往男人的裸体上抹油，还要面对他们的勃起和挑逗，她们就扭头去找别的工作了。

可是还有些女人，经过了60年代的性解放，对这种工作不会大惊小怪。她们面对陌生人的裸体不会尴尬，很少受到50年代早期道德的约束，不像她们保守的母亲。受雇的人里，有在纽约上大学、打工挣学费的学生，有辍学的人，有开始上年纪的佩花嬉皮士，还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认为比起辛苦做服务员和秘书，按摩工作要轻松、好赚得多。其中一个申请人，之前就是七层《怪物时代》的秘书，被编辑解雇之后，走上两层楼，就当上了按摩师，每周的工资涨了两倍，到了350美元。

按摩疗养所的成功给楼里带来了新的社会元素——紧张兮兮的中产阶级商人，鬼鬼祟祟地来，急匆匆地走，使楼里不祥的空气愈发浓郁。十层上的共产主义者大多数是头发花白的极端左派，大萧条期间联合广场上闹抗议和游行那会儿，他们的革命热情就达到了顶点，对于按摩疗养所的成功，他们格外地看不顺眼，不光因为这些人在性爱方面是刻板的清教徒，而且他们也知道，楼下有这么家准妓院，这地方肯定会臭名远扬，招来警察时常拜访和靠找茬为生的市督察员。楼里面已经有传言，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准备租下第九层，电话里总有人威胁要放反共炸弹，人行道上还有充满敌意的罢工纠察，这些上年纪的党员无疑是被害妄想最严重的，电梯里那些一言不发、抿着嘴唇、穿着保守的男人，说不好就是联邦探员。

唯一欢迎按摩疗养所的房客是《搞》的男性员工，他们可以随时去泡桑拿，而且还能以折扣价选一位裸露上半身的女士，让她为自己按摩并爱抚至高潮。反过来，员工们也会写赞扬疗养所的文章——疗养所的名字叫“第一体验”，《搞》还会登疗养所的付费广告，写着联系电话和营业时间，吹嘘女按摩师的神奇手法和带来的销魂快乐。

很快，《搞》的广告栏里就有了纽约其他疗养所类似的宣传，有些还贴出了裸胸的女人照片，一群抛着媚眼、姿态诱人的女学生和臀部丰满的交际花，暗示顾客只要出按摩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她们。可是《搞》不久就接到了读者投诉，说有些是虚假广告，有些按摩师在收了25或30美元之后，将顾客挑逗至欲火难耐的状态，却拒绝为顾客服务，除非再收至少15美元的小费；还有人投诉说，有几个按摩师不论出价多高都固执地不肯碰男人的生殖器，理由是这样做违法。

整个纽约市、整个美国对法律的阐释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道德究竟允许私人按摩室里发生哪些事情。曾经有过具体的市县法令，禁止按摩师为异性服务，然而“二战”爆发后，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规定就不起作用了，有越来越多的护士和其他女性医护人员为伤兵治疗，按摩行业也主张自己不分性别、对病人和顾客进行治疗的权利。按摩行业认为，拿了神经学和病理学学位、对人体肌肉组织有足够了解、持有执照的按摩专家，没理由不能像足科医生和心理医生那样，依照道德治疗异性病人；在像纽约这样的城市里，按摩业多年来强烈抵制的事实是，按摩从业者——其中很多人都是美国按摩与治疗协会受尊敬的成员——的执照是由城市健康委员会颁发的，该协会还颁发理发师和化妆师的执照，而不是由给各类医生护士发行执照的纽约州教育厅颁发的。

然而到了1968年，在专业按摩组织的不断游说之下，政策发生了变化——专业按摩师被重新分类为医务人员，从业许可由奥尔巴尼教育厅颁发；每一个按摩学生拿到学位之前，需要在特殊学校经过500小时的学习，并通过全国综合考试，检查其按摩技术和对人体肌肉及神经组织知识的掌握。

考官还要确保学生了解该行业的道德规范，包括一定要给躺在按摩桌上的人盖上块毛巾或床单以遮住生殖器，避免与女性胸部有直接接触等。考官的这些劝诫并未被过分强调，因为“二战”后美国允许异性按摩服务的很多年里，鲜见按摩师不端行为的报道。

这可不是说，按摩桌上就没有不当行为；事实上，这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某些拿执照的按摩师，包括一些中年发福的女按摩师，她们粗壮的身形好像激不起什么浪漫的幻想，可是也愿意答应男性客户或患者的性要求，只要他们口风紧，值得信任。鉴于此类性接触的内容基本就是用手，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的按摩师还认为，令人放松的按摩就该以这种健康的方式达到高潮，而且都是依从客户要求秘密进行的——客户不仅喜出望外，还会付额外的小费。按摩组织虽然表面上从不容忍性接触，但也不想暴露某些从业者的不法行为，医护组织也同样不想让自己圈子里的违规操作公诸于世。几十年来，医疗圈内已经尽人皆知，某些著名医师违法为特权客户做人工流产手术，心理医生有时与沙发上的女病人偷偷幽会，住院的男病人行动长期受限制、焦躁不安，值夜班的护士和女医生便在夜里为他们缓解性焦虑。

实际上，这种慈善性质的行为，男人们都怀着感激，并认为它是复原过程中的一剂良药。水到渠成地，这些为病人按摩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们成了疗养所的第一批女技师。50年代末60年代初，按摩疗养所在西海岸的小城市和镇子上悄悄地兴盛起来。这些疗养所实际上就是按摩室，一般都设在专门租给外科医师、牙医、足病医师、皮肤病医师和其他医疗人士的商业大楼里。乍一看，按摩室也很像是诊疗室——大门是白色的，上面装着磨砂玻璃，玻璃上印着黑色的小字“物理疗法”或“按摩”，还有医师的名字。房间内部就算不是无菌环境，也很卫生，家具都整洁干净；墙上挂着镶框的羊皮纸按摩执照和物理疗法学位，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边上装饰的花体字和小天使可一点不假。后屋里有这行常用的按摩桌、淋浴间、成堆的白色毛巾和瓶装润肤露，常常还有涡流按摩浴缸，桑拿间和减肥设备。

只有预约过的客人才能进入，按摩师都是精心打扮的女人，穿着护士服，给桌子上的裸体男人按摩时再穿一件白色罩衫。享受全套按摩，再让一个穿白袍的专业按摩师抚慰自己，对许多男人来说都是色情程度很高的体验，干净无瑕的环境尤其带来罪恶感，也满足了男性青少年时期与保姆、学校护士、多明我会修女狎昵的幻想，现实中，这些女人不会出现在按摩室里，手指上沾着油，娴熟地抚摸着勃起的下体，直到它喷薄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或纸巾上。

数十个男人每周光顾这些女按摩师，多年来按摩业长盛不衰、没受到法律制约，一半因为政治家和执法官员们是这里的常客，一半也因为女按摩师很守规矩、严守秘密。全身按摩每半小时的价格很少超过15美元，而且一般不收小费。她们只在本地报纸上登广告，在“按摩”一栏下寥寥写几行字，上面只有营业时间和电话。顾客也着意保护这些技师的生意；有不少男人真心相信自己是唯一接受“特殊服务”的顾客，即使是没那么天真的顾客，也不会在城里四处炫耀、传播自己的按摩经历。去过花天酒地的妓院后男人也许会兴高采烈，有了婚外情可能会同朋友讨论，大白天预约一个假护士抚慰自己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承认这种事可能会被说成绝望可悲，或是有变态性癖；这事儿和新奇的冒险也扯不上关系。要付钱给女人，要她做男人也轻易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可能被人说愚蠢，不过按摩室的常客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不像其他男人，能独自对着《花花公子》之类杂志上的女性照片轻松自慰，去按摩的男人喜欢共犯，想要一位外表值得尊敬的女性相陪，帮助他减轻罪恶和孤独，来完成这最为孤独的爱之行为。

接受按摩的男人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典型的秘密幸存者：他有工作能力，对妻子和家庭都还满意，人到中年，他想寻求不同性爱的刺激，又不想卷进复杂的情爱关系，觉得精神和经济上都消耗不起。他太老了，不能去单身年轻人的聚会；反应太慢，不能在附近酒吧里让不满足的人妻垂青、免费做一次爱；他也远远躲开站街妓女，不去廉价旅馆里做下流而可能染上病的勾当；甚至应召女郎和靠着夜晚生意挣钱的女人，即巴尔扎克所谓“双腿间的财路”，他也不去她们装潢精致的闺房。

这样一个男人，每天都在欲望与罪恶、躁动与谨慎的冲突间忧烦不已，性爱按摩简直就是抚慰心灵的万能药；20世纪60年代，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至少有一家伪装成医疗机构的按摩室，可以找到穿白袍的人工理疗师，用他妻子不会，或他不愿让妻子用的方式触摸他、满足他的欲望。

不过，到了70年代，随着这类私人服务开始公开化，按摩的世界里也起了变化：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企业家加入了该行业——他们还在药店里卖大麻卷、瑜伽书和其他让人离苦得乐的商品，开起了时髦的按摩疗养所和裸体摄影室，就在大街上公开营业。疗养所的大门口和橱窗里，毫无顾忌地挂着“姑娘随心选——活色生香的裸体模特”，人行道上还站着长发的男人，往男性行人手里塞宣传单，上面暗示了店里的额外服务。

宣传单上并不直接许诺顾客有性高潮的服务，不过保证有“无上装按摩师”进行“性感按摩”。一开始，这种宣传没有受到执法机关的反对，因为1970年，美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有条件接受了性感按摩和展示裸体的合法性。百老汇舞台上的《毛发》和《噢！加尔各答！》中出现了全身裸体；几个城市里也允许开设无上装和无下装的酒吧，至少目前是这样。著名的艾萨伦治疗法，就是由晒得黝黑、漂亮迷人的裸体男女按摩师给加州水疗的顾客身上抹油，已经出了带插图的书和手册，其中详细描述并赞美了这种疗法，在全国销售；电视脱口秀上，受赖希影响的理疗师和作家大力推荐情色按摩，称其能改善夫妻关系。在性爱诊疗所，女代理们挑逗、爱抚那些“不举”的男人，使他们达到高潮；而性爱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女性则接受培训，学习用爱抚生殖器的技巧和互相抚摸来刺激性伴侣，也学习如何时不时在振动器和人造阳具的帮助下独自自慰。在美国许多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上，可能是史上第一次，自慰不再被描述成羞耻、可悲的行为。

虽然新疗养所外头挂着霓虹灯和炫目的招牌，让有执照的按摩组织心里很不高兴，可这些组织者也不急着谴责他们，因为某些不守规矩的护士私下里早就这么做过了。警察也有理由无视这些疗养所；他们多年来挥着警棍和年轻人起冲突，跟着就是在法庭上被指控暴力执法、在媒体上臭名远扬，因此他们也避免冲动行事，不会随便突袭疗养所，而有关按摩的法律自1970年起一直含糊其辞。

年轻企业家可谓生逢其时；相关法律模糊、享乐市场不断扩张，性解放影响的女人越来越多，有着60年代剧变带来的自由精神，又还没工作，拿着抚摸男人下体挣来的钱，她们也毫不内疚；对年轻的疗养所老板来说，初期投资很小——只需要在商业区的商店二楼或三楼租一个月房间的钱，再雇个新手木匠在屋里竖几块板子，隔开接待室和几间房间，有的用作按摩，偶尔也用来拍裸体照。装修也不贵，用旧货店里的沙发、椅子和旧的前台桌就行；二手的按摩桌和行军床，盖着印度风格印花的床单；墙上装饰着花里胡哨的海报，或是满眼碧绿的油画——很可能是嬉皮按摩师去乡间公社待了好久，充分享受了宜人的隐居生活之后回到城里来画的。虽然70年代开设第一批疗养所的年轻男人里，有些真的在公社里住过、对和平运动有感情，可在愉快的举止和刺绣牛仔服的下面，是追名逐利的热忱：这些“逍遥骑士”，上大学时就倒卖轻量毒品，现在则以同样轻松自如的姿态贩卖轻量情色。

纽约市里公开繁荣的第一拨按摩疗养所里，有一家叫“粉红兰花”的，在第三大道附近的东十四街200号，老板是纽约城市大学的两个毕业生，亚历克斯·舒布和丹·拉塞尔。舒布很害羞，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个有野心的摇滚乐手，木工活做得也好，建疗养所的时候，他就用上了这门手艺，拉塞尔更外向一些，是疗养所的主要经理人和筹办人。

粉红兰花甫开业，很快红火起来，1970年夏天，每天平均接待40名顾客，两个年轻人便多雇了些人，也和别的疗养所合作开展生意——比如西二十三街上的芳香花园，和邻近五十七街的列克星敦大道模特工作室；亚历克斯·舒布有时也有偿去帮助其他年轻人开设疗养所。

舒布为一个朋友、迪金森州立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设计了列克星敦大道和二十六街上“秘密生活”里四间淡紫色、灯光暗淡的按摩室；还有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学生，是他的熟人，在上城有两家疗养所，分别是“东方城堡”和“西方城堡”，舒布将墙四面都贴上白色的塑料，边缘凹凸不平，营造超现代洞穴的气氛，像是太空胶囊损坏后的残片。在五十一街附近的第三大道上，舒布建造了“中洲世界”，老板是个中途退学的学生，十分迷恋托尔金的小说，疗养所是嬉皮社区的风格，有串珠窗帘、马德拉斯抱枕，屋里还有熏香。

与这些地方竞争客人的有东十八街12号的“舞台工作室”，招牌是“年轻的演员模特”提供的特别服务；西三十四街440号的“34疗养所”也承诺说：“五个年轻漂亮的大学女生——您中意的那种”。

作为工资，所有按摩师可以拿到每次按摩收入的三分之一，加上小费，她们一周依所选的工作时长，平均能赚300到500美元。每家疗养所都有下午班和晚班，女按摩师的日程也都可以调整。忙事业的女演员和舞蹈演员经常和其他按摩师换班，或是请病假去参加试镜。疗养所里屋、靠近按摩师休息室的地方也有投币电话，让她们能随时和经纪人保持联系。

还在上大学的按摩师——比如在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亨特学院，不忙着接待客人的时候，就在接待室里看课本；其他的按摩师——充满冒险精神、离了婚的年轻女人，无所事事的辍学学生，不想做“呆板”办公室工作的法国姑娘，“白日美人”[《白日美人》（Belle du Jour） ，法国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1900-1983）的电影作品，片中讲述年轻漂亮的太太塞韦丽娜不满足无聊的家庭生活，每天下午偷偷去妓院卖淫，被冠以“白日美人”的别名。]妻子们，疗养所主人的女朋友，还有漂亮的拉拉和双性恋女人（疗养所能为她们介绍其他做按摩的姐妹）——都在接待室里打发等待的时间，互相聊天，读读杂志，在地板上练练瑜伽，或是在角落里冥想，全不顾收音机里不停播放的音乐声和经理桌子上的电话铃声。

如果经理暂时不在接待室，由女按摩师接起了电话，她有时会听到电话那头男人粗重的呼吸声，或是语无伦次的荤段子——所以大多数疗养所只让男经理接电话。经理除了向客人收钱、把每位顾客送进单独的按摩室、过了25分钟就按铃提醒按摩师半小时的疗程即将结束，有时还要充当保镖；可是基本上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很少有顾客会闹事。几乎所有光顾按摩室的男人都礼貌周全、性情羞怯，很多人是穿西装、打领带来的。他们走进门来，有时还拿着在路边收到的宣传页，坐在桌子后的经理便来迎接他们，站在一起的按摩师们也会微笑。顾客把钱付给经理之后，选一位中意的按摩师，她会陪着他穿过走廊，进入一间按摩室，手臂上搭着条从壁橱里拿的、上过浆的床单。

等关上门、把床单铺到桌子上，她便站在一边等男人全部脱光，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大多数的疗养所经理都相信，即使顾客不巧是个便衣警官，因为他自己先在按摩师面前暴露了身体，也不能指控按摩师不道德；这种设想在法庭上是否成立还有待检验，不过疗养所都是照做不误的。

虽然大多数顾客的岁数都可以做女按摩师的父亲了，性爱按摩开始之后，两人的角色却奇妙地发生了倒转：掌握权威的是年轻女人，她有权力给予或否定快乐，而男人们顺从地仰天躺着，闭着眼轻声呻吟，任人往身上擦婴儿油和爽身粉。对这些男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和如雷贯耳的青年性解放运动有亲密接触，这是伍德斯托克和避孕药的世界；等他们成了疗养所的常客，和按摩师混熟了，便开始对自己也帮忙制造了的这疏远的下一代有所了解。

反过来，按摩师也看到了不少中年男人的沮丧无奈，他们的婚姻困境、工作问题，他们的幻想与不安。有些人特别紧张，躺在按摩桌上浑身发抖，水洗似的出汗。有些人没法高潮，要么是不能勃起，除非按摩师对他表现出个人的兴趣，恭维他身材好，保证他的性器和其他男人一样大，或是更大。有些人罪恶感太强，无法体验到最大程度的快乐，除非按摩师遵照他的要求，一边抚摸，一边口头训斥他，就像他还是学生、被抓到“自虐”的时候被斥责、批评的样子。

还有最近离开宗教职位的顾客，想要适应第一次被女人触摸；正统派的拉比用避孕套或夹层袋套住阳具，认为这样就没有 肉体接触了。还有身份尊贵的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和按摩师谈别的服务的价钱，解释说自己的妻子不肯这么做；蓝领的工人也很享受这项服务，可坦承自己绝不会对妻子提出这种要求。

拄着拐杖的老人、鳏夫和离婚男人，当代的布朗宁叔叔，他们都在疗养所有定期预约，有的还在橱柜里存着平日爱喝的威士忌；还有健壮的年轻男人，一次叫两位按摩师，付双倍的价钱，在半小时中享受三次高潮。有一天，一个特别害羞的人，亚瑟·布雷默，穿着带马甲的西装，出现在四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的“维多利亚按摩室”里，可是他太过紧张，直到疗程结束都没有高潮。一个月后，马里兰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他开枪打中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W.华莱士，导致其瘫痪。

有很多浪漫的男人频繁光顾按摩室，有时还会爱上女按摩师，可要是哪一天来早了，发现她和别的男人在房间里，他们脸上就掩不住失望。二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秘密生活”里，有位常客是哈佛毕业生，新近离了婚，在曼哈顿做心理医生，他熟悉的按摩师是位金发美女，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为《外观》杂志做过模特。经过按摩室里许多次性爱服务，两人开始在外面约会，一年之后就结了婚，搬去了佛罗里达。

没多久，几个赞助过疗养所的商人——疗养所资金不足、条件简陋，连淋浴室里的基础设施都难得齐备，让他们很不满意——开始搭建自己的疗养所，场地更大，有模塑成型的塑料椅子、空调、新按摩桌、蒸汽室、桑拿室、紫外线灯、轻音乐，还能用信用卡结账。第一家这种特许经营的现代疗养所叫“第一体验”，在布朗宁叔叔旧楼的第九层，老板以前是快餐行业的；可不到一年，就有几家别的疗养所的舒适度和设备超过了它。《搞》的总编阿尔·戈尔茨坦去过所有这些疗养所，开始在报纸上为蓬勃发展的按摩行业开设每周鉴赏专栏——从此他便可以声称，每次愉快的高潮都是在为税收做贡献。

戈尔茨坦的打算是，悄悄拜访城里不论新老每一家疗养所，和其他顾客花一样的价钱；他感受不同按摩师的手法，在脑中记下每家的卫生状况和经理人员的服务态度，然后在《搞》上为每家疗养所写一篇简介，再依一星到四星为其打分。

1971年戈尔茨坦开始这项工作时，纽约的疗养所还不到12家，可到了1972年末，疗养所的数目已经超过40家。戈尔茨坦听说每家的服务和价格都不一样，甚至每天都有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按摩师的心情以及她和顾客的契合程度。比如第十四街上的“粉红兰花”，他去的时候又热又挤，淋浴和空调一概没有，戈尔茨坦花了14美元，叫了一个穿热裤、浅黑肤色、闷闷不乐的女人为他按摩；说了会给她15美元小费之后，她敷衍了事地用手和嘴服务了他一回，途中一直在看表。《搞》的下一期里，戈尔茨坦给“粉红兰花”打了一星，描述为“不推荐”。

第五十八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法国小姐疗养所”就不一样了。老板是三个以色列人，疗养所里共有七个房间，装了空调，有小吃吧台，接待室里还有投影仪往墙上播放彩色的色情图片。戈尔茨坦花了20美元做按摩，后来又给了25美元小费，换来了在水床上与一位离了婚的26岁女人做爱，她说自己有两个孩子，住在康涅狄克州的城郊，还说周末会去那边兼职卖房子。她亲切友好、容易相处，戈尔茨坦便给“法国小姐”打了三星——“推荐：该类型服务中的佼佼者”。

第三大道835号砖砌大楼的二层是“中洲世界”，戈尔茨坦付给经理18美元，挑选了一位蓝眼睛、浅黑肤色的按摩师，她头发又长又直，肤色光洁，脖子上戴着玫瑰十字架。她说话不多，举止优雅，在按摩室里很快让他勃起了。她的手很漂亮，手指细长，好像很喜欢这件工作，爱抚他时，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勃起的下体，无疑知道很多男人喜欢看女人熟稔地爱抚这个陌生的物件。他几乎不能再忍受，想要把它放进她嘴里；可他开口提要求时，她礼貌地拒绝了，说“中洲世界”的规定严禁这样做——只允许“手动释放”，这是包含在按摩价格里的，不需要额外付小费。然后她吐露说，按摩室墙上的小块镜子其实是单向玻璃，让经理能观察屋里的情况，确保没有违规行为。知道了这个秘密，戈尔茨坦的好心情顿时跌到谷底，与这位按摩师的亲密感也消失了；他很享受这次过程，可是只给“中洲世界”打了两星。

后来他去大一些的按摩室，也能看到许多镜子，有的按摩室一整面墙，甚至天花板上都是镜子，他不舒服极了，不仅因为可能有个窥视癖的经理在后面偷看，而且他 也不想从镜子里看见自己裸体躺在桌子上的肥胖身躯。

东四十六街219号是家豪华的仿古罗马式疗养所，叫“恺撒隐居地”，里面有不少镜子。不过戈尔茨坦的注意力都被穿着古罗马托加袍的按摩师吸引住了，她举止格外放纵，克服了他的难堪感觉；最终他为“恺撒”打了四星。纽约没有哪家能和“恺撒隐居地”比肩的，老板显然花了几千美元——他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当过股票经纪人，叫罗伯特·沙拉加，装修了许多私密按摩室、桑拿房、涡流按摩浴室、石膏塑的罗马式雕塑和喷泉；顾客在接待室等待时，可以喝到免费香槟，按摩油也是温热的香精油。一般按摩价格是20美元，不过多出钱还能买到其他服务，客人花100美元，就能和三位开放的女郎一同洗香槟浴。

戈尔茨坦调查过纽约的疗养所之后，便在全国旅行，发现全美国都在心心念念着情色按摩——它就是性爱的快餐业，力比多的营养品。在华盛顿城郊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滴答滴答”按摩疗养所就开在购物中心里。达拉斯、亚特兰大、夏洛特都有疗养所；在受戴利控制、天主教气氛浓郁的芝加哥，南沃巴什街的商业区也开了一家疗养所，内部装潢仿照教堂的装饰。经理的小接待桌在一间重达600磅的哥特式木质忏悔室里，是从拆除了南区教堂的公司买来的；疗养所里还有祈祷用的长椅，和别的基督教物品，还有华丽的硬木书架，上面摆着最露骨的性爱杂志和假阳具。

为了保护疗养所不受警方渗透，老板规定疗养所是私人会员制，顾客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明，还要签一份文件，声明自己不隶属任何执法机关——顾客不仅要签字，还要在忏悔室前大声读出来，全不知自己已被隐藏麦克风录了音，忏悔室里挂的紫天鹅绒帘子的褶皱里也藏着摄像机，记录下了他的面容。这个小心谨慎的疗养所老板，叫作哈罗德·鲁宾；戈尔茨坦走进疗养所、要求按摩时，鲁宾热心地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搞》的忠实读者，还坚持让戈尔茨坦以内部价享受两位按摩师的服务。

在洛杉矶，戈尔茨坦看到，沿圣莫妮卡大道和日落大道有几十家疗养所，有些还是24小时开放。洛杉矶最有名的疗养所——老板是42岁的马克·罗伊，以前是亚瑟·穆雷舞蹈中心的教练，后来开过几个女士减肥沙龙，发了财——叫“马克西莫斯马戏团”，占了一幢宽敞的三层宅邸，离日落大道半个街区远，在拉谢内加大道上。房子的停车场能容纳80辆汽车。像纽约的“恺撒隐居地”一样，“马克西莫斯马戏团”的内饰也有罗马享乐主义的气息；30位按摩师都穿着紫色、金色或白色的绉织迷你托加袍，疗养所的广告宣称：“自庞贝时代后，男人从未有过的乐趣”。

距日落大道半小时车程，马里布海滩上方托潘加峡谷静谧的山峦里，戈尔茨坦拜访了一家名为“极乐园”的裸体主义“成长中心”。这地方有七英亩远离喧嚣的可爱土地，在四周的树木和高高的篱笆后面，裸体的成员可以互相按摩，或接受专业人员的按摩。就像北加利福尼亚的艾莎林治疗中心一样，“极乐园”也为会员和客人安排日程，提供“觉醒”讨论会和心理治疗项目；不过和艾莎林不一样的是，“极乐园”的主要功能是享乐，除了游泳池和桑拿房，还设有网球场、骑马场，主楼里还有半私人的房间供人们做爱。

戈尔茨坦之前在《搞》上登过“极乐园”的照片，亲眼见到后愈加印象深刻。他采访了这里的创始人，艾德·兰格，高个子、身材健硕的前时尚摄影师，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52年前，兰格出生在芝加哥一个保守的德国家庭里，在学校运动出色，可是内心强烈向往脱离群体、更有创造性的生活。自从30年代末偷偷买了第一本《阳光与健康》杂志开始，兰格就迷上了裸体主义；40年代他搬到洛杉矶，在好莱坞做舞美设计和自由摄影师，为《时尚》和《时尚芭莎》工作，他加入了一个先锋裸体主义俱乐部，有时还被警察突袭。50年代中期，他在俱乐部里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妻，约瑟夫和黛安娜·韦伯，接下来的15年里，黛安娜·韦伯在全美杂志上的照片都是由兰格拍摄的。后来，他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发表了这些和其他裸体照片；买下建造“极乐园”的土地也实现了兰格的夙愿。

戈尔茨坦来的时候，兰格正在与洛杉矶县的官员争论，那些人想要根据当地的分区制法令关闭他的社区，认为这项法令禁止区内的裸体主义小组进行集会。提到的团体不光是“极乐园”，还有附近一个在托潘加峡谷山里的“成长中心”，叫“砂岩隐居地”的。“砂岩”占地面积15英亩，成员有几对裸体夫妻，都是支持公开的性自由，追求消除占有欲和嫉妒心的。“砂岩”的主人叫约翰·威廉森；那几对夫妻里就有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