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岩，和约翰·威廉森企图创立的社区，有些像罗伯特·海因莱因[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1907-1988），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硬科幻小说大师，其代表作有《星际伞兵》《严厉的月亮》《双星》《银河系公民》《银河行商》等。]的科幻小说《异乡异客》里描写的理想社区，一群男女过着与世隔绝的舒适生活，在温暖的泳池里裸泳，不带羞耻感与罪恶感地彼此做爱，共同抵抗十诫中的第九诫[不同教派对十诫的排序略有不同，天主教中第九诫是“不可贪恋邻人的妻子”。]，原因像小说主角所说：“你没必要贪恋我的妻子。爱她吧！她的爱没有界限……”

威廉森也承认他对砂岩的野心与这部小说的主题有几分相似，可他认为小说只是灵感的来源，几百年来，总有某些男人因真实而强大的欲望而耗尽生命，小说只是无数表现、反映这种欲望的作品之一，即希望在西方文化中重现狂欢式的情爱和愉悦的男女关系，这是由异教的受孕仪式而来，在早期的基督教中也有，直到中世纪教会强调罪恶和过错，压抑了这类欲望。

有一个人威廉森可能 会认同，15世纪的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自由灵兄弟会的成员，领导着一群放荡的男男女女，这个色情的教派认为自己是亚当与夏娃的直系后代；他们在叫作“乐园”的秘密教会中裸体崇拜神灵，虽然也有多人性爱，他们却认为这是分享爱情的体验，而不是没有人情味的群交。他们认为神父和修女的独身违反天性，也不同意性快乐是原罪的说法，这些寻求自由的兄弟姐妹，有时也被人称为“亚当后裔”，最终被宗教裁判所消灭了，不过，耶罗尼米斯·博斯的油画中记录了一些他们裸体聚会的场景。

离威廉森的时空更近些，还有19世纪纽约奥奈达的乌托邦，创始人是个极端的宗教研究家，和妻子一道在最亲密的朋友间实践自由性爱，30年来，他在惬意的隐居地与无数爱人追求“持久的恋爱”，称这块土地为“人间天堂”。这块土地的中央是他与追随者建造的豪华别墅，足够容纳一百个人；周围是宿舍和学校之类的建筑，供奥奈达社区的众多孩子居住和上学，还有工厂，社区成员做着好几个挺红火的生意——比如19世纪70年代成立的奥奈达镀锡铁勺公司，一直存活到20世纪，成了市值几百万美元的企业。

奥奈达社团的创始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是个气度不凡、独断专行的人，留着齐整的红胡子。19世纪30年代，他为当牧师在安多佛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不过他对《圣经》的理解与上级神职人员分歧太多，影响了对他的授职，使他一生都是个变节的传教士。

最让新英格兰教会高层不高兴的，是诺伊斯关于性爱与婚姻的看法，他坚称《圣经》支持上帝真正的信徒之间都可以互相恋爱和发生性关系。诺伊斯认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是自私和占有欲的体现，限制了人们爱他人的能力。他预测未来会有“复合婚姻”，即关系和谐的男女团体共同生活、工作，定期但不限于与团体内成员做爱，所有人都是团体内孩子的共同父母。为了限制出生婴儿的总数，不至于给社团造成经济负担，也为了让女人更好地享受性爱、不必担心意外怀孕和分娩的危险，诺伊斯倡导男人们做爱时要忍住不要在女人体内射精，除非 他已经同意了一对情侣想要孩子的请求，或是他自己选中了一对愿意承担繁衍职责的男女。

诺伊斯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优生学，和他劝说其他人改变性观念的能力，只是因为追随者相信他受了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意志的媒介——他是他们的救世主，庄重、疏远、博学，应许拯救他们于罪孽，应许他们持久的富足、健康，和几个伴侣之间的性爱快乐。生命应当是喜悦的，他向支持者们保证——“最快乐的人即为最好的人，行最大的善”。提到外部世界对性问题的小心保守，他宣称“为性器官而羞耻就是羞辱上帝的技艺”，他还补充说，“从羞耻感而起的道德改革，就是企图向自然发起必败的战争。”

虽然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赞成快乐的价值，却并不容忍享乐主义和懒惰。社团中的男人女人一周要在社团的农场、别墅、学校，或是某个奥奈达的企业里工作六天；通过制造、贩卖社团产品挣来的所有钱——1866年，单奥奈达的捕兽夹工厂就收入了8.8万美元——直接进入公共金库，支持成员高水平的生活。

奥奈达的常驻医生提供免费的医疗和牙科诊疗服务；社团里有裁缝、制衣工人、制帽工人和鞋匠，制造并修补所有的衣物；别墅里有很大的餐厅，每天提供两餐到三餐。在别墅的地下室里，有土耳其浴室。整个社区占地275英亩，有不少宽阔的草坪，设有门球场和棒球场。在奥奈达湖可以划船、钓鱼，在池子里可以游泳。奥奈达还有22人的管弦乐队和剧团，提供舞台娱乐表演，周末在别墅的舞厅里还有集体舞会。

每个孩子都要在社区学校上学到16岁，有些抱负远大的学生被送往哈佛和耶鲁深造，成为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毕业后也有些人回到日益扩大的社区生活、工作。当诺伊斯认为奥奈达的年轻人足够成熟到可以有第一次性体验时，社区里的女人便自愿与少年男子同床共枕，而诺伊斯和由他选中的男人则会对她们进行指导。诺伊斯相信这个系统不仅给年长者带来快乐，也能让年轻人从经验丰富的爱人身上学习——而且，年长的男性已经证明了自己能遵守诺伊斯的“男性自制”政策，也不太会发生意外怀孕的情况。虽然年轻成员也被允许和同年龄的人享受性爱，不过社团里一直有反对“排外”性爱的压力。个人的身体，同社团里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共享的；任何形式的占有欲都被认为是违反社团精神和上帝意志。

育儿室和游戏室里，小孩子们很早就学到，自己对任何一件玩具都没有专有权；所有的玩具都要分享，后来，监督者发现有几个小女孩特别喜欢某几个洋娃娃，给娃娃梳头发，对娃娃说话，还把娃娃带到床上睡觉，他们便设法干预了这种儿童模仿传统母亲角色的行为。监督者提醒女孩们，娃娃只是虚假的拟人物体，在它们身上花太多精力不符合奥奈达理想女性的要求。

在奥奈达做领导的女人认为，女性生命中的第一要务不是生育和家庭；她们同意诺伊斯的说法，外部世界的已婚女人常常沦为“生育苦力”，奥奈达女性认同的目标是精神成长、个人解放和学识提升。诺伊斯鼓励她们参加别墅晚间的成人教育课程，去社区里有4000册藏书的图书馆学习。她们穿短裙和灯笼裤，剪短发，认为自己和男性成员一样在社区里有分工和职责。她们轮流去工厂上班，男人们也轮流进厨房。男女共同承担对所有儿童的爱护和关注，不过小女孩们喜爱洋娃娃这种穿着百褶裙、化了妆、穿着外部世界风格的服装、用蜡做成的小雕像，在奥奈达的成人看来是不健康的精神，应当设法祛除掉。

一个做老师的女人建议说，可以把所有的娃娃收到一堆，扒光衣服，放到燃烧的煤堆上，“在欢乐的火焰中焚烧掉”。负责抚养和教育儿童的委员会考虑了这个提案，孩子们也被叫到一起，要对此问题做出回应——最终，在年长者的鼓励下，男孩们一致投票赞同烧掉娃娃，女孩们虽然不情愿，终究也同意了。其中一位交出娃娃的女孩，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了1851年那可怕的一天：“指定的时间到了，我们都围在火炉前，每个女孩都抱着她一直最心爱的娃娃，唱着歌向前走。我们走到炉门正对面，把娃娃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焰，看着它们在眼前化为乌有。”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个人也同意焚烧娃娃——“玩偶精神，”他强调说，“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应当与崇拜雕刻形象划为一类”；诺伊斯也能轻易将任何有“排外”之爱的成员驱逐出社区，不论是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彼此相爱的情侣。“新的戒令，”诺伊斯写道，“是要我们爱彼此……不是像世间一样两两相爱，而是爱全体。”奥奈达的成员顺从、敬畏上帝，不应该因为血亲间自私的联系，或是某对情侣独占的爱情，而被剥夺了应得的爱和关注；诺伊斯坚称：“心灵应当自由地爱所有真实与有价值的事物。”一个男人对诺伊斯坦白自己对某个女人绝望的爱情，他却只是不耐烦地评论道：“你不爱她，你爱的是快乐。”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非正统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并非是童年特殊经历的结果，诺伊斯家是佛蒙特的名门望族，没有丝毫古怪的地方，1811年，他出生在布拉特尔伯勒。诺伊斯的母亲波莉·海斯，家庭环境融洽，人也聪明，她的家族来自新英格兰，家族成员中有美国的第19任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他父亲，老约翰·诺伊斯，先后当过教师（教过丹尼尔·韦伯斯特[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律师，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并长期担任美国参议员。他一生政治观点多变灵活。1957年，美国参议院将韦伯斯特评选为“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之一。]）、牧师，还是成功的商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4岁时，他被选为南佛蒙特议会的议员。

小时候的诺伊斯在同龄人中很受欢迎，迷恋户外运动和露营，学习也很刻苦，和父亲一样，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1830年诺伊斯离开大学，打算学习法律，却被某些宗教复兴运动的牧师吸引，他们天资聪颖、口才过人，在诺伊斯的家乡和整个新英格兰，这些人以上帝的名义挑战对《圣经》的传统阐释，特别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信条，即人类没有价值、人间罪恶横行、上帝已预先挑选子民和罪人的说法。有些新牧师走得更远，认为人在真正皈依上帝后，有能力超越原罪，在尘世获得完美。这样的情况不仅吸引着广大听他讲道的信众，在万事似乎皆有可能的后独立战争时期，似乎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此时的美国有极大的乐观和热情；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正式撇清了和母国的关系，现在可以自由地扩张。探索自己的荒野和国民意识，重新评估过去的清教传统，掌握自己的命运。

约瑟夫·史密斯[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1805-1844），旧译斯密约瑟。]是新英格兰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1827年，他声称受到了天使摩罗乃的神启，还有其他一些神迹出现，之后史密斯就创立了摩门教，实行一夫多妻制——直到1844年，一个愤怒的暴徒闯进关押他的伊利诺伊州监狱，杀死了他。史密斯成了先知，给房子刷漆、装玻璃的工人布里格姆·扬[布里格姆·扬（Brigham Young，1801-1877），旧译杨百翰。]接了他的班。扬将摩门教向西迁移到了犹他州，教派繁荣发展，他娶了27房妻子。

路德会的牧师乔治·拉普，多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被天使加百列拜访过，他受到启迪，在身边聚起800个追随者，在一块叫作“和谐”的隐居田里，过着无私而满足的共同生活，并且坚持独身。

弗朗西丝·赖特的父母是富有的苏格兰人，她是个社区主义者，也支持废奴。1826年，她在孟菲斯附近建立了“那肖巴社区”，那是一块2000英亩的农场，黑人和白人一起工作，也可以睡在一起——很多人的确这样做了，直到种族间性爱的谣言传遍了乡下，激起了争议，加上农场也一直不赚钱，难以维系，小组在1830年解体。弗朗西丝·赖特不仅因为反对蓄奴而闻名，其批评宗教组织和婚姻机制的演讲、文章也很出名。“在婚姻生活中，”她写道，“女人牺牲了独立性，成为男人财产的一部分。”

19世纪中期，其他女性激进主义者对婚姻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住在小型自由情爱社区里的普通女人也有此类看法。这类社区在纽约州、新英格兰和俄亥俄州柏林海茨这样的城镇里都有。“傅立叶式”的社区有时也鼓励两性间的自由性爱，这种社区是想通过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追求乌托邦的人们建立的，他们的灵感来源就是异想天开、富于理想，又几乎一文不名的法国贵族夏尔·傅立叶。

直到1837年在巴黎去世前，傅立叶在演讲和著作中一直强调，19世纪人类天生贪婪、喜好破坏，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最高目标南辕北辙，除非彻底改变西方文明系统。傅立叶提案说，各国领导人将国民分为各个独立的团体，每个团体约1600人，在巨大的工业建筑里生活、工作，这种建筑叫作“法伦斯泰尔”，可以满足公民所有的私人和职业需求。

理想中，每个法伦斯泰尔有六层楼高，装潢精美、设施完善，设有生产和社交、生活等专区。摄政者会监督每座法伦斯泰尔的收入状况，每个人都做着最擅长的工作，虽然也会定期轮换岗位，避免产生厌倦；每个人都有最低工资，凭自己的生产能力和才能还能拿到相应的高工资。法伦斯泰尔的房租依照房间大小和条件而定；要是住户想换更好的公寓，却付不起房租，可以用加班时间抵偿。虽然傅立叶社区鼓励成员通过多劳动取得更高地位，但任何成员都不会因生产力低下而被社会排斥，在性爱上也不应有沮丧或被剥夺之感：即使外貌最没有魅力的成员，“情爱圣者”也会在专门的私人套间里保证其能享受到“基本性爱”。

傅立叶不支持情侣践行一夫一妻制，认为小家庭是控制欲、裙带关系、小团体思想的温床，还会助长人们的狭隘视野，看不清人类历史的大方向，对乌托邦造成损害。虽然傅立叶终生也没能筹到钱建立哪怕一所法伦斯泰尔，他的某些观念却受到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称赞，认为可以将其付诸实践，比如阿尔伯特·布里斯班[阿尔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1809-1890），美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在美国推广傅立叶理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人类的社会命运》（Social Destiny of Man） 。]。他在巴黎见到了傅立叶，他的书《人类的社会命运》引起了《纽约论坛报》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对傅立叶的注意。之后格里利便邀请布里斯班在报上开设专栏，推广夏尔·傅立叶的理论和设想；于是，傅立叶主义也在美国小小地风行一时。

19世纪40年代初，各式各样的空想家、避世者和支持性爱自由的人受到傅立叶启发，做了几十项社会实验。偏远的农场上、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镇与村庄边缘的灌木丛里，他们占据了布局凌乱的大房子，试图通过园艺、小生意、手工艺和轻工业来集体谋生。可是这类组织很少能存活超过两年，原因不外乎是资金不足、组织仓促，很快就因派系斗争溃散了。

这些社区里最有名的，也许是1841年成立、性政策较为保守的布鲁克农业与教育农庄，该机构维持了六年，位于距波士顿十英里的西罗克斯伯里。布鲁克农庄为历史铭记的原因是，早期成员中有一位雄心勃勃却刚刚在波士顿海关丢了工作的年轻作家——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在农庄里靠劳动挣得食宿，一开始，他十分痴迷农村生活和农庄里的超验气氛，在满是粪肥的田地里待了一天之后，他还能写信对朋友说：“你可能认为，再没有比这种苦工更不合时宜、令人不快的了。确实，这种劳动弄脏了手，可绝不会污染心灵。这金色的矿石是纯净、健康的物质；不然我们的自然母亲不会这样乐意消化它，再从其中转化出丰富的营养，再回报我们满仓的饱满谷穗和根茎。”

不过，没到六个月，霍桑就放弃了布鲁克农庄，认为社区会阻碍他的文学追求。“爱情小说和诗歌，”他后来写道，“要靠毁灭来生长。”在1952年受布鲁克农庄启发而创作的小说《福谷传奇》中，他提到社区生活使人们距离太近，太过在意别人的感受和个人怨恨：“……任何两人间有了不友好的感受，整个社区多少都会有些混乱、不快……要是有个人朝邻居的太阳穴上打了一拳，每个人的耳朵里立马开始嗡嗡作响。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比世界上其他人脾气都好得多，也要浪费大量的时间揉耳朵。”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对傅立叶运动很熟悉，19世纪30年代，他也去参观了马萨诸塞州布里姆菲尔德的自由性爱社区，可他宁愿将自己与当时的性激进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区分开来；他觉得自己受上帝指引，是灵魂的信使，帮助神在尘世建立宗教，使人民真正、完全地爱自己的邻人。他不像富于幻想的傅立叶，也不像参观布鲁克农庄的那些流亡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参观的人包括梭罗、爱默生、亨利·詹姆斯和玛格丽特·福勒、布里斯班和格里利。诺伊斯不喜欢空想乌托邦，也不支持个人自由；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专制主义者、神权主义者，希望将自私之罪清除出人类的灵魂，使他们皈依他所谓的“圣经共产主义”。虽然诺伊斯指责其他人的自我中心，他的自我却也是个庞然大物；不过，他总能把自己的无数喜好与观点，包括禁止一夫一妻制婚姻，说成是遵循《圣经》的教诲。

“在天堂王国里，”他写道，“不存在一个男人全权拥有一个女人的婚姻制度，因为当基督复活时，他们不会结婚，也不会被给予结婚的权利，而是作为天堂中上帝的天使……所有信徒的爱情关系都不应当排外，基督和门徒，乃至整个《新约》的要旨都是这样要求的……重塑两性间的真正关系十分重要，仅次于人要与神和好。圣经共产主义就是照此运作。自1834年，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新约》的宗教，同上帝联合……”

诺伊斯提到的1834年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一年，他相信自己完成了精神升华，经过将近三年，心灵终于进化到了无罪的状态——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他参加了一场为期四天、狂热的奋兴[奋兴派（Revivalists），美、英等国基督教新教派别，亦称“教会复兴派”。19世纪，产生于美国清教徒移民中，不久，又传到英国。为谋求教会的“复兴”，该派制着重鼓动宗教狂热。19世纪中叶，被称作“奋兴布道家”的穆迪、桑基等人先后在美、英各地举行“奋兴布道会”，宣扬“教会大复兴”。有些“奋兴会”在举行布道会时哭喊喧闹，他们称之为“心灵奋兴”（也叫“灵性复兴”或“被圣灵充满”）。]布道会，第一次领悟到了上帝的指示。在1831年的布道会上，他才21岁，是个雄心壮志、奋发图强的学生，不过对自己的使命还不明确；集会之后，他回忆说：“以我不曾预料到的方式，光照进了我的灵魂。一开始很暗淡，几乎看不到，逐渐就亮得耀人眼目。这一天结束之前，我就决定终生侍奉神，为神工作。”

他进了安多佛神学院，一年后就退学了，认为那里学风不够严肃；然后他又去了耶鲁神学院，发奋钻研，经常与同级生和教师争论如何阐释《圣经》，表现出极大的宗教热情，被同龄人比作犯了“急性热病”。很快，他在耶鲁私下发表的理论被其他学生解读为神经症和异教狂热——比如他相信耶稣再临不是未来的事，而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时就已经发生过了，那时人类就得到了救赎。在诺伊斯看来，从那时起，神之国度就已经出现于尘世，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而且能够通过真正信徒的灵魂培育出来；诺伊斯听说，在新英格兰有福音新教的传教士四处旅行，传播至善论[至善论（Perfectionism）的前提是任何人只要皈依基督就可以得救，而且得救之后还可以通过努力而达到“至善”的境地。这一论点从根本上推翻了加尔文保守的“预定论”教义，确立了人的地位，并且给人以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力量和希望。]，他也像这些人一样，相信人皈依宗教后，可以达到精神至善，不必受世俗道德的约束，而是遵从上帝的意志——诺伊斯还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1834年2月的一天，他在纽黑文自由教会布道时，公开宣布自己已达到精神至善，闹成了丑闻，几乎是立即被撤销了公理会牧师的执照。诺伊斯没了能宣讲的教会，便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北部四处云游，露天讲道，招募追随者。他希望吸引一些名人，或是能提供资金支持的人，他徒劳地试过接近《解放者》的编辑、废奴主义者威廉·洛伊德·加里森[威廉·洛伊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美国著名废奴主义者、记者、妇女参政论者、社会改革家。1831年他与人合作，创办了著名的废奴主义报纸《解放者》（Liberator） 。]，加里森刚刚被波士顿一伙支持奴隶制的暴徒袭击，差点被私刑处死；还有争议缠身、可是有大笔财富的长老会牧师莱曼·比彻[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1775-1863），长老会牧师、美国禁酒协会的成立者和领导人，也是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共有13个子女，其中许多人有所成就。]，他女儿哈莉特·比彻·斯托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儿子是亨利·沃德·比彻牧师，被林肯誉为“圣保罗以降最伟大的演说家”，不过最让他出名的是，在伊丽莎白·蒂尔顿通奸案[1872年，媒体披露亨利·比彻与副手西奥多·蒂尔顿的妻子伊丽莎白有婚外情。1874年西奥多提起诉讼，最终以陪审团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而告终。此案是当时美国最为著名的案件之一。]的审判中，亨利·比彻站到了被告席上。

诺伊斯不但改变了自身的信仰，还与人合作发行杂志，推广自己的宗教观念，杂志名叫《至善论者》，读者中有不少自由思想家、唯信仰论者和其他反对传统的人，其中有一个心底热忱、过着小康生活的年轻佛蒙特女子，其祖父曾经当过副州长。她叫哈莉特·霍尔顿，读到诺伊斯关于基督二次降临的文章之后，开始注意他。

很快，她开始与诺伊斯长期通信，后来又捐了大笔的钱支持他的运动。她父母已经去世，祖父母和家里的亲友都想阻止她和至善论扯上关系，可她对诺伊斯的理论很感兴趣，见面之后又迷上了他本人，他对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看法也没有减低她的热情，即使他在信里警告她说：“我们不可以订婚，世俗的婚约会限制我们爱情的范围。”

在另一篇于自由思想刊物上发表的信件中，诺伊斯强调了对一夫一妻制的反对，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婚姻关系：

哈莉特·霍尔顿理解并接受了诺伊斯的信条，1838年，他们在帕特尼结婚后，开始邀请其他信教的夫妻来家里做客，这些人对《圣经》感兴趣，是潜在的至善论信徒。没过几年，他们结交了五六对夫妻，至少在理论上相信了至善论；在这个小团体里，最狂热、外貌最吸引人的成员就是玛丽和乔治·克拉金。

1840年搬到帕特尼之前，克拉金夫妇就与纽约州北部的自由情爱异端者有联系，还曾经在著名奋兴派教徒查尔斯·G.芬尼的教堂里帮忙传道。芬尼是个高个子、精力充沛的牧师，举止充满热情，有一副高低音都能唱、足以进合唱团的好嗓子；他在纽约州旅行，在教堂讲坛上虔诚地鞭策人们，经常能让听众突然号啕大哭、尖叫、发狂甚至昏厥——芬尼自己也得面对不少暴力威胁和挥舞的拳头。虽然这种方法为不少长老会牧师谴责，芬尼却照样因为转变了纽约州西部大批的罪人而备受称赞，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来到纽约城布道时，影响力依然不减，教堂也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叫纽约百老汇会堂。

就是在这里，教堂会众之一、担任主日学校讲师的乔治·克拉金认识了另一位志愿跟随芬尼的人，一个苗条可爱的缅因州年轻女人，玛丽·约翰森。经过一年的交往，他们于1834年结婚，在纽约办了喜庆的仪式，参加者只有最虔诚的教徒。之后这对夫妇就乘上邮政马车，去了纽瓦克度蜜月。虽然玛丽和乔治都出身于新英格兰的富裕家庭，但因为痴迷宗教，他们与家人感情不深，父母连遭不幸，也大大减少了他们可继承的遗产；另外，乔治·克拉金也没有商业野心——他已经拒绝了为一家纽约公司做欧洲代理这份前途无量的工作，因为他觉得雇主是异教徒。于是克拉金夫妇只好艰苦朴素地住在纽约，靠精神食粮寻求安慰。

可到了1837年，这样的生活也中断了。他们俗世的领导者查尔斯·芬尼离开了纽约，去往俄亥俄州新建的奥伯林学院，成立了神学系，后来还当了奥伯林的校长。克拉金夫妇随着其他奋兴派成员到处漂泊，宗教热情慢慢消退，直到1840年在佛蒙特，他们受约翰·汉弗莱·诺伊斯的影响，重燃起宗教热情，那时诺伊斯的宗教社区还在成立初期。

最早追随诺伊斯的有他自己的家人——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和她们的丈夫。诺伊斯的母亲和其他家人都公开表示不赞成至善论，不过他父亲新近去世，遗嘱里留给诺伊斯和弟妹们2万美元现金和各类不动产，倒是没人对他们的继承权说三道四。有这些资产，加上诺伊斯妻子赞助的1.6万美元，还有其他追随者的贡献，社团成员便能专心于传播至善论、招募新成员。

除此之外，社团也确实从诺伊斯买的一家杂货店里有所收入；诺伊斯继承了两个农场，成员们的大部分食物都靠耕种得来。所有成员及其子女都住在诺伊斯家里，或是他两个妹妹的家里，每到周日，大家就聚到自己建造的小教堂里，听诺伊斯布道。在诺伊斯的坚持下，每个成年人每天要花三小时进行宗教冥想，阅读《圣经》；如果某人总是表现出自私、占有欲强，或是偏离了社区精神，诺伊斯会传唤他站在全体成员面前，接受严厉的训诫。被指责的成员应当一语不发，谦卑地坐在房间中央，任由其他人轮流发表批评意见，有时这种体验太过痛苦，导致有些人因为恐惧或愤怒退出了社区。

不过，乔治·克拉金第一次参观诺伊斯的宅地时，丝毫没有不和谐的迹象；接下来几年，也没发生什么令克拉金改变观点的事情，那一天的印象仍旧令他痴迷不已。“那里的信仰者小圈子和我从前所见的十分不同，”克拉金在日记里写道，“他们那样善良、安静、善于思虑、好学，精神又这样自由……如今，上帝已经用尘世的天堂补偿了我。”

1841年，诺伊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名叫西奥多，这孩子给社团带来了快乐和乐观精神，因为诺伊斯太太在结婚头两年流产了两次。可1843年和1844年，她相继产下两个死胎，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决定再也不让妻子承受“繁衍之爱”的生理风险和精神折磨，从那时起，他开始实践自己“男性自制”的主张。很快，他将此作为社团内的性爱方针推行，不仅因为这可以降低生育风险、方便控制社区人口，还因为其符合诺伊斯用复合婚姻的纽带来团结社员的计划。

在妻子的支持下，1846年春天，诺伊斯决定接近玛丽和乔治·克拉金，邀请他们成为自己的第一对伴侣。诺伊斯多年来一直喜欢克拉金太太，他妻子也对克拉金太太温文尔雅的丈夫有好感；诺伊斯私下提出要求后，克拉金夫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在约好的夜晚之前，玛丽·克拉金在日记里这样写诺伊斯：“他对我这样好，希望用自身充满我，我愿意服从、献出自己、被他的精神贯穿，我渴望爱和感激能启迪我的心，让我在自己的快乐之前，先感受他在这件事里获得的快乐；我知道，这可以提升幸福的能力。”

诺伊斯和克拉金夫妇的共同婚姻这样美满幸福，接下来的几周里，其他夫妇也开始交换婚姻伴侣；虽然成员都有权拒绝，分享性爱的风气还是在至善论者中间迅速流行起来。然而，1847年，帕特尼关于这些人狂欢纵欲的谣言传遍佛蒙特州，随即有了对诺伊斯的逮捕令。

诺伊斯向法律权威们投降了，可是没有悔改的意思，他被指控通奸，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后等待审判。不久，律师对他说，帕特尼有个道德治安团体正计划抓他去实施私刑；伊利诺伊州也有这么一群愤怒的公民，私刑处死了监狱中的摩门教领袖约瑟夫·史密斯，诺伊斯得知此事后，便决定在保释期间逃走，暂时藏在纽约城里。

这时是1847年11月，他销声匿迹了几星期，直到帕特尼的狂怒平息下来。1848年初，他写信通知追随者，说已经发现了新的定居地——纽约州北部160英亩漂亮的草地，在锡拉丘兹市和尤蒂卡市之间奥奈达溪谷中静谧的谷地里。这片土地上有两座小农舍、一间棚屋、一架风车，还有两座木屋，之前是一伙组织松散的印第安人住着。这样的条件对帕特尼社区的19个成人和孩子们来说并不太够，不过诺伊斯很幸运地结交到了锡拉丘兹市的一个年轻建筑师，并成功说服他入教。这个年轻人叫伊拉斯塔斯·哈普古德·汉密尔顿，答应会设计一座大别墅，并且监督至善论信徒们施工。

提案得到了帕特尼信徒的热烈反响，立即就有新人来到奥奈达定居；从1848年早春到夏天，再到秋天，男人、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们都不知疲倦地清理田地、锯木头、运来石块建造地基和地窖，架起、加固承重的房梁和墙壁，铺设地板和天花板，最后整体粉刷，整个建筑有三层，60个房间，屋顶还安了炮塔。

除了建筑师和另一个新入教的老手石匠，所有工作都是由经验极少的新手完成；然而1849年冬天，这幢大房子已经全面完工，可以住人了，20年间它都牢固耐用，直到后来另建了有100个房间的砖房，这房子才被拆掉。

主居住区建好之后，奥奈达的成员们又建了两层楼的儿童房和一所学校，由从前当过教师的克拉金太太监管。然后又建了一些不同用途的小型建筑——机械车间和铁匠棚、裁衣修鞋的地方、养马场和家禽栏、温室、储藏间，甚至还有蜂房。另有一座专门为社区成员清洗衣物的建筑——男人和女人都得做这项工作，靠每周抽签决定。

一开始，农耕是奥奈达的主要产业，但诺伊斯认为单靠农业，社区很难发展。这也是布鲁克农庄之类的傅立叶主义社区的一大问题——创始人太过相信土地的生产力。诺伊斯感到了农业式微、工业兴起的趋势，很快将奥奈达转变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社区。

19世纪50年代早期，奥奈达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宅地风景优美，吸引了近一百名新成员，急着向至善论大业贡献自己的才能和时间。诺伊斯管理着不少制造产业。玉米叶做成扫帚，卖到附近的城镇、村子和锡拉丘兹市、尤蒂卡市里。上市售卖的还有杉木躺椅、棕榈叶编的帽子、绒布旅行包、马车轮辐、钢制的捕兽夹等。1848年，一个从前在当地做猎人和铁匠生意的人遇到诺伊斯，加入了社区，带来了捕兽夹制造技术，到了50年代中期，美国的毛皮市场开始扩张，纽约城和芝加哥的零售商都需要捕兽夹，这成了奥奈达最赚钱的生意。

新入教的人不仅带来了技术，加入社区时也理应上交自己俗世的资产，以这种方式，1850年奥奈达从一个富有的信徒手上收下了一艘大船——以此为契机，在诺伊斯的鼓励下，有些乐观的奥奈达成员沿着哈德孙河做起了航运石灰石的生意。1851年7月的一天下午，船行到纽约市金斯顿附近，舵手虔信上帝，对航海却半懂不懂，这时暴风骤起，装满石灰石的船翻了。跟船航行、没能活下来的人里就有玛丽·克拉金。

事故让整个社区陷入悲伤与绝望，纽约市内报道事故的报纸也都持同情态度；不过有几家乡野地区的报纸和宗教刊物一直对诺伊斯持批评态度，这时抓住了机会，说溺亡事件是上天对该社区淫乱行为的惩罚。这些文章，加上宗教界和俗世一些领袖的责难，鼓舞了奥奈达宅地附近一个很小却很能发表意见的治安团体，他们找到地方法官，投诉说诺伊斯在煽动“摩门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无宗教主义”。

可比起帕特尼，诺伊斯已经在奥奈达投入了太多，他全然不打算离开这里，发表了一系列公众声明，激烈捍卫自己的信仰，他在社区报纸中写道：

在附近的城镇里，奥奈达社区也有不少有权势的朋友，都是和其有良好商业往来的个人——诺伊斯也对法庭让步，答应废除复合婚姻。因此，对诺伊斯及其追随者的指控并没发展到庭审。

然而没多久，诺伊斯就认定，坐在俗世法庭里、尚未达到至善的法官没权力审判上帝的乐园奥奈达，他重新恢复了自由情爱制度；与此同时，诺伊斯警告追随者，只有更加崇敬上帝，才能抵挡“野蛮”入侵奥奈达的土地，他督促信徒们多读《圣经》，深化自己对至善论的忠诚。“只有不再欲求棍棒，我们才能逃脱棍棒，”他写道，“只有不骄傲，我们才能享用丰盛的赐予。”

对奥奈达的商业进展，诺伊斯很满意，可他现在担心信徒们有资本主义的倾向、赚得利润的骄矜、对占有欲和个人成就的偏好。“只有主应当受歌颂。”诺伊斯警告说；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社区的收入和捐款越来越多，诺伊斯让工厂里的工头把工作时间调整为每天6小时，而外面大部分工厂要求工作12小时，他还重新强调了社区目标是精神升华和自我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没有一分钟是不受约束的：即使在社区成员聚在一起缝制手包、用棕榈叶编遮阳帽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成员坐在人群中间，大声朗读启示录或者历史文学名著——狄更斯的小说、杰斐逊的传记之类。社区鼓励所有成年人参加每晚在别墅里举行的晚间课程，由过去当过老师的成员任教；有音乐、美术、象棋等才能的成员也应指导有兴趣的成员学习相应技能。

分享原则在育儿室和学校里也有体现，孩子们不能说“我”、“我的”，而要说“我们”、“我们的”。农场里、工厂里、手工商店里，年长工人一对一地指导年轻学徒；不论多么粗重的体力活，也不能当成负担，而是奉献。大多数的劳动都伴着音乐：要是有人在庭院草地上悠扬地吹起黑管，就是向所有空闲的成员发信号，说有特殊任务需要人手——可能是摘果子，也可能是收割玉米、装罐蔬菜，或是修路。志愿者聚齐之后，项目负责人会挑选足够的人手，排成一列，在横笛和小鼓的伴奏下，精神饱满地列队走向工作地点。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工厂、商店、农场和参加各类任务的人重新集合到别墅，回到房间梳洗、换衣服，准备吃晚餐。晚餐5：30开始，主餐厅能容纳110个人。成员们到达后，就自觉走向房间后面，坐在屋子中央的餐桌旁，或是靠墙摆放的椭圆桌子旁边。这里人员混杂，有种自由的精神，没有小集团，成员不论男女老少、亲属配偶，都没有结对的风气。只有12岁以下的儿童在儿童房里吃饭，十几岁的少年要轮流在厨房帮忙、在餐厅服务，其他未成年人也像成年人一样在餐厅用餐，也要遵守庄重的餐厅礼仪。

晚饭后，如果没有室外音乐会，礼堂里也没有儿童剧或诗歌朗诵，一些成员就聚在起居室里谈天、下象棋，其他人则去图书室读书、看杂志，还有定期邮寄的《纽约论坛报》一类的报纸。奥奈达人和外界只有微薄的商业联系，认为自己是祖国土地上“和平的异国人”，可他们照旧对当时的新闻头条和焦点话题感兴趣，主要关注奴隶制、妇女参政、联邦主义和禁酒的问题。

诺伊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因此这两项在奥奈达都是不道德行为；而且因为社区的宗教信仰教导说，在主的眼中人人平等，成员们一致支持妇女权益、解放黑奴和给予劳工人道待遇。虽然社区也交税，男人们却选择不投票；而且不知什么原因，1863年征兵时，没有一个奥奈达男性被联邦军征召，诺伊斯自然也不会寻根究底。可能征兵的军官觉得，让奥奈达人入伍会对其他士兵产生什么不道德的奇怪影响；也可能因为奥奈达宅地横跨了两个选区，归两个郡的征兵局管，两边都认为奥奈达在另一边的领地里。

奥奈达的生意在战争期间不太景气，和平之后又开始复苏；到了1866年，许多退伍军人重操旧业，干起了毛皮商人和捕兽猎人的行当，社区工厂每周能卖出超过1000美元的捕兽夹；箱包工厂、风车磨坊和其他企业也接到了许多业务，社区历史上第一次开始招募外部人员，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社区扩建了许多旧建筑，又建了不少新的；占地面积增加到275英亩，除了满足住在当地的200名成员的生活需要，还支持康涅狄克州沃林福德的分社区。第一代奥奈达成员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有的开始学习承担管理职责。诺伊斯的儿子西奥多就是耶鲁大学的医学生。乔治·克拉金的儿子查尔斯也毕业于耶鲁大学，眼下正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学习现代丝织技术，这也是奥奈达未来的产业之一。

1869年，诺伊斯认为社区已经足够繁荣，精神上也足够强韧，可以超越“长久关系”和“男性自制”，委员会挑选男女，实践优生，尝试养育至善论者特殊的下一代。

从奥奈达成立之初的1849年，一直到1869年，社区里有至少100个性成熟的成年人，却只有35个孩子出生。有几个孩子是不小心怀上的——诺伊斯虽然不厌其烦地强调男性自制，可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完美执行，还有些是女人害怕年纪太大了不能怀孕，得到了诺伊斯的允许。

除了这35个孩子，其他孩子大多是由父母带来奥奈达的，父母将养育的责任交给社区，也学着适应社区里盛行的自由情爱。在奥奈达的自由情爱系统里，任何男人若是想与某个女人上床，先得向由诺伊斯指定的中间人申请，这人是个年老的女人，她会把“邀请”发给相应的女性，确认她是否同意。虽然女人们可以任意拒绝某一个甚至所有男人，不过在奥奈达赞许性爱的风气下，一般人都不大会拒绝；根据中间人的记录，奥奈达社区的大多数女人一周平均有两到四个情人，有些年轻女人一周还有七个不同情人。中间人介入不是为了降低性交频率，奥奈达认为活跃的床上生活是健康、体面的事，而是为了监督可能对彼此有“特殊”感情、不愿与其他人分享身体的情侣。任何与“排外”沾边的行为都会被中间人阻拦，诺伊斯开始优生计划之后，也没有改变这政策的意思。

诺伊斯通告社区成员说，奥奈达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力抚养更多孩子，又征集了愿意把身体借给优生计划的女性，之后诺伊斯明确地说，他会挑选提供精子的男性，女人们对亲生的孩子也没有特别抚养权。虽然限制众多，依旧有超过50个人申请，全都附有女性同意下列声明的签字：“在一切方面，我们都不属于自己，我们首先属于上帝，而后属于上帝真实的代理人诺伊斯先生……我们会摈弃一切嫉妒、幼稚和自我追寻，同那些受挑选的子民一同欢庆；如果有必要，我们也愿意为科学牺牲，如果诺伊斯先生以任何理由认定我们不适宜繁衍，我们也会满心欢喜地放弃做母亲的愿望。”

看了申请后，诺伊斯以身体条件和其他没有明说的理由拒绝了其中九个。被选中的女性平均年龄比男性小12岁，有些还是处女——不出所料，诺伊斯选中了自己，来让这些女人怀孕。

这个项目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共养育了58个孩子，其中五个男孩、四个女孩是诺伊斯的骨肉，姓氏也随他。其他的父亲都是诺伊斯认为有着高贵的精神和体魄，并且对诺伊斯哲学最为忠实的奥奈达男性。不过，有一个人选并非众望所归，后来还在70年代末导致了奥奈达的分崩离析。这个受质疑的人就是诺伊斯的儿子，西奥多，忧思多虑、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他放弃了医学专业，一直质疑《圣经》，还总显露出极度自私和情绪不稳定的迹象。可年长的诺伊斯显然对这个孩子有偏爱，这是他妻子早年间怀孕五次、唯一活下来的孩子。诺伊斯本是严厉、公正的独裁者，可由于对西奥多的纵容，他形象上便有了触目的弱点和裂痕。

对西奥多的指责包括贪图淫乐、性关系混乱，对某个年轻女人有嫉妒式的情感，以及对社区企业的轻蔑态度。后来，佛蒙特的一个亲戚留给了西奥多3500美元的信托基金，他便离开奥奈达去了纽约，成员们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可一旦他投资失败、钱都打了水漂，寄回家的信也显出羞愧之情，奥奈达便接纳西奥多回来，诺伊斯也欢迎浪子回头的他。

虽然诺伊斯对儿子的过失十分宽容，但对其他挑战他权威的人，他照样不容置疑、施以铁腕，对一个叫詹姆斯·W.唐纳的人更是如此。詹姆斯·唐纳能言善辩、性格鲜明，之前在老家俄亥俄州做律师，后来突然爆出丑闻，众人发现他和妻子都是柏林海茨自由情爱社区的成员。社区的活动中心被一群暴怒的镇民烧毁之后，唐纳便带上家人和几个朋友狼狈搬走，来到纽约州，最后遇到诺伊斯，加入了奥奈达社区。

有一段时间，詹姆斯·唐纳是个积极分子；他起劲地工作，不论分到什么任务都高高兴兴，他的学识和自信也迅速得到了其他成员的倾慕和尊重。唐纳完全赞成诺伊斯关于无私和分享的价值观，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和这位奥奈达尊敬的导师有观点冲突。

1875年，63岁的诺伊斯感到了衰老和死亡的迫近，对社区宣布34岁的西奥多将会接任自己的位置，上下哗然；虽然大部分奥奈达成员不敢反对领袖的决定，可也有一小部分人起来质疑西奥多的资格，这些反对的声音中，最响亮的就是詹姆斯·唐纳。

诺伊斯害怕这个直言不讳的俄亥俄人有在奥奈达夺权的野心，对唐纳十分戒备，接下来的几年里，新一批少女开始进入性成熟期，他便故意不选唐纳和其他反对西奥多的男性做“首位丈夫”。詹姆斯·唐纳固然认为这样不公平，可这一举措更加触怒了几个年长的男性，他们多年来遵守“男性自制”和至善论，现在却被排除在生殖快乐之外，只是因为他们不支持某个年轻后裔做领导人，这个人自己 就意志不坚定，却能随便进出奥奈达处女的卧房。的确，西奥多被选让三位女性受孕——再加上他父亲新出生的九个儿女，看起来诺伊斯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已经绑架了这个项目，使其成为在奥奈达肥沃土地上播撒自己家族种子的工具。

要内斗，现在是最坏的时机。时值19世纪70年代，奥奈达的大门外面，神职人员和法律界人士得知奥奈达的女性非婚生产了几十个孩子，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论也谴责诺伊斯以优生学的名义创立达尔文式的野蛮系统，内在动机其实是“杀死病弱的孩子”。

经过全美清教神职人员大会，反对奥奈达的统一战线形成了。美国最厉害的审查者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也加入了反对诺伊斯的活动中。他宣称奥奈达的宗教宣传册和有关自由情爱的印刷品——大多是通过邮政传播的——侵犯了联邦政府的邮政反淫秽法令。1873年，考姆斯托克亲自在国会鼓吹这项法案，这也为他和纽约反堕落协会的下属们提供了有力的长鞭，可以随意抽打任何偏离他刻板、狭隘道德观的人。

无数卖法国明信片的小贩、鸨母和妓女，以及D.M.本内特编辑这样的自由思想者被关进了牢房，安东尼·考姆斯托克还控告——或者打算控告——展出裸体艺术的博物馆，卖避孕套的药店，出版玛格丽特·桑格[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旧译山额夫人，美国控制生育运动领导人，提倡优生学，美国生育控制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创办人，1922年曾到中国宣传生育控制。]所著婚姻指南和避孕措施书籍的出版商。考姆斯托克怒斥萧伯纳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还力促开除写作《草叶集》的沃尔特·惠特曼出内政部。考姆斯托克向联邦检察官上书，造成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的入狱。1872年，伍德哈尔是平等权利党派的主席，支持自由性爱、妇女投票权、放松离婚限制和节育措施；后来在她主办的周报里，还揭露了亨利·沃德·比彻在性生活方面的虚伪作为，也因此被考姆斯托克以散播淫秽为名处罚。

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末那混乱的几个月里，考姆斯托克的报复再可怕，这位吹毛求疵、不遗余力的战士还不是约翰·汉弗莱·诺伊斯最担心的：诺伊斯听到可怕的传言，说有些最近背叛奥奈达的人，已经被政府的公诉人说服，答应出庭作证诺伊斯与社区里一些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女性有性接触；因为此事属实，诺伊斯知道自己会被起诉犯了强奸罪。

压力越积越多，执法官也在全国上下逮捕实行一夫多妻的摩门教徒，诺伊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社区。如果他消失了，至善论的敌人可能就会不再惩罚他们，就像以前在帕特尼那样。

所以1879年6月23日的晚上，在绝大多数成员，包括西奥多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和另一位社区元老爬上四轮马车，驶出了奥奈达的大门，之后便再没活着回来过。诺伊斯向西横穿过纽约州，经过尼亚加拉瀑布来到加拿大，在一所小房子里安顿下来，很快他的妻子和几个旧时代的亲信也来了。他很沮丧，也很虚弱，可还是充满希望，相信有一天能回到奥奈达。与此同时，他指定了代理奥奈达事务的委员会——包括西奥多，但不包括唐纳——尽量管理这个三百人社区的精神和世俗生活；他还有信使定时来往加拿大和奥奈达，捎去他语气热烈的信件，里面是各种指导和建议，用于在奥奈达的集会上宣读，还有相当多的居民相信他的智慧和高贵。

可他决定自行离开，并没有减弱外界反对势力消灭奥奈达的决心；至少，神父和执法官下令终止奥奈达的优生项目，怀孕的年轻女性和未婚母亲必须与令其怀孕的男人结婚，以赎清罪恶——这项命令实施起来十分复杂，因为很多男人已经和其他女人结婚了。比如有一位最近生了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儿子的女人，也和另一个已婚男人有孩子，还与另一位无法确定身份的奥奈达人有孩子。这类无法辨认孩子父亲的事，在从前繁荣的奥奈达都不是问题，在这个避风港里，诺伊斯预言复合婚姻会成为最高结合形式，社区企业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各位上帝新娘和其后代们的生活。

此时奥奈达依然繁荣，社区新开发的银器产业也似乎正为其高达50万美元的财产添砖加瓦，但奥奈达的经济优势很大程度上仰赖公众的好意和支持；如果反对奥奈达的声浪再不平息，肯定会导致人们抵制至善论社区产出的产品，最终这片美丽的乐土会变成穷困、隔绝、臭名昭著的标志。

如果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还在奥奈达，他有力的领导和无畏的精神会给予追随者们力量；可他流放期间写再多鼓舞的信，也没法减轻奥奈达的惊恐和焦虑，无法阻挡社区里出现泾渭分明的三个派别，分别提出解决现阶段问题的不同办法。

第一派，包括西奥多和几个热心商业的年轻成员，认为社区应当更加世俗化、资本化，也许重组成股份公司，淡化其神秘的宗教背景。为了平息外部的批评声音，他们愿意停止引起争议的性爱实践，至少暂时停止，也愿意公开鼓励年轻人结婚。

第二派以詹姆斯·唐纳为首，仍旧对圣经共产主义和性爱自由有着军人般的忠诚，他们认为如果唐纳先生代替那个年老的流亡领袖，让至善论者都听从他强力的领导，社区就能迅速动作反对外部的骚乱。对于奥奈达要屈服于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观点，唐纳毫不动摇地持反对意见。“我信仰情爱共有，正如我信仰财产共有。”他说，“我不相信婚姻和共享能共存。”

第三派有一百人，比前两派的人数加起来还多一倍，成员主要是忠诚于诺伊斯的人，相信他是上帝在尘世唯一的代言人，甚至不能想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特别是听说诺伊斯还活着、注定了随时会回归之后。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些是从帕特尼时期就追随诺伊斯、皈依至善论超过30年的元老，比如诺伊斯的妹妹哈莉特·诺伊斯·斯金纳；第一个与诺伊斯合作尝试复合婚姻的人，乔治·克拉金；还有奥奈达第一幢公寓的建筑师伊拉斯塔斯·H.汉密尔顿。

可在这一派较为边缘的部分，还有另一些奥奈达人持中立和观望的态度，或者每天都转换立场，或是仅仅关心奥奈达的资产，因为在社区围墙外没有经济支持和维生手段，这些人都在偷偷祈祷，盼着不要被诺伊斯口中的“野蛮人”入侵社区。

不安感最为强烈的，是几个有孩子的未婚女性，还有很多适婚年龄的处女。现在社区内的自由和情爱得不到保障，她们便不那么愿意为了自由情爱献出身体。很多女人这段时间都禁欲，使男人们大为懊恼，另一些女人要求比身体快感更多的东西，希望得到自己偏爱的男人的称赞——她们想被占有，也想占有别人，想从爱情的对象身上取得长久婚姻的许诺。

这种种倾向，和其他与至善论理念相违背的行为，都被诺伊斯的亲信写在信里寄给了他，他读到这些描述，很难过也很忧心。年轻的学生和十几岁的少年似乎尤为反叛奥奈达的传统：他们自行其是，成为一对对的情侣；他们不理会《圣经》和年长者的批评；有不少年轻男人搞到了自己的马，公开违抗奥奈达不许持有私人财产的规矩；有几个年轻女人也开始留长头发，开始向往外部世界风行的长裙子。

之前，教师和保育员对每个孩子具有绝对和不可置疑的权威，现在受到了亲生母亲的挑战；母爱重新发挥作用的后果之一，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守规矩，为了抢玩具争吵，总体的纪律风气也恶化了。

除了来自奥奈达的坏消息，诺伊斯还收到了大城市报纸的剪报，只有很少几个例外，其他剪报基本都反映了全国从法律、道德方面对奥奈达的谴责，将其成员塑造成混乱、好色的怪癖者。最典型的是《纽约时报》的一篇专题，题目是：《奥奈达的古怪人群，社会主义社区的烦扰》。

外部的曝光和嘲笑仍在继续，内部状况也在恶化，诺伊斯和几个最信任的顾问考虑、谋划了好几周，最终决定，为了避免长期、昂贵的法庭战争，避免让奥奈达的企业破产，社区士气低落——更不用说一直有暴徒的武力威胁，他必须宣布放弃复合婚姻和优生优育政策。他知道，媒体会把这事解读为对敌人的无条件投降，可在1879年8月的公开声明和他之后对媒体所做的陈述中，他却显出不知悔改的强硬态度，甚至暗示有一天自己的子民会再次享受到永恒关系的欢乐仪式。

官方声明是这样说的：“我们放弃复合婚姻的实践，它已经在社区里实行了33年。我们并非抛弃对此制度的原则和其未来正义性的信仰，而是为了缓解明显和日益上升的社会反对势力。”在另一份声明里，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场：“社区对过去毫不后悔；恰恰相反，受到上帝的征召而实践这样先锋的工作，我们感到幸运；对于此次试验的总体结果，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没有放弃过去的信念，只是为了当前的大局稳定，暂时放弃复合婚姻，遵从圣保罗的教诲，他允许婚姻，然而更支持独身。”最后，仿佛是在为至善论的最高目标和其对19世纪美国的贡献做历史评价一般，诺伊斯写道：“我们冲锋到了未知的地域，为它绘制了地图，然后安全返回，没有损失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虽然诺伊斯把圣保罗拉到统一战线上，宣称独身是最可追求的美德，他本人却没做出任何牺牲，那时他已经68岁，在壮年时充分享受了自由情爱的好处，现在则可以在加拿大的隐居地颐养天年，看着九个在奥奈达出生的孩子茁壮成长。这些孩子随他的姓，在20世纪里追忆他的荣耀。事实上的确有一位诺伊斯后裔，一位勤劳刻苦的年轻人，皮尔庞特·B.诺伊斯——母亲是9岁时被带到奥奈达的哈莉特·沃登——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奥奈达的领袖。后来在他的 子嗣的帮助下，20世纪70年代，把奥奈达的银器生意发展至跨国公司，市值接近1亿美元。

然而，即便是支持自由情爱的人，也无法把不断增长的财富归因于多元性爱带来的能量，因为自1879年诺伊斯宣布放弃复合婚姻，老奥奈达的奢侈性爱再没有重建过——虽然必须补充说一句，奥奈达很少有人相信诺伊斯迟来的独身教诲。诺伊斯发表新的信条之后，外部的仇恨因此平息，社区内大部分独身的年轻人两下权衡，选择了缔结婚约。

很快，奥奈达迎来了37场婚礼，大部分都由奥奈达成员主持，在公寓前葱翠的草坪上举行。可还有些成员——包括12名40岁以下、有孩子的女性——一直没有结婚，他们是不是支持独身主义、那些结婚的成员是否忠于彼此，奥奈达的历史学家并无记录。大多数新婚夫妇选择留在奥奈达，住在人满为患的公寓或者附近小些的房子里，也继续在社区内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

1880年，奥奈达转变为股份制企业，其226名成员都成了奥奈达社区有限公司的股东。在股份分配方面，至善论的元老拿到了价值5000美元甚至更多的股份，新加入的、年轻的成员拿的比较少，这成了社区内的矛盾焦点；而且不出所料地，对股份分配最为不满的成员，也是最不满诺伊斯坚持放弃复合婚姻制度的成员——就是詹姆斯·唐纳和他的30个追随者。

1882年，71岁的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在加拿大去世——尸体被送回奥奈达埋葬。那之前四年，詹姆斯·唐纳与其派系退出了社区，将股票换成现金，坐着一辆马拉的篷车，开始向西长途跋涉，来到气候更温和，联结更松散的南加州土地上。这群人在洛杉矶南部的圣安娜安顿下来，慢慢融入了当地环境，幸福而繁荣——后来，詹姆斯·唐纳被选为此处地方法院的法官。